【小说】“葬礼经济学”

大妞

【序言】

在许多地方，死亡意味着终结；但在西非的某些角落，死亡却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开始——一场关于身份、尊严、关系乃至财富的盛大展演。

当传统风俗与现代消费逻辑悄然缠绕，一个人的离世不再只是家庭的悲痛，而是牵动整个社群、经济甚至产业链的喧嚣节点。

本篇小说，便试图揭开一场“体面告别”背后隐藏的经济链条与文化张力——看似冷静的讲述里，藏着活人与死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现实算计。我们称它为：葬礼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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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经济学》

科菲站在码头边，望着缓缓靠岸的货轮，心情好得很。他手里的文件夹夹着本月的清单，整整两个集装箱的塑料桌椅、一次性碗碟、白色塑料勺子和大红桌布，全是从中国义乌采购的。他已经干这个行当五年了，知道什么颜色能引人注目，什么规格最节省成本，什么样的样式最能激起人们在悲伤之中挥金如土的欲望。

他的客户不缺钱，至少在葬礼这件事上不会省钱。

货轮刚靠岸，码头上那几个他雇用的“快手”就开始行动。他们不用多说话，打开集装箱，货物按预定顺序一一分发。有的送往加纳北部的村庄，有的运去科特迪瓦边境的市镇，还有一些直奔阿克拉市郊的仓库。所有人都知道这些货不会在仓库里待太久——周末到了，就是葬礼的高峰期。

在西非，死亡成了另一种生命的延续——不是灵魂的延续，而是社交的、经济的延续。

科菲起初做这行时，也就是帮人联络下厨师、安排搭棚、张罗些仪式流程。那时候多数人还是靠亲戚朋友搭把手，风俗里该哭的哭，该跳的跳，杀头牛算是很体面的送别。

但这几年不同了。葬礼变了，不是慢慢地变，而是忽然爆发式地变。谁也说不清是哪个村第一个开始请“专业哭丧队”的，或者是哪个家在葬礼上发了一本五十页的纪念册。但当这些形式出现之后，仿佛所有人都得跟上——否则，亲戚邻里就会说：“连个像样的葬礼都办不起，活着多风光有什么用？”

于是，葬礼成了一场竞赛，成了中产焦虑的一部分，成了“社交货币”，也成了科菲的生意之本。

葬礼从三天办成一周，从只杀一头牛变成起步三头，从亲近亲属送别变成联系人脉大检阅。

科菲手下的“主持队”是他的秘密武器。里面有懂传统仪式的老者，也有会说三种语言的年轻人，还有几位在城市广播电台做过DJ的中年人——他们会穿着黑色丝绸礼服，高声诵读悼词，仿佛那是圣经里最后的启示。

“哭丧队”更是一绝。他从多哥请来几个嗓音尖锐的女人，配合本地乐手的节奏哭喊哀歌，一小时起步费八百美金。他还根据不同部族的文化背景准备了不同风格的哀乐：阿散蒂人的鼓点，埃维人的哀歌，甚至还加了几段“城市风”配乐——全是中式电子小调改编的，旋律凄美。

而餐饮，更是重点。一个中产家庭的葬礼，哪怕只是一个普通职员去世的葬礼，也得准备上百人份的餐点，从早餐到宵夜轮番上场。科菲的“全包套餐”有三档：经济型、尊荣型和王者归来型。最贵的那档要价两万五千美金，包括烤全牛、全羊、香槟塔、全套统一制服服务员，甚至还有用无人机拍摄全景视频。

他最得意的一次，是在库马西郊区的一个葬礼上，硬是调来了两台挖掘机——不是为了埋人，而是为了撑起一个能容纳三百人的遮阳棚。棚子里红椅子白桌布整齐排布，一看就是“科菲式”标准出品。

当然，这一切也不是没人反对。

一些牧师公开在讲道中批评“葬礼商业化”，说这是亵渎神灵的行为，是活人用死者的名义进行虚伪的攀比。但牧师们说归说，每当他们自己家人去世，也还是默默地请了科菲的人来操办一切，甚至多加了一条“场面必须比隔壁教区的大”。

家属们呢？他们是真想这么花钱吗？也许不是。但他们没有选择。

“别人家的葬礼都杀了四头牛，你才杀两头，亲戚会怎么想？”“不办大一点，人都不来送别，显得不够孝顺。”这些声音像锣鼓一样在脑子里敲，直到你也开始打电话、借钱、换汇，从海外打工的堂兄处转来一笔，从城里做生意的姨夫那里再借点，七拼八凑地撑起那场“体面”的告别。

而科菲，从不插手这些挣扎。他只提供方案，只报价。他不是强迫的，他只是满足需求。

“这个社会已经变了。”科菲有一次对一个中国供货商说，“以前是活着的人靠死者来体面，现在是活着的人靠死者来翻身。”

翻身的不只是亲属，还有像他这样的承办人。

这些年，他从码头附近的一间出租屋搬进了阿克拉市中心的复式公寓；他的两个孩子已经在英国读中学，妻子经营着一家“高级布料店”，实际上是为高端葬礼量身定做的丧服定制中心。他的车是黑色奔驰，车牌号尾数是888，是特别申请的。

“你会不会害怕？”有朋友问他，“做这么多跟死亡有关的事，会不会招来什么？”

科菲笑了：“我不是做死人生意的，我做的是活人面子的生意。”

有一年，加纳财政部公布了一个奇怪的数据：国内家庭平均支出中，“特殊仪式类”占比迅速上升，远超医疗和教育。学者们在报纸上撰文讨论“仪式消费陷阱”，呼吁国家干预，设限减压。

但没人理会。

死亡是生活的延续，只不过换了种方式。

科菲坐在自家的阳台上，看着夕阳慢慢落下。他刚接到通知，又一个葬礼定下来了。这次是个退休公务员的父亲，住在北部山区，客户要求全套“城市尊荣型”，并额外订制三套哭丧服，一套红，一套白，还有一套金色边的。

他拿起手机，拨出几个号码，又勾了一笔新的采购计划：红色塑料椅，再多订几百把，白色桌布需要新的图案，带一点烫金更好——烫金的更显贵，照片发到社交媒体上也更体面。

他笑了笑，自言自语地说：“真希望人可以多死几次。”

风吹过阳台，他听到远处的某个村落又敲起了鼓。他知道，那不是节日，那是另一个订单。

【结束语】

在这个时代，真正被隆重送别的，或许不是死者的灵魂，而是活人竭力维护的“体面”与“秩序”；

真正死去的，未必是亲人，而可能是传统的质朴、情感的真挚与社会的理性边界。

当一场葬礼成为一桩交易、一份投资、甚至一次社交的豪赌，科菲们只不过是替这出剧本搬运道具的角色——他们没有发明这个游戏，只是把它推向更精准、更彻底的完成。

而在鼓乐声散去之后，我们或许该问：那一座座花费巨大的灵柩之下，葬送的究竟是谁的生活，谁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