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豪宅——阎锡山故居

袁虹

　　去山西旅游可安排参观阎锡山故居，因为它有民国第一豪宅之称，人们说：一座都督府，半部民国史。阎锡山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阎锡山故居位于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河边镇河边村（旧属五台县），1883年10月8日，阎锡山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其父亲阎书堂是一个从事借贷放贷生意的商人。他14岁就进入了父亲的“吉庆昌”钱庄做起了伙计，开始积累经商的经验。阎锡山统治山西长达38年，是名符其实的山西王。阎锡山故居始建于1913年，总占地面积33万平方米，直到1937年才完工。阎锡山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人物。他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的见解和贡献，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少争议和批判。

　　阎家大院由20多处大小院落、近千间房屋（现存27座院落，700余间房屋）组成。几十个院落里的建筑各不相同，多为中西合璧的建筑形式，既有鲜明的民间民俗色彩，又有西方建筑艺术风格，显示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

　　这是孙中山送阎锡山的题词，

　　清宣统三年（1911年）10月28日，阎锡山参加辛亥太原起义取得胜利，选为山西都督，时年28岁。都督府从规模上看，它比当地富裕人家的宅院大、有气派，特别是在建筑风格上采用了西方的建筑造型。在整体风格上具有坚固、稳重、敦厚的中国传统形象，而细部如壁柱、拱券、山花、绥带、雕刻等灵巧的装饰则体现了西方风格。

　　得一楼建在阎家大院东花园的南侧，此楼是因阎锡山民国四年（1915年）获得袁世凯赐封“一等侯爵”而得名。民国十八年（1929年）10月14日，时遭阎锡山软禁、曾与其共同策划中原大战的冯玉祥到阎府，在得一楼拜会阎锡山父亲阎书堂。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1月9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到阎府，曾登此楼赏景，阎锡山在院内都督府东厅设午宴款待。这个院落的建筑均有地下通道与东花园贯通。

　　这个“行得通”是东花园二院与都督府、二老太爷府、上将军府、穿心院、新南院、南都督府、长工院、文昌庙等院落的石暶地下通道；它将这两组高低相差数丈的建筑连成一体。“行得通”贯通得一楼下，寓意走走行得通、便路路通，事事通，万事亨通。

　　阎锡山早年曾就读于山西武备学堂，后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并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率部起义，占领巡抚衙门，被推举为山西都督，历任山西督军、省长等职。阎锡山曾参与多次军阀混战，并一度扩张势力范围。然而，在与蒋介石的争斗中，他多次遭遇挫败。

阎锡山曾在山西实行“造产救国”等政策，试图通过发展经济来挽救国家。阎锡山对山西的工业建设、货币政策、财税体系等有贡献，他创办了一系列金融机构和军工企业，如山西省银行、太原兵工厂等。同时，他也积极推行土地改革和农业政策，试图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

　　阎锡山对山西教育贡献也很大，他痛下血本兴建了一大批学校。到1916年，山西每万人中有小学生290名，居各省之首。从1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在80%以上。到了1937年，山西有55所中学、17所师范、6所大学。陶行知1925年说：全国“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的，算来只有山西一省”。阎锡山认为，什么钱都可省，唯有教育不能省，因为教育是世间第一样积德的事情。中国开国十大元帅中的徐向前，曾因为家贫而辍学，后来听说阎锡山建立的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正在招生，而且是公费！徐向前立即赶过去通过了考试，成为山西国民师范第一期速成班的学生，而且他在这里阅读了大量的政治理论刊物，逐渐成长为一名进步青年。为此阎锡山曾吐槽：“我山西是个出人才的地方，文有薄一波，武有徐向前，如果这两个人都为我所用，我就可以统治全中国”。

　　在抗日战争初期，阎锡山表现出了一定的抗日决心。阎锡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曾积极组织军队对日作战，如忻口会战等。他配合八路军在山西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并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争。这一时期的阎锡山，在共产党的推动下，逐渐认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并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行了合作。他的部队与八路军共同作战，对日军进行了有效的打击，为山西的抗日斗争做出了贡献。但后期他态度逐渐变化，接受蒋介石密令，制造反共摩擦，甚至暗中与日军勾结，在降日和抗日之间投机。

　　阎锡山在文化方面有一定的造诣。他喜好作诗，曾写下不少古体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此外，他还对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研究。东花园南窑外壁，即三院大楼的外壁，依然完好地保存着十八幅阎府家训石刻，其内容或谈论交友持家，或言说善德治学，从内容来看，可分做人、处人、管人3大类，均为阎锡山言论。

　　这是五姑娘阎慧卿的绣楼，阎慧卿是阎锡山的堂妹，为人聪明，掌握阎锡山的生活喜好，是阎锡山的生活秘书。

　　阎锡山于1960年5月23日病逝于台北，终年77岁。他是民国时期的重要政治、军事人物，晋系军阀首领，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 阎锡山的一生充满了争议和批判。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投机行为、对抗日战争的消极态度以及后来的逃往台湾等行为都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和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