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重水复回京路

吴永成

自1968年7月份注销了北京户口下乡，到1990年年底重新成为北京市民，我在黑龙江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22年。以一个下乡知青的角度看，我走过的路挺顺，下乡几年后招工、转干、调省城机关，30多岁分两居室楼房。按说照这个路子走下去，下半辈子也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安安稳稳优哉游哉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一想到已按知青政策落户北京的女儿马上要上小学了，也面临户口选择，孩子放弃北京户口来省城上学不甘心。思来想去，为了孩子留在北京上学，我们只能放弃刚在省城稳定的生活，回北京陪孩子读书。再有一层，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在外混得再好，叶落归根总是心安，况且家中还有古稀老母需要陪伴。但下乡时十七八岁光棍一条，利手利脚；要回京已将近四十，面临户口、工作、住房等一堆问题，做这个决定确实需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勇气。

有了勇气，千头万绪从哪儿下手呢？听说有对调的，就是在北京工作的想调到省城，在省城工作的要调到北京，两人互换指标，而且要身份一致，即干部对换干部，工人对换工人。这不如同大海捞针吗？还听说北京知青的孩子已落户北京的，父母可以自找接收单位，落实了单位可以回京落户与子女团聚。办这些事之复杂多变想想都头大！

有回京念头的那个阶段边工作边四处扫听消息，一时半会儿摸不到头绪。就在这个时候，一件震惊全国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林区突发火灾，火借风势迅速蔓延，横扫几个林场，森林大火扫过之地，均有人员伤亡。大兴安岭火灾一下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作为新闻记者，我觉得这么重大事件应该去现场采访第一手材料。当即约上报社伙伴石晶（有着秀气名字的壮汉）一同奔赴大兴安岭火灾现场。一路艰辛处处危险自不必说，地质勘探队的弟兄们见到逆行而上的我们，感动得泪流满面，彻夜长谈被森林大火包围时的处境以及机智保护宝贵地质资料的经过（这次采访又可以独立成篇）。我们掌握了大量的现场素材，立即返回就近驻地成稿发到北京报社。长话短说，发自火灾现场的通讯《千里火海炼真金》、《来自火灾一线的电波》等系列报道引起很大反响，部里还让省局领导和我专门到北京当面向部领导详细汇报地质队员在火区的情况。《千里火海炼真金》被评为全国行业报通讯类一等奖（奖状不知去处）及各种奖项。

以下是我们在地质队帐篷里采访时的场景和我拍摄的石晶在火灾现场的照片（石晶提供）。

之所以说起这段经历，是因为这件事情与我返京密切相关。

当年秋天，北京报社社长到省城出差，陪同时自然聊起大兴安岭火灾报道以及我的工作状况。闲聊时我乘机向社长诉说孩子上学面临的困难，坦言有回京之意。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出乎意外的是社长爽快表示，报社需要年富力强有写作能力的编辑记者，多多益善，欢迎你来。但户口需要你自己解决，报社没这个能力（其时我已是报社驻站记者，人事工资关系在报社）。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我自然千恩万谢，先解了回京陪孩子上学的燃眉之急，户口再慢慢办。

1988年春天我回到北京上班了，原以为一条腿跨进北京以后的事就容易多了，实际万里长征才起步，需要解决的问题非常之多。我的户口有着落我爱人的户口才能随迁，她有了户口还要解决工作问题，我们都有了户口才有资格排队分房，总之，我落上北京户口是解决后面一系列问题的关键。

我记得1985年前后知青办已经撤销，我以知青身份回京与孩子团聚要走劳动人事部门。离开北京二十多年回来两眼一抹黑，要找人办事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拎个猪头找不着庙门”。加之去东北年头多了满嘴大𥻗子味儿晒得黑不溜秋，感觉别人看我的眼光怪怪的。在省城时有个记者的名头到哪儿都挺神气，回京成了“外地人”处处陪着小心。

经过打听，得知落户的手续先从街道办事处办起。找到街道办事处的相关部门，了解到需要开许多证明材料。折腾一个来月开好证明材料再去，告诉还需要补充材料。不记得第二次去还是第三次去的时候，在办事处院子里偶然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经过互相辨认竟然是中学同班同学，询问后得知他就在办事处后勤部门工作，当时的心情如同白区的地下党员见到了组织上的同志，那叫一个激动。经过同学介绍我知道了谁是这件事的主管也了解了尽快凑齐上报材料的关键。为了早点办成破天荒给办事人员送了一身衣服的布料和一些小礼品，经过忐忑不安的半年以后，被告知材料已送到区人事局。

第一次到区人事局咨询时，接待我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男士，后来了解到他是一位复员军人，他仔细询问了一些情况后，告诉我申请落户的材料比较多需耐心等待。

再去人事局的时候，心想在这儿也能像在办事处似的碰到熟人引引路该多好，结果“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纯属痴心妄想，天下的好事哪能都眷顾我。但干等着既焦虑又不甘心，还是“表示表示”吧。于是费尽心机在下班的路上“偶遇”那位办事的男士送给他一个拉杆箱，里面装了两千元现金和其他小礼品，他推辞了一下最后收下。

礼送出去了，等待的日子踏实多了，心想两千元在当时不是小数目，办事人员收下了肯定会上心给办。果然，没过多少日子通知我去他的办公室，询问了一些情况并告诉现在已排队等候审批了。

又过了感觉非常漫长的时间，终于那位办事人员通知我去他的办公室。他开门见山地问，你的接收单位是不是真的？因为当时有不少人为了落户通过关系找个单位开个可接收的假证明，实际上是空头支票。得到肯定答复后，他说出实情。他看了我的档案和有关材料，认为比较符合区委宣传部门的用人要求，如果我没有接收单位，他可以向宣传部门推荐。

我坚定地表示非常乐意效力原接收单位，多谢他的好意，这确实是我的真实想法。离开时，他送我到办公室外面，塞给我一个信封，说：你的钱原封不动还给你，你们知青很不容易，这钱坚决不能收。当初退给你怕你不放心，现在事情办完了，你安心了吧。箱子我留下当个纪念。

往回走的路上，我的眼眶湿润了。我记住了这位个子不高壮实的复员军人。遗憾的是，以后生活工作中一件事接一件事的忙乎，没机会再见到这位好人。

1990年11月19日，在外漂泊了二十二年后，户口终于跟我回了家。回望走过的路不免感叹：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已改鬓毛衰。亲儿相见不相识，怯问叔从何处来。办理户口的一年多是一生中与人打交道最多的时段，受过冷落、遭过白眼、求过人、送过礼；同时也感受到同情、帮助、温暖。又深刻体会了一把人情世故、世态炎凉。

现在人们已难以想象从前没有户口的寸步难行，说是二等公民实不为过。多年后我才知道，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中国、朝鲜、贝宁）有户籍制度。若干年后，说不定我这段署名回忆文章会作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出现在世界某家报纸杂志的口述历史栏目里，题目《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北京落户的曲折经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