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一、镜像初现：新文化浪潮中的双向凝视（1920-1936）</b></p><p class="ql-block"><b> </b></p><p class="ql-block"><b>（一）慕者的仰望：苏雪林的早期文学朝圣</b></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1925年，从法国里昂大学归国的苏雪林带着欧洲文艺复兴的余韵，投身于五四新文化构建的知识场域。作为东吴大学国文系的年轻教员，她在《北新》《现代评论》等刊物上崭露头角，其标志性论文《阿Q的性格》（1928）不仅展现了形式主义批评的雏形，更流露出对鲁迅的诚挚推崇。她以心理学家的细腻解析阿Q的"精神胜利法"，指出这一形象"凝聚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积淀的文化基因"，并将鲁迅的创作提升到"国民性解剖学"的高度。这种学术姿态背后，是留法学人对西方现代性理论的主动嫁接——她试图通过鲁迅的文本，构建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可能。</p><p class="ql-block">苏雪林的法国经历深刻塑造了她的文学观。在里昂大学，她受教于象征主义诗人梵乐希，接触到法国结构主义批评的早期思想，这使她对文学形式的敏感度远超同时代多数作家。《阿Q的性格》中，她运用心理学理论分析人物，将精神胜利法归纳为"补偿机制的病态膨胀"，这种微观分析与鲁迅"揭出病苦，引起疗救注意"的创作意图形成学理呼应。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文中特别强调鲁迅与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关联，试图将中国现代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的谱系，这种比较视野在20年代的文坛堪称先锋。</p><p class="ql-block">鲁迅对这位"苏梅女士"的关注，散见于1927年致台静农的书信："苏梅的文章，看过了，她的笔法，似乎比前更汪洋一点。"（《鲁迅书信集》）尽管尚未形成直接交往，但北平文人圈的沙龙文化为二人提供了隐性关联——苏雪林参与的"绿社"成员多与鲁迅有过论争或合作，这种知识共同体的氛围，使她的早期评论获得了学术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苏雪林此时的文学观与鲁迅存在微妙共鸣：两人都强调文学对现实的介入性，区别在于前者偏向学理分析，后者擅长匕首投枪。鲁迅在1926年《阿Q正传》俄文译本序中提出的"暴露国民弱点"论，与苏雪林"国民性解剖学"的表述形成跨文本呼应，显示出启蒙者对民族文化病理的共同焦虑。</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二）错位的对话：现代性追求的不同路径</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当苏雪林在《辽海画扇录》中书写古典文人的雅致情怀时，鲁迅正以《故事新编》解构传统叙事。这种创作取向的分野，在1934年的"京派与海派"论争中初现端倪。苏雪林虽未直接参与论争，但其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论雅俗文学》，隐晦批评了左翼文学的"粗鄙化"倾向，主张"文学应保持审美独立性"。这种新人文主义立场，与鲁迅"为人生而艺术"的功利性文学观形成张力。</p><p class="ql-block">苏雪林的审美主义源自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她在《论雅俗文学》中援引亚里士多德"净化说"，强调文学对情感的节制功能，反对将文学沦为"阶级斗争的传声筒"。这种立场在1930年代的文艺自由论辩中具有特殊意义——当左翼文学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她试图守护文学的自律性王国。而鲁迅在《文艺与革命》中反驳"为艺术而艺术"，指出"在现在中国，艺术上的功利主义是必要的"，这种分歧本质上是启蒙现代性内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p><p class="ql-block">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后的治丧活动，成为两人关系的转折点。苏雪林并未出席追悼会，却在11月12日致信蔡元培，系统性批判鲁迅"人格卑污"，指责其"利用共产党为工具，终至党同伐异，睚眦必报"。这封信的措辞之激烈令人震惊，但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心理机制：当鲁迅被左翼迅速建构为"文化旗手"时，苏雪林感受到五四启蒙精神的异化——她恐惧文学沦为政治宣传的附庸，更不满鲁迅生前的"文人相轻"演变为死后的"偶像崇拜"。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的发表经过精心策划，苏雪林同时将内容透露给《武汉日报》，使其从私人通信转化为公共批判，标志着她从鲁迅的研究者彻底转向反对者。</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b>二、裂变大时代：政治光谱中的立场固化（1937-1949）</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一）意识形态的分野与文化空间的重构</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知识界的分化加剧。苏雪林随武汉大学西迁乐山，在相对封闭的学术环境中完成《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其论著中对"儒家诗教"的推崇，暗合国民政府"民族复兴"的文化政策。而鲁迅作为"左联"精神领袖，其作品在延安被编为《鲁迅全集》（1938年版），成为革命文学的范本。这种空间区隔与政治选择，使两人的符号意义超越了个体恩怨。</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在乐山时期，苏雪林的学术研究呈现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她在《中国文学史》中重构"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强调文学对"民族精神"的凝聚作用，这与国民政府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形成文化呼应。而延安的鲁迅阐释则突出其"战斗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完成了对鲁迅的政治神化。这种分歧在1940年的《论鲁迅的杂感文》中达到顶点，苏雪林将鲁迅杂文定义为"情绪的奴隶"，认为其"缺乏理性光辉"，这种批评实则指向整个左翼文学的"工具化"倾向。她援引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理论，强调文学应"克制情感，追求永恒价值"，与鲁迅"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现实战斗精神形成根本对立。此时的批判已非单纯的文学论争，而是两种文化现代性方案的博弈——苏雪林试图在战乱中守护文化的"纯粹性"，鲁迅则代表"介入式"文学的实践可能。</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二）私人记忆的政治化书写</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43年，苏雪林在《斥左派之利用鲁迅》中披露了一段"秘闻"：1928年她在北大国文系任教时，曾遭鲁迅"冷遇"，称其"逢人便说苏梅的坏话"。这段记忆的真实性已难以考证，但其叙事策略耐人寻味——她试图将公共领域的政治批判转化为私人领域的道德指控，通过"睚眦必报"的人格攻击，消解鲁迅的精神权威。这种写作手法，暗合战国策派"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潮，却也暴露了政治立场对历史记忆的渗透。</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事实上，1928年鲁迅与北大国文系的关系本身充满张力，他因支持学生运动与校方产生矛盾，而苏雪林作为新教员，可能被卷入派系纷争。但将私人恩怨上升到政治批判，反映出苏雪林在国共对立加剧的背景下，试图通过解构鲁迅的人格，动摇左翼文化合法性。这种策略在战时语境中具有特殊效应——当民族救亡需要统一的精神偶像时，她的批判被视为对"文化统一战线"的挑战。解放区的回应迅速而激烈，何其芳在《论阿Q》中强调"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将苏雪林的批判定性为"资产阶级文人的偏见"，这种二元对立的话语建构，使两人的恩怨成为国共政治角力的文化表征。当文学论争演变为意识形态斗争，学理层面的对话空间被彻底挤压。</p> <p class="ql-block"><b>三、隔海对峙：在历史褶皱处的持续博弈（1950-1999）</b></p><p class="ql-block"><b> </b></p><p class="ql-block"><b>（一）台海语境下的符号再生产</b></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1949年迁居台湾的苏雪林，在冷战意识形态的框架下继续其鲁迅批判。1956年出版的《鲁迅传论》堪称集大成之作，该书以考据学方法梳理鲁迅生平，试图证明其"早年投机革命，晚年依附共党"，甚至将《狂人日记》解读为"精神分裂的文本投射"。这种研究路径，既受海外汉学"去政治化"倾向影响，又服务于台湾当局的"反共"文化政策。值得注意的是，苏雪林在书中罕见地承认鲁迅的文学技巧："其描写之深刻，笔力之矫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人能及。"这种矛盾表述，暴露出其批判的内在张力——试图在否定思想价值的同时，不得不承认艺术成就。</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鲁迅传论》的方法论值得深究：苏雪林运用法国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对鲁迅的留学经历、稿酬收入、人际关系进行细致考证，试图以"史料"瓦解"神话"。例如，她质疑鲁迅在仙台医专的退学原因，认为"幻灯片事件"存在夸大成分，实则是因成绩不佳被迫转学。这种微观考证在冷战语境中具有政治隐喻——通过解构鲁迅的精神起源，动摇其作为"文化英雄"的合法性。而同期大陆的鲁迅研究进入"神化"阶段，李何林的《鲁迅论》、冯雪峰的《鲁迅的文学道路》等著作，将鲁迅塑造为"文化革命的伟人"，苏雪林则被定性为"反动文人"，其作品成为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反面教材。这种双向的符号建构，使历史人物沦为意识形态的玩偶，真实的思想交锋被遮蔽在政治修辞之下。</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二）世纪末的精神和解？</b></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1991年，百岁高龄的苏雪林在台接受采访时表示："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座火山，虽然喷发时地动山摇，但冷却后也留下了宝贵的矿藏。"这种迟到的肯定，并非立场的转变，而是历经世纪沧桑后的历史自觉。她晚年完成的《屈赋新探》《中国神话新研》，在学术路径上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形成跨时空对话——两位曾激烈对抗的学人，最终在传统文化研究领域达成了某种精神默契。</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苏雪林晚年的学术转向耐人寻味：她放弃了政治化的鲁迅批判，转而深耕楚辞与神话研究，其考据方法与鲁迅的文学史研究共享乾嘉学派的学术基因。这种回归学术本真的姿态，暗示了她对早年意识形态化论争的反思。大陆学界对苏雪林的重新审视始于80年代，凌宇在《苏雪林传》中指出："她的批判虽带有政治偏见，却提出了鲁迅研究中若干被忽视的命题，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启蒙者的精神困境等。"这种学术转向，标志着历史叙事从意识形态框架回归到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维度。1999年苏雪林逝世后，大陆出版界整理其著作，学界开始关注她的唯美主义创作与新人文主义思想，这种"去政治化"的解读，为重新理解两人关系提供了可能。</p> <p class="ql-block"><b>四、恩怨的诗学：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与时代寓言</b></p><p class="ql-block"><b> </b></p><p class="ql-block"><b>（一）启蒙者的双重悲剧</b></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鲁迅与苏雪林的冲突，本质上是启蒙现代性内部的分裂。鲁迅选择"抉心自食"的自我撕裂，以"铁屋中的呐喊"唤醒民众；苏雪林则秉持"象牙塔"的理性主义，试图在乱世中守护文化的"贞操"。这种分歧在《两地书》与《绿天》的对比中尤为鲜明：前者是现实战斗的记录，后者是文人雅趣的书写。当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鲁迅的实践理性战胜了苏雪林的价值理性，但其代价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受到侵蚀；而苏雪林的坚守，则因脱离现实土壤而陷入文化保守主义的窠臼。</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从思想史角度看，两人分别代表了启蒙的两种路径：鲁迅的"韧性战斗"体现了法兰克福学派所谓的"否定辩证法"，通过不断批判现实来保持启蒙的活力；苏雪林的"审美自治"则接近韦伯所说的"价值中立"，试图在专业化知识生产中维系启蒙的纯粹性。但在中国现代语境中，救亡的紧迫性消解了后者的合法性，鲁迅的道路成为历史选择，却也埋下了文学工具化的隐患。</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二）文学与政治的永恒悖论</b></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两人的恩怨史，实则是中国现代文学"载道"与"言志"传统的当代演绎。鲁迅的杂文实践将文学转化为政治批判的武器，苏雪林的学术研究则试图建构文学的自律性王国。这种二元对立在1930年代的"文艺自由论辩"中达到顶点，最终以左翼文学的政治化胜利告终。但历史证明，极端的工具论与纯粹论都难以持久——鲁迅的文学遗产在政治化过程中被窄化，苏雪林的审美主义亦因脱离社会现实而缺乏生命力。</p><p class="ql-block">值得注意的是，两人对"现代性"的理解存在根本差异：鲁迅的现代性是"战斗的现代性"，强调在现实批判中完成自我更新；苏雪林的现代性是"审美现代性"，试图通过形式革新与价值重构实现文化转型。这种分歧在全球化时代依然回响——当文学面临市场化与政治化的双重压力时，如何在介入现实与保持自律之间找到平衡，仍是未解的命题。</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三）知识分子的身份困境</b></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作为五四一代学人的代表，鲁迅与苏雪林都面临着传统士大夫身份的现代转型。鲁迅选择"横站"的姿态，在多重矛盾中保持批判的张力；苏雪林则试图建构"新名士"的文化人格，在学术与创作中追求典雅与节制。这种身份认同的差异，在他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尤为明显：鲁迅主张"拿来主义"，苏雪林则致力于"整理国故"的现代转化。两种路径虽各有偏至，却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光谱。</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鲁迅的"边缘人"身份（留学日本、体制外写作）使其始终保持批判的尖锐性；苏雪林的学院派轨迹（东吴大学、武大教授）则赋予其守护文化传统的使命感。这种身份分野在1949年后更加明显：鲁迅成为"人民的作家"，苏雪林则在孤岛台湾延续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他们的选择预示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宿命——要么在政治洪流中激扬，要么在学术象牙塔中坚守。</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结语：在历史长镜中重识自我</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苏雪林与鲁迅的恩怨，历经八十余年的时光淘洗，早已超越了个人恩怨的范畴，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微缩景观。当我们剥离意识形态的浮沫，会发现这场持续半个世纪的论争，实则是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多重矛盾的集中显现——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中，在文学自律与社会介入的永恒张力中，在传统与现代的剧烈碰撞中，知识分子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又如何在历史的褶皱中坚守或妥协。</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今天重读这段历史，不应苛责前人的立场选择，而应珍视这种思想交锋留下的精神遗产。苏雪林对鲁迅"多疑性格"的批判，提醒我们警惕启蒙者的自我异化；鲁迅对"纯文学"的警惕，则警示我们不忘文学的现实担当。正如艾略特所言："传统不是静止的，而是通过不断的新作品的加入而改变的。"当我们在21世纪重新审视这两位文化巨人，或许能在他们的精神对峙中，找到破解当代知识分子困境的密钥——在多元价值并存的时代，保持思想的张力而非走向绝对，守护批判的锋芒而不失理性的温度，这或许才是对那段恩怨最恰当的纪念。</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历史的魅力在于它永远开放解读的可能，苏雪林与鲁迅的故事，恰似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时代裂变中的精神轨迹。他们的恩怨情仇，终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淀为文化基因的一部分，继续滋养着后世对知识、对真理、对时代的思考。在这个价值重构的时代，重审他们的精神镜像，既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知识分子使命的重新确认——在现实与理想的张力中，永远保持追问的姿态，这或许就是他们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p> <p class="ql-block">苏雪林故居 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永丰乡岭下村</p> <p class="ql-block">苏雪林雕像 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永丰乡岭下村</p> <p class="ql-block">鲁迅故居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鲁迅中路229号</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