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跑不动了

陈二郎

母 亲 跑 不 动 了

我的母亲周小玲，一生命运多舛，七十岁之前基本没有享到福。2007年左右，当我陪已经超过80岁的母亲到扬州东关古渡去玩的时候，母亲对街上的车水马龙、游人如织似乎并不感兴趣，她的注意力，几乎全都集中在路边上静静生长的花花草草上。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全开的、半开的、打着朵儿的花，只要她手能够得到，母亲都会轻轻地抚摸一下。虽然我一再提醒她：“这里的花不要摸，别人看见了会说的。”但健忘的母亲似乎“屡教不改”，才讲了不到三分钟，她又开始摸花了。即使到了瓜子黄杨、红叶石楠这些主要赏叶的绿岛段，望着那些刚刚长出来的嫩绿色、深红色的片片新叶，母亲还是会忍不住的用手去划划、去抚摸。

我从未见过我的外婆，也不知道外婆究竟长什么样。母亲说，她三岁上就死了娘，十岁就跟着爸爸和哥哥到上海混生活，在一个大户人家做那种“只管吃住”的小佣人。

回忆小时候吃过的苦，母亲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晚娘，就是晚老子。”在上海做小佣人时，虽然还有哥哥疼，但那时也就只有十五六岁、成天要在外面拉黄包车的哥哥，除了偶尔路过来看看妹妹，每次来看，兄妹两个都要抱在一起哭外，母亲也只能把孤苦埋在心里。冬天的早晨，上海的弄堂里冷风嗖嗖，主家人还没有起床，十岁刚出头的母亲就要起来着炉子、为主家洗小孩尿布。虽然她的小手冻得象个馒头，但也只能放在嘴边上哈哈，用围裙把水揩干后放在衣裳里捂捂。

1937年的秋天， 好不容易磨爸爸、求哥哥，12岁的母亲终于能够到她日思夜想的“大世界”去玩一趟。刚进大门不久，才在“大世界”门厅的哈哈镜前开心嘻笑的时候，天上突然掉下了两颗大炸弹，一下子把“大世界”门口及门前广场上的几百人炸得血肉横飞。幸亏爷仨个已经进了大门，要不然，在那次后来定性为“八·一三淞沪事变国军飞机掉弹误炸”事件的伤亡名单上，又将多出3个无名之辈、无辜之人。母亲说：“逃难的人啊，像潮水一样往外涌，活的拉死的，死的跘活的，爸爸拉着我的手死都不松开，哥哥一个人自己往外跑，要不是我们跑得快，踏都要被踏死了。”

10岁到了上海、12岁又逃离上海的母亲，回到老家穆家堡后，在家门口摆小摊卖青货。17岁时，经姑爷爷姑奶奶的撮合做媒，嫁给了姑奶奶的娘家侄子、离穆家堡有15里的花杨小庄子上的陈丙才。

成亲后的第三天，作为家里的老大，由于底下兄弟姐妹太多，爷爷奶奶就要他们独立门户，分出去单过。没有分到一件像样家当的父母亲，就在花杨庄的西边，用几根竹篙子搭了个丁头户舍儿。后来，还是在穆家堡姑爷爷姑奶奶的帮助下，才钉了一条小木船。有了那条小木船，每年冬天，父母亲把沤田里放了水，用烂泥糊了门，然后摇着他们的小木船，风雨无阻、日夜兼程到七百里外的浙江嘉善去捣网拉麻虾。

解放后，曾经上过几年私塾、平时能与人为善的父亲，在1954年全国首次人民代表普选中被选为兴化县茅山区的人民代表，在后来召开的茅山区人民代表大会上又被选为区财粮委员，从此开始了他近三十年的农村会计生涯。直到1983年左右，“够到拿公社的老干部补助了”，父亲陈丙才才主动提出不当大队会计。

那个年代的大队会计，在农村里戏称“三把手”。作为大队会计的老婆、大队“三把手”的家属，我的母亲其实“连半晌福都没有享得到”。许多次回老家，庄上人都对我说：“你妈妈人好，整天只晓得做活计。”当年的花东大队支书刘高池也说：“陈会计家的不简单！不管大队在她家开什么会，她从来不插话多句，听到也当没听到。”

自从我父亲当了大队会计，自从我们家从庄西边搬到庄中间，自从花东大队的电话装在我家，自从公社驻村干部武明海、杨捷良前后11年在我家代伙吃住，我母亲非但没有感到所谓的“风光”，反而比以前更忙更辛苦了。

记得母亲在大集体时曾经得过一回奖状，那张奖状记不清是大队里发的，还是花西六队发的。我把那张奖状贴在堂屋的东墙上，贴在花杨学校发给我的“三好学生”奖状的上面。因为，母亲能拿到这张奖状太不容易了。这个“不容易”，倒不是母亲在生产队里做活计偷懒、出工不出力“混油子”，而是因为她下田老迟到。

既要为全家人做饭，又要煮猪食把猪食；既要为全家人洗裳，又要为代伙的公社干部准备饭菜；既要为大队干部在我家开会烧茶，又要跑南跑北跑东跑西去喊人家来接电话。即使手上端个茶缸子边跑边吃、边吃边跑，母亲下田还是会经常迟到。为此，母亲曾不止一次被当六队队长的二爷爷批评。我曾经问过母亲：“那时候老挨批评，你怨不怨二爷爷啊？”母亲说：“不怨，哪个叫你迟到的呢？”那一年，母亲年终能评上“五好社员”，我估计，除了邻里和睦不扛丧，除了教育子女争出息，除了家里养猪多积肥，除了风霜雨雪不缺勤外，可能那一年母亲下田做活计迟到少了，善良的六队社员都看在了眼里。

我母亲生而存活的子女有三个，老大陈雨红，在我虚3岁的时候就出嫁了；哥哥陈长淦，1974年底去当兵，1991年转业到兴化房管处。最小的我，1981年考上南农大后也离开了花杨。由于我们姐弟三个都不在老家，渐渐老去的父母留在庄上难以照应，1993年，在卖了老家的房子后，父母就跟着我们兄弟俩个到城里住了。由于在扬泰分家前我就跟着领导当秘书，三天两头要下乡出差，奉调赴泰、参加地级泰州市组建后更是顾不上家，所以搬离花杨后，父母亲的绝大部分时光还是跟着我的兄嫂过。

2005年8月，在跟班服务过的市领导调省政府工作后，我向组织上申请调回了扬州。重回扬州的首个工作单位还是市委研究室，具体分管研究室的农村处，主要协助市领导分管全市“三农”工作，负责市委的“三农”文稿。虽然在扬泰分家前，我就在市委研究室“研农、联农、服务农”，但毕竟过去多年、时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重回扬州市委研究室的我必须“一切从头来起，重砌重落桩”，必须以自己的拼搏付出去重新赢得组织上及新老同事们的认可。

我清楚地记得，在2007年的农历冬月廾七，当我正陪着市领导及部门负责人在高邮菱塘调研时，突然接到哥哥陈长淦从兴化打来的电话：“爸爸在夜里已经走了。”如雷轰顶、不能自制的我，赶紧从高邮菱塘赶往兴化灵堂。

父亲在世时，调回扬州的我时常把父母接到扬州住住，一家五口其乐融融。白天，父亲和母亲相互陪伴，晒晒太阳、逛逛公园，回忆他们年轻时迎风斗浪七百里到嘉善捣网拉麻虾，在米价疯长前把捣网攒的金圆券全部买成了米；壮年时，母亲一个人到坟地里铲猪草，父亲与人扛丧作气搞村庄规划；老年时，父亲因眼睛怕风白天黑夜都要戴墨镜，母亲因记性不好把盐当糖放等等。到了晚上，只要我手头上没有着急的文稿要起草要修收，我都会有事没事地与母亲说说话，深一脚浅一脚地与父亲东拉西扯。

父亲走后，特别是2011年我调市政府工作、女儿甜甜又到苏州上大学以后，由于我工作比较忙，“3年搞了4个《政府工作报告》”，爱人曹二妹又要到搬到新城西区的图书馆上班，母亲一个人在家无人照顾，我只好跟已经退了休的兄嫂商量，让母亲还是以在兴化生活为主。

2013年9月，组织上调我到扬州市委党校工作。一离开“两办”，我就对爱人曹二妹说：马上到兴化把妈妈接过来，让哥哥嫂子他们也喘喘气。”曹二妹说：“是的，应该的。”

父亲在世时，他经常大街小巷地跑，腿力还算可以。小腿上静脉曲张厉害的母亲则不然，跑不动，走不远。为了让母亲跑跑息息，下楼活动时不致于太累，我特地在一楼的楼梯肚里放了一张小的塑料櫈子，嘱咐她：“想跑远，就带着櫈子跑。跑累了，就坐下来息息。”为了防止捡垃圾的人把櫈子当废物拿走，我在塑料櫈子的一侧贴上了橡皮膏药并在上面写了字：“好心的人，这是我老母亲下楼坐着休息用的，请不要拿走，谢谢！”同时，还写上了我的手机号码，请好心人在看到我母亲身体不适或认不得家时，能打个电话通知我。

当我去市委党校入过职报过到，再去兴化把母亲接到扬州时，母亲已经真的走不动了，上楼都要扶着楼梯，爬两层就要停下来息息。过去，我曾让母亲坐在电动自行车的后面，叫她抓住我的衣服，然后带着她到琳瑯满目的时代超市、到车水马龙的文昌阁、到曾经住过的东圈门、到流淌千年的古运河边上去转转，后来，母亲在电动自行车的后面连坐都坐不稳了。过去，我曾带她到瘦西湖，让她坐在公园提供的轮椅上，推着她从熙春台到五亭桥再到小虹桥来回地转，后来发现，母亲已经很难坐进轮椅了，即使坐进去了也很难下来。

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母亲，心力体力越来越差，腿脚越来越不灵活。从当初的在家呆不住，到后来的不提出门、不想出门；从当初的一家人谈“穆家堡”、聊“上海滩”、说“花杨庄”，有说有笑、有问有答，到后来的她不怎么开口、不愿多吱声；从在花杨老家天井里为姐姐栽月季花，在花西老人地上栽桂花、栽石榴、栽香樟树，到后来在马路边上、在东关古渡有意识无意识地用手去梳叶、摸花，母亲的神志开始糊涂了，生命的烛光日渐暗淡。她亲手栽下的那一棵棵桂花树、石榴树、香樟树、紫玉兰、樱花树、柿子树日渐长大，风姿绰约、硕果累累，而母亲平凡又不平凡的人生却渐进尾声。

2013年的冬月半，在我刚到新单位报到履职后的第103天，我的母亲周小玲停下了她的人生脚步，时年88岁。

2025年5月11日 陈长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