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舍的母爱

涛声依旧

　　晚自习回来的小宝，带回一只精巧的、能发光的花篮，还有一枝康乃馨，说是送给妈妈节日的礼物，我恍然顿悟明天又是母亲节了。

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为母亲节，这是一个美国人倡导，并由政府认可的，算是西方人的节日。据说，中国也有一个母亲节，是每年的农历四月初二，孟母的生日，两个母亲节同在一个月，相距11天。显然，传统的母亲节远不如西方的母亲节影响之大，人们还是热衷于跟着洋人过洋节。对洋人的节日，我是历来不屑和排斥的，诸如圣诞节、万圣节、复活节、情人节、愚人节……唯母亲节不然，每年的此日，总要勾起我对逝去多年的母亲的思念，对母爱的一种心折膝拜的景仰。

母亲节的祝福

　　母亲是童养媳，因不甘屈辱的身世，15岁时便逃离家庭的藩篱，投身革命，成了抗战时期的一名共产党员、妇救会长。

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母亲，凭着参加工作后的历练，大概只认识和会写自己的名字。许多年过去了，随着年轮的叠加，留在记忆里，发生在母亲身上的一些过往，有时会觉得那样的扑朔迷离，那样的不可思议，即便用现代的眼光去看，也是那样的匪夷所思。

1974年，我入伍后的第二年，接到家里的电报，说母亲要来部队看望我。接信后，我既兴奋又忐忑，母亲要来千里之外的部队，我知道，要不是抓心挠肺的日思夜念，她是断然不会下此决心的，目不识丁的母亲怎么完成如此遥远的旅程？我不禁为她揪心的捏了一把汗。

等待的日子备受煎熬，我终日坐卧不宁。几天后，接到上海大伯的电报，得知母亲准确到达江山站的列车时刻，我兴奋不已，伙同老乡战友功华，每人一辆单车，早早的来到了候车大厅。深夜时分，列车到达，昏暗的灯光里，我见到了从轨道上艰难爬上站台的母亲，原来她一脚踩空，竟跌倒在车厢下。瘦小孱弱的母亲，前挎后背着大包的行李，满面倦容，尽显沧桑，却是上下打量着我，笑容灿烂，不停的问这问那。

接下来几天里，我每天下班后就去招待所与母亲聊天，带她去周围的山坡上遛弯，第一次见到大山的母亲对异乡的一切都充满了新奇。部队营房距县城只有5、6里地，交通却是十分的不便，没有公交，也没有出租车，以致我一次也没带母亲去县城逛逛，现在想来，仍感万分汗颜和追悔不迭，但母亲却不以为然，每天只要能见到我就十分的满足和开心。

期间，中队领导特地在队部设宴招待了母亲，许多年后，在大连见到金山老班长时，他依然记忆犹新，说起母亲来队时的情景和趣事。

母亲离队后，我一直在想，她是怎么从家里摸到部队？又是如何只身一人返抵家中的？我盘算了一下，70年代的交通状况，她需要在路上转5次车，在车上或旅店住上3宿。从家里到县城，当晚住在赵阿姨工作的车站招待所，第二天凌晨乘长途车到无锡，当晚乘火车到达上海松江的大伯家下榻，然后，再乘火车至江山。返程时在上海北站下车，换乘无锡的火车，在无锡住一晚后再乘次日的长途车到县城，我每次探家都是这样的旅程。70年代的旅馆全部是国营的，我探家或出差凭借《军人通行证》去军转站，由军转站统一安排旅店，找到旅店后才能住宿。每一次的旅途，于我这样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都有一种疲于奔命的感觉。在那没有身份证的时代，母亲仅凭着大队开的一张介绍信，在光怪陆离的都市里游弋，在车站、旅社间辗转，所有的文字于她都是天书一般，听不懂普通话，操着一口苏北乡音，要完成如此繁复的程序，其艰难的程度，无异于“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当时父母念，今日尔应知。都说母爱是不思回报的爱，我则以为，母爱还是一种舍身忘我的爱。母爱是理解，是关怀，是付出，是默默的守候和无限的期盼。我是母亲膝下三个孩子中唯一的一个男娃，她对我寄予的希望自然更是厚重和殷切。我知道，当初我报名参军时，她便是十分的不依和难舍。所以，在部队时，她与首长提的唯一要求，谈的最多话题，就是让我服完义务兵役后立马回家，结果我还是让她失望了，超期服役一年后，才回到她的身边。

如今，母亲已逝，归途成空。父母双亲皆远去，人间再无温暖处。每每夜深人静时，那痛彻心肺的思念涌上心头，仿佛又回到儿时的时光，又回到母亲的身旁，多想时光能够倒流回到从前，再次拥抱和感受母亲那份深沉的爱意，哪怕失去眼前的一切，哪怕重拾曾经的苦难和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