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其

母亲

清明去挂亲，母亲的坟长了很深的草，由于不久要迁便无心打理，香蜡纸烛之后，“母亲要搬家。”似乎一种并不情愿的忧怨，眼睛就莫名潮润起来。碑刻的子嗣名中数自己的最模糊，为了那句“哪也别去，就在我身边。”她留给我最后的话。

母亲走时，我在外地，离她舍不得我走的时间不足一月，“母亲怕是不行了。”接弟弟电话急急往回赶，两小时车程，母亲已经在殡仪馆了，责怪是没有用的，“母亲走得突然而安详，到医院抢救只是一种形式，我抱着她在车上就已经咽气了的。”弟弟说。

母亲生长在湄潭农村，幼时读过几年私塾，这也是她得以从事幼教工作数十年的本钱，除此，恐怕就是善良了。

家道早落，就因父亲的“冲”。校长加小教工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也算够气派的，57年父亲被划右派降职降薪，哦喝，倒了一半，同住的祖母外祖母被送回老家，拖不起这样大的家。去了拖累却缺了帮衬，上班带孩子全归了母亲。

一女三男四个孩，年龄挨得又近，这个歪了那个倒了都得吼着扶着，59.60两年，齐刷刷都进幼儿园，老师得的便宜：中午那餐二两米蒸的罐罐饭，记得清，扒拉最快的是我，母亲默不作声将自己一罐均匀分拨到我们碗里，她碗里多半是糖渣，那些日子，日渐瘦削的她拖着一双肿胀的腿。

捉襟见肘的口粮有意挑逗饥饿，无油水，瓜菜填补无效，发育阶段的毛孩哪里会忍住叫唤。母亲背了锄头上山，和另一老师在大坡辟出两块荒地种红薯，周日早出晚归，顶着太阳弯腰劳作，都兼带着孩子，翻了硬土挑了粪桶理弄了藤苗盼着生长，收获是劳作的回报，是成长孩子的希望，指头大小的根须都捡回来了。

不太为粮食发愁是1962年以后，而票证供应又卡着馋油馋肉的嘴，于是盼望春节，毕竟让嘴角流油的红烧肉一年就那么一次。腊月，母亲喝着寒风去山丫买黑市肉，她要赶在上班前买回“巴掌膘，”熬油得管一年呐。农民只在这几天杀猪卖，限制自由买卖的干部心照不宣放任市场也只在这几天。肉过几波都没买成，卖的要一块五一斤，母亲只肯出一块三，快到上班时间，母亲准备走，来一瘸子，问母亲在哪上班，母亲说教书，瘸子二话不说一块三卖给了母亲，“我家有四个娃儿读书。”瘸子临了丢下一句，“明天你再来吧，我给你带两只猪脚。”这是一句惊喜，不亚于感恩戴德的惊喜。那年月有石匠木匠瓦匠铁匠……教书匠虽多一字，地位却同混在匠堆里，“居然有看得起老师的”母亲提肉回来面带少有的笑。

文革不管不顾轰轰烈烈就把小县城也席卷的时候，五类分子子女的天地在山野河溪，我们上山砍柴下河钓鱼，索取自然逃避规范，倒没觉得不爽。14岁变得野蛮粗壮，我能扛100多斤柴回家。一次砍柴迟归，母亲沿山路去接，一大捆柴她争扛，踉踉跄跄没走几步差点摔倒，我赶上去抢下柴，“这哪是你扛得动的”对她大声喝斥，“扛一截少一截”她汗流满面。那次，也是第一次，我在她头上看到了白发。

父亲和一中的一帮“”牛鬼蛇神”去青坪农场劳动那段时间我们最恐慌，抄家的红卫兵在那一柜书里横生是非殃及子女，母亲把所有的书拿到后院付之一炬。她何尝不知书的作用、价值，只是因书因知识获罪的实例让她不寒而栗，课堂上她曾给儿童们讲过焚书坑儒小人书故事，此时自己却干着焚书坑儒的事。但那年月对知识、教育的践踏令她对书的用途产生怀疑甚至“”憎恨”，希望渺茫心灰意冷在如父亲一类具备相当智慧和能力的知识分子中尚且被普遍认同。知识何用，尤其当求知与祸害面临无二选择时，安生的本能使母亲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明智的。著名诗人流沙河文革时面对契科夫书集写下的那首《焚书》：

留你留不得，

藏你藏不住。

今宵送你进火炉，

永别了，

契诃夫。

夹鼻眼镜山羊鬍，

你在笑，

我在哭。

灰飞烟灭光明尽，

永别了，

契诃夫。

我想这诗母亲未必读过，但她当时的心情大体如此。

对家的撑持，生活问题是主要的，在这方面，酗酒的父亲很少帮母亲，倒是经常领来些酒友，母亲还得尽量炒两个象样的菜。记得父亲在酒摊上结识的一位称兄道弟的农村酒友在一个赶场天到我家喝过一次酒后，没过几天居然把全家都带来了，母亲煮了很多饭，那家人风扫残云，我们自家人还没吃几口便锅碗见底，母亲脸上隐隐露出少有的怨色，一月的定量就供了这一餐，谁会高兴呢，而那家人又不自觉，逢赶场便三三俩俩老老少少轮换着来，偶尔带点瓜菜充当饭票，母亲仍然默不着声为他们煮饭，尤其遇那家老母来时，哪怕两造饭也煮一大锅让他们吃，“呃，农村人饭都吃不饱，造孽，”她摇头念叨。

“文革”期间，母亲谨小慎微地照料每一个入幼儿园的孩子，有的孩子父亲是造反派，一副颐指气使的嘴脸，母亲一视同仁以慈母之心相待，长此以往，造反派对母亲也有了笑脸，善对恶的教化就像以柔克刚的利剑。人之初，性本善，母亲深信不疑。对调皮、好斗、固执的孩子，母亲循循善诱，寻找、挖掘其善点，激励煲奖多于批评责罚，尽量将善行善举例子编织成适合幼儿口味的道理、故事，深入浅出地渗透到他们的幼小心灵，助长他们的善性，规范、固化他们的良好习惯行为。矫枉过正得从小着手，幼时的受教取向和程度对孩子今后成长必然产生影响。母亲用这类桩桩件件的实例，日积月累地丰富着难得的幼教工作经验，“将所有孩子视如己出，用足够的耐心和持之以恒的善行善举教化感染孩子、如浇灌滋养幼苗般呵护扶持孩子们健康成长。”母亲常常对新到的年青教师语重心长地嘱咐。家长们把孩子交给母亲十分放心，几乎众口一词：“幼儿园周老师好”这样的评价令母亲异常高兴。

六十年代后期，姐姐和两个弟弟下乡当知青，我去修铁路，母亲要常给弟弟寄去一些钱和粮票，她和父亲因此生活过得很马虎，父亲喝酒日甚，怨气也随之日增，他们因此常常争吵，结果往往是以母亲忍让而告结束。72年以后，我们相继参加工作，家庭生活有望逐渐向好，但不幸的是父亲又得了癌症，去遵义动手术住院期间，母亲日夜照料病榻上的父亲，争吵归争吵，一旦一方出了问题，相依数十年可能嘎然而止的那份自然真实的焦虑就突现出来，看得出，母亲当时的心理负担有多重。回到务川她继续边上班边照顾父亲，辛苦和担虑似乎永远也甩不掉。

77年初，父亲病逝，我们姐弟四人也相继离家，母亲只身一人住在幼儿园空出的两间教室，白天给娃娃们上课，晚上制作导具或填写幼儿档案，“谁说幼儿教师是保姆，启蒙教育很重要，是基石。”日见春意的政治形势令她备受鼓舞，教育神圣的感觉又回来了。她把心全用在幼教工作中，努力将老经验与新变化尽量融合，家长和幼教同行对她赞誉有加，她也因此数次受奖，充实的工作使她感到自己并不孤寂。

读过幼儿园的学生，有比我大的，但更多的比我小，母亲甚至有带过祖孙三代学生的情况，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领着孙辈子女来报名，整整齐齐全喊周老师，母亲笑了，笑得很有成就感。

退休后，母亲从务川到了遵义，或许是经历太多娃娃们的过分吵闹，她耳朵渐失听力，戴一段时间助听器效果不好，她放弃了。子女多数在遵义，但无一容他宽心，在分别与姐弟同住三年后，她租房单住。一年后，四弟为她买一两室住房，从此便一个人过着不想被打扰的日子，我们姐弟中唯姐姐常去看她，然而姐姐却得不治之症先她而去，事后知道消息的她很伤心，老泪纵横：“就她一个常来看我，就她一个姑娘。”以我为首的弟兄三实属不孝，很少去看她，80岁以后她雇一保姆，我们仍自顾不暇地忙自己的事，这段时间，她多想我们中哪怕有一个常在她身边。她走时那样平静，没有嗔怪，没有痛楚，一脸慈祥，一脸善良，一如自己的一生。

“王远，把水喝足。”耳边常常响起这样的呼唤，那是我上山砍柴时妈妈装在耳中的声音。再响起时，她已经走了，不该呀，还这样早。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借酒“断魂”，我的孝悌之疚，是酒消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