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趣考帖文选（41）

李昌杰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湖南浏阳。《长沙市志》显示：鞭炮烟花“历为浏阳主要经济支柱之一。”外人对浏阳的印象，一是烟花爆竹，二是歌曲《浏阳河》。

世界上的任意两个人或者任意两件事，只要想联系，就能联系上，无非是中间环节的多少问题。比如长葛和上海，一个是县级市，一个是中国一线大城市，相距875公里，能有什么联系？但这本《长葛县航运史略》（图二）告诉我们，当年的支前物资，就是从长葛的大周双洎河码头装船经沙河至淮河又到长江，然后直奔上海。笔者还就此事写过一篇文章叫《从长葛坐船去上海》。这次看湖南的志书时，为了弄明白长沙、浏阳和湘潭的关系，还刻意多听了几遍李谷一演唱的《浏阳河》。毛主席是湘潭县人，湘潭在湘江边上，《浏阳河》怎么歌唱毛主席呢？有办法！通过水路扯上关系。

歌曲《浏阳河》中有这样两句，“几十里的水路到湘江”和“五十里的水路到湘江”，这就把浏阳河和湘江扯到一块了，由湘江扯到湘潭县，毛主席就是湘潭人，这不齐了嘛！

很多问题，就是思路和视角的问题。曾经有个段子说，客人问许昌人：你们有机场吗？许昌人答：我们没有，郑州有。客人问漯河人：你们有机场吗？漯河人答：有，上高速向北二十分钟就到，还是国际大机场！漯河离郑州新郑机场比许昌还远，他都敢说有，而许昌人就认为，机场不在自己境内，就不是自己的。

长沙人还真是有“先见之明”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2020年12月30日才颁布的《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人家长沙人早在1987年刚刚创刊的《长沙年鉴》上就已经遵照执行了！你不是说《编辑说明》要“不致谢、不落款”吗，人家《长沙年鉴》创刊号做到了；你不是说“新闻人物”可以入鉴吗，人家《长沙年鉴》的《人物》卷中干脆就用“新闻人物”做标题；你不是要求“不使用脚注或尾注”吗，人家就没有！

史志类书籍中的序言包括发刊词之类的署名大都使用当事人的签名体，不仔细辨识就很容易弄错。《长沙年鉴》的创刊号上有一篇发刊词，下面有个手写体签名，大眼一瞟：王光英？心想，长沙人好牛啊，弄个年鉴还请这么一个大人物站台！接着往下看，发现长沙市的时任市长叫王克英，心里咯噔一下，再回头看前面的发刊词署名，才发现不是“王光英”，是王克英。同时又发现一个不认识的字：左右结构，左边一个石头的石，右边是质量的质，这个是什么字？

《长沙年鉴》创刊号出版于1987年10月，140万字，印了8000本，定价28元。这个印量和这个定价，现在看有点不可思议了。现在的年鉴，字数才几十万的，标价也是几百块，不过，颇有意思的是，你真去网上买，28块也是可以拿到的。[偷笑]

当年的大庸县名不见经传，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因为境内的一处山水而迅速撤县设市，继而又迅速获得升格，一夜之间就成了地级市！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任何意外的惊喜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升格以后没多久，他就得改名换姓，不能再叫大庸市了，而应该叫：张家界市！

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如果突然间高歌猛进，自然有因缘际会，但也必定有异于常人的禀赋或资源！湖南的张家界便是如此。1982年因其独特地形地貌被命名为全国首家国家森林公园，此后不久，张家界所在的大庸县就成功撤县设市，刚过三年，就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六年后更名为张家界市！大庸，这个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古老地名一夜之间被取而代之，本以为可以“老夫聊发少年狂”，趁着提格纵情铺陈一个辉煌叙事，谁料眨眼间轰然坍塌，在一个含有三个“4”的日子里，挥了挥衣袖！

张家界之美无出其右，普天之下绝无仅有，所有“到此一游”者无不击掌叫绝啧啧称奇！“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这样一个地方的方志，应该有不同凡响之处吧！果然，张家界的第一本地级《张家界市志》的封面书名，不象其他地方那样，为找一个达官显贵硕儒鸿彦而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张家界没有这样，人家是史志办公室主任亲自操刀，大笔一挥，成了！什么苏黄米蔡颜柳钟王，什么浓淡干湿提按使转，真正自信的大人物都是这样，随手一挥，就是法度！“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偷笑]

书法的鉴赏是需要启发和诱导的。马未都说过，金鱼是非常丑陋的一种东西，五官不成比例且样子吓人，但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金鱼很美”，时间长了，我们竟然真的觉得这东西挺美！再比如女人缠脚，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大文豪都写过赞美“三寸金莲”的文章，而且是发自肺腑的赞美。我们现在为什么看着不美了呢？因为打我们记事起一直都在批这个，时间一长，我们就觉得那不过就是臭脚一双。其实看字也是这样，看别人咋给你批讲了。[呲牙]

和普通人一样，毛主席也有同学朋友，也有关系特别密切的老同学，周世钊就是其中一个。有较大影响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中，仅写给周世钊的信就占九封。《长沙市志》第十六卷第281页专门为周立有小传，可惜只廖廖数语，难免挂一漏万。

《长沙市志》的《人物卷》在为周世钊“立传”时提到了周的一首诗，这首诗本来是个“七律”，可不知为什么，编纂者只从诗中间截取了其中四句。事情原尾是这样的：1955年6月，毛泽东到湖南视察工作，周世钊陪同畅游湘江，登岳麓山，写下七律诗《从毛主席登岳麓山至云麓宫》：“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故国几年空兕虎，东风遍地绿桑麻。南巡已见升平乐，何用书生颂物华”。诗成后随信寄给毛主席。毛主席收到后，兴致盎然，写下一首优美动人的和诗，于10月4日回信周世钊。信中说：“读大作各首甚有兴趣，奉和一首，尚祈指正。”这首奉和诗，即为七律《和周世钊同志》：“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凤凰卫视有个大型纪录片，使用的题目就是取自毛主席的这首诗：尊前谈笑人依旧！

1976年4月，重病的毛主席收到了周世钊病重的消息，毛主席立马下令从北京的医院中选派两名医生专程坐飞机前往长沙，为周世钊看病。可是就在飞机起飞的那天凌晨，周世钊永远地离开了人世间，这一年，毛主席与周世钊两人的友谊已经走过了63年。

《郴州地区志》中只有一张地图，拿放大镜看半天，才找到了两个小字：郴江。

“卿本佳人，耐何做贼”。这句话被很多人引用过，其中最著名的要说电视剧《伪装者》了。汪曼春作为《伪装者》中两朵曼陀罗之一，但是人生却完全与另一朵(于曼丽)不一样，用明楼的话来说：卿本佳人，奈何做贼。用河南话说就是：你这条件，干点啥不好呢，为啥要弄这哩？宋词中有一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含义和这个差不多。

与郴州相关的古诗词有很多，较为知名的要数秦少游的《郴州旅舍》了：“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其中广为流传的是最后两句，关于这两句，还有别的理解。有人说，这两句仿佛词人在对郴江说：“郴江啊，你本来生活在自己的故土，和郴山欢聚在一起，究竟为了谁而竟自离乡背井，‘流下潇湘去’呢？”这就好像词人在感叹自己的身世：自己本来好端端一个读书人，本想出来为朝廷做一番事业，正如郴江原本是绕着郴山转，谁会想到竟卷入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里去呢？这样的解释也通，不过显得有点纡曲。

秦观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合称“苏门四学士”。这名头不是白来的，据《宋史》记载，苏东坡曾称赞秦观 “有屈、宋之才”，在秦观死后，苏东坡曾长叹“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意思是说：秦少游死了，真的太可惜了，就是现在眼前有一万个人，也抵不了秦少游这样的一个人了。并且把秦少游的“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这两句词写在扇面上，随身把玩，时时记念。

韶山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但《韶山志》的《凡例》却没有象其他志书的《凡例》那样，上来就“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韶山志》的《凡例》仅仅二三百字，第一条就直奔主题：“本志系韶山区（市）地方志。按现行行政区域，记述本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干脆利索，开门见山。而大部分的志书《凡例》都在第一条“呼口号”，比如河南的《密县志》中的《凡例》第一条，不但高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而且还“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要“在政治上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

更有意思的是，许多镇志村志社区志的《凡例》都标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而一些马列专家云集的一线城市的方志《凡例》却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字未提，比如《上海通志》。

地方志的《凡例》中可以不标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吗？不知道。只是发现，《凡例》中不标榜这个的志书最后照样获得全国评比一等奖，比如《绍兴市志》。《晋城市志·凡例》不仅没有指导思想这一条，连实事求是、存真求实等编写原则也不写，第一条是：“本志为通纪体。上溯不限，大事记下限于1998年底，其余各卷下限于1996年底。”不写指导思想的还有山东《齐河县志》、《长岛县志》，江西《丰城县志》，陕西《渭南县志》，江苏《宜兴县志》，湖北《江陵县志》等。“凡例”这个词，一听就是纯业务性东西，就象医院里的《手术规程》和飞行员的《飞行手册》，都是纯业务性东西，似乎没有必要一上来就念语录喊口号。

2023年2月21日，在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黄永玉的一张画（图三）拍了529万元。这不是黄永玉卖的最贵的一张画，他有一张梅花图（图四），卖了6325万元！这老头是湖南省凤凰县人，他当年还是《凤凰县志》的顾问，但在《凤凰县志》的《人物卷》中找不到黄永玉的名字，这不是因为老头谦虚，而是因为老头长寿。因为史志界有个“生不立传”的规定，死了，才会在地方志中为你树碑立传！[偷笑]

国家机构一般都是五年一改革，坊间还有“五年一小改，十年一大改”之说，这说明，国家机构的设置也必须服务于国家建设与时俱进。但史志界的所谓“志体”却是几十年如一日忠贞不渝，比如“生不立传”，比如“述而不论。宪法党章都在不断修改，志书的编纂规矩就不能因地制宜？其实，史志人也在不断变通，你不是说“生不立传”吗？人家就“以事系人”；你不是说“述而不论”吗？人家就“寓褒贬于记叙”。总之，都有办法，“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因为黄永玉还活着，所以他进不了《凤凰县志》的《人物卷》！但可以“以事系人”呀！但黄老先生又是《凤凰县志》的顾问，书里怎么写他，他是要先看看的。所以你会发现，《凤凰县志》中关于黄永玉的记述极其低调、简单，寥寥数语挂一漏万。最其码，1980年的《猴票》设计就没有记载。其他不说了，图二到图九都是黄先生的作品，《凤凰县志》中看不到的，在这里让你一次看个够！[呲牙]

《凤凰县志》的《后记》中说，本志书有46万字，但在版权页又标注说，本志书有55.6万字，差了将近十万字；《邢台市志》的《后记》中说，感谢某某领导为本志作序，可你怎么找也找不到某某领导的大作；《太原市志》在《叙例》中说，本志的《人物卷》将设置《闻人踪迹》专章，可你去《人物卷》查查，根本就没有这个所谓的《闻人踪迹》专章。诸如此类的“口不照心”、“出尔反尔”和“前言不搭后语”，不知道志书的编纂者会作何解释？

一说起志书中的差错，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错别字，顶多再加上漏字、多字和计量单位的“时差”，别的就没那啥了。而对于上述这种“逻辑性”差错，基本无人在意，也觉察不到，再加上校对一般只针对内文，对于凡例序跋后记之类，一般都“擦肩而过”，篇章之间的无缝衔接或许有总纂把控，出自总纂之手的东西，自然就成了盲区。

错别字之类属于显性差错，普通大众就是火眼金睛，而一些隐性差错，就需要专业人士的专业视角了。比如电影《满江红》，海报一出来，半个书坛都在嚷嚷，争相指出海报中的错别字和繁简混搭，一般大众口诛笔伐指点江山也就罢了，毕竟疫情把人们压抑太久了，乍一见瓜难免狼吞虎咽，可一些书坛大腕也出来“匡扶正义”，好像坐实几个错别字就能把数十亿票房分一半给书协似的！这是专家应该干的事吗？这些老百姓茶余饭后的娱乐项目就不劳您大驾了。真正该你关注的，是电影结尾处秦桧领诵《满江红》啊，那才是该你出来走两步的时候啊！[偷笑]

喜欢旅游的人，大都去过湖南的凤凰古城。如果按旅行社的规划线路，去过凤凰古城的人应该都去过沈从文故居，尽管很多人并不一定知道沈从文是干什么的。凤凰的名人中，现在人们有口皆碑的基本都是沈从文、黄永玉，这是因为黄永玉出镜率太高了，每次露面基本都谈“老三样”：画，凤凰老家，沈从文。其实凤凰的名人中，名气较大且资格较老的有三个人，这三个人中的确有沈从文，另外两个是：熊希龄和陈寅恪！但不知为什么，首轮《凤凰县志》的《人物篇》中，没有陈寅恪，也没有他父亲及祖父。

《凤凰县志》篇幅不大，才六十万字不到，但篇幅上的“袖珍型”并不代表功夫不到。《凤凰县志》在其《后记》中坦陈其“贯注着千百人的心血。”是下了大气力的。说这本书有个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的《凡例》闭口不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第一条就是：“本志取事，上限至事物在本县的发端，但历史长远者只上溯至康熙三十九年建厅为止。下限写至1985年。”第二条为：“本县在清代修过三次厅志，本志非续志，力求贯通古今，但以现代为主，详今略古。”志书是资料性工具书，“凡例”一词，更是纯专业词汇，非要弄一个所谓的“指导思想”，听着是有点怪怪的。

书也如人。有的人，你真找毛病也找不来，但就是觉得无趣，木头一样死板，石头一样僵硬。志书也是这样，有的志书很守规矩，也很厚，也没啥错别字，但你就是觉得没看头，既无个性，也无特点，编纂上归为“千志一面”，装帧上归为“乏善可陈”。《凤凰县志》就不一样了，份量不大，但却能让人手不释卷。

方志里的事，有些象看悬疑片。

2022年11月18日的《湖南日报》上有一篇文章说，“怀化最大的品牌是杂交水稻发源地。”杂交水稻不是袁隆平老先生的东西吗？老先生是江西九江人啊，碍着湖南怀化什么事呢？原来，1953年8月，袁隆平毕业于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大学）农学系，同年被分配到偏远落后的湘西雪峰山麓安江农校教书。1953年的大学毕业生，分到一个偏远的农校当老师，幸亏老先生后来把杂交水稻这事弄成了，如果他当初选择躺平，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突然就明白了，当年已经考上大学的袁老，为什么还要报名参军！幸亏那次身体检查不合格，国家才多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强]

杂交水稻这事，《怀化地区志》倒是提了提，也可能是因为当时还没觉得这事有多厉害，更没想着要把这事当成怀化“最大的品牌”，所以编纂者悉心打造的《总述》中只说了一句“安江农校研究杂交水稻再建新功”，也没提袁隆平的名字。

怀化在《怀化地区志》之后，不知道是不是又编纂有新版《怀化市志》，如果有，不知道有没有把袁隆平收录其中，虽然袁隆平不是怀化人，但《怀化地区志》的《凡例》中说过“兼传客籍人”的话啊，况且，现在又把这事视为怀化“最大的品牌”，如果你志书里都无只言片语或者轻描淡写，何来“最大的品牌”？哈哈，应该相信史志编纂部门的政治敏锐性，大人物定了调的事，怀化的史志工作者一定会闻风而动且会使出浑身解数。[呲牙]

《怀化地区志》的封面书名是繁体字，而书封上使用的书名是简体字，这算不算是繁简混搭呢？新编方志的封面用字是“志体”管不着的事，所以才“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成了号称“法度严谨”的志书编纂中最没规矩的一块，其中尤其典型的就是繁简混搭。其实象《怀化地区志》这种类型的繁简混搭还算好的，其码他还没有在同一词组中出现繁简混搭，最典型的是象《广东年鉴》（图六）这种类型的混搭。

“混搭”在日常生活中俯拾皆是，但并不都是“混账”，有许多还是艺术表达之必须，比如时装，比如绘画、行为艺术和广告策划等。还有的混搭，虽觉别扭，但也无伤大雅，比如电视节目中有些嘉宾的英汉混搭，比如广场上看孙子的爷爷奶奶的夹生普通话与方言的混搭等。

世界上最尴尬的批评莫过于批评之后死一般的沉寂！春节期间《满江红》热映，票房直线上升。可能是故事还不够精彩，抑或是写字太累还没缓过神，在坊间有口皆碑的时候，书法界也不甘寂寞了，不过书法家们关心的不是故事情节和表演艺术，而是电影海报中的错别字和繁简浑搭！可也怪了，无论批评者如何义愤填膺慷慨激昂甚至同仇敌忾，被批评者自始至终一声不吭，一个字的回应都没有。想想也是，几十亿的票房啊，光查钱都忙不过来，谁还顾得上这事！自古至今，所有淡定到懒得多说的，只有两种人，太有钱的和太没钱的！太有钱的人有足够的底气和实力，对外界的纷纷扰扰已不屑一顾！太没钱的，什么事都不敢承诺，没啥可说。无语。

《凤凰县志》封面上用的是刘壮韬的字，扉页上用的是沈从文的字，彩版上有一张黄永玉的画，火柴盒一般大小。现在的书画界，知道刘壮韬的人不多，所以《凤凰县志》封面用字弃沈用刘，很多人不大理解，其实在湘西凤凰城有个说法叫“黄永玉的画，刘壮韬的字。”足见刘字在凤凰的影响之大。至于黄永玉，现在已是“天下谁人不识君”了，一张画就是五六千万，不要说在湘西在湖南，全中国也没几个能望其项背的！那么，画张画就是几千万的人，是怎么买房的呢？

有一次，黄永玉在岳麓书院讲学，听众问了一个关于居所的问题，老头毫不避讳自己房子多：“都说狡兔三窟，我有五窟六窟。”据不完全统计，黄永玉在世界各地给自己建了五处宅第，北京的万荷堂，湘西凤凰的夺翠楼、玉氏山房，香港的山之半居，以及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无数山楼。他和老伴张梅溪每年都要去这几处家中住上一阵子。五个家，个个都惊艳绝伦、卓尔不群，其实远非“豪宅”所能形容。用他自己的话讲，“家，在我眼里，不单是生活、憩居的地方，更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据黄永玉《家是一件艺术品 》）

黄永玉在老家的宅子之一叫“玉氏山房”。资料显示，黄永玉给来客定过三条规矩：一是不许要字画，二是不许乱插嘴，三是不许乱翻书。反正就是任性吧，钱多的人都这样。《凤凰县志》的《人物卷》里没有黄永玉，因为“生不立传”嘛，但志书可以“以事系人”，《凤凰县志》中关于黄永玉的记载还是有的，不过不多，语气平和从容，是志书应有的样子。

中国带“州”的城市有72个，其中有43个是地级市，但这43个地级市中，不包括湖南的株洲市。为什么？因为株洲的“洲”带水，其他所有的都是“州”，不带水。其实，不单单是这43个地级市的“州”是不带水的，放眼全国所有行政区，带水的“洲”也只株洲一家。

我们常常说九州九州，其实这是中国汉代对地域的一种划分，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载，九州顺序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这几个地名放到现在，大家也会发现大部分依旧在使用。比如徐州、荆州、扬州已经成为了地级市，而兖州、青州、冀州等则成为了县级行政区。“州”字在以前是个“通名”，类似现在的“市”，但是后来几经演变，人们在这个本身就是个“通名”的后面又加了一个通名：市！比如兰州市郑州市广州市等，类似现在的“辉县市”，本身“县”字就是一个通名，你又在后面加个“市”。“兴啥啥不丑”也是一种文化属性，根深蒂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我们现在所说的《株洲市志》，一般指出版于2017年11月的这套字数达511.8万、印数达5000册的四卷本《株洲市志》，其实在二十年前的1997年，株洲市就已编纂出版过一套多达十八本的《株洲市志》，但是现在，手头存有整套的人已经不多了。既然前面出过一套面面俱到的“通志”，为什么又要在二十年后重修一次呢？下次再说。

当年，江苏省扬州的广陵区修志的时候，省地方志办公室的市县志指导室主任李明在评审会上发言中说，“可考虑将《广陵区志》改为《广陵志》”。1990年6月1日下午，广陵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杨杏芝向区委常委会汇报此事，区委当即予以否决，志书最终仍以《广陵区志》面世。而湖南湘潭的韶山市地方志却是以《韶山志》面世的，书名中没有带“市”字。《韶山志》的《凡例》第一条指出：“本志系韶山区（市）地方志。”说明这不是一部山水志，而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地方志。查遍所有规定，都没有这样的条款、约定或者默许，也就是说，地方志的名字只能叫《xx县（市、区）志》，而不能叫《xx志》。

景德镇市的方志能叫《景德镇志》吗？黄山市的方志能叫《黄山志》吗？峨眉山市的方志能叫《峨眉山志》吗？都不行。哦，对了，确实有《黄山志》《峨眉山志》，但那不是这个城市的地方志，而是一部纯粹的山水志，不是一回事。

韶山市的二轮志书名终于还是改回来了，叫《韶山市志》。当初为什么要叫《韶山志》？怎么决策的？是何考量？现在查不到任何资料，史志期刊上也没有相关论述，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人民文学》刊登过志书上的文章，志书也收录过《人民文学》上的小说，且是全文刊登。

新版《株洲市志》第四册第2812页有句话说：“1983年，叶之蓁的《我们建国巷》在《人民文学》发表，《文艺报》为这篇作品发表了专文评价。”叶先生是株洲人，他的这篇小说很有名，老一辈的“文学青年”都有印象，“97版”《株洲市志》还全文刊载了这篇小说。新版《株洲市志》不但没有刊载这篇小说，连相关记载也搞错了。《我们建国巷》是发表在《人民文学》不假，但不是在1983年，而是发表在1980年第12期的《人民文学》上。

在小说里，建国巷是一条老巷，住的都是几辈子的老户人家，知根知底，你来我往，一家烧肉，各家一碗，有福共享，很有点共产主义的味道。可是后来事情有些变了，故事主人公在厂里得了技术革新的奖，奖品是一台黑白电视机，这是建国巷第一台电视机，于是平均被打破，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情节的发展，人与人之间也有了隔阂与嫌隙，主人公最终选择离开了容不下发展与差异的老建国巷。

一篇知名小说首发在什么杂志上，是很容易查对的事，最初的撰稿人敷衍了事，后来的审稿人只留意有无错别字，再后来，这事就没人关注了，再加上这种差错基本无人注意，因为没有错别字，很难被校对出来，一般又构不成志书的所谓“差错”，“以讹传讹”便由此产生。

《湘潭市志》的封面书名是启功先生题写的，这是中国书坛大师级的人物，学养深厚，功力非凡，字看上去当然舒服。这四个字的落款是一个白文印，印文为“启功题签”。查资料发现，启功先生不只有一枚印文为“启功题签”的印章。《湘潭市志》共有十三册，其中有的封面上，字把印章盖住了，比如第十一册封面。这是不合章法的，应该是设计者的疏忽大意。

启先生题签很有讲究，什么情况下落款“启功题签”，什么情况下落款“启功敬题”，不一样的。有一次，启功先生给郁风和黄苗子的书画作品题字，落款为“启功敬题”，郁风坚持不要用“敬”字，启功先生说：我现在改名字了，不叫启功，叫启功敬，您不知道吗？[呲牙]

志书封面题字是个很费神的事，请不请人题，请谁题，请几个人题，题写前如何承诺人家，对题字不满意怎么办，题字以后人出事了怎么办，这都是事。当然了，象张家界那样，谁也不找，史志办公室主任亲自操刀，大笔一挥，齐住！谁也没说这样做就不可以，但如果因此就说“谁都可以给志书题写封面书名”，也是不严肃的。

《娄底地区志》的《凡例》中说，娄底地区初名“涟源地区”，涟源县初名“蓝田县”。其实，娄底这个名字的来路一波三折曲里拐弯。最初叫“楼底”，后来又叫“娄底”，再后来又叫“娄氐”，几经折腾，最终又回到“娄底”。为什么《娄底地区志》里没有就“娄底”的来历细说端详，直接原因就是说法太多，无法取舍。

通常的解释是：娄底以前叫“娄氐”，现在的名字是为了方便识别而改动的。“娄氐”这个名字最初出现在宋熙宁六年（1073），到现在已经有900多年历史了。“娄”与“氐”分别对应着天上的“娄星”与“氐星”，“娄星”是西方白虎七宿之一，“氐星”是东方苍龙七宿之一。可以说娄底自古就是两颗吉星争相照耀的地方，白虎、青龙，名字中透着一股霸气。长沙用一个星宿命名，它用了两个，牛！真牛！[强]但按二十八星宿的排列，娄星的位置在西方，属西方七宿，而氐星则在东方，属东方七宿，每个星宿在地面都有他们相对应的位置和范围，氐、娄二星并未照耀娄底上空啊！

当然了，说娄、氐二星交相辉映娄底也并无道理，太阳、月亮两个天体，地球人看来，也有东边明月、西边夕阳同时辉映地球的时候。星相之事，几说几讲，信之则有，不信则无，讲究的就是一个虔诚，除此，无他。《娄底地区志》不把这类略带几分“玄妙”的东西收录进去，合适，恰当，专业！[强]

志书既然宣称自己的使命是“存史、资治、教化”，那就得“方便收藏、方便传播、方便大众”，不然的话，“使命”无从谈起。2017年11月出版的《株洲市志》共有四本，511.8万字，一次性出版，的确是达到了“方便收藏、方便传播、方便大众”。既然二十多年前出版过“贯通古今”的《株洲市志》且有十几本之多，为什么又在二十多年以后再次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呢？“2017版”《株洲市志》的《后记》中没有就此“发表谈话”，但我们不妨替他们梳理一下：

上段说到二十多年以前的《株洲市志》（且称之为“97版”）有十几本，为什么不说清楚呢？到底是十几本呢？志书中的所谓“卷、册、本”，各地的表述都不一样，有地方的一卷就是一本，有地方的一册就是一本，而有的地方，一册中又分上下册。比如“97版”《株洲市志》，《总序》中说这套书“分12册成书”，但在后边的《凡例》中又说，本套书在1997年6月又调整为十五册了，十五册是十五本吗？《凡例》中没说清楚，但从手头的藏书看，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套书的“第四册”就有两本，“第一册”也是两本，还是上下册，且上下册的出版时间和印数都不一样。孔网上有人叫卖“97版”《株洲市志》大全套，说是共十五册十七本，但本人手头的证据显示，这套“97版”《株洲市志》应该是共有十六册（十八本）！这样的迷魂阵，这样的绕口令，怎么会有利于收藏和传播？一般读者如何厘清？连有多少册多少本都厘不清，何谈兴趣？

这下应该明白株洲人为什么又下决心编纂一套易于收藏又易于传播的新版《株洲市志》了吧！和株洲当年的做法如出一辙的还有1655公里之外的甘肃兰州！兰州市当年的这份市长致辞显示，当年的《兰州市志》是计划出70卷的，也就是后来坊间传说的“卷分七十、字逾千万”！最后到底出了几本呢？为什么又在2019年11月重又出版了一个“贯通古今”但却只有一本的《兰州市志》呢？“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很多事，说多了都是泪！

一本志书，“纵异于旧志、横异于他志”的地方就是《杂记》。志书中的此类栏目有很多叫法，比如杂记、丛谈、杂录、拾遗、余录等，“97版”《株洲市志》的这个板块叫“杂志”，专列了一册，有72万字。在“97版”《株洲市志》的十八本书中，这本算是最厚的。以前的地方志，基本都设有“杂录”这个板块，现在的新方志中也有开设这类栏目的，不过不多，有的即使是开设了，东西也不多，尤其是有趣有价值的东西不多，象“97版”《株洲市志》这么大体量的《杂志》，新志中还不多见。

看一个人的品位和层次，要看他“八小时以外”或者退下来以后所做的事情和做事情的能力！看方志也是一样，所有方志共有的东西，基本都是“千志一面”，比如工业农业教科文卫等，“你有我有全都有”，很难有令人怦然心动的特别之处。而被正规“志体”排除在外的《杂记》就不一样了，有特色有味道有意思并且绝无仅有的东西，基本都在这了。一个地方志凑合三五页这东西还好办，要弄七十多万字，就不是敷衍一下能够做到的，所以，单从这点看，“97版”《株洲市志》是下了功夫的。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还是很重视这事的。去年第一期《中国地方志》上有篇文章叫《古代方志设立“杂记”的传统及其门类功能与价值》，专门谈了这个事情。不过，说归说，多数新方志还是取消了“杂记”这个板块，这实在是个遗憾和缺漏！

还有人记得李立三吗？有人去过位于株洲的李立三故居吗？新版《株洲市志》的《人物卷》中给李立三留出了一席之地，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堪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藉此魂归故里万古流芳！现在的人，二三十岁当个局长都会被网民质疑进而人肉，李立三不到三十岁就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了！

毛泽东最“儿女情长”的一封信是写给李立三的。影响巨大且多次再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收录了372封书信，其中唯一写给李立三的信件表达的就是普通人“想念老婆孩子”的真情实感。这封信的复制件现在株洲的李立三故居展厅里。

“想老婆孩子了”。人在遭到政治打击或疾病缠身时，往往想念亲人。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写了一封信，说：“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毛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1927年8月31日离开杨开慧，整整一年没了音信，生病加政治打击能不想老婆孩子吗？

有些标点符号很常用，粗通文字的人都熟悉，比如逗号句号感叹号等。但有一种符号也属于标点符号的范畴，但少有人提及，比如“示亡号”，连《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标点符号使用办法》里也没有提及。这次在看首轮《长沙市志》的时候，发现几乎每册前面的编纂人员名单中，都有几个使用示亡号的，也就是说，在已经去世的人名上加个黑框框。

用字，用纸，用色，用标点符号，这些看上去属于细枝末节的事情，实际上反映着人的文化素养和做事情的精细程度。有一个在大专院校教书法的老师，还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有一次送人作品，是一副对联，内容当然不错了，但她用的是蓝纸，搞得人很不高兴。她不知道在乡下只有家里死人了才用蓝纸写对子。你参加书法比赛可以用蓝纸，送人对联就是大不敬且有羞辱人的意思，可惜这个老师不懂这个。

志书中的编纂人员名单中到底可不可以使用示亡号？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说不行，志书是特殊图书，注定要传承下去的，千百年后的人们看见这个符号，是不是觉得很滑稽啊！另一种意见说可以的，让百年以后的人们知道成书时编纂者的生死状况，不同样是一个珍贵的信息和资料吗？元芳，你认为呢？

读《衡阳市志》有两个目的，一是看看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谈到的地方；二是看看究竟为什么“衡阳雁去无留意”？现在绝大部分古诗词中关于“雁南飞”的典故都在阐述一个理论：雁不过衡阳！事实是这样吗？“衡阳雁”是古代诗词中的经典意象，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均与之相关，其中最最著名的，就是范仲淹的“衡阳雁去无留意。”除此之外，还有杜甫的“万里衡阳雁，今年又北归”等。“衡阳雁”意象之所以生成，当与“雁不过衡阳”的观念有关。范仲淹的这首词叫《渔家傲·秋思》，很有名，现在的小学生都倒背如流！我们不妨再来看一看这个千古名篇：“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南岳衡山有七十二峰，最南端的就是位于衡阳的回雁峰。古人认为回雁峰地势极高，阻挡了雁南下的进程，故而将衡阳当作大雁南飞之极点。这是想当然之论，衡山七十二峰中最高的是位于回雁峰北面的祝融峰，南来的大雁能够飞越祝融峰，又岂能飞不过回雁峰？实际上回雁峰本身并不高，范成大曾亲自登上此峰，并云：“登回雁峰，郡南一小山也。”借助现代地理学知识，我们更是能准确知道它的海拔只有90多米，根本无法抵挡住南飞的大雁。

科学是科学，文学是文学，“飞流直下三千尺”和“离天三尺三”都和“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样，是文学，不是科学，而地方志，不是文学！

《株洲市志》第十五册记述了这样一个事：1957年3月25日，刘少奇到湘江机器厂视察时，工人们反映住房紧张。在分析问题成因时，刘少奇给大家背诵了两首诗，一个是贺知章的《回乡偶感》，一个是王昌龄的《闺怨》。《回乡偶感》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小学生都会背，就那个“少小离家老大回”。《闺怨》也是名诗：“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候。”刘少奇通过这两首古诗告诉大家：“古人外出谋事，也不是都能带家眷的，旧社会，只有当了县长以上的才带家眷。现在，进了城，都要求接家属来，住房就自然成了大问题。”

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应该是给毛主席也谈过。毛主席在1958年2月10日给刘少奇专门写过一封信，其中也专门说了贺知章的事，从信中看，毛主席不同意刘少奇的观点。毛主席认为贺知章“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还说：“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并在信尾指出：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有一点需说明：贺知章是浙江萧山人，首轮《萧山县志》的《人物篇》中，排第一名的就是他。

刘少奇当年视察的这个国营湘江机器厂，其实就是现在的中国南方航空动力机械集团公司，公司建于1951年，地处湖南省株洲市，占地面积5．5平方公里。隶属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公司于1954年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掀开了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历史篇章。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许多人都有过“被捕”的经历。毛主席有没有被敌人抓住过呢？有！这事就发生在湖南的长沙，再具体点就是湖南长沙的浏阳，时间是1927年9月9日。湖南的许多地方志中的《大事记》都可以当成党史看，毛主席在湖南闹革命的许多事，湖南的志书记录的都非常详细。比如首轮《长沙市志》的《大事记》，就明确记载了发生在1927年9月的秋收起义，但毛主席在这个月的长沙浏阳遭遇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抓捕”，《长沙市志》的《大事记》却只字未提。

就在1927年9月9日这天，毛主席遭遇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那是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他被当地清乡队抓住，在押送去团防局准备处死的路上，侥幸机智逃脱。在一个水塘边的密草丛里躲到黄昏，才死里逃生。

毛泽东1936年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有详细描述：“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200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地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

原以为，说衡阳是“雁城”是一种调侃，没想到衡阳的书记市长在《衡阳市志》中说到此事时正襟危坐，于是就突然想到有人说平顶山是“鹰城”、说昆明是“鸟城＂、说厦门是“鹭城”，应该都不是调侃。但这又引来另外一个问题：这名目繁多的这城那城，最初是谁命名的呢？谁最先叫出来的呢？谁是“始作俑者”呢？

还有“雁不过衡阳”一说，虽然古已有之，但究竟是文学家的丰富想像呢还是科学家的严密论证呢？东汉的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在《西京赋》中有一个观点，认为大雁迁徙的南北极，是雁门和衡阳。他们认为雁门关高峻，大雁无法飞越，而其实大雁飞行高度是在各种鸟类中比较高的，斑头雁的最高飞行高度能够达到9000米，能跨越喜马拉雅山。衡阳的“回雁峰”海拔不足百米，大雁能飞不过去？看来，即便是真的“雁不过衡阳”，也不是因为山高！

现在有很多这城那城，也有很多“xx之乡”之类，真真假假似是而非。历史上有很多典故和说法，最初都是当事人的自我炒作，最后积非成是弄假成真了。比如和张大千有关的“南张北溥”， 喊了这么多年， 也都知道张是张大千溥是溥儒，但《书法》杂志（二○一三年第十二期）披露， 当年溥儒就很清楚“南张北溥”是张大千自己搞出来的。 以当时溥儒的地位和身份， 怎么会把自己和张大千摆在一起！工于心计善于运作的倒是张大千， 把还不是太知名的自己和溥儒拉扯上， 档次和名声瞬间大变！哪想到，50年代之后，“北溥”已经淡出画坛，并僻居台岛，而“南张”则发展到欧美。前者依然沿袭传统画技，以中国传统画为主，后者则有了新的发展，在中西画坛中取得不俗的成绩。如今，再提到“南张北溥”时，“南张”已经成为一代宗师，而“北溥”却渐行渐远逐渐淡出视线，这一变化让人唏嘘，但也说明，画坛没有一成不变的主角配角，河东河西的演绎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湖南有个很“另类”的城市：津市市！注意，这没弄错，人家就是叫“津市市”。中国目前有98个单字县市，比如我们河南的叶县温县滑县息县杞县等，但这98个单字县市中不包括津市，因为他不是单字，“津市”是他的专名，最后那个“市”字才是他的通名。比如我们长葛市，“长葛”二字是专名，“市”是通名。全国唯一的单字市叫芒市，原来我们耳熟能详的“沙市”现在改成区了，叫“沙市区”了。

津市市，位于湖南北部，省辖市，目前由常德市代管。津市市，全国县级市中，名字是独一无二的，类似ABB式，很多人曾都以为这个名字是不是写错了？事实是，人家就叫这个名字。不是津市，而是津市市。津市，好像是日本的一座县城。这个拗口的名字，似乎一直在强调“市”的概念，实际上这里很袖珍，地小人少，面积约558平方公里，总人口约24万人。为什么会是这个名字呢？津市市以前是津市镇，古为荆楚之地，属于是澧州七镇之一，这个地方不是“市”的时候，就叫津市，有渡口边的市场之意。《水经注》中说：澧九水，温、渫、黄、茹、道、溇、澹、涔，总曰澧。津市市，正值澧水九条干支流汇合处，因水运而兴，“傍津设市，贸易互利”，津市由此得名。明嘉靖年间，津市已形成“千户之聚”的港口集市。清咸丰、同治年间，与湘潭、衡阳、益阳、常德、洪江并称为“湘省商人营业辐辏之区”。津市市，这个名字几经周转。1949年7月23日津市和平解放，8月5日建立省辖市，1958年改为地辖市，以后数度易制，1963年撤市改镇，1979年12月恢复地辖市制，1988年2月改为省辖市建制。所以，这个“市”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和注脚。

津市市以前出过一本《津市志》，现在把名字改过了，叫《津市市志》，津市出版的年鉴就叫《津市年鉴》。但你也不能说《津市志》这个名字就是错的，方志史上有很多这样命名的志书，韶山的第一本新志就叫《韶山志》，不过现在又回归正规了，叫《韶山市志》。当初江苏的广陵区出版志书的时候，省里还有人建议叫《广陵志》，不过后来被广陵区委否决了，仍然叫《广陵区志》。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好久好久，都没听人说起宋祖英了，如果不是这次翻阅《湘西州志》，我也几乎想不起来这个曾经家喻户晓炙手可热的一代名媛了！宋是湘西人，但由于志体所限，目前的《湘西州志》中，还没有关于她的词条。

冯小刚和宋祖英不一样，虽然两个人都是湖南人。宋祖英出生在湖南湘西州，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湖南湘西州人。冯小刚祖籍湖南湘潭，但他是在北京出生的，祖籍、籍贯和出生地，在地方志上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地方志的编纂者在筛选入志人物时，必须把握的两个原则就是“生不立传”和对是否“本籍”的认定。一般情况下，与“本籍”对应的词汇是“客籍”，有些志书在《凡例》中表述这个事情时用了“外籍”这个词汇，这是错误的，“外籍”一词，专指外国人。

想在地方志中查阅影视名星的资料几无可能。比如，你在《湘西州志》或者《古丈县志》的《人物卷》中查不到宋祖英的条款，在《湘潭市志》中查不到冯小刚的条款，在我们河南的《南乐县志》中查不到岳云鹏的条款。很直接的原因就是史志编纂者秉持的“生不立传”原则。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尤其在机场候机楼和大型书店里，活人的“传记”比比皆是，且都是国家正规出版社的产物。地方志编纂者在这种强大的“异质文化”包围下仍能顽强的恪守“从一而终”，多少有几分悲壮色彩，不容易。[强]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现在的村镇志书，大多都不太在乎“生不立传”这个框框，大小干部统统入志，还有照片，还是标准照。想想也是，我们自己编的志书，兴师动众起早贪黑，最后连自己都进不去，还忙活什么？[偷笑]

曾经有幸看过了全部31个省市区的综合年鉴创刊号，虽然参差不齐，也算百花齐放缤纷多姿。但对近几年出版的省级综合年鉴，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湖南省方志馆的老师给了一个珍贵的机会。

连续看了几本《湖南年鉴》，尤其是在看过湖南人最新出版的采用随文插图及四色印刷的《湖南年鉴》之后，我算彻底明白了《天道》中的芮小丹为什么在听了丁元英的音响效果之后会神魂颠倒到宁可受到处份宁可砸锅卖铁宁可不吃不喝也要买一套和丁元英的音响一样的音响！因为在这之前，她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震撼心灵触动骨髓的音响，更没想到，音响效果竟然奇妙到足以让人脱胎换骨的地步！网络上有句流行语：不是你能抵挡诱惑，而是你碰到的诱惑不够大！换个说法就是：不是你不看年鉴，而是你没有遇到好的年鉴！

书和人一样，一级有一级的水平。网上有句老话叫“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不成功也会很快乐”。看方志看年鉴也是这样，拿到一本优秀的年鉴或者志书，即便不是专业从事史志工作的，你也会手不释卷！因为这种书不仅仅是文章好，连书籍装帧、封面设计、图片选择、印刷材料等都煞费苦心精益求精，处处匠心独具！这就象你遇到一个有品位的人，他扬在脸上的自信、长在心底的善良、融进血里的骨气、两侧外泄的霸气、刻进命里的坚强，让人看一眼便铭心刻骨！

年鉴也好，志书也好，弄出来是要面向大众的，这一点如果把控不好，也容易事与愿违。最近看到一个电视剧叫《产科医生》，故事与演技俱佳，听说这部剧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又听说小说作者为了创作这小说“买下了西单图书大厦产科专业类书架的陈列书目，搜集的网络资料更是车载斗量，打印出来的就有百万字之多；并且大量观看国内外、真人和模拟的手术视频”。于是赶紧上网买了这部长篇小说秉烛夜读，但没想到，书中有太多太多的产科专业词汇和术语了。你显示了你的专业，但却忽略了读者的阅读快感，这也不行。细致入微的《湖南年鉴》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处理的恰到好处！[强]

“每个中国人都有青史留名的情结，只有进入了历史，被文字记录下来，他的人生才有意义。没有载入史册的存在是不真实的。”这段话如果出自普通人的牌桌或饭局，会有一大帮“杠精”等着你！幸亏，这话是出自湖南省的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党组书记易介南先生。在《株洲市志》列出的终审人员中，易介南先生排在首位。在《株洲市志》的三篇序言中，易介南的序言也排在首位，株洲的市委书记市长都居其后。可见，这是个业界大佬，是个举足轻重一言九鼎的人物。中国的文化属性就是这样，话的含金量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出自谁之口！

中国的普通百姓，历经三代四代，顶多五代，这世上便不再有人记起你，所有与你相关的“痕迹”也基本灰飞烟灭，似乎你压根就没有存在过一样。现在好了，有了志书以后，普通百姓的名字甚至生前作为流芳百世便有了可能。因为在你所能见到的所有书籍中，千百年后仍然有人把玩的，志书算其一。如果只有一种的话，非志书莫属。

易介南书记在他为《株洲市志》所做的序言中对株洲的史志人提出了一个期望，让“每个株洲人都能在志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满足青史留名的愿望。”我相信易先生的期望是发自肺腑的！因为“志书”的范围很广，一个人可能暂时进不了省志市志，但还有县志、乡镇志、村志、社区志、厂矿企业志、院校志等。广西的《贺州市志》为入志人物开列了四个层次，符合任何一项即可入志。其中第四项为“耆寿耇老”，也就是说，长寿老人也可以堂而皇之的进入地方志，甚至可以收录他们的饮食习惯、运动项目、个人爱好等等。

再有意思的传奇人物，你在志书中都看不出有任何意思，志书写人都是平铺直叙，“死活一副脸”。比如宋时轮，《株洲市志》给他了一页零八行，这够意思了吧？但你从志书中只能知道有这么个人，有意思的东西，志书中没有。电影《长津湖》中宋时轮的镜头并不多，但看起来就比看志书有意思。文艺作品嘛，犹如手机中的美颜，加过工的。但比文艺作品更有意思的，是真实的人。

淮海战役的时候，有一次，宋时轮带着身边少量几个人乘吉普车在夜里追击敌人时误入敌阵，连人带车被包围了，眼见脱身无望，干脆将计就计。敌营长问：干什么的？宋直言：“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纵队司令宋时轮，这位是政委刘培善，我们到这里，是为了招降你们，希望你们能尽快弃暗投明……”宋时轮本以为要费点口舌，多讲点为国为民的革命道理，才能说服这位三十多岁的国民党营长，没想到这个国军营长听到他的话，竟一脸惊喜。营长站起身来，带宋时轮去了一间屋子，“啪”，向宋司令、刘政委立正敬礼，含泪说道：“报告司令、报告政委，我是国军第59军111团3营营长王世江，也是一个有十年党龄的中共秘密党员，是被党组织派来打入敌人内部做策反工作的，从现在开始，我一切行动听司令员、政委指挥！”宋时轮既意外又高兴，没想到深入虎穴时还遇上了自己的同志，还能策反一支敌军队伍，当即吩咐道：“太好了！我部已完成对运河桥的进攻准备，到了预定时间，就要发起攻击，力求切断黄百韬兵团的退路，我命令你立即起义，为我军大部队南下让开道路。”

人不该死的时候，寻死也死不了。命运就是这么神奇，即便是你身处绝境，也能让你绝处逢生！

首轮《长沙市志》的《编后记》中点名表扬了一个人，这人叫朱文杰，是长沙水电学院的一名老师，他被表扬的原因是，他对先期出版的部分《长沙市志》指出了许多差错。这年头，认真读志的人不多了，比认真读志更少的，是能够认真回应读者“指正”的史志编纂者。现在的地方志都有一篇《后记》，几乎所有的《后记》都会“望读者诸君、行家指正”，但几乎都不留反馈渠道，更谈不上真的把读者的批评当回事。

相比志鉴出版的热闹，史志界最稀缺的是对志鉴的批评，尤其是直言不讳一剑封喉直击要害的批评。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离开了批评，人们尤其是自以为这世上只有自己在坐冷板凳的方志人便很容易被“热闹”的表象所迷惑，继而迷失方向甚至迷失自我。

“差错”是志书的顽疾，完全堵绝几无可能，近年看过的几部在全国获“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的志书，差错率也不达标（差错率不超过四万分之一）。现在一说差错，人们想到的就是错别字或者数据、时间的误差，对语文性错误认知不够，比如，以“差强人意”表示让人不满意、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当成孔子的话、“己亥”误为“已亥”、“挖墙脚”误为“挖墙角”、“主旋律”误为“主弦律”、“鲇鱼”误为“鲶鱼”、“不以为意”误为“不以为然”、“禁渔”误为“禁鱼”、“令人不齿”误为“令人不耻”等。首轮《长沙市志》在“补正”中体现出了对这个问题的重视，这也是水平，也是态度，难能可贵！

《凤凰县志》的《人物卷》在介绍熊希龄这个大人物时讲了一个故事，说熊希龄在学校念书时，老师出过一个上联让学生应对，上联是“栽数盆花，探春秋消息”。熊希龄马上应对：凿一池水，窥天地盈虚！其实这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说是沅州太守朱其懿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叫朱其慧。朱其懿曾有意让自己的妹妹朱其慧在书院中挑选一位才子婚配，朱其慧便来了个比文招亲，她写了个“栽数盆花，探春秋消息”的上联贴在院中，让诸生答对。最后，熊希龄以“凿一池水，窥天地盈虚”，最得朱其慧的心意，两人一见如故，由此结缘。成婚后，夫人朱其慧果然十分贤惠，对熊希龄一生的事业颇多裨益。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乘车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1949年3月25日晚上，毛泽东入住双清别墅，这个双清别墅就是熊希龄主持建造的。《凤凰县志》里没有提到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位置的“双清别墅”。北京最近正在围绕这个双清别墅进行文旅开发，但愿他们能给熊希龄留出应有的位

1917年京畿水患之时，熊希龄于北京牵头成立慈幼局两所，作为收养灾区难童的过渡机构。水灾之后，仍有许多儿童无人认领，他于是决定创办一所长期对孤贫儿童进行收养和教育的学校。当时在北京城内未能找到合适处所，几经波折，最终选定已废弃的前清行宫香山静宜园，取名“香山慈幼院”。静宜园香山寺以南，有一处院落，藏在苍松翠柏之间，曾是乾隆时期的“松坞云庄”。熊希龄创办香山慈幼院时，将自己的住所选定于此。院内石壁下有两眼泉水，始凿于金代，初名“梦感泉”，乾隆皇帝兴建静宜园时命名为“双清”，并题写了“双清”二字，镌刻于石壁上，所以熊希龄将修葺的住所称为“双清别墅”。置。

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工于心计的人种！他在“收集他人资料、打探他人家事、掌握他人秘密”上无所不用其极。复旦大学教授巴兆祥的研究证明：“日本收藏方志的数量和质量除国内的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外，其他省区的图书馆都难与之匹敌。”世界上收藏中国地方志最多的国家就是日本。一个弹丸小国，如此不遗余力的收藏邻国的地方志干什么呢？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我们的地方志里究竟有些什么资料呢？或者说，我们的地方志里究竟载入了什么东西，竟然值得我们的宿敌不惜代价呢？拿“97版《株洲市志》”说吧，这套书共十六卷（十八本），仅其中的第十五卷就载有《株洲市地势图》《株洲市矿产资源图》《株洲市国土综合开发整治规划图》《株洲市粮油作物布局及商品生产基地图》《株洲市主要经济作物布局及分区图》《株洲市森林资源分布图》《株洲市水利工程现状图》《株洲市畜牧水产现状及规划图》《株洲市乡镇企业现状及规划图》《株洲市气候资源图》《株洲市农村能源现状及规划图》《株洲市电网现状图》等，还有比这更详细的家底吗？这就等于一个人，把自己的家庭资产、存贮位置、下步规划包括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家庭详细地址等，全告诉人家了。“97版《株洲市志》”共有十六卷，以上这些资源图还仅仅是其中一卷的，如果统统都算上，该有多详细呢？

“97版《株洲市志》”过去了二十年之后，株洲人又重修了《株洲市志》，也是“通志”，下限比97版又延展了十年，但字数却比97版少了300万。地图就更不用说了，只上了一个行政区划图，其他图，一张也没有。

人，都骂过人，或多或少或轻或重，但因为骂人把自己命骂没的还不多见，《湘潭市志》第十卷第58页记录的叶德辉，就算是这样一个人，但志书中没有提到毛主席对这个人的点评。

毛主席说：“这个保孔夫子、反对康有为的，此人叫叶德辉。后头顾孟馀问我，有这件事吗？我说有这件事，但是情况我不大清楚，因为我不在湖南。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不宜于杀。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

正如毛主席所说，这个叶德辉是个大学问人，曾先后花费24年校刊编定十五部前人所撰的书籍目录著作。但这人是个两面人，鱼肉乡里，称霸一方，无恶不作！“多行不义必自毙”。导致叶德辉走上断头台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辱骂农会的一副对联，《湘潭市志》虽也提到这个事，但没显示这副对联。上联：农运方兴，粮稻菽麦黍稷，杂种出世；下联：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豸，六畜横行。横批：斌尖卡傀。上下联的意思好懂，很多人看不懂横批。横批四个字的含义是：不文不武，不大不小，不上不下，不人不鬼！

《娄底地区志》的彩版上有一幅黑白字画（图二），值得说一说。

字画鉴定，在我们一般人看来神秘莫测高深莫测，好像不是凡人所为。其实说透了也简单，一是真东西过手多了，经验积累所致；二是文献资料看多了，有足够多的佐证！有些双胞胎多胞胎孩子，我们外人怎么看都分不清，可孩子他妈从来弄不错，你能说他妈有特异功能？不是，“无他，但手熟尔。”网上有篇报道说，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的革命文物中，有一幅红底黑字寿幛：红缎正中横书“国之贤母”4个大字。这是1938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为时任八路军卫生部部长姜齐贤的母亲姜刘氏七十寿诞所赠。这幅字的上款下款均是毛主席手书，无印章。中间这四个字“国之贤母”是不是毛主席的字呢？五百年后如果搞字画鉴定，鉴定人只要看过《娄底地区志》就可以断定：这四个字非毛手书！

八路军当年有个官员叫姜齐贤，湖南娄底人。姜齐贤从军之后，随军转战南北，自然无暇回家探望母亲。1938年7月的一天，身在延安的姜齐贤向人说起思母之情，毛泽东朱德等人也为之动容，当即找来一节红缎，请林伯渠书写“国之贤母”四个大字，毛主席亲笔题了上款下款。朱德也赠诗一首：“人生七十古来稀，孟母贤劳说断机，哲嗣医疗称妙手，楼兰未斩尚戍衣。”1949年10月28日，刘太夫人在老家病逝，毛泽东在为姜齐贤请假的报告上亲笔批示：“准假十天，并致悼意。”

这样一幅既无印章也无“林伯渠”字样的书法作品，500年后的字画鉴定家如果没有足够的文献资料，怎么判别呢？但他如果看了出版于1997年12月的《娄底地区志》，一切都简单了！因为这个《娄底地区志》的《大事记》中明白无误的记着：1938年7月，八路军卫生部长姜齐贤之母刘氏（娄底人）70诞辰，毛泽东赠送“国之贤母”寿幛一幅，由林伯渠代书，朱德赠寿诗一首。

毛主席到底是什么地方人？往大了说，湖南人；往小了说，韶山冲人。那，韶山是个什么级别？“冲”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小时候的课本上说，毛主席是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人，但我们现在要去毛主席故乡，却要先去韶山市而不是湘潭县，这是怎么回事呢？

毛主席出生时，韶山冲属于湘潭县管辖，说毛主席是湘潭县韶山冲人，就是从这说起的。到了1961年，设立了韶山区，但这个区仍然属于湘潭县管辖。到了1984年，韶山区升格为县级区，由地级湘潭市管辖，这时候起，韶山就不再属于湘潭县了。到了1991年，韶山区又升格了，成了县级韶山市，由湖南省直辖、湘潭市代管。

但有一点，毛主席从出生到去世，韶山一直归湘潭县管，所以，说毛主席是湘潭县人也不算错！至于这个“冲”字，他实际上算是附属在地名上的一个方言，类似咱们这里的“霸王岗”中的“岗”、“龙王坡”中的“坡”。在当地，“冲”的意思就是山沟沟里的一块平地。

雨还没下，朋友圈里已经“满城风雨”了，再加上各种各样的提醒短信，愈加显得“山雨欲来风满楼”。气氛营造到这种地步，这雨都不好意思不下了！即便是为了意思意思，他也得出来走两步，何况“清明”临近，“雨纷纷”的规定动作还是得一丝不苟的。古人也真是想得开，前一秒还在“欲断魂”，转眼就找地方喝酒，“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老杜信口开河出了一个“杏花村”，让千年以后的“考古专家”、“方志权威”为了找出“杏花村”打破了“头”。他们先找出全国19个名字相同的古村，然后圈定了其中“可能有关”的6个，经过几轮口若悬河引经据典的口水战后，最后筛选出了山西、湖北、安徽三家，至今仍然缠斗不休。

去过鄢陵铜陵炎陵乐陵十三陵，但你去过零陵吗？

人的辈分，人的名字，人的性别，通常情况下都是非常稳定的，几乎终生不变。行政区划就不一样了，辈分、归属、名字、存废等，一直都在变。比如湖南的零陵。

湖南人对“零陵”这个名字的情感很复杂，几经“断舍离”，“剪不断理还乱”。以“零陵”冠名的地方志有《零陵县志》《零陵区志》《零陵地区志》。曾经，永州是零陵地区下面的一个县级市，现在，零陵是地级永州市下面的一个县级区。曾经，拆散了零陵县，成就了县级永州市和冷水滩市，现在，几经辗转腾挪，县级冷水滩市没有了，县级芝山区也没有了，历经沧桑的“零陵”死而复生，现在是地级永州市下面的一个区，曾经飞雄流秀，如今玉殒香消，好在，名字还在，辈分就今非昔比了。

和河南省的朱集市一样，短暂存在过的冷水滩市和芝山区都没有志书留下，朱集市和芝山区甚至连一本年鉴也没有留下。“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再过个三五百年，如果还能在发黄的史书上找到这几个遥远的名字，就算很不错了，别的，就别想了，一切都已灰飞烟灭。

《郴州地区志》一共三本，三本书的封面图片完全一样。版面浪费就不说了，关键是没有说明文字。封面上没有，扉页上没有，版权页没有，内文也没有。本地人可能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但你的志书不是只为本地人服务的啊！我开始还以为是著名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纪念碑”，拿着放大镜在光线充足的阳台上看了半天才确定，这个是湘南起义纪念碑。

刚才有句话说“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你可能觉得是弄错了，其实不是，没弄错。去年4月20日，郴州市委书记吴巨培向人介绍郴州时说过：“走遍五大洲，最美有郴州。来到郴州会震撼，不来郴州会遗憾。”这几句一听就是策划许久的几句话听着还真是不赖。谈到郴州旅游资源，吴巨培如数家珍：在郴州，毛主席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朱德、陈毅发动了湘南起义，走出了邓中夏等革命先驱和黄克诚等9位开国将军，是“第一军规”颁布地。这个第一军规，就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就要求部队官兵对待人民群众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同年10月在江西省遂川县荆竹山动员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时，站在雷打石上首次规定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部队进驻遂川县城，分散到县城周围农村发动群众时，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1928年4月3日部队到达湖南省桂东县沙田村，毛泽东在沙田镇沙田圩“三十六石丘”田边的土台上，向工农革命军和地方赤卫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建军宗旨教育，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好习惯令人羡慕嫉妒，因为好习惯很不容易养成，因为好习惯是成大事的前奏。我们身边有许多人喜欢没事的时候背诵古诗词，有人张口就来，什么“好雨知时节”，什么“春眠不觉晓”，什么“明月几时有”等等，但很少听人背过《长恨歌》《琵琶行》《春江花月夜》，原来听说市委机关有个女干部会背这几首长诗，于是就很佩服！还有人喜欢背毛主席诗词，会背很多，但有一首《七律.有所思》，从来没听谁背过。不过这也不奇怪，毛主席这首七律写成后一直“秘不示人”，直到1996年，才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在《毛泽东诗词集》中公开发表。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呢？1966年，在韶山。

《湘潭市志》的《大事记》中，关于1966年6月18日的记载只有一句话：“18～28日，毛泽东主席回韶山，住在韶山滴水洞。”《韶山志》中关于这一天的记载也是一句话：“6月18日，毛主席回韶山，下榻滴水洞一号楼，28日离开韶山。”《韶山志》出版的时候，毛主席这首在韶山滴水洞创作的《七律.有所思》还没公开，志书当然无从谈起。但《湘潭市志》是出版于1997年，这时候，什么都可以谈了，诗词也公开了，但志书中仍只字未提这首诗。

现在的人买菜，都不再忌讳菜叶上的虫眼。其实，毛主席当年在韶山滴水洞住的时候，也碰上过这种事：毛主席喜欢吃青辣椒，厨师石荫祥特地为毛泽东做了一盘青辣椒炒鲜菌。菜端上桌时, 才发现菌子里藏着白色的小虫, 他想马上端走倒掉。毛泽东忙笑着制止说:“没关系, 不干不净, 吃了没病。菌子里有小虫子, 说明这菌子里没毒, 吃了不会死人, 不要换。”这么有趣的段子，志书里哪里会看到啊！[呲牙]

湖南的地方志，心仪已久却最终也没有如愿以偿的，唯《岳阳市志》。学生时代背过许多古文，现在还能张口就来的，唯《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中国现在带“陵”字的城市一共有二十八个，除了我们所熟知的江陵、兰陵、广陵之外，还有铜陵、涪陵、嘉陵、武陵源、夷陵等二十五个城市。如果再早推一千年，还应该包括岳阳市，因为《岳阳楼记》告诉我们，当时的岳阳市，叫巴陵！

带“陵”的地方，古代的湖南境内有武陵郡、巴陵郡、昭陵郡、沅陵郡、零陵郡等。其中的武陵郡，就是今天的常德市。巴陵郡指的是今天的岳阳市。昭陵郡指的是今天的邵阳市。零陵郡指的是今天的永州市。古代湖南地名中带“陵”字的县也不少，如迁陵县、容陵县、泉陵县、舂陵县、义陵县、零陵县、醴陵县、茶陵县、沅陵县、辰陵县、孱陵县等等。湖南省内目前依然存在的几个带“陵”字的区县有醴陵市、茶陵县、炎陵县、沅陵县、零陵区等，其中我特别关注的是炎陵，因为全中国号称是炎陵所在地的，可不止炎陵县一家。

炎帝的“帝”和皇帝的“帝”虽然是同一字，但不是一个意思。中国历史上出现过494个皇帝，他们的陵墓在什么地方的确值得考证，但中国古籍中对炎黄的记载就有些乱了，有各种各样的版本，这些版本往往纷繁复杂，又多有前后矛盾之处。即使像司马迁这样注重考证研究的史学家，在对待炎帝的问题上也多有前后矛盾之叙述。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莫能征，于是轩辕氏乃征不亭。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得其志，遂禽杀蚩尤。”从司马迁的记载来看，似乎炎帝又成为了蚩尤，蚩尤似乎就是炎帝，而且炎帝似乎又是世衰的神农氏。炎帝蚩尤暴乱天下，诸侯莫能讨伐，黄帝轩辕氏与蚩尤三战获胜，最终擒杀蚩尤。也正是这种混乱的记载，导致了现在对于“炎陵”的争执。“97版《株洲市志》”很在乎这事，专门辟出版面刊出了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以正视听。后来重修《株洲市志》的时候，态度就豁达多了，不再用大幅题字过份强调这个了。还是顾嘉衡说的好：“心在汉室，原无分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辩襄阳南阳”。

曾经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毛刘周朱能入地方志吗？比如毛主席，能入地方志吗？入志人物，一般都按生卒年月排序，假如毛主席可以入志，怎么参加排序呢？

敢把毛泽东列入地方志中《人物卷》的，恐怕只有《湘潭市志》《湘潭县志》和《韶山志》了！关于大人物入志的问题，史志界多有争论，前辈章学诚就不同意，他说三品以上官员就不是地方志能驾驭的人物了。但现在看，大家都没听他的，《中山市志》有孙中山传，《韶山志》首列毛泽东传，《奉化市志》立传的有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绍兴市志》立传的有周恩来 、汪精卫。《青田县志》立传的有国民党副总裁、“副总统”陈诚，不都挺好吗？但有一个问题，各地处理方法不一样：大人物在地方志中如何参与排序呢？《湘潭市志》的做法是：不参加！

其实，特殊人物不参加排序并不是《湘潭市志》的首创，你看看以前的党代会就明白了。比如党的十大，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共319人，排序的时候，先是毛主席，然后才注明“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忽然想起毛主席早年的一首诗《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强]

春节的时候，我们天天看见千家万户门上的春联，但现在如果让你背几条出来，恐怕就比较难了。我们小时候不一样，有的春联我们现在还能背，比如：“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比如“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等。其中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敢教日月换新天”，那时候还不知道这是毛主席的诗句，更不知道这是毛主席阔别家乡三十二年后首次回韶山的当天夜里写的《七律.到韶山》中的两句。《韶山志》的彩版中有一张通栏照片，是毛主席手书的《七律.到韶山》，满眼只见龙飞凤舞巨蟒游走，笔势左盘右收,左冲右突,如同漫天的闪电。

1959年9月13日，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说：“通首写三十二年的历史。‘霸主’指蒋介石。这一联写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1961年，郭沫若曾问毛泽东《七律·到韶山》中“黑手高悬霸主鞭”的黑手指谁，因有人释为人民，有人释为反动派。毛泽东回答指反动派。

我们共同来重温这首经典名作吧：《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还有一件事值得湖南史志人骄傲：新中国最先正规出版的省志是《湖南省志》！都说新方志的编纂起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错！这部《湖南省志》早在1959年就正式出版了！[强]

湖南的史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开始大规模编纂新方志的时候，省一级的新方志已经在二三十年前就开始陆续出版了。比如这本《湖南省志.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1959年2月就出版了，湖南的史志人应该都看过这本珍贵的志书，最其码，株洲人看过，因为新版《株洲市志》在记述1938年8月31日的那次敌机轰炸时，文字表述几乎和1959年的这本《湖南省志》上的记述一模一样，有趣的是，《株洲市志》还把“敌机”弄成了“乱机”。[呲牙]

出版于1959年2月的这本《湖南省志》是全国第一本省级新方志，这在当时是需要“远见卓识”的，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下这个决心的。现在回头看这本书，依然令人心生敬佩，可圈可点之处依然触目即是。

比如阐述当年的国共关系，现在的笔杆子依然需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这本1959年的《湖南省志》利用脚注阐述了此事，遣词造句滴水不漏：“湖南先有共产党，后有中国国民党。1924年国共合作后，湖南共产党员亦多参加了国民党组织。1925年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长沙秘密地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了第一届执监委员，其中多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因此湖南国民党省党部及各地国民党组织多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所掌握。”

手头有一本1987年第六期《湖南地方志》，上面标注为“总第48期”。但手头的另外一本出版于2000年的《湖南地方志》却标着“总第1期”。一本刊物，名字一样，主管单位主办单位都没变，序号怎么乱了呢？即便是“在停刊一年以后又与大家见面了”，那你也是“复刊”呀，况且你还专门有篇“复刊词”，刊物的序号理所当然的要与以前的刊物衔接起来的，而不应该标注为“总第1期”。

与《湖南地方志》有着同样问题的还有长沙市的刊物《长沙史志》。手头这本2020年第一期《长沙史志》的封面上标有“总第16期”的字样，也就是说，刊物的序号是从2012年开始排的，但有资料显示，长沙市早在1985年就创办了《长沙史志通讯》，当时还请肖劲光廖沫沙周谷城等大人物题过字，在长沙乃至湖南省都有较大影响，遗憾的是在办了12期以后“因故停刊”了！2012年的《长沙史志》虽然刊名略有变动，但刊物宗旨及主管主办均没改变，所以新刊算是复刊，新的“创刊号”完全可以算是“总第13期”。这和当年许多省市的综合年鉴一样，初创时都叫《xx经济年鉴》，后来虽改名为《xx年鉴》，但排序都是从《xx经济年鉴》开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建立的（但中国不是1949年才有的，歌曲中只能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不能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当时就有人建议学习民国纪年的办法，把1949年叫“xx元年”，毛主席不同意，让大家再讨论讨论。有人就建议按公元纪年，这个建议也是见仁见智。黄炎培说：“有人说采用公元纪年是以耶稣诞生之年为纪元，是基督教国家的年号，据我们调查了解，其实许多非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也采用公元纪年，现在公元纪年已成为国际习惯通用的年号。”毛泽东风趣地接话：“就是耶稣也不坏嘛，耶稣和今天某些国家借推行基督教进行帝国主义侵略不一样！”于是，公元纪年得以确立。

“名人字画”这四个字，关键在“名人”，不在“字画”，字画的艺术水准当然需要考量，但决定这幅字画份量的，是这字画的作者是何许人也！史志界当然有许多文化人，文化人的标配之一就是“挥毫泼墨”，尤其是一些资深史志人，大都能来几下，有的还功力不凡，甚至功力不凡到自命不凡顾盼自雄。比如给书刊封面题字，一般都是请知名人士尤其是泰斗级人物“惠赐大作”，但史志界的那些“功力不凡”的人，实在是觉得多此一举，那两下子咱也会，花哪钱干啥？于是就亲自披挂上阵，“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一眨眼，搞定，完全忘记了人们不只是要“字画”，更重要的是要“名人”，字好赖不是关键！

早期《湖南地方志》杂志的封面刊名，一直使用的都是周谷城的字，周是湖南益阳人，《益阳县志》的封面用的就是周字，早期的《长沙史志》也是请周题的字，《湖南地方志》就更不用说了，用周字用了多年。后来，也就是杂志“因故停刊”又复刊后，封面不用周字了，取而代之的是湖南省地方志办公室某领导人的字，老实说，单看字，还真不错！[强]不过，才用了两期就鸣金收兵了，原因不明。[偷笑]

史志办公室的首长亲自挥毫泼墨的还不只是湖南省史志办，张家界市的第一本《张家界市志》的封面书名仍然是本市史志办公室的首长的“墨宝”，这在地市级的志书中亦不多见。志书不比刊物和年鉴，一二十年才出一本，张家界的下一本志书封面还会让史志办公室主任“欣然命笔”吗？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呲牙]

收集湖南地方志的时候偶然发现，湖南的地级市中有许多带“阳”的。其实，说“许多”有点夸张，不就四个嘛，还不如河南带“阳”的城市多。不过，全国带“阳”的地级市一共才23个，你们能占四五个，很不错了。但有一点需注意，带“阳”的城市并不都是“阳”居第二位，以“阳”字开头的城市也不少，比如广东，虽带有阳字的城市不是很多，但是“阳”字开头的地方不少，仅阳江市属下就有四个，他们是阳江市、阳春市、阳东区、阳西县。

网上有一些关于地名的文章，一看就不是出自史志系统，很不专业。比如在说到中国的省市名字时说，都是以“江河湖海”打头，以“东西南北”收尾，并举例说“江西河南湖北海南广东广西山东山西”，却忘了还有东莞南京西安北海东营西宁南宁北京。还有一篇文章说邯郸是全国唯一一个3000年没改过名字的城市，却忘了河南人在一边撇嘴呢！难道不知道河南的洛阳上蔡息县吗？还有一篇文章说大连是全国唯一一个由外国人命名的城市，这就不严谨了，高雄也是由外国人命名的城市，难道高雄不属于“全国”的范围？

很多误解与偏见与我们的“地名志”编纂水平有关。现在有很多地名志，尤其是一些县（市、区）的地名志，只说了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以及人口土地，基本没有涉及地名溯源或者语焉不详，让人一头雾水。地名这东西不涉密，也没啥忌讳，如果你透露不出更多的“料”，原因只有一个：没下功夫调查、走访：、考证。

“高官”和“高级干部”是我们经常听说的词汇，尤其是文学作品和官方文稿中，出现的频次更高。究竟什么样的干部才配称“高官”或“高级干部”呢？副省以上。这个是有正规解释的，不是随便想当然的。新中国的新编方志中，唯一由国民党前高官担任“编纂委员会主任”的就是1959年出版的《湖南省志》了！谁？程潜！这人曾经参加竞选国民党副总统，后长期主政湖南，新中国成立后仍任湖南省长，这经历在国民党的高官中十分罕见！

程是湖南株洲人，最新出版的《株洲市志》的《人物编》中给程潜留出了很大篇幅。但，无论是市面上流行的《程潜传》还是《株洲市志》中的《人物编》，都没有提到过程曾担任过《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主任这事，一个字也没有。有人说，他是挂名，没有实际意义。不对，“挂名”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一个词汇，内涵丰富，寓意深刻，作角特殊，不是随便拿来用的。

在这个由程潜出任主任的编纂委员会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些熟悉的名字，比如华国锋周小舟周世钊等，尤其是华的名字，让人看到以后勾起许多联想。华不是湖南人，是山西人，新版《山西省志》中专门有一部分志叫《华国锋志》。《山西省志》有许多令人心生好奇的分志，比如《华国锋志》《陈永贵志》《农业学大寨志》《楹联志》《古戏台志》等。

谈“阳”色变的日子终于渐行渐远，连带“阳”字的地方志也千呼万唤不出来！[呲牙]几经辗转腾挪，《岳阳市志》和《益阳市志》亦然“踏破铁鞋无觅处”，最初计划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湖南方志笔记》是七十篇，其中有十篇是关于岳阳楼、范仲淹、滕子京以及由此引出的“以事系人”，但这一切，不得不因《岳阳市志》的“杳无踪迹”而偃旗息鼓！

自媒体时代，给普通人的“发泄”与“倾诉”提供了足够的渠道与可能，尤其是微信与抖音，更是“飞入寻常百姓家”，手指一动，无远弗届，你的喜怒哀乐悲恐惊，瞬间跨越万水千山！方志也因此不再“养在深闺人不识”，尤其是许多地方的新版志书，基本都印有“小程序”，轻轻一扫，手机便“汗牛充栋”！只是不知道，会有几个人通过手机扫码阅读方志。[偷笑]志书是书的一种，人们通常所说的“读书”当然包括读志书。史志系统的秀才们总结归纳了许许多多读志书的好处，最终还是那句老话：“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太过板正了，犯了地方志“正襟危坐”的老毛病，其实就一句话，书读多了，可以让你说话有德，做事有余，出言有尺，嬉闹有度。

再过几天就是“谷雨”了，这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时光就是这么任性，无论你是“春风得意马蹄疾”，还是“破帽遮颜过闹市”，他都一往无前，完全不顾身后的一地鸡毛或一声叹息！好在，夏天就要到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好的景色应该带给人好的心情，但真正愉悦身心和升华格局的还是阅读，“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古训不会错的。

因为一个乡镇书记，唐河突然火了！相比美国的山林大火，唐河这把火当然不大，但在清明与疫情渐行渐远的新闻空窗期内，亦可呈裂变式传播！况且现在又是瓜果难觅的暮春时节，沙尘翻飞，落英缤纷，吃瓜群众为响应电视广告中铺天盖地的光盘行动，早已顾不上吃相，一向低调的豫南小县，就这样毫无征兆的成为了广大吃货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其势头如一江春水向东流，拦都拦不住！

我的这个系列话题是说地方志的，按照事先划定的组稿宗旨，唐河勉强忝陪末座，断不会拿他开头。但世上事就是这么无巧不成书。当年长征路上的毛泽东一开始也不知道刘志丹，更没想过去找他，一切都因为那张从天而降的旧报纸。唐河也是这样，压根就没打他的牌，谁让他突然刷屏呢？不过他也不用担心，现在的新闻虽然穿透力越来越强，但“遗忘曲线”越来越短，过不了几天，就会有新瓜将他遮闭，就像当年把唐河炒上天的张玉琴，现在还有几人记得呢？一切都会过去，吃瓜群众不念旧！[偷笑]

唐河县也是改过名字的。他最初不叫唐河叫唐县，但在当时，全国有两个唐县，河南一个，河北一个，让谁更名换姓呢？当然是河南的这个！为什么？“拐弯让直行”嘛，人家河北那个唐县当年归直隶，不让咋弄！那，河南这个唐县改成什么名呢？沘源县！当地人一听就拍案而起，坚决不同意这个名字！于是就“上访告状游行示威”，嚷嚷了好几年也没改过来，后来，当地出了一个大官叫李环瀛，算是个说话有点份量的人，他又找了一个著名学者手书一纸《请改沘源县为唐河县呈文》，人托人脸托脸，这才于1923年下文更正，“唐河县”才横空出世，掐指一算，刚好一百年了！

河北有一个《大厂年鉴》，江苏也有一个《大厂年鉴》，河北的这个《大厂年鉴》网上铺天盖地，江苏的这个《大厂年鉴》已是一书难求！还有，河北的这个“大厂”至今依然健在，江苏的这个“大厂”早已人间蒸发！“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南京市大厂区是在2002年被裁撤掉的，而这本《大厂区志》的出版时间是2006年7月，也就是说，《大厂区志》出版的时候，大厂区已经被裁撤4年了。但这本出版于2006年的《大厂区志》封面上显示的仍然是“南京市大厂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应该是“南京市《大厂区志》编纂委员会”或“南京市六合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还有，这本《大厂区志》唯一的一篇序言落款为“南京市大厂区人民政府区长邱xx”，这亦不妥！大厂区已经不存在了，何来区长一说？如果实在是想怀旧，想让原来的首长出来走两步，可以加个“原”，或者在文末加上大厂区裁撤前的日期。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怀念故乡故土是人之常情，古今都一样。但，怀念是怀念，学术是学术，二者不可混淆，更不可掺杂感情因素。

看到这本世上仅有且空前绝后的《居巢区志》时想到了很多问题！太过久远的历史咱不去扯，上下五千年的改朝换代不是朋友圈里该聊的，朋友圈的适宜环境是茶余饭后西窗剪烛，朋友圈适宜的氛围是轻松自然妙趣横生。所以希望通过朋友圈传经布道或颠覆三观的，恐怕会大失所望。[偷笑]

一直以为，“巢”有两个读音，chao和cao，认真查了一下才确定不对，这个字的读音只有一个：chao！至于涵义，百度上辞书里都阐释的很清楚，鸟窝蜂窝蚂蚁窝，还有就是盗匪或敌人盘踞的地方。所以最初看到安徽有个区叫“居巢区”时不禁莞尔，尤其是在看到巢湖市居巢区的书记区长联名为《居巢区志》撰写的序言里有“居巢儿女”一词时更觉异样。“居”字和“巢”字本身倒没啥，但把这两个字往一块一凑，再加上又是一个城区的名字，感觉就怪怪的，尽管相关的学者给出过很严谨的解读，但你总不能见个人都给人家上一课历史文化课吧！好在，“居巢区”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她又成了风姿绰约的巢湖市了！[呲牙]

比起西部的长河饮马,巢湖当然属于婉约,比起长城的莽荡回环,巢湖当然属于阴柔。即便是印像当中正襟危坐中规中矩的史志人，也就着巢湖的仪态万方耍了一把迷魂阵：巢湖是个湖，也是一个专区，也是一个地区，也是一个地级市，也是一个县级市，所以当你在一本志书的封面上看到《巢湖志》《巢湖市志》或《巢湖市居巢区志》时，你说其中的“巢湖”是个湖呢、是个地区呢、是个地级市呢、是个县。级市呢？

上海是个市（废话[偷笑]）！但上海也曾经是一个县（正确[呲牙]）！人人都知道上海有个闵行区，但不一定人人都知道这个闵行区“雪藏”着一个上海县！关于闵行的“行”，不是本地人，初次读的话，往往会读岔，把它读成行走的行，其实作为地名，它的正确读音应该为行业的行。要捋清闵行的前世今生，必须要从上海县说起。

很多生活在上海的人，哪怕是本地的90后们，对“上海县”其实是很陌生的，有的甚至都没有听说过。上海不是个“市”吗，怎么还有“县”？其实，上海县作为一个行政建置名词，从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正式亮相，存在了整整700年，只是在30年前才退出历史舞台。1992年9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上海县与原闵行区“撤二建一”，成立新的闵行区，于是“上海县”便成为了历史，而以“310221”开头的身份证序列号就此结束。

自从出现了上海县行政建置后，其700年的成长、发展史，非常丰富复杂、奇异多变。要说上海县高光时刻，一言以蔽之：它是上海“建置之本”。“先有上海县，再有上海市”，直到1927年7月7日之前，“上海县”可以说就是上海的全部。而曾经的闵行，长久以来只是当年上海县下辖的一个地方。虽然“闵行”的历史也很悠久，但在行政上，却始终被“上海县”所管辖。

全国各式各样的“新区”有很多，铺天盖地目不暇接。但副省级的“新区”，全国只有三个：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重庆两江。任何一个“巨无霸”新区的诞生，都标志着一些低级别行政区的终结！比如上海浦东新区的诞生，标志着古老且命运多舛的川沙县的终结！资料显示，在上海的南汇区划入浦东新区之前，所谓的“浦东新区”，其实就是原来川沙的辖区，川沙没了，浦东新区才脱颖而出光彩照人！浦东新区的诞生，不但宣告了“川沙县”寿终正寝，同时也让《川沙县志》成了“史家之绝唱”，刹那间炙手可热洛阳纸贵！

人是需要有点情趣的。在一场访谈节目中，有人问作家蔡澜：“女孩子最难能可贵的品质是什么？”蔡先生回答得很简单：“贤淑、调皮。”蔡澜的意思是，可爱的女人不仅待人温和，而且有生活趣味，富有幽默感，和这样的女子在一起生活，舒服、轻松。其实，志书也是这样，本来人们对你的印象就是“刻板”和“一本正经”，你如果再通篇语重心长正襟危坐，人们自然敬而远之！《川沙县志》玩了点“小可爱”：一、三篇序言中，一篇出自倪志福，一篇出自倪鸿福。他就等着你问：这俩人是兄弟吗？[偷笑]二、《川沙县志》标明字数为143.7万字，印数为9750本。字数精确到千不算稀罕，但印数精确到十位数就不常见了。当然了，《嘉峪关市志》的印数还精确到个位数呢，3257本。你见到过这样标注的吗？[呲牙]三、《川沙县志》的《凡例》很短，也就四百多字，第一条第一句就是：“新编《川沙县志》由总述、大事记、各专卷及附录组成。”有人会惊讶：怎么不说以马列毛为指导呢？且慢，往下看，后面有。谁规定的必须放第一条说这个，我偏不，爱咋咋地！[偷笑]

川沙县没了，《川沙县志》还在。就象一滴水，溶入大海，才是最好的永生方式。川沙溶入浦东，或许是最好的“消失”方式。老一代川沙人提起老川沙，或许会有不一样心境，有人会“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而有的人，则会“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

知道茫崖市的人，还真不会有太多。茫崖市有志书，但不叫《茫崖市志》。[偷笑]

歌手江涛有一首歌叫《愚公移山》，开头两句就是：“听起来是奇闻，讲起来是笑谈”。这话用在青海省海西州的茫崖市，是再恰当不过了！茫崖市应该是全中国最年轻的县级市了吧，2018年12月27日才正式挂牌，满打满算还不足五年啊！可他已经打破了一个纪录：首任书记市长均已落马！就在这个月的13日，茫崖市首任市委书记孔祥辉被西宁中院判刑十三年！

现在一说“行政区”尤其是“特别行政区”，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港澳，也只能想到港澳，因为对绝大部分的普通百姓来讲，也只知道港澳是“特别行政区”，谁会想到我们内地也有特别“行政区”呢！比如青海省的这个茫崖，以前不是县级市。1984年5月正式成立了中共茫崖工作委员会和茫崖行政委员会，为海西州委、州政府的派出机构，同年设尕斯乡，2018年2月，国家才下文批准他“撤区设市”，所以他的志书不叫《茫崖市志》，而是叫《茫崖行政区志》，这在全国恐怕绝无仅有。

茫崖这个城市太特别了！方圆两百公里荒无人烟，方圆七百多里没有建制市，放眼望去，除了大漠孤烟就是长河落日，听着很浪漫，现实很骨感，“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只有范仲淹的体会深刻啊！可就在这样一个城市，首任书记市长竟然双双犯事落马，老百姓该有多凉心啊！[流泪]

上海有个老头，这老头和我们通常所说的老头要老的多，109岁驾鹤西去。要说这也不算稀罕，全国超过109岁且仍然健在的老人数不胜数，多的是。但有一条，98岁的时候还参加全国性的书法大赛，并且还拿了一等奖，这个就有点稀罕了，你认识的98岁的老人有这样干的吗？还有，这老人的老老老老太爷是苏东坡，换个说法吧，这老头是苏东坡的第28世孙，苏东坡的《黄州寒食帖》是“天下三大行书”之一，听明白没，书法是人家的祖传手艺啊！[偷笑]跟人家比，比得了吗？《南汇县志》出版的时候，请这老头写几个字，老头挥笔写下了“可信可传可读”，咦，这老头还懂地方志！现在，老头不在了，南汇县也不在了，只剩下《南汇县志》，还在听雨观云！[强]

一个地方和一个人一样，格局够大才有可能“做大做强”！上海之所以被人称之为“大上海”，必有其异于常人之处，尤其是他们的勤奋与细致，几乎无出其右！拿修志说，南汇县在2001年被撤县设区，九年后区又被撤，“南汇区”这个名称仅仅存在了九年，但他们却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上海市南汇区志》！另，他们还修有一本《南汇县续志》，署名为“上海市南汇区《南汇县续志》编纂委员会编”，这比南京的《大厂区志》的署名严谨多了，滴水不漏！[强]

苏东坡的第28世孙，98岁参加全国书法大赛还能拿个一等奖？这真有点蹊跷！中国政法大学有个著名教授叫李玫瑾，女的，经常上电视。她写过一本书叫《心理抚养》，在书中，李玫瑾教授以自身举例说，她本人出身北京，父亲是上海人，母亲是绍兴人，自己在从未出海前，就自动懂得盘腿、还拥有不晕船的能力，让同学惊讶不已。后来才知道，这些技能其实都源于祖上。原来，李教授的祖父是渔行老板，上上代是渔民，他们都是盘腿坐在甲板上，水性好，不晕船。所以李教授认为：“人生的经历形成的记忆不仅停留在相关的神经细胞中，还会遗传给后代。这意味着今天我们学习和努力的经历，会成为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的。能力。”

中国有九大名关，但其中没有“南关”。[呲牙]

以前在许昌念书的时候就知道许昌有个“南关大街”，但不知道“南关”就是许昌的一个街道办事处。后来知道中国有九大名关（山海关、居庸关、紫荆关、娘子关、平型关、雁门关、嘉峪关、武胜关、友谊关），再后来，知道了开封有个南关区，南关区后来又改名叫禹王台区，改名是不是因为长春市也有个南关区呢？这应该是原因之一吧！全国带“关”的行政区不是很多，除南关外，还有韶关市嘉峪关市和山海关区等。

两地重名，让谁改名呢？民国时期坚持的原则有两条：得名晚的让得名早的；来来回回反复多变的让一以贯之的。长春市与开封市是遵循的什么原则呢？为什么一定是开封让长春呢？可能的情形时，开封的南关区得名较晚，因为他是由开封市郊区演变而成的。中国的“谦让”也无固定原则，“大人不计小人过”是大让小，“孔融让梨”是小让大，交通规则是“拐弯让直行”，还是老人家教导过的，中国的事情，须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偷笑]

县（市、区）的志书，印量大都在3000本左右，象开封的首轮《南关区志》这样只印300册的不多见，毕竟还承担着“教化”的责任呢，如果印量太少，教化谁呢？但资料显示，县级以上的志书，印300本还不是最少的，韶关有本志书，才印100本，还不如开会发的文件多。

“长岛”没有长命百岁，“吉利”没有吉星高照！手头这本《长岛县志》的塑封还未拆去，长岛县就被撤并了，长岛县被裁撤还不到一年，洛阳市的吉利区也被撤并了！史无前例的特大疫情都没有迟滞被裁撤的脚步，足见其大限已到气数已尽！“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看来，好名字并不能带来好运，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山东胶东半岛可能是我国县级市最密集地区。胶东半岛指胶莱河以东地区，主要包括青岛市、烟台市、威海市。3个地级市中除了烟台管辖的长岛县以外，剩下都是代管县级市。资料显示，3个地级市共代管了15个县级市，胶东半岛在整个山东省的经济实力“可见一斑”。长岛是山东唯一的一个海岛县，此次被裁撤，是因为要和原县级蓬莱市共同组建一个新的“烟台市蓬莱区”，很明显，山东在下一盘大棋。

出版于1990年的首轮《长岛县志》比较单薄，仅仅56万字。可能是为了弥补这种“单薄”吧，三十年后出版的二轮《长岛县志》达160万字，下限标注为2018年，这应该是二轮县（市、区）志中下限最为前卫的了！

有个地方叫“戚墅堰”，听说过吧？如果没有，以后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听到这个名字了，因为，他被撤了。

相比“武进”，“戚墅堰”这个名字还是略显小气。所以武进由县到市继而成区，名字始终如一。最后将“武进区”和“戚墅堰区”合二为一的时候，常州人还是选择了“武进”作为新组建区的名字，从而宣告了“戚墅堰”寿终正寝。“文修武备双含美,赴汤蹈火一统天”。这句诗的作者虽然口碑不好，但他恰如其分的彰显了“武进”的气魄，何况“武进”还常常让人想起“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孙权！[强]

武进原来是一个县，后来又被“撤县改市”，再后来又被“撤市改区”，最后，又被“撤区建区”，新组建的区还叫武进区，但属于“吞并”了“戚墅堰区”以后的新的“武进区”。武进的“通名”此起彼伏一波三折，截至目前仅留下一本《武进县志》。戚墅堰区简单，一“区”到底，最后留下了一本《戚墅堰区志》。

还有个有趣的小段子：都是常州的县区，《武进县志》印了12000本，这在1988年的史志界，也算得上是大手笔了，这才有点“资治、教化”的样子嘛。差不多18年后，《戚墅堰区志》出版了，印了1000册，这个数让对“苏湖熟天下足”耳熟能详的人们，有点瞠目结舌了！

相比河南的朱集市，江西临川市的遭遇还不算太惨。虽然没有留下《临川市志》《临川年鉴》，但毕竟还有零零散散的《临川文史》流落民间，“临川市”三个字墨香犹在，器宇轩昂堂堂正正，即便再过千万年，他也是临川市曾经存在过的有力铁证，不容置疑！除此之外，地级《抚州市志》对此也有明确记载。

资料显示，“临川市”这个叫法始于1949年5月，遗憾的是，这个临川市成立不足一年就被临川县“吞并”，直到1987年才又经国家批准再次组建，并且是由县级抚州市和临川县合并而成，真是“扮猪吃老虎”，这一次的“临川市”本应扬眉吐气扬名立万，不料想，这一次依然是一波三折命运多舛！资料显示，1987年国家就已批准组建的临川市直到1995年5月才“正式合并挂牌办公”，刚过了五年好日子，又一次遭遇裁撤，成了新建地级抚州市下面的一个区！[流泪]这一次，“临川市”估计再无可能东山再起死灰复燃重新君临天下，这一别，不是挥一挥衣袖这么浪漫，而是“奔流到海不复回”！

“末代”临川市是由县级抚州市和临川县合并而成，也就是说，随着“临川市”的脱颖而出，县级抚州市和临川县也走到了历史尽头，宣告了这两个行政区的“到此为止”。所幸，县级抚州市和临川县都有自己的志书传世，以后再也不会有新的《临川县志》了，而新版《抚州市志》也不是当初的县级抚州市，他们曾经的一切，都将在新诞生的临川区中渐行渐远直至“孤帆远影碧空尽”！[流泪]

2023年第一篇文章发表在《深圳史志》。

查阅胡锡进的文章，是每次上网的一个“固定动作”，很多热点话题热点事件，看看胡锡进的文章，便明白了国家立场国家态度。表面上看，胡锡进就是一个“退休干部”，无论是臧否人物、点评事件，均无团无伙，属于单枪匹马，其实不是。允许一个“退休干部”就国家的内政外交大声嚷嚷，绝对不是“中国特色”，他一定获得有某种授权某种许可。胡锡进是河南汝州人，但你在《汝州市志》上，看不到关于胡锡进的只言片语。“生不立传”让地方志走入了一个“死胡同”，你没兴趣的人物，志书上连篇累牍，你想了解的人物，偏偏一个字都没有。

老一辈人最耳熟能详的不是“汝州”而是“临汝”，临汝县就是现在的汝州市。历史上，临汝县归过洛阳归过许昌，现在归平顶山市。临汝县的时候，没有出版过《临汝县志》，倒是出过几本部门志，比如《临汝卫生志》《临汝戏曲志》《临汝商业志》等，他佐证了临汝县的曾经存在。临汝县被撤6年后，《汝州市志》闪亮登场。

胡锡进最近的一篇文章是点评韩国总统尹锡悦的，文笔辛辣有趣，看着十分解气。文章一上来就“大呼小叫”：小尹啊小尹，你吃错药了吧？尤其值得一看的是最后一段，抄录于此，大家奇文共赏：不过老胡相信，韩国整体上不可能与中国为敌，它没这实力，也没这胆子。如果中俄朝一起搞韩国，一定能让它狼狈不堪，“美国爸爸”“日本叔叔”帮不了它的一切。中国要尊重韩国社会，它有点敏感，争强好胜，我们不妨适当让让它。但是对尹锡悦这样的韩国政客，我们没必要客气，该斥则斥，该骂则骂，坚决不惯他们。我不相信韩国能走很远，尹锡悦的一边倒做法已在韩国引起广泛争议，他折腾一段，就会受到压力有所回摆。中国应保持充分的战略定力，不陪尹锡悦政府起舞，我们应坚持中韩关系的基本方向和逻辑。我方的态度一以贯之，尹锡悦政府想逆大势而动，但最终他们会发现，势比人强。

李谷一原来叫李谷贻，很多人不认识“贻”，叫她“李谷贴”“李谷抬”，闹出了不少笑话。于是成名后，“李谷贻”便将名字改为“李谷一”。中国的地名变更也存在这个情况。比如现在的黑河市爱辉区，这个爱辉区就是原来的爱辉县，爱辉县就是以前的瑷珲县，之所以改“瑷珲”为“爱辉”，就是因为“瑷珲”不太好认，尤其是这个“珲”字，一字多音，在“瑷珲”中读hui，在“珲春”中读hun，如果不改“瑷珲”为“爱辉”，万一有人把“瑷珲”读成“爱混”怎么办？总之，想改，总有理由。[偷笑]

这里面还有个小插曲：当初改“瑷珲县”为“爱辉县”是因为“瑷珲”这俩字不好认，但在2015年5月，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又下文批准将黑河市爱辉区爱辉镇政区名称用字恢复为“瑷珲”，难道是因为现在的人文化高，这俩字又好认了？[呲牙]

爱辉这个地方名气大还有一个原因：他是“胡焕庸线”的北端起点！什么是“胡焕庸线”？简单说吧，他是由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的人口密度对比线，即从黑龙江黑河开始，经过大兴安岭、张家口、榆林、兰州、昌都，到云南腾冲结束，把中国大陆分成两大部分。胡焕庸线大致沿着45°倾斜的直线，该线东南部43.8%的国土居住着94.1%的人口，而该线西北部56.2%的国土只居住着5.9%的人口，因此胡焕庸线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分割线。线的西北方向，是“大漠长河孤烟”，线的另一头，是“小桥流水人家”。

“鄠”字怎么念？念hu，四声，发音为“户”。以前的地名，生僻字太多，再加上全国解放以后文盲多，辨认起来很不方便，也不利于扫盲工作，于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许多地方都开始对地名中的生僻字进行简化。陕西省也是如此。比如咸阳，1964年，咸阳专区的邠县、鄠县、醴泉县、栒邑县、盩厔县，陆续更名为彬县、户县、礼泉县、旬邑县、周至县。所以我们知道，户县就是原来的鄠县，改“鄠县”为“户县”，就是因为原来的“鄠”字太生僻，但没想到，五十多年以后，陕西人又把这个“鄠”捡起来了，不要“户”字了。

户县的名气太大了！我们这代人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户县。如果不是“户县农民画”，一个陕西小县，怎么可能闻名全国？1973年10月，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户县农民画展》，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从117幅参展画中，选出6幅做为邮票题材。2018年12月26日，由西安市鄠邑区区委、区政府主办的“辉煌60年·户县农民画精品晋京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开幕。一个由“鄠邑区委”主办的画展，为什么还叫“户县农民画展”？为什么还要启用早已被裁撤的行政区名？一句话，户县的名气太大了，“鄠邑区”比不了！

户县这个地方，历史上归属多变。一会儿归咸阳，一会儿归西安，辗转腾挪来回跳跃，至1984年方才稳定，正式划归西安市，但“户县”这个名字被陕西人抛弃了，划归西安后叫“鄠邑区”。“鄠”也算走运，曾因生僻被抛弃，又因复古被捡起。现在没有《鄠邑区志》，因为他才刚刚组建，市面上有一本《鄠邑年鉴（2017）》，应该是这个区的综合年鉴创刊号。

一不留神，淄博火了，火的有点猝不及防，火的有点匪夷所思：这是个工业城市啊，怎么会靠烧烤一鸣惊人呢？其实淄博历来就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山东省在解放初期总共才有十五个建制市，有三个都在现在的淄博，你别看他们的名字都土的掉渣儿，什么村啊店啊山啊，你可千万别“以貌取人”，知道什么是“蔫人出豹子”吗？他们就是！

现在的张店区，以前是张店市，现在的周村区，以前是周村市，现在的博山区，以前是博山市，张店和周村后来虽然都撤了，但又弄了个张周市，说一百圈，这淄博历史上就是个“市窝”，地理优势之外还能人扎堆，有这基因，他能不火吗？你别看他现在叫张店区、周村区、博山区，名字一个比一个低调，历史上却一个比一个牛！这就像北京公园里遛狗逗鸟的老头老太太，表面看就一普通老人，仔细一打听，都是原来的部长司长，这基因，他子孙差得了吗？别看他儿子不行女儿不行，你等着吧，很多遗传是隔代的！[呲牙]

还回头说地方志吧！张店也好，周村也好，博山也好，张周也好，历史上虽然都当过“市”，但却都没有留下一本市志一本年鉴！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有《张店区志》《周村区志》《博山区志》，还有他们的年鉴。这已经很不错了，不像我们河南的朱集市，存在的时间虽然不比张店周村博山张周短，但却没留下一本叫“朱集”的志书！不说了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还是吃烧烤吧！

“宝鸡县”没了！他不是被改成了宝鸡市或宝鸡区。

提到“宝鸡”，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我最先想到的是：怎么会叫“宝鸡”呢？这名字怎么来的？鸡肉好吃，但“鸡”这个字，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总有几分莫可名状的尴尬和欲说还休的五味杂陈。其实，“宝鸡”这名字，来路还是十分高大上的。当年，正当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的关键时刻，陈仓山出现了“鸡鸣十里”的神奇现象，更神奇的是，唐军自此越战越勇且呈风卷残云之势，而叛军却自此溃不成军兵败如山倒！唐肃宗为谢“天助我也”，下令改“陈仓”为“宝鸡”，现在的宝鸡，就是这么来的。[呲牙]

中国现在有56个带“鸡”的行政区，但其中只有“宝鸡”和“鸡西”是地级市。当然了，名字为“宝鸡”的县也只有陕西这一个，别无分店。历史上的宝鸡市宝鸡县宝鸡地区包括宝鸡专区，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谈不上有多么复杂但却十分零乱，“剪不断理还乱”，在这里用“一地鸡毛”这个词是太恰如其分了！[呲牙]直到2003年，一切才尘埃落定，但宝鸡县却是彻彻底底的没了！他这次不是撤县改市，也不是撤县改区，而是活活被地级宝鸡市的金台区、渭滨区和新组建的陈仓区给拆分了！大卸八块！[呲牙]

曾经的宝鸡县算是率先实现了自己的“陈仓”梦，地级宝鸡市是不是也有更名的那一天呢？如果他也想使用“陈仓”这个名字，现在的“陈仓区”该何去何从呢？靠改名换姓改变命运其实是愚昧导致的病态文化。“宝鸡”这名字已经用了1200多年了，况且历史上的宝鸡也曾经光彩夺目魅力四射，当然这其中有铁路的功劳，如果没有当初的陇海、宝成和宝中，宝鸡也难以长袖善舞。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铁路交通网的进一步“排兵布阵”让宝鸡优势渐失，导致宝鸡“座三失二望四”当然有多种原因，但“铁路”当属其中之一，这和柯达胶卷的路子一样，不完全是自己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