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孙女讲述的太公太婆的故事 一 献给母亲节的礼物

坐忘

记得爱听故事的孙女梓晴4岁时有一天晚上睡觉时莫名其妙地自言自语地说：“你和婆婆可以给我洗澡，但太公老了不能帮我洗澡呀”，然后话锋一转，忽然转身问我：“太公公会不会死呀？”我没有细想就答道：“会的，每个人都会的。”她顿时哭着嚷起来：“我不要太公公死，我不要你们死！”我立马感觉到自己失言了，马上改口说：“不是死了，那是去天堂！”她又说：“也不要去天堂！”我心头一热，忍不住掉泪了，安抚了她好一阵，她才睡着。我第一次感到面对了一个无话可说的儿童心理问题，这样一个来到世界才只有四年的女孩却提出了这样一个所有人都将要面对的残酷事实：向死而生！第二天，我给女儿彦子通了电话，向她讲述了昨晚发生的事情，她安慰我说：“不用紧张，因为最近她交往的“妈妈群”里有不少孩子都向父母表达过同样的问题。”听后，我稍许释然了一点，看来这是一个许多小孩都会有的困惑。但这件事使我意识到，这可能是职业心理医生遇到的无法跨越的工作局限。梓晴从小她与太公一起玩皮球，下跳子棋，太公用拐杖指挥梓晴帮他拿糖果吃，而梓晴也站在凳子上帮太爷梳头，当太公公不愿意吃饭时，她也学着大人的动作给他喂饭...但令人惊异的是，当太公真的去世后，梓晴只字不再问太公的任何事情，我也不敢向她提起这些往事，生怕刺痛孩子的心。如今梓晴又快7岁了，不料前几天吃中饭时，她又忽然向我和晓冰发问：“妈妈的妈妈是婆婆，婆婆的妈妈姓什么？”转而又问我：“公公的妈妈姓什么？长得怎么模样？”我于是答应抽空和她再讲讲太婆婆的故事。真的，岁月如梭，光阴似箭，人生如白马过隙，一眨眼亲爱的母亲就已经离开我们整整42年了，连我这最小的满崽也年过60了。许多年以来每年农历七月十四日中元节那天夜晚，我们都会在天台上给母亲烧些冥币纸钱，给安眠在家乡平江安定镇长尾岭祖田里的母亲叙说一些心里的话，每每这晚睡梦中就会泪洒枕巾，在母亲身边成长的十八年间的轶事不时浮现在脑海里，今天笔录一、二，权当是给爱听故事的孙女准备的故事吧。

（一）

听兄长说，我们家是1958年从长沙织机街搬迁到沙河街三益径巷1号的，那时我才1岁。这里不仅是我童年和少年成长的摇篮，也是母亲最操劳、最光荣、告别这个世界的地方。这是一套旧式的青砖瓦结构，左右对称的四合院，除中间是两家共用的堂屋之外，我家占左边两间正房，由走廊链接着一间厨房，有前庭后院，前院载了梧桐、桂花树和夹竹桃，后院有一座泥巴堆成的小假山。我依稀记得第一次站在四合院大门口的石阶下伸出小头朝小巷口瞭望的情景，充满好奇和畏怯，不知道是几岁，我可能是第一次从小巷独自往大街上走，走到沙河街临近劳动路的街口，发现那里有一个照相馆的厨窗里悬挂了不少的人头像，看得出神好一阵，忽然想起要回家，但不知往哪个方向走，正在迷茫慌神之际，不记得是哪个哥将我领回了家。在这个家里，我开始有了对母亲的感知，在这里母亲陪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和少年。

每个孩子都从父母的床上诞生，又从那里离开长大。留在我脑海里的最早的记忆就是父母那张可以弹跳的“绷子床”，那不仅是家里最宽的双人床，而且我敢肯定是我家那条小巷里最漂亮的高级的床。不仅床上的蚊帐木架油漆着发亮的黑褐色的国漆，而且床上铺设的是一种粽绳编织的床垫。母亲生我时已经40岁了，实属高龄产妇。我曾依稀记得有一天硬要掀起妈妈的衣服要吃奶，妈妈用手刮我的小鼻子，说“羞不羞？！”我好像说了“这是最后一次”之类的话，但究竟吃到了没有，我已经没印象了。作为心理医生的我也反思过这么早的事小孩子怎么会记得，是幻想？还是梦呓？但我觉得这应该是真的，因为当时睡在床的哪一头，妈妈说的话我都依稀记得，而且这样的隐私的事不可能是别人告诉我的，这也许就是小孩子恋母情结的来由吧。后来上小学了，我和兄长共睡一张小的木板床，父亲长期出差在外，我也曾想过为何不能让我去睡大床的问题。当然最终不好意思说出口，也没有得到答案，就这样慢慢长大了。从现在看来，母亲没有因为家里住房紧，孩子多，就让孩子继续睡在身边的做法是非常符合儿童心理教育之道的。我在这张床上床下有过许多记忆，站在床上蹦蹦跳跳玩游戏，后来侄女杨红出生后也带着她在床上用被子做城墙，给她当马骑。印象中，母亲从来没有指责过我不该在床上玩耍，这也许是现代许多母亲都未必都允许的事情。有时候我与小伙伴躲迷藏，我就躲在大床上挂着厚厚的蚊帐后面，母亲坐在旁边纳鞋底，冲着找不到我的其他小朋友直笑。我记得一种最温馨的情景是：母亲与邻居家的妇女在房间轻声地拉家常，我则在床上睡得朦朦胧胧，那声音就像给人带来安全感的催眠曲...当然我也在这张床上做过噩梦，也许是绷子床闪动的缘故，梦境里好像大多是从两面狭窄的墙中间往下掉的恐惧，而且总是被惊吓得哭，这时候母亲和述哥就会过来将我叫醒，问我怎么啦？我的回答好像都是“肚子疼”之类。母亲多是帮我抚摸一下肚子，但哥也许看出了我并非真的是肚痛，所以还编了一段“肚子疼，里面有个竹桶桶...”的顺口溜来嘲讽我。记得母亲那时在工厂接了一些针织类的手工活回家做，她有时候需要送货回厂里，就只好将我反锁在家。我只好爬到书桌上，撩开窗帘看看院子里的树上有没有鸟，或者是从房门的小洞里用小木枪瞄准地上蹦跳的麻雀；有时候则趴到大床底下，用小板凳当城墙，用小木枪对准门口...后来听母亲说，她回家后常常在床底下找到睡着的我，床底下犹如城堡的感觉我记得很清楚，这肯定是现代看着城堡科幻片长大的小朋友都没有的体验。

我们家有一些邻居没有的“高档”家具，例如一张有几个抽屉和油了国漆的书桌并不是普通人家都有的。在那张书桌底下不大的空间曾经就是我和峙哥放幻灯的电影院，用废弃的竹制热水瓶外壳和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制作出一台幻灯机，在那里播放了可以吸引众多邻里小伙伴的孙悟空之类的故事，母亲的那条腰围裙就是这所小小影院的遮光布。回想起来，母亲不仅对孩子们做的各种游戏没有提出过反对意见，而且我们三个男孩经常用厨房的菜刀当砍刀，加工制作各种玩具车、木头枪、雪橇等，将菜刀砍成许多钝口，也没见母亲唠叨过几句，从没有追究过是哪个孩子的过错。傍晚我与小伙伴最喜欢在巷子里玩工兵捉强盗的游戏，每次跑得满头大汗，总要玩到母亲在大门口喊“毛伢子！”才回家。

即使是我们玩一些带有冒险性的游戏，母亲也是很宽容的。有一次我在巷口堆放的一堆建筑用木上玩类似今天的蹦床游戏时，不小心摔倒在地，额头上划了一条大口子，鲜血直流。至此之后，母亲就给我准备了一条纱布带和一小包止血草药粉末放在我上衣的口袋里，并叮嘱说：“以后要是再摔伤了，就自己赶紧包扎伤口吧！”至于我在院子里爬大树，地上挖洞和壕沟，作弄蚂蚁和蚯蚓，放一盆水划纸船，与兄长出去钓鱼、用门板打乒乓球等等，母亲都给孩子以充分的自由，从不唠叨。有时候母亲还参与我们小孩子玩的游戏，我记得躲迷藏的绝招就是听母亲的指教躲在她的围裙下，或者是躲进五屉柜的柜子里，留一条小缝，母亲坐在一旁的凳子上做针线，这样几乎没有小伙伴能找到我。虽然时过境迁，社会环境与前大不一样，但母亲营造的轻松的家庭氛围，放手

让孩子自娱自乐，天放、天乐的成长的教育态度和教育方式即使在今天也不过时。儿童心理学告诉我们，宽松的、民主自由的家庭氛围比哪些强制的灌输的教育不知好多少！

50-60年代整个国家和老百姓都很贫困，大人小孩都吃不饱是一种常态，那时我在家里附近青山祠的一个托儿所上学，有天我看见窗户外菜土里有红萝卜从地里冒出来，不记得我是怎样偷偷拔了一根出来吃了，结果被老师禁闭在木质的走廊上，那里刚好有一堆干草，我在那里不知哭了多久。还有一次，乌云密布就要下大雨的样子，家长都提前将小孩接走了，我趴在大门木栅栏边期盼母亲的情景印象尤深。据章姐告诉我，1961年她在平江县幼儿园工作时，将刚满四岁的我带去她的幼儿园，我记得有一天中午，姐姐轻轻地将我摇醒，拿了旁边一位男生的背带裤给我穿上，带我去街上的照相馆照了一张腼腆的童年靓照，在那个年代能照上这样一张个人像也许是非常难得的。在平江幼儿园只呆了一个学期就回长沙了，姐姐说母亲还是舍不得我离开她的。

　　（二）

还是在长沙这个四合院的家里，我进入少年期，记得刚上学拧着小石板回家，上面留着我第一次画的雷锋的石笔像，我拿回家给母亲看，刚好有几个街坊大婶在我家聊天，大家一看我的画，都称赞画得不错。我不记得母亲是否表扬过我，但我拿回的各种奖状却被她贴满了中间的一面墙，我想这是母亲给予孩子予以肯定，帮助建立孩子自信心的一种很好的方法。我对绘画并无天赋，但是否这种最早的印象具有了蝴蝶效应？后来我下乡教过小学生的美术，编写了校本美术教材，再后来我对精神病人的原生艺术有了一种直觉的冲动...肯定想不到的是后来我竟然还被广州美术学院美术教育学院聘任为校外研究生导师…

进入小学后，我体弱多病，先后患了不知名的皮肤病，全身奇痒，掉皮屑，痛苦之时用脚在墙上敲打哭喊，为此我还休学了一个学期，母亲给我想过许多办法，后来述哥的一个同学偶然来我家看到此景，用单车带我到医院看了一次病，拿了一些红色的药粉回家泡澡，现在想起来应该是高锰酸钾，还在他家吃了中饭，吃到生平第一次见到的蒜苗，印象深刻。那时我还患了肺结核，每天母亲为我准备了一种自制的土单方，那是一种在广口玻璃瓶里用水饲养的一种菌类吧，用此菌吐出的带红色的“口水”就成了我喝的“神药”。查百度，这可能是老百姓最早发明的益生菌疗法了。在那贫困的年代，母亲几乎就是一名全科医生，记得峙哥经常闹肚子疼，母亲就叫我去青山祠附近的菜土里扯些马齿苋给他当药吃，谁有咽喉疼就用灶心土泡些红糖服下，如果谁发烧就用沾满黑泥的布鞋放在额头和肚脐上。据峙哥说，我头上老生疮疖，也都是母亲用针挑破进行治疗的...

我少年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听说农村饿死的人不少，但我母亲会持家，养过鸡，养过鸭，春天还带述哥一起做蒿子粑粑，那个时候人均口粮不足，在院子里翻嗮粮店里买来的发霉的红薯丝及其饭锅里红薯丝多过米饭的景象还蛮深。记得那时家人都说我是一个“好吃”的孩子，因为我经常翻箱倒柜找零食吃，述哥保留下的这个红色瓷瓶就是母亲当年存放土特产或糖果的地方。母亲曾去沙河街的酱油铺做过切萝卜的零工，我上放学回家要经过那里。记得有一次，我进去看母亲，她正系着围裙站在那里切白萝卜，妈妈见我过来就随手塞了一块小小的萝卜心到我嘴里，刚吃得得意之时，有个工头过来了，我只好抿住嘴巴不敢吱声，那时有快新鲜萝卜吃也是一种难得的快感。母亲经常叫我去酱油铺里买“猫鱼”或者芝麻酱之类，那是我很开心的时候；有时候生病不想吃饭，母亲就用米饭放在锅里加点盐做成一个饭团给我，或者用猪油加点酱油蒸一下，浇到米饭上，顿时胃口就不一样了。在那经济困难的时候，我已经学会了替母亲早上去买“豆腐佬”的这件苦差事，只要妈妈在床上喊我一声，我就咕噜爬起来，那时天还没亮，看着昏暗的路灯去沙河街河边街口豆腐店排长队，几分钱的豆腐佬就是饭桌上的一道佳肴。

我们家一直是街道挂牌的“卫生之家”，可能因为当时缺医少药，个人和家庭卫生对于预防疾病尤为重要。母亲家教有方，带领家人特别注意搞好家庭清洁卫生。少年时我跟母亲学做的家务就是每天起床后例牌要扫地，擦桌椅，用草木灰洗刷茶杯，后来又学会了用吊桶到巷尾水井里打水，在井边帮母亲洗被褥，母亲往木盆里倒下一些从豆腐铺下水道里接回来的带碱性的废水当成去污剂，我挽起裤脚在木盆里来回地踩踏，有时还要架起木门板用刷子洗刷被子。后来沙河街有了自来水，又有了挑水的家务。家里有两口水缸，一个装自来水，放在厨房，用来煮饭烧开水；另一个装井水，放在院子天井中，用来洗菜洗衣服，有时候还将丝瓜、西瓜泡在里面。每天灌满这两个水缸是我需要完成的最主要的家务，有时候放学贪玩回来晚了，回来看到母亲在艰难地挑水，但她并没有因此骂过我。

那时家里两间正房的地面是黑泥巴的，时间一久就会“长出”许多高低不平的泥圪塔，母亲则带我用刀去削平它，等爸爸一回来就带领全家一起用三合土对地面进行翻新。对比许多邻居小伙伴拥挤不堪的家，我觉得在我父母的打理下，我们家是最清洁卫生的。后来我母亲当选为街道卫生委员无不与她爱卫生的良好习惯有关。在那个缺医少药，流行性脑膜炎、结核病等传染性疾病还很猖獗的年代，政府、街道和学校都大力提倡人人参与的爱国主义群众卫生运动，因为母亲担任了街道卫生委员，还在大院里摆放了一个放了消毒石灰的大水缸，我帮助母亲登记居民和学生扑灭收集来的苍蝇和老鼠尾巴的数量。我对小时候在家里跟着母亲搞卫生，预防疾病的经历一直有很深的印象，30多年后在广州“非典”病因不清的情况下我被广州电台邀请去做相关的健康节目中，我向听众还介绍了我小时听闻和经历的经验，这就是多开窗通风，少去人多的地方，勤用盐水涑口等这些朴素可行的措施。在那个年代，每家几乎都是多子女的大家庭，但要能让所有子女顺利度过各种流行病和贫困导致的厄运却需要父母有足够的智慧和辛勤的照顾。1985年我报考广州中医学院的研究生，在体检照片时发现肺部有一个结核钙化的阴影，差点影响录取。我想，也许正是因为小时候母亲给我服用过很长时间的土单方，才使我度过了那种无症状的肺结核的难关，我们兄弟姊妹能够有命保全生存下来，长大成人，全靠母爱的力量。

母亲平时常说胃痛，吃得很少，穿着朴实，只是当父亲回来时才带着母亲和孩子们上一次街，到黄兴路布店里扯几尺布，或者吃一碗杨裕兴的馄饨...在上街的路上好像总是父亲要我跟着他，并常用手敲着我的背说：“挺直腰！”他还扯拉过我的鼻梁，说是要扯高一些...

达哥在遥远的茶陵钨矿工作，一年也难回家一次，但会经常寄钱和写信回来，母亲总是非常高兴要我读信给她听，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有邮差经常往你家跑，有钱有信函回来的家庭绝对是很少的，这不仅意味着家庭和睦，子女孝顺，也许还意味着家庭的子女在外工作有文化吧，所以，我常常见到有邻居大婶们来我家找母亲借钱的，母亲还发动邻居成立了经济互助组，即几个家庭妇女每人出1-2元钱凑在一起，每月轮着拿这份凑起来的钱来完成一些大的开支，想一想那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互助精神是多么可敬。我上小学那年，大哥回来了，送给我一盒子五颜六色的石英之类的矿石甚是惊奇，听说我加入少先队，大哥还带我去五一路文具店买了一个绿色胶皮的乒乓球拍，在黄兴路照相馆照了一张带红领巾的个人像当作奖励。这副当时算是很高级的球拍伴随了我的整个少年，我常去学校球室里与同学一起玩球，甚至中午趁老师休息去了还爬天窗进去偷偷打球，周日就在家里院子里与小伙伴架起门板比赛。

1968年正值“文革”时期，城市的学校普遍停学“闹革命”，父母担心我学业荒废，于是将10岁的我送到章姐的学校去读书，那是一所在平江翁江的小学，记得初来乍到，就遇到小朋友们正在大门口打乒乓球。白天读的是一个复式班，不同年级的同学在一个课室里，老师先让一个年级的学生抄字，再让另一个年级的学生算题目...，天气好的时候老师就叫学生们将桌椅搬到晒谷场上去上课。晚上，姐弟两人都在煤油灯下各忙各的，姐姐备课，改作业，我就抄写作业，写毛笔字，姐姐还让我给父母定期写信。周末时姐姐带我去农民家磨些炒米粉，再用猪油炒一下，晚上学习工作结束后就冲上一碗，香气十分诱人。我的童年虽然生活在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但在父母、兄长、家姐的呵护下，一路也感到新奇、好玩和自豪，并没有感到什么苦楚。

（三）

我上了中学后有了想帮母亲赚点钱的念头。家门口的沙河街是一条麻石铺成的很长的斜坡，估计有2里路吧。那时候人力车是重要的运载工具，许多人力车载着高高的货物要从这条街道穿行而过，小学时我与同学都曾义务帮忙这些艰难爬行的人力车推车，而且也是不要钱的做义工。但现在我想，我们可以跟人力车师傅谈好价钱才开始帮忙推车，人虽年级小，力气不大，但孩子们人多势众也能帮上一把劲。大约是2分钱一个人吧，几个同学合起来可以赚1毛钱左右。估计推车了一个假期，赚了2毛钱，我都交给了母亲，她摸了一下我的头，笑得都合不拢嘴。暑假我与兄长一道还在家里做过“选猪毛”的加工活，一萝筐的黑白混合的猪毛要将其分成黑白两筐想想有多难，大概一斤分好的猪毛可以赚8分钱，一个假期下来，我们能赚到一个学期的学杂费。给父母分担家庭经济压力是贫困时代孩子们自发成长出来的一种责任意识，这也许给经济条件优越的现代父母如何教育子女提供了一些启示。

小时候我跟母亲搭车去韶山看正在那里参与修建“韶山灌区”的父亲，记得母亲还特意给我做了一件新的蓝色上衣，在渠道旁我们三人还照了一张合影。父母还带去过平江安定和芦洞老家探亲访友，当时我也懵懂不清为何母亲与舅母等告别时总要边哭边说：“不知道何时能再见面”之类伤感的话，现在才知道，在交通十分不便和经济十分拮据的年代，嫁出去的女人要回一次娘家探亲是多么不容易。母亲对从家乡来长沙的亲朋戚友特别热情，其中不乏是来长沙寻医问药的重病人，母亲不仅要多煮些像样的饭菜，还将自己的大床让给客人睡。去年回平江做祭礼时，有一位远亲还提到我母亲待他们如亲人一般，还曾安排我带他们去逛街或去岳麓山游览的往事。

1970年我13岁时，大哥家的志峰快要出生了，通知大嫂的大妹去矿山帮忙，她初次出远门，不会说普通话，母亲决定由我护送这位大我2岁的姐姐去矿山，从长沙到茶陵钨矿大约300多公里，要先坐火车到醴陵住一晚，第二天再坐长途汽车到茶陵，出门前母亲叮嘱我的几件事我还清楚地记得：一是将钱逢到我的内裤口袋里以免丢失，二是住旅馆时要选一张靠墙的床铺睡觉，三是睡前要交代服务员早晨叫醒我，以免误车。总之最后我顺利完成了母亲交给我的第一次出远门的使命。即使我现在住宾馆还习惯按照母亲当年的教导选择靠墙的床睡，事实上，这不仅符合安全防范的常识，我也隐约感受到当年母爱的余晖。

我在湖南第一师范附中读初中时发生过一次意外，差点要了小命。一个夏天，体育陈老师和班主任卢老师好心带了几个平时表现好的男生去湘江游泳，我是第一次到河里下水，与几个旱鸭子只好站在齐腰的河水里玩一玩，不料有一个刚学会打水的同学从我背后穿梭过来，我向前让了他一步，结果两脚踏空，被河水卷走，慌乱中我睁眼一看，被黄色浑浊的河水淹没，一阵强烈的恐惧袭上心头，我仿佛看到同学去我家告知我的母亲的景象...慌乱中我一连喝了不少河水入肚，一会儿我终于冷静下来，回想起老师之前交代的救生要领，一面用手乱舞，一面用另一只手使劲捂住自己的想呼救的嘴，不让自己再喝水。据老师和同学回忆，当时他们的确看到了我在水中上下浮沉挥舞的手，正因为这样才使得从远处跑来的体育陈老师找到了在流水中的我，最后是老师将我捞起。回想起来，在当时绝望之际，在那短短的几分钟内我首先想到就是我妈会伤心！我敢肯定那时在水中的自制力肯定来自于潜意识中爱母亲的力量！不过非常痛心的是在1976年唐山地震中，这位救我一命的陈老师不幸遇难，我还来不及感恩于他，他就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母亲对我的学习和来我家学习的同学都很关爱。长沙的夏天特别热，晚上我在灯下做作业时，母亲常在傍边摇着蒲扇，点蚊香驱蚊，这种情形在我同学中真的很少见。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还担任班子、中队长之类，老师常指定要我帮教一部分成绩较差，也比较调皮的男同学一道进步，我就叫这些男生到我家一起做作业，有时候人多，母亲就为我们架起木门板，让我们在上做作业。我规定必须先完成作业才能玩游戏，母亲也配合做好茶水服务。几十年过去了，当我的老同学聚会时还会有人回忆起我母亲当年的慈祥。

高中我在长郡中学读书，高一时先在长沙县路口分校读书一年，第一个学期放暑假，全班同学相约步行回长沙，我有几个月没见到母亲，回家的心情特别迫切，与几个男生一起天没亮就动身，大约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到中午时分就走完了80公里的路程回到家里。记得母亲用吃惊的眼光看着我吃完了一大菜碗的饭，然后笑了，她肯定觉得我长壮实很多了。之前我体弱多病，饭量很小，老师还曾用当时带有革命性的话语劝说我：“你多吃一口饭就是为消灭敌人准备的一颗子弹！”我在路口分校学会了游泳，坚持长跑，还获得了十几公里长跑的并列第三名，我还常带同学出去搞写生，种芝麻，加上学校安排了较多的校园农场劳作活动，我的身体素质的确大有改观。回到长沙校本部后，即使是冬天我也常与几个男生一道去横渡湘江，有一次还竟然用救生圈拖着一个完全不会游泳的男生横渡过河，当然这一切都是背着母亲干的。记得有一次，父亲听

母亲说我会游泳了，还很高兴地对我说“那你游给我们看一看！”不过后来一直没有机会表现给他们看，要知道我小学五年级之前体质非常差，爬山或上体育课晒太阳时间长一点都会晕厥，也是那位体育兼校医的陈老师鼓励我从家里跑步到学校上学，经过一年余的跑步锻炼，在小学毕业那年我第一次报名参加800米长跑，竟然拿到了第一张体育类奖状，虽然在这之前我获得的品德、学习、劳动奖无数，但这张体育奖有很特别的意义。

也许只有当一个孩子德智体全面发展时，父母才敢于放手让孩子走向社会。当1975年我决定响应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毅然报名时，母亲二话没说就支持了我。我选择了跟随街道办事处的对口下乡所在地——长沙县洞井公社桃花村林场落户。下乡后一年，据说因为一位在那挂职的省委书记的陈秘书来林场检查工作，在我们男生宿舍看到我床头上有一本厚厚的被我划满红杠杠的《16-18世纪欧洲各国哲学》，于是认定我是一个爱学习有水平的人，指示大队干部安排我到村办小学去教书，就这样，我被调到桃花小学，担任四年级的班主任，教授语文、自然、美术等课。不久我终于领到了人生第一次的工资，虽然只有8元钱。拿了这份工资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要给母亲买一份礼物，想了好久，我决定要买一个木质的马桶。我最后在井湾子的日杂店里找到了合心意的产品，毕竟是男生买这东西有点害羞，生怕被别人看见，于是我找了一个麻袋将马桶装上，借了同事的单车，一口气就拉回了家。当我拿出来送给母亲时，她显得很意外，后来我见她给新马桶上过桐油，一直舍不得用。现代青年人也许不知道，在那个年代马桶是多么重要，因为一条街道，有近百户人家，竟然只有一个公厕，常常要排队上厕所。我小时候见母亲常常自己修理原来那个用过多年的红漆旧马桶。我看在心里，苦于自己没钱，一直到现在总算了了一件心事，这也是我唯一送给母亲的礼物，那年我刚满20岁。

我下乡2年，林场离家里也不过十几华里，但母亲因为要带孙子志峰，一直没来林场看过我，后来我因为当民办老师有些公差机会回城，就顺道回家看一下，直到母亲因病住院我才回来在医院照顾母亲。我亲眼看到母亲在医院厕所因涉水摔倒，在病床上昏迷着挣扎着想起来，一直到最后抢救无效的全过程。那晚我与述哥等人在太平间为母亲守了一夜的灵。第二天抬着灵柩回到沙河街的大院里举行了简朴的追悼会，泪水一直没有停过。我亲爱的母亲告别了这个她居住了，也是最操心20年的家。

母亲去世后，我们家养了很多年的一只大黄猫就失踪了，它的母亲是一只花猫，是我童年时从黄伯伯家抱回来的。我偶尔回去一下，感觉家里冷清的很，望见摆放在五屉柜上母亲的骨灰盒就心酸得直掉泪。不久，我招工到凤滩电厂工作，也就没有再走进这个童年、少年成长的旧居了。再不久，我成家立业了，有一年踏着原路再去探望这座老屋时，已经物是人非，旧居所在地被旧城改造的机器抹平为一条大道。

2019年清明节临近，我收到北京大学发出的清明论坛邀请，我拟做的报告主题是：“基于超个人心理学的中医时间观和生死观对现代人的启示”。此时我想到的是，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位心里总是惦记着他人而唯独没有自己的人，她面对社会巨变，家庭经历的种种危机，多子女的繁重家务，操劳一辈子，照顾丈夫，为子女，为孙辈，为街坊邻里，为法律正义，为社区卫生，用她燃烧的生命书写了那个时代最普通而有最难的篇章，她在长沙沙河街的20年将我们家6个子女培养成人，将我们输送到社会之中，这20年是我成长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段人生。妈妈，我爱您！

2019年清明于广州

2025年5月母亲节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