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会对红卫兵失望？他们制造的混乱局面，几乎无人能收拾

春风无限(郑宝林)

　　毛泽东为何会对红卫兵失望？他们制造的混乱局面，几乎无人能收拾

1966年8月18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这是毛泽东喜欢运用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是造成声势，将运动推向全国，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大会。

　　清晨5时，毛泽东就来到会场。毛泽东引人注目地身穿绿色军装，从天安门城楼下走过金水桥，同参加大会的群众握手，并向全场群众挥手致意。

接着，1500名来自各地的红卫兵代表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大会，并与毛泽东一起检阅游行队伍。天安门城楼两旁的观礼台上也站着数以万计的红卫兵代表，他们成了这天大会的主角。7时30分，庆祝大会开始。陈伯达主持大会，他在开幕辞中给毛泽东冠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三个头衔。

随后，林彪发表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

此后，“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称颂毛泽东主席的流行语言。

当然，林彪这次公开讲话，还说了一些充斥着浓重血腥味的内容，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低调讲话。他强调：“我们希望北京市的革命同学和各地来的革命同学，要相互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的经验，加强革命的团结。”“无论是北京市的师生，还是各地的师生，主要任务都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会议进行中，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彬彬将一个红卫兵袖章戴在毛泽东的左臂上，毛泽东和她亲切握手。这一举动向红卫兵表明，“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

这次大会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文化大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从此以后，红卫兵的名称响遍全国。红卫兵的“造反”活动得到鼓励。会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组织几乎在一夜之间遍布城镇乡村。

　　1966年下半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发出通知，高考推迟半年，大中学生“停课闹革命”。此举很显然，毛泽东是把“文革”的希望，寄托在红卫兵身上了。

在中央的支持下，政治热情极高的青年学生开始了他们憧憬的“革命”活动。8月下旬起，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街巷里，到处出现一队队“破旧立新”的红卫兵。红卫兵们先对人们的衣着穿戴和“陈规陋习”实行“革命”，西装、领带、高跟鞋、喇叭裤，统统在革除之列。随后，学生们便开始扫荡所谓“封、资、修”的各种名称字号。

　　在北京，红卫兵倡议把天安门前的长安街改名为“东方红大道”，将中关村改为“革命村”，并砸烂“全聚德”招牌，捣毁“荣宝斋”“黑店”；在上海，红卫兵冲上南京路，冲击“大世界”；在天津，红卫兵把“劝业场”更名为“人民商场”。由于舆论宣传的大力鼓动，短短几天内，“破四旧”的风潮就席卷中国大地。年轻的红卫兵们，高涨的革命热情所及干出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北京，红卫兵准备把北京市改名为“东方红市”；还要把天安门前的华表和石狮子搬走，代之以竖立毛泽东铜像和英雄人物的塑像等。当时，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周恩来以极大的耐心阻止混乱局面的蔓延。

　　那个时代，人们的名字也带上了时代特色，许多人纷纷改成更具革命性的名字。上面提到的宋彬彬的女孩即改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宋要武。

有人写大字报给周恩来要求他也改名字。周恩来说：我过去在战斗年代没改名字，做地下工作时没改名字，今天在毛泽东时代更不用改名字了。如果大家都改名，那以后人名恐怕要排号了，如“东方红”一号、二号、三号……周恩来的名字没有改，他居住的地方却改了名。西花厅改名为“向阳厅”。对于不妨大局的事情，周恩来尽量向红卫兵让步，但对于明显错误的举动，周恩来则千方百计予以制止。

　　红卫兵为了消灭封建主义、曾策划捣毁故宫。周恩来获悉，紧急决定将故宫关闭，并部署北京卫戍区部队前往守护，才避免这一名胜古迹横遭劫难。红卫兵坚持要把交通信号改作“绿灯停、红灯行”，对此，周恩来进行了耐心的说服。他先从光线的透射力谈起，进 而说到国际间的通行惯例，来说明不能这样做的道理。

有一次，周恩来还亲自打电话处理发生在北部边境城市海拉尔的一起涉外事件，向冲到国际列车上去“革命”的红卫兵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给外国人开车”的理由。

　　然而，红卫兵运动如汹涌的狂潮，不是任何个人的力量所能阻止的。在红卫兵运动中，一些令人发指的行径同“破四旧”相伴而来：多处名胜古迹被捣毁或破坏，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祖国文化遗产被洗劫或废弃；肆意冲抄民主党派和宗教界人士住宅，没收和毁坏私人财物的情况比比皆是；对著名作家和艺术家，乃至基层领导干部、普通教师进行人格侮辱，任意打骂或绑架关押的行为随处可见；更严重的是， 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因不堪受辱而选择了绝路。

　　从8月下旬起，红卫兵们又开始了一项重大举动：实行全国性的“大串联” 。

8月28日，外地来京学生已达14万人。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并对学生的串联活动表示了肯定态度。消息一经报纸公布，刚成立的北京“红卫兵二司”立刻决定派出三四千人到全国各重要地方特别是上海、新疆等地串联，就地发动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

由此，北京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开始离京“南下”、“北上”、“东进”、“西征”，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

　　与此同时，各地的红卫兵，首先是离北京近的、交通方便的大中城市学生涌入京城，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向首都红卫兵取“革命”之经。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师生代表到北京串联的通知。规定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这一规定大大鼓励了学生的串联活动，此后大串联便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进京串联的学生一天就达几万人、十几万人。北京各大中小学的教室、饭厅都住满了学生，车站、广场也都挤满了学生。不仅住的地方紧缺，吃饭、坐车都成了问题。

　　这时期，各地方政府和学校对学生运动已处于无力控制的状态，学生们的行动有很大的自由性。来京的学生越来越多，许多人一来就不走了。曾经一个时期进入北京的红卫兵人数多得无法接待，连中南海国务院办公的地方也住进了几千名红卫兵。

9月7日，周恩来接见来京串联的学生们。他说：“你们想想，如果只进不出，那就要增加一个北京城！你们在车站、广场上住，精神很好，但我们感到不安，因为没有很好地接待你们，没有地方招待你们。我们的想法和你们的想法彼此有矛盾。”他劝学生们分批离京。可是，学生们说只有见了毛主席才走。

　　为了满足来京学生的愿望，毛主席于9月15日第三次接见红卫兵，这次接见的人数多达百万之众。但是，串联没有被遏制，反而更加扩大。来京的学生已不仅限于代表，学生凡持有学校的证明即可免费乘车、吃饭。北京的学生还印发了一种特制的车票，谁都可以领到，外出串联的人数也急剧增长。

没有人敢阻拦学生的运动。谁阻拦，谁就是反对红卫兵小将。反对红卫兵小将，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这是谁都担当不起的罪名。学生们想到哪儿就到哪儿，走到哪儿就把“造反有理”的口号喊到哪儿。

　　南来北往的列车上，几乎每个车厢都挤了几百人，行李架上、厕所里都挤满了人。一个小小的列车厕所竞挤了八九个人。列车严重超员，经常晚点，正常出差、旅行的人不能正常行止，串联的学生也不能都挤上火车、轮船。车站、码头到处人满为患，一切交通秩序、生产秩序都被打乱了。

1000多万学生在大江南北如狂潮涌动。除了乘坐车、船的学生外，还出现了许多步行串联的队伍。随着天气渐凉，问题也越来越多。南方的学生到北方没有冬衣，住宿没有被子。有的人生病，甚至发生个别学生死亡事件。学生们涌到哪里，就给哪里带来麻烦，人们的正常生活受到直接影响。

　　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100天内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共计1100万人次。但是仍有无数人已经出发或准备出发进北京。学生大串联的劲头丝毫没有因天寒地冻而稍减。

周恩来等人极力主张控制红卫兵串联势头。11月26日，毛泽东接见了外地来京红卫兵180多万人后，新华社在发表消息时，宣布这是“明年春暖以前的最后一次接见”。

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通知》。规定12月20日以前在外串联的革命师生必须返回原地；从12月20日起，乘火车、轮船、汽车不再实行免费，在北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吃饭、乘车也不再实行免费。此后，大串联的潮流开始消退。

大串联给交通运输、生产建设造成了严重破坏。周恩来等人对出现这样的局面多次表示了深深的忧虑。

　　1966年12月在一次接见外地来京串联的师生时，周恩来讲道：文化大革命发展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都不是我们原来所能预料的。我们大家都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就是说，没有能够完全预料到。”“就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 对这个运动的发展也常常估计不足，对于这样波澜壮阔的局面 的来到，精神准备不够，总是要想办法，把它分步骤，或者分期分批，加以约束、限制。”

然而，“文化大革命”才刚刚开始，令人始料不及、难以理解的事件接连发生，国家混乱的局面进一步加剧，这种状况已不是哪一个人所能够加以约束或限制的了。

很快，毛泽东也反应过来了，他对红卫兵的失望之情难以言表，最后提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口号，开启了上山下乡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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