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镌刻在心坎里的记忆—— 回忆我的母亲</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作者//朱继文</p><p class="ql-block"> 又是一年清明日,老天似乎体察芸芸众生的心情,每逢这个时节,总要淅淅沥沥地下上几天小雨,这应该是尘世间悲伤的情感达到了极致,泪如涌泉而找到的另一个出口吧!按照习俗,我和哥哥们一起再一次回到老家,给母亲送些纸钱。站在母亲的坟墓前:坟上零乱的蓬草已经被雨水打湿,枯黄的枝叶间还悬挂着许多小水珠。我呆呆地凝望着那坟丘那蓬草,恍然间,那坟丘已幻化成母亲的脸,那蓬草仿佛就是母亲花白的头发,那头发已经被汗水打湿,零乱地散落着,上面还蒸腾着一层汗水所散发的热气,似乎正在诉说着母亲辛劳而悲苦的一生</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一)</p><p class="ql-block"> 母亲生于1937年9月6日(农历八月初二),那是个兵荒马乱贫寒交加的年代,她出生在西峡县石界河镇走马坪村庄阔组,当时是一个交通闭塞封建落后的深山村。在那个“女人无才便是德”“女人读书无用”的观念根深蒂固的背景下,母亲自然是连一天的学校大门都没有进过的,是一个十足的文盲。直到解放后扫盲时,母亲才得以上了几天夜校扫盲班,认识了仅有的几个汉字,许多字还咬不准,需要向子女们请教。</p><p class="ql-block"> 母亲在兄妹中排行老大,六七岁她就开始协助外公外婆,担负起养家糊口、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这也造就了她勤劳能干的品行。成年后的母亲,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了父亲,父亲虽读过初小,在当时也算小有文化,但是性格偏执暴虐,曾干过代销点营业员、生产队会计等差事,终因脑筋死板不会见风使舵、脾气暴躁得罪人太多而干不长久。母亲见父亲太古板,不会变通不会规划,支撑不了家庭的门面,就亲自承担起了当家立事的责任。</p><p class="ql-block"> 在临近的几个村庄里,我们家就是少有的女人当家的几户人家之一。</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二)</p><p class="ql-block"> 父母共养育我们兄弟姐妹五个,我排行最小。我记事时,正是大集体时代,大家以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小组)为单位,一起出工一起劳作。按照规定,成年男人每个劳动日记10工分,成年女性每个劳动日记6工分,等夏收秋收之后,扣去上交的公粮,再按照工分适当兼顾人口分剩下的粮食。我们一家七口人,只有父母两个劳动力,是典型的缺粮户。</p><p class="ql-block"> 母亲在大集体的劳动中不使奸不耍滑,犁耧锄耙样样在行,许多男子汉干的农活,母亲也干得毫不逊色,是出了名的劳动能手,后来经过评议,母亲的工分提高到8分,这在当时整个生产队里,只有当妇女组长的大奶奶和母亲两个人。即便这样,我们仍旧是缺粮户,每到分粮食的季节,母亲看着分得的少得可怜的粮食,再看看不大不小张口要吃饭的五个子女,不免眉头紧皱而长吁短叹。俗话说:“瓜菜半年粮”,为了让一家人不至于太饿肚子,母亲就在房前屋后的边边角角挖上瓜窝儿,开春种上葫芦、南瓜、冬瓜、笋瓜、梅豆角等各类蔬菜。生产队给每家每户分有一分多自留地作菜地,父亲笨拙,干不了种菜这种细活,菜地就全靠母亲一人侍弄。</p><p class="ql-block"> 山里土地贫瘠又浇不上水,母亲就精心施肥、播种、除草、松土、挑水抗旱,一分多的菜地也能够一年四季新鲜蔬菜不断。山地最适宜栽种红薯,红薯又比较高产,所以对于山里人来说,红薯还不算特别紧缺,每年的秋末到第二年的农历四五月份,我们一天要吃两顿红薯稀饭,一部分红薯刨晒成红薯干,等夏秋两季红薯保存不住的时候,则一天吃两顿红薯干稀饭。</p><p class="ql-block"> 每年开春清明前后,还有榆钱、香椿芽、紫藤萝花(俗称葛花)、棠梨花、山荆芽等野花野菜可以充饥。像我们这样的缺粮户,可以说是红薯、瓜菜、野蔬等这些东西救了我们的命。母亲充分利用这些东西变着花样为我们调剂生活,像南瓜馅饺子、红薯面蛤蟆鱼、榆钱蒸菜、凉拌香椿芽、凉拌山荆芽等等,让我们兄妹五人吃得津津有味。老家的山上有许多黄楝树,春末夏初,成熟了的黄楝籽有红的有紫的,母亲便挎上篮子上山,爬上高高的黄楝树摘回或红或紫的黄楝籽来,再挑到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大队部的榨油厂去榨油,黄楝油可以用来炒菜炸油馍,不过它有股子怪味儿,炸的油馍有点辣嗓子,但在缺油少盐的年代,它为我们的饭食增加了香料。</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三)</p><p class="ql-block"> 除了吃饭,一家人的穿鞋穿衣也是一个大问题。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粮、油、糖、布匹、棉花等物资,都是要凭票供应的,如果没有政府按计划分配给的粮票布票等专用的票券,即便再有钱,这些生活物资也是买不到的。何况我家又是贫困户,即使拥有这些专用的票券,也根本拿不出钱来去买鞋或买布做衣服了。</p><p class="ql-block"> 作为当家人的母亲也深知这一点,一家人的穿鞋穿衣问题也只能自力更生了。每年入夏之后,山上的野葛藤(我们俗称它葛条儿)已经长成,父母或哥姐们总要走十多里山路,到深山沟里去采割野葛藤。天刚亮就起床,胡乱扒拉几口早饭,备上中午要吃的干粮就出发了,一直到傍晚,他们才能背着几十斤甚至上百斤的野葛藤返回。</p><p class="ql-block"> 成捆的野葛藤背回家后,母亲把它上锅蒸熟,把皮剥下来,在河里泡上两三天,再在石头上甩打,一直甩打掉头层黑皮,只留下白色的韧性十足的二层皮来,我们称之为麻皮。母亲用这些麻皮搓成麻绳,这麻绳就是纳鞋底的上等佳品。母亲用面水熬成浆糊,把一些边角布头在桌子上展平,一层一层地用浆糊粘贴在一起,然后在阳光下晒干,再按照每个人脚的大小裁剪成一双一双的鞋底坯子。备齐了鞋底坯子和麻绳,就开始纳鞋底了。纳鞋底是一个艰苦而又漫长的过程,白天母亲要随生产队在大集体里劳动,等结束了一天的劳作,收工回家,安排一家人吃过晚饭,再照顾儿女们都睡下后,母亲就点起油灯,坐在床边,借着昏黄的灯光,开始纳起鞋底来。</p><p class="ql-block"> 母亲用针串上麻绳,拿针在头发上擦两下,头发的油脂就会让针变得光滑一些,然后用戴在手指上的顶针顶住针的尾端,针头对准鞋底坯子用力,让针引领着麻绳穿过厚厚的鞋底,再把麻绳绕在手上用劲拉,让麻绳紧紧地勒在鞋底坯子上,麻绳便会在鞋底坯子上留下芝麻大小的针脚来。针线从鞋底坯子的这一面穿过去,再从那一面穿过来,就这样穿来穿去,鞋底坯子上就留下了一排一排密密麻麻的针脚来,等鞋底坯子上都布满了麻绳的针脚,结实耐磨的鞋底就做成了。纳鞋底最费劲的,就是得让小小的针穿透厚厚的鞋底,需要借助顶针,还必须用尽全力。我经常看到由于顶针打滑,针扎破了母亲的手指,母亲忍不住唏嘘一声,拿冒血的手指在唇上轻轻地吮吸一下,就又麻利地继续着这种繁琐的劳动。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一双、两双……,纳成的鞋底在墙上越挂越多,等到觉得纳成的鞋底差不多够用了,母亲就又开始用不穿的旧衣服做鞋帮,蒙上灯草绒布料做鞋面,再把鞋帮与鞋底对接缝合在一起,一双千层底布鞋就做好了。记得我穿过母亲做的夏天的布凉鞋、春秋的布单鞋、冬天的布棉靴。记忆最深刻的有一种棉靴:在两层布的中间均匀地装上棉絮,剪裁缝制成三块适宜的形状,再对接起来,就是整个鞋帮,所以人们形象地称这种靴叫“三块碗儿”。“三块碗儿”棉布靴又吸汗又暖和,穿起来舒贴的很。母亲还用废布和棉絮为我们做棉袜子,冬天套上厚厚的棉袜,再穿上“三块碗儿</p> <p class="ql-block">”棉靴,保暖得很。记得有像我们家一样贫穷的孩子,曾在大雪纷飞的寒冬,穿着漏了脚指头或脚后跟的破鞋,走在积雪的上学路上。而我们庆幸有一个能干的母亲,兄弟姐妹五个不至于受这样的折磨。每年母亲差不多都要为全家人,每人至少做上一双布鞋,特别是春节时,我们穿上母亲做的新鞋,到亲戚邻居家玩耍,亲戚邻居对新鞋的样式、形状和母亲的针线活赞不绝口,听着这些夸赞,内心的自豪感油然而生。</p><p class="ql-block"> 的确,母亲的针线活在临近的几个山村是小有名气的。记得母亲木箱里有一个针线筐 —— 一个形似筛子的竹箩筐,所有的针头线脑之类全放在里面。其中母亲最珍视的,是一个4k大小的用老绵纸装订成的本子,本子的封面和封底都是用布做成的,各缀有两条布绳,平时不用时,母亲把上下布绳对应打结,本子就翻不开了。本子的老绵纸上用铅笔画着许多花儿的图案,本子里还夹有许多铰过的鞋样和铰过的各种各样的纸花儿,那纸花儿是给小孩儿做帽子做绣花鞋用的。经常有临近的大姑娘小媳妇来找母亲,让帮忙铰鞋样或铰纸花儿,母亲也乐意帮忙,无论多忙也从不拒绝从不敷衍。农闲时,有的人家干脆把母亲请到家里,专门给小孩儿做兜肚、做绣花鞋、做婴儿帽……最好看的有一种婴儿帽,上面绣着花儿,还缀着大大小小不同颜色的彩绒球和金色的闪着亮光的小铃铛,好像唱戏的女演员头上戴的凤冠一般。绒球和铃铛用弹簧支撑着,戴在头上,彩色的绒球随着弹簧的弹性有节奏地摇晃,小铃铛则发出清脆的叮叮铃铃的响声,漂亮极了。</p><p class="ql-block"> 母亲按照主人的意愿精心做着这些针线活,一干就是两三天三四天,那时是纯粹的帮忙,母亲从来不收取任何报酬,主人过意不去,就会拿出最好的饭菜来招待,不过那时也实在拿不出太好的饭食,稍微稠一点的玉米粥,炒一大盘萝卜丝粉条,再烙一个大油旋或烙几张煎饼,就是最盛情的款待了,小时候母亲带着我,我也多次吃了这些好饭菜改善了生活呢。</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四)</p><p class="ql-block"> 还有更艰苦更繁琐的劳动,是纺线织布。像我们这样的穷人家,自然没有钱买棉花,但是有钱人家却不一定会纺线织布,何况有的人家嫌这种活儿太麻烦太累人不想干。于是母亲就与他们协商,他们供应棉花,母亲则付出技术和劳动,织成的布料按照一定的比例分成,具体母亲可以分得几成,我不大清楚,但在当时,技术和劳动力都不值钱,我们好像只是能分到三四成的布料。冬天寒冷,天又黑得早,吃过晚饭母亲就哄我早早钻进了被窝。</p><p class="ql-block"> 现在还清晰地记得我躺在被窝里看母亲纺线的情形:母亲坐在纺车前低矮的板凳上,右手均匀地摇动纺车的轮子,轮子带动左边的锭子也均匀地转动起来,转动的锭子牵引着,把棉线从母亲左手的棉花条里抽了出来,随着棉线越抽越长,母亲的左手左胳膊也尽量向后方伸展开来,等到不能再伸展了,母亲右手摇动轮子的速度突然放慢,由于惯性,左手边的锭子依旧在转动,母亲的左手顺势轻轻抬起,手中抽拉出来的棉线就均匀地缠绕在了锭子上。纺线对速度和力度的要求是相当高的,掌握不好,要么抽出的棉线粗细不均匀,要么就会断线,但是在母亲手里,却做得如同行云流水。</p><p class="ql-block"> 我躺在被窝里,看油灯把母亲的身影投射在斑驳的墙壁上,油灯跳动着,母亲劳作着,墙上的身影也晃动着,构成一些奇特的不可名状的形状。我听着母亲嗡嗡的纺车声,端详着墙上母亲那独特的身影,把那身影想象成嫦娥奔月、想象成松鹤展翅、想象成地上的树、天上的云…… 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梦乡,好多时候一觉醒来,母亲仍然在油灯下纺线,我就继续端详母亲的身影,听母亲嗡嗡的纺车声,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又睡着了。伴随着嗡嗡的响声,纺车锭子上缠绕的棉线从无到有、由少变多,锭子慢慢地肥胖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圆锥体,等到圆锥体的肚子慢慢地鼓起来,一个挺着大肚子的线穗子就形成了,母亲把线穗子从锭子上取下来放到箩筐里,就像是把一个白白胖胖的娃娃放到了摇篮里,等到箩筐里的“白胖娃娃”越积越多,堆积得像一座小山似的,就该进行下一道工序 —— 织布了。</p><p class="ql-block"> 我家草房进门的当间,靠着墙放着一架织布机,织布机全是用木头做的,结构相当复杂,体积也比较大,几乎占了半间房。母亲坐在织布机上,两脚上下踩动踏板,架在织机上的两层经线就会上下换层,牵引着纬线的梭子在母亲的左右手之间来回穿梭,梭子每穿梭一次,母亲就迅速用腾出的一只手把机杼向怀里用劲儿拉过来,将穿在两层经线之间的那条纬线用力夯实。织布是一种劳动,更像是一种艺术,踏板和经线上下翻飞,梭子和纬线左右穿梭,机杼则是在前后运动,给人一种流动的协调的美感,母亲却无暇体会这种艺术之美,她的两手两脚一刻也闲不下来,棉线就在母亲手脚并用的劳作里一丝一毫地叠加、夯实、增长,慢慢变成了布料。</p><p class="ql-block"> 母亲把自己分得的布料用面汤浆洗、晒干,用棒槌把布料锤平,拿来做被里被面,这种老粗布被子冬天盖在身上不冻人,舒服得很。裁下来的边角布头还可以染色、拼接、缝制,做成衣服。母亲曾把带有棉线的布头染成黑色,给我缝制过一条裤子,据说只有家里的娇贵宝贝才能穿上这种布满棉线的裤子,我穿着这裤子和小伙伴们一起疯跑、打闹、玩耍,裤子上丝丝缕缕的棉线也随之摇摆晃动,时髦得很,我也因此自傲了许久。</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五)</p><p class="ql-block"> 富家的当家人,当的是权力,可像我们这样的穷人家,母亲这个当家人却只有作难的份儿了。我家住在土地贫瘠、交通闭塞的深山区,全年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有时真的困顿得连盐也吃不上,母亲几乎天天在为一家人的生计发愁。靠山吃山,我们家乡的山上生长最多的是桦栎树和油桐树。桦栎树的果实叫橡籽,橡籽的外面包裹着橡壳,成熟后橡壳和橡籽会自然分离并从树上掉落下来;油桐是一种厚厚的果皮包裹着若干个果仁的圆形果实。到了秋季,橡籽橡壳和油桐成熟了,全村的老老小小就会争抢着上山去捡拾来卖钱,那种争先恐后的气氛,似乎是在开展一场抢夺赛。</p><p class="ql-block"> 母亲当然也不会坐失这大好的挣钱机会,每年的这个季节,母亲就会组织我们几乎全员参加这场争夺赛,我好像是从七八岁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随同父母哥姐们一起上山了。那段时间除了吃饭,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山上奔忙,每天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我们就挎着竹篮或拿着袋子上山了,一天只吃一两顿饭是常有的事,有时吃几口随身带的干粮了事,我们经常饿着肚子满山跑,直到天黑实在看不到了,才扛着或多或少的“战利品”回家。记忆最深刻的是有一天,母亲带着二姐和我爬上高高的马金坡去捡拾橡籽橡壳,我们跑了几道山梁也没有收获。看来要无功而返了,就在我们准备回家的时候,正好来到了一个山头上,向下有一道窄窄的蜿蜒曲折的山沟,母亲就说:“你们在这儿休息,我顺山沟往下走一段看看,不起眼的地方说不好还会有收获哩。</p><p class="ql-block"> ”母亲说完就向山沟下走去,不大一会儿就看不到她了,又过了一会儿,听见母亲远远地喊:“这里有油桐树,还有油桐呢!”于是二姐我俩就也顺着山沟往下走,只见在桦栎树林里,零零星星地长着些油桐树,枝叶间还稀稀拉拉地长有油桐,可能是阳光晒不到的缘故,油桐还是青色的</p> <p class="ql-block">,还没有从树上掉落。母亲就找来一根长长的树棍,把油桐从树上敲落下来,二姐和我细心地从草丛和荆棘间,寻找到油桐并捡拾到袋子里。就这样我们一边干一边顺着山沟往下走,等出了山沟,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样子,我们的袋子不知不觉间也装得满满的了,看着丰硕的成果,我们有说不出地高兴。</p><p class="ql-block"> 这时我们又饿又渴、浑身瘫软,实在没有力气把这满袋子的油桐背回家。正在我们犯难的时候,母亲惊喜地发现在一块山地旁边的石头上,有两个被主人遗落下来的红薯,母亲用袖子擦掉红薯表面的泥土,找来一块薄石片削去外皮,把红薯分给我们吃。 母亲一边吃着生红薯一边高兴地说:“老天爷不会饿死瞎眼的雀!今天是老天爷眷顾咱哩,捡不来橡籽橡壳,却让咱们捡这么多油桐,在咱们腿软得走不动路的时候,还给我们送吃的呢!”说实话,现在回想起来,那次的生红薯,甜丝丝的,还真的挺好吃!捡拾回来的橡壳直接晒干便可以卖了,相对较为省事,但价钱便宜得多。</p><p class="ql-block"> 橡籽却需要在大铁锅里煮熟,在阳光下暴晒,再用一块大石板来回碾压,把橡籽的硬壳碾破,让橡仁从壳子里面脱离出来,再把橡仁挑拣出来晒干了才可以变卖。油桐则需要堆放在家里一两个月,等冬天闲下来的时候,油桐也已经熟透发软变成了黑色,我们就用一个铁锥样的工具把油桐仁儿从它厚厚的果壳里剜出来,再在阳光下晒干后卖钱。冬天的晚饭后,母亲总会根据我们每个人的年龄和能力,分大小不等的剥油桐的任务。我们围坐在火塘旁,一边说笑,一边双手敏捷地剥着油桐,看着圆鼓鼓的油桐仁从厚厚的果皮里被剜出来,掉落在面前的篮子里,篮子里的油桐仁越积越多,大家表面上在不经意地说笑,心里却是在暗暗地比较着剥油桐的速度,生怕自己落到了后边。等到谁第一个率先完成了任务,大家就会由衷地称赞他干活最麻利,虽然没有任何物质奖励,但听着大家的赞赏,心里还是美滋滋的。老鹳河上游二十里左右,是军马河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是离我们最近的集镇,通往这个集镇,全是顺着河道往上走的蹦石尖的蜿蜒小路。</p><p class="ql-block"> 等橡籽橡壳和油桐仁晒干筛净能够变卖了,母亲就会和父亲及哥姐们一起,靠背驼肩挑,顺着这条蜿蜒小路把它们送到军马河供销社去卖钱。路途中间有几道石坎相当难走,石坎的外面是汹涌的河水,他们背负着沉重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攀着上面的石头,艰难地慢慢向前挪动着脚步,稍不细心就会有滑到河水里去的危险。</p><p class="ql-block"> 还有一场相当激烈的抢夺赛,便是暑假期间全村老小争相上山捡拾红香菌和木灵芝。红香菌是美味可口的山珍,木灵芝是名贵的中药材,但在当时却都不很值钱,不过对于我们山里人来说,这毕竟是一个难得的挣钱渠道。记得有一次,母亲、哥姐和我一共五个人,到一个叫百丈山沟的地方去捡红香菌。找了大半个上午,捡拾的红香菌连篮底也没有盖住。我们都吵着要早点回家,母亲说:“百丈山沟的北坡有一大片前几年刚开垦的坡地,因为开垦坡地要砍树,所以留下了许多死树桩,咱们去看看树桩旁边有没有木灵芝,好吗?”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年所有的购销点都不收购木灵芝,所以我们都纷纷表示反对。</p><p class="ql-block"> 母亲劝说道:“咱们还是去找找吧,有点收获总比空着手回家强。”在母亲的劝说下,我们虽有些不大情愿,但还是跟着母亲往那块坡地走。可能正是因为没有人收购也没有人愿意上山捡拾的缘故,那些树桩的周围长满了木灵芝,有的伞盖张开,像盘子一样大。个把小时的功夫,我们的篮子就装得满满的,用胳膊根本挎不起来,只得把篮子扛在肩上背回家。</p><p class="ql-block"> 哥姐们气喘吁吁地背着篮子,还不停地埋怨着母亲:“又不能卖钱,要这些烂货干什么!瞎出力!“有货不愁贫,说不定咱们还发财哩”,母亲笑呵呵地说。木灵芝背回家,母亲把他们一个个摆在竹匾里晒干后,装在袋子里,每隔一段时间母亲就会把他们拿出来,再晒上一个日头。</p><p class="ql-block"> 喜讯最终还是来了,大概过有三个多月,大队部的购销点突然通知开始收购木灵芝了,母亲喜出望外,把家里的木灵芝挑到购销点,卖了好几块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母亲破天荒用这钱买了一个保温瓶和一个搪瓷脸盆,记得母亲从购销点回来,手里端着这两件崭新的家具,满脸含笑地说:“这回咱家也发了点小财,咱也买两件洋气家具用用!”那次买回的保温瓶和搪瓷脸盆,我家用了有十多年呢,每次我们从那个保温瓶里,把热水倒在那个搪瓷盆里洗脸,母亲总不忘念叨:“这是木灵芝给咱们的福利呀!”。</p><p class="ql-block"> 在上山挣钱这方面,作为当家人的母亲,既是一个指挥员,更是一个冲锋在前的战斗员。夏秋季节,白昼时间长了,人们就有了午睡的习惯,所以从上午生产队收工,到下午生产队上工,中间会有两三个小时的间隙,母亲就充分利用这段时间上山去挖中药材。父亲眼拙手笨,知道自己干不了挖药材的活儿,所以很自然地承担起了做午饭的责任,也只有这个时候,父亲才很难得地愿意顶替母亲做上几顿午饭。</p><p class="ql-block"> 母亲从生产队收工回家,急忙拿起镢头和袋子就风风火火地上山了,等到下午生产队快要上工的时候才扛着袋子回来,母亲把挖到的药材晾晒在院子里,胡乱扒拉几口留在锅里的凉饭,就又匆匆忙忙去参加下午生产队的劳作了。母亲看到什么药材就都挖回家来,有天冬、百合、黄精(因形似鸡头,我们叫它鸡头根)、柴胡、苍术等等,有时母亲还会顺势采集一些檀树叶、葛兰叶、“臭老汉”叶之类的,用这些叶子熬粥,有特殊的清香味,全家人都喜欢喝。</p><p class="ql-block"> 挖回来的中药材,根据不同品种不同需求,要经过蒸煮、剥皮、切片、晾晒等不同工序进行处理加工,最后的成品同样需要背到二十里外的军马河供销社去售卖。有一年夏季,母亲背中药材到军马河去卖,等把几种中药材全部卖掉返回时,天已经全黑了,这时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紧接着瓢泼大雨像从天空倒下来一般。那次母亲淋得像个落汤鸡,到家已经是深夜十一二点钟了。据后来母亲说,那次雨水浇在头上,眼睛根本睁不开,天也太黑,伸手不见五指,她是借助闪电的光亮跑回来的,天空一扯闪,她连忙用手抹去脸上的雨水,借着几秒钟的闪电光亮,快速向前跑几步,闪电过后就站在那里不敢动弹,等下一个闪电就再向前跑上几步,母亲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跑回来的。现在回想起来,母亲那夜所经受的痛苦可能是许多人终生也体会不到的。</p><p class="ql-block"> 就这样,母亲带领着我们从山上寻找资源,经过艰辛的劳动,换回来的则是薄薄的几张钞票。记得母亲木箱的箩筐里用一块手绢细致地包裹着的,是一沓薄得可怜的钞票,面值大的整理在最下层,越往上面,面值越小,分币则放在最上面。母亲把钞票折叠,用手绢认真包裹起来,再把手绢的两头对接打结,然后夹在一沓老粗布的夹层里。我时而见到母亲打开手绢,数一数钞票,再按照面值大小整理好重新折叠包裹起来,重新放在老粗布的夹层里,有时她会自言自语的小声咕哝着什么,似乎是在盘算着如何充分利用这点儿钞票,发挥它的最大效能来安排好一家人的生活。</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六)</p><p class="ql-block"> 母亲当这个家太艰辛,这是我们兄弟姐妹五人的共识,但是父亲却不这样认为,他一直对母亲当家这件事耿耿于怀。说实话,我无意贬低我已经去世的父亲,他是一个勤劳的农民,虽然技术性的活他干不来,但是他有股子力气,挖地拾柴、挑粪挑水这些粗活,他从不推诿,并且一天到晚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劳作着</p> <p class="ql-block">;他也是爱我们的,虽然他对我们从来没有过亲昵的表现,整天是一副不管不顾高高在上的冷面孔,但我们在外受了欺负他会出面去理论,我们到镇里上学,他会挑着几十斤的粮食走几十里山路送到学校里去。</p><p class="ql-block"> 今天我只是想客观地评价一下父亲:他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大男子主义十足的人,是一个暴躁偏执倔强的封建家长式人物,他具有强烈的封建专制思想,但是却没有“专制”这个家庭的能耐,他是那个时代造就的很典型很矛盾的一个男人。父亲是基本上不进灶房的,他认为围着锅台打转应该是女人的事,男人进灶房做饭是没本事的表现,是怕老婆的表现,是会被人笑话的。每天母亲和父亲一样下地劳动,收工回家后,母亲灶前灶后忙着做饭,父亲则翘着二郎腿,悠闲地吸着旱烟。</p><p class="ql-block"> 有时母亲实在忙不过来了,喊父亲帮忙续一把柴火,父亲先是不搭理,如果母亲继续再喊,父亲就会大骂母亲一顿,母亲也只能噙着眼泪自个忙碌了。父亲虽然没有当家,但是母亲却一直把他奉为一家之主。一天三顿饭,第一碗一定是盛给父亲的,儿女们把第一碗饭毕恭毕敬地双手端给父亲,然后大家才可以吃。家里偶尔改善一下生活,也一定要让父亲先吃。</p><p class="ql-block"> 印象最深的是家里好不容易宰一只鸡,或者煮一点猪肉,我就会早早地围着锅台转来转去,闻着锅里散发出来的香气,忍不住不停地咽着口水。终于,母亲掀开锅盖,用筷子扎了扎锅里的肉说:“熟了”,接着母亲会切下一块让我先给父亲送过去,然后我才可以回来津津有味地享用口福了。</p><p class="ql-block"> 家里如果来了客人,母亲负责把饭菜做好端上桌,父亲则一个人陪客人坐在桌子前吃饭。我们是都没有资格坐桌前陪客人的,母亲也从来不坐桌,因为女人不坐桌,这是规矩。她和我们一样端着碗坐在旁边,一边吃饭一边和客人拉着家常。即便这样,也抹不去母亲当家对父亲的“伤害”,在父亲的意识里,男人才应该是当家人,母亲当家,就是篡了他的位夺了他的权,让他在外人面前颜面扫地,他也因此一直愤愤不平,经常为此谩骂母亲。有时母亲也委屈地哭诉:“就咱这个家庭,穷得叮当响,当家有啥好处?我是多吃了还是多占了?我当家作了多少难,你知道吗?你要是想当这个家,我让给你好了,我不操心也落得个清闲!”父亲还是继续谩骂着说:“把钱给我交出来!我还能当不了这个家了不成!”“交给你可以,你说说你挣有多少钱?我这里有钱吗?” ,母亲赌气道。</p><p class="ql-block"> 的确,家里真的是没有什么钱可以交给父亲让他当这个家的,母亲也只是赌气说说罢了,她知道父亲没有这个本事。在这方面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也是有共识的,哥姐们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这样的话:“多亏母亲当了家,如果是父亲当家,我们兄弟姐妹还能不能活下来,还真的不好说。”母亲操的心多了,吩咐的事儿就多了,自然就成了典型的碎嘴子,而恰恰父亲又是一个极其暴躁的人,再加上对母亲当家又极其不满,因此二人是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十天半月就可能拳脚相向大打出手。在农村,家里的男人如果不能独挡一面,</p><p class="ql-block"> 本身就会被人瞧不起,如果夫妻再经常吵架打架不和睦,更会被人们所嗤笑,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就是在这种充斥着家庭暴力的氛围中,在周围邻居们的嘲笑中长大的。从小到大最令我恐惧的,是回家看见父亲那张阴沉着的脸,那铁青色的脸透着凶气,令人憎恶又特别吓人,他还一声一声地打着嗝,那嗝声极响亮,还拖着长长的尾音。</p><p class="ql-block"> 每看到这样的情形,我就会断定:母亲又惹父亲生气了,一场狂风暴雨又在所难免。我们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地生活着,心里祈祷这场暴风雨能够避免,但是可怕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父亲的这股子怒火不发泄出来是不行的,少则半天多则一两天,父亲必定会找茬和母亲大吵一架,甚至大打一架才算了事。母亲毕竟是女人,她哪里是父亲的对手,好多次父亲拉着母亲的头发把她按在地上,挥舞着拳头朝着母亲的头上身上狂揍,儿女们在旁边哭得震天动地也不敢上前去拉架。母亲挨了打,只能在家嘤嘤的哭,有时也会赌气离家出走,父亲却从来不会去寻找,因为到了做饭的时候,母亲就会回来给儿女们做饭的。</p><p class="ql-block"> 母亲照常把饭做好,儿女们看她生气不吃饭,也没有胃口吃饭,母亲就又是哄又是训的,非逼着让儿女们把饭吃了不可,而她自己却一连两三顿都不吃饭。有几次母亲也曾哭诉自己的命太苦:“又受穷又受罪的,还生气挨打,我还有什么活头?可是我又死不下去呀,我死了,不大不小的五个儿女怎么办!”的确,儿女们可能就是母亲生活下去的唯一理由。我想,如果母亲生活在现在的社会,只怕很早就和父亲离婚不和他过了。</p><p class="ql-block"> 母亲之所以隐忍了一辈子,一方面是她生活那个时代的封建思想影响了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的思想观念在她的心里扎了根;另一方面是她舍弃不下自己的儿女们,如果她离开了这个家,儿女们会遭多大的罪不得而知。随着儿女们渐渐长大,哥哥姐姐们也能帮衬着干活了,母亲稍稍轻松了一点,但是她操的心却更多了。当务之急是大哥的婚事,我们住在穷乡僻壤的深山村,娶媳妇本身就很难,再加上家里穷,父母又不和睦,这对大哥的婚事造成了很大的影响。</p><p class="ql-block"> 好在大哥的能干是周围几个村都出了名的,他手脚麻利干活利落,因此先是被选拔到了大队的农科所,接着被推举到生产队的草毯厂,再后来被大队支部书记相中,又把他选调到了大队部的草毯厂去工作。草毯厂是按工作效益计工分的,别人一天织两三块草毯,大哥几乎是别人的二倍,他创得的工分要比别人多得多,也自然成了草毯厂的顶梁柱。终于有个邻村的婶婶看好大哥,愿意当红媒牵线,把自己的娘家侄女介绍给大哥。</p><p class="ql-block"> 母亲喜出望外,她小心翼翼地把握着这难得的机会,生怕有什么闪失。按照农村的规矩,婚事的一些程序礼仪等,需要媒人在双方亲家之间去沟通协调。父亲不大会说话,和媒人商量婚事的重任自然是落在了母亲的身上。那位婶婶住在一个叫做马金坡的地方,高高的山坡上孤零零地住着有三四户人家,中间没有人烟。从我家出发,要先顺着鹳河往上走二三里蹦石尖过石坎的沿河小路,然后上山,再走五六里穿密林过草丛的盘山小道,才能到达那位婶婶家。白天要下地劳动没有时间,只有到了晚上,母亲才能抽出时间到媒人家里去商量婚事。那段路,白天走都有点害怕,更别说夜晚了。那时山上的野兽很多,夜里经常听到野兽凄厉的叫声,有一种我们当地人叫它“老巴子”的野兽,叫声极像人的哭声,瘆人得很。</p><p class="ql-block"> 母亲却似乎并不害怕,记得有好多次,收工回到家,天已经黑了,母亲拿上火把就急匆匆地往婶婶家赶。我们也曾劝母亲不要摸黑路,她笑了笑说:“白天咱没空人家也没空的,只能挤晚上的时间去了。何况有什么好怕的?咱不做亏心的事,鬼也不会找咱的事儿,野兽更不可怕,它们见了我这火把,只怕早就吓跑了呢!”我们知道,并不是母亲真的不害怕,是生活把母亲逼成了女汉子。母亲的努力没有白费,最后终于修得正果,1983年农历正月十一日,大哥顺利地把大嫂迎娶进门,这也了却了母亲的一大心事。</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七)</p><p class="ql-block"> 母亲先后生育了大哥、大姐、二哥、二姐和我。我的前面其实还有个三哥,听说长得最漂亮,一岁半的时候已经会说话会走路了,挺可爱的,可突然得了急病不幸夭折了。母亲为此哭干了眼泪,变得失魂落魄的。</p> <p class="ql-block">三哥夭折的第二年,我降生了,如果三哥活着,按规律我应当是个女娃儿才对,可能是上天看到母亲失去三哥太过悲伤的缘故吧,才降生了我这个男孩儿来安抚母亲。我的降生也的确冲淡了母亲的悲伤,她小心的呵护着我,把对三哥的爱和对我的爱叠加在一起,一股脑都全给了我。她好多次还笑着对我说:“你本来应该是女娃的,是急着来投胎,走得太快了,小鸡鸡没有挂掉,结果变成了男娃了!”其实母亲给予我的,也的确是对男孩儿和对女孩儿的双重的爱。我排行老幺,乳名里又有一个“小”字,所以母亲就亲昵地喊我:“小”。</p><p class="ql-block"> 在我们农村,习惯把最宠爱年龄又最小的那个子女唤做“小奶干儿”,母亲自然也经常宠溺地叫我“小奶干儿”。母亲从来没有刻意为我断过奶,我是吸干了母亲的奶水,最后实在咂不出一丁点儿了,才不得不自愿放弃吃奶的,我是名副其实的“小奶干儿”。小时候我身体羸弱,个子矮小、面黄肌瘦,眼窝鼻翼间泛着青色,母亲就千方百计为我增加营养,生怕我有什么闪失。</p><p class="ql-block"> 我家是典型的缺粮户,米面等细粮尤其紧缺,即使这样,小时候,母亲或姐姐们还是经常在每晌的中间给我加餐,给我一个人做“小锅饭”吃。我吃的最多的是我们当地的“锅边儿”饭,白面加水搅拌成稠稀适宜的面糊,热锅涂上猪油,然后把面糊均匀地在锅里摊上薄薄的一层,等面糊受热快形成面饼时,往锅底加上一碗水,水开面饼正好也熟了,就用铲子把面饼铲到滚水里,加上盐和佐料,再煮一小会儿,出锅撒上葱花,一碗喷香的“锅边儿”饭就做好了。我享用着“锅边儿”饭,哥姐们却只有羡慕的份儿,后来听二姐多次对我说:“那时候看你吃,我可眼馋了,偶尔喝一口你吃剩下的香汤,就会高兴半天”。</p><p class="ql-block"> 那时十天半个月才能蒸一回馍,基本上是用黑面或者红薯面蒸的窝窝头。每次蒸馍,母亲总不忘专门为我蒸上几个白面馍或花卷馍(一层白面一层黑面卷起来的馍),母亲把它晒成馍干,半晌我饿了的时候,就用糖水泡了让我吃。这些饭食,在那个年代,是母亲尽了最大的努力才能拿出来的,也是我这个“小奶干儿”才能享受到的最高待遇。可是我的身体还是不争气,经常体弱多病,曾经有一次高烧不退,不吃不喝近一周,差一点步了三哥的后尘。</p><p class="ql-block"> 我小时候经常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母亲一看到我吃饭没胃口了,就会不无担忧地说:“我的‘小’会不会又是消化不良了,得给你揉揉肚子了”。母亲给我按揉肚子是经常的事,记得夏秋季节,在我家院子旁边有一个用树枝搭起来的凉棚,我脱掉褂子裸了上身躺在凉棚下的竹床上,母亲往碗里倒一些香油,用手蘸了香油涂在我的肚子上,然后用手从我的胸口往下一直按揉到小腹,或者是在我的肚脐周围转着圈按揉,这样反反复复按揉,一揉就是个把小时。我仰面躺着,看细密的汗水不断从母亲的两颊、额头流出,汇成汗滴跌落下来,滴在我的脸上、身上和竹床上。母亲一边给我揉着肚子,一边用极温柔的口吻说:“这样揉揉肚子,肠胃通畅了,我的‘小就能吃下去饭了,好好吃饭,我的‘小’才能长高长大,长成大男子汉。”说来也真的有奇效,在母亲的不断按揉下,有时会放几个屁,肚子马上就不胀了,紧接着也就能吃饭了。</p><p class="ql-block"> 大约是四五岁那年的秋天,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在一位婶婶家的院子里玩耍,不小心被拴在枣树下的狗咬了。说来也怪,那一段时间我眼窝鼻翼间的青色更厉害了,还时不时地犯困打瞌睡,母亲喃喃道:“我的‘小’被狗咬,怕是吓掉魂了吧,这段时间连头发都更毛躁了,得在夜里刚交五更的时候给‘小’叫叫魂呀!”那时的我哪里懂得“叫魂”是干什么的,只记得那应该是一个深秋,天气已经有些冷了,每天早晨天还不亮,母亲就早早哄我起床,带着我来到婶婶院子里的大枣树下,母亲拖着长长的声音轻声呼喊道:“‘小’——”,“哎——”,我应答。“狗咬不怕,魂灵回来了!”“回来了!”我再应答。两人一呼一应,如此重复十多遍。</p><p class="ql-block"> 母亲有意识地压低声音,她怕惊扰了正在睡梦中的婶婶们,但她的声音又似乎没有压得太低,因为她怕我的魂灵听不到,怕我的魂灵唤不回来。母亲为我“叫魂”大概持续有十多天,我不记得“叫魂”最终的效果怎样,只记得每次母亲呼喊我应答的时候,我会看着满天的繁星,似乎我真的有什么灵魂在这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星星之间飘移,有时不免惊悚地打一个寒噤,母亲以为我是冷了,马上裹紧我的衣服把我搂在怀里。有几次也惊醒了婶婶们,只听到婶婶带着睡意的声音从窗户里飘出来:“嫂子,给‘小’叫魂哩?”“抱歉呀,影响你们休息了”,母亲不好意思地回答。“没事的,已经到该醒的时候了。”这时母亲就会赶紧拉上我,小心翼翼地悄悄离开。</p><p class="ql-block"> 现在回想起来,“叫魂”是多么愚昧的行为,但是再仔细想来,它却寄托着一个母亲最朴素的愿望,作为一个没有文化的母亲,她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健康地成长,能够顺利地长大成人,她没有别的办法,她只有用她自己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来实现她的这个最朴素的愿望。</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八)</p><p class="ql-block"> 同村的小伙伴大多都有自己的爷爷奶奶帮忙看护着,而我的爷爷奶奶去世比较早,家里没有老人帮衬母亲,她只能一边劳动一边艰难地独自抚养我们。记得大集体劳动时,我们同村几个没有爷奶照顾的孩子只能跟随着自己的母亲,母亲们在地里劳动,我们则在地边玩耍。那时年龄小瞌睡大,玩着玩着就犯困打瞌睡。</p><p class="ql-block"> 母亲害怕在外边睡觉冻着,总是在我睡着后把我抱回家放到被窝里。那时我最怕的,就是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一个人被反锁在家里了,我用力拉两扇柴门,两扇柴门却被锁得牢牢的,我就一边着急地用力晃荡着柴门,一边透过两扇柴门中间的缝隙向外张望着大哭。好多时候母亲是趁着中间集体休息的时候,才慌慌张张跑回来给我开门的,她打开门,会一把把我揽在怀里,一边为我擦眼泪一边轻抚我的头,安抚我说:“‘小’别怕,‘小’不哭,妈妈现在回来了。”哎,现在想想,母亲那时也真难呀,她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有一年秋天,套种在玉米地里的绿豆成熟了,生产队的妇女们集体钻到玉米林里去摘绿豆,她们一字排开,从地的这头摘到地的那头,我们几个孩子也跟在大人们的屁股后面在玉米林里穿梭。</p><p class="ql-block"> 只听担任妇女组长的大奶奶大声呵斥道:“小孩儿不准走地中间!都到地边儿去!别把地踩硬了!别把豆秧绊倒了!”母亲就转头小声对我说:“‘小’听话,到地边儿去。”我就慌忙往地边儿跑,刚跑到地边儿,膝盖却不小心被石堰上一个带着尖锐棱角的石头划了一个大口子,顿时献血直流。母亲听到哭声,马上跑过来,迅速用手按住伤口,看鲜血还止不住地从指缝里往外淌,她又赶紧让大奶奶帮忙,把套在她里层的旧背心撕破,扯下一大块来,把伤口缠绕包扎才总算止住了血。现在我的膝盖还留有那次的“光辉印记”呢。</p><p class="ql-block"> 有时母亲也会给我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干。有一次生产队的妇女们和男劳力们一起到十二岭去挖红薯地,那次跟随大人的小孩儿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开工前母亲抚摸着我的头说:“‘小’,你是我的‘小奶干儿’儿子,也是我的小闺女哩,今天帮妈妈干点小闺女们干的活吧?”我模模糊糊地点点头,母亲就拿出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着凌乱的布头,母亲一边给我示范一边说:“把这些布头展平、叠整齐,妈妈好给你做新鞋穿。”</p> <p class="ql-block"> 记得那次大人挖地,我在旁边异常的安静,我拿起布头,放在膝盖上,两手从中间向两边用力,把布头一个一个展平,叠放在一起。等到母亲中间休息,看到我已经整理了厚厚的一沓,她高兴地说“‘小’长大了,能帮妈妈干活了,以后妈妈就会享我‘小奶干儿’的福了!”,听了母亲的夸赞,我干得更起劲儿了。</p><p class="ql-block"> 1980年我们村开始实行大包干,土地被分到了各家各户,母亲每天依然忙着和父亲一起下地去劳动,从地里收工回来,母亲依然忙着做饭洗衣喂猪喂鸡做家务。那时我也已经上学,星期天节假日,我依然经常跟随着母亲玩耍,母亲也经常安排我帮忙干一些小活儿:母亲种菜锄沟,我则帮忙丢肥料;母亲种花生挖窝儿,我则帮忙丢种子;母亲做饭,我则帮忙往灶膛里添柴…… 母亲一边干活一边夸奖着我,我则一边劳动一边沉浸在母子相处的幸福里。</p><p class="ql-block"> 再长大一些,我就和母亲及哥哥姐姐们一起上山去捡拾橡籽橡壳和油桐,去采捡红香菌和木灵芝。每次上山回来,无论收获如何,母亲总不忘对着家人夸我:“咱家‘小’年龄虽然不大,干活却利索着呢!看,他捡拾的不比大人少哩!”这时哥哥姐姐们也会附和着一起来夸我,我听着大家的评论,顿时感到自己似乎已经长成了自食其力的大人了呢。</p><p class="ql-block"> 最幸福的是寒假,腊月十八九一放假,我们同村年龄相近的七八个小伙伴就开始相约,一起上山拾柴为过年做准备了。粗的树干我们是背不动的,我们只能捡拾一些干树枝,近处油桐的干树枝有很多,但是我们不要,因为油桐的木质太疏松了,不属于好的柴火,我们要的是桦栎树枝、光肚榆树枝、鸭爪子树枝、黄栌柴树枝等这些木质坚实的柴火,感觉只有这些上等的柴火才能与过新年相匹配。每天上午下午两晌,我们都会跨过横亘在村前老鹳河上的木栅栏桥,登上村子对面高高的山坡去捡拾这些干树枝。我们一边劳动一边相互说笑着,等到捡拾来的干树枝差不多了,就用绳子或葛条藤捆绑好,背着回家。柴火压在肩上,脚下是崎岖陡峭的山路,我们小心翼翼地一脚一脚踩稳,慢慢往山下移动着脚步,也时常不小心滑倒,柴火滚出山路很远,屁股摔得生疼,有时还忍不住哭鼻子,这时小伙伴们就会放下柴火围上来安慰,大家稍作休整后,就会相互帮助着把滚出山路的柴火再背回到山路上,然后再各自背着自己的柴火继续往家走。</p><p class="ql-block"> 只要不是下大雪,我们就会坚持每晌上山背回一捆柴火来,这样一直持续到腊月二十九。我把背回家的柴火单独垛起来,看着自己的柴火垛一天天地增高,心里颇有成就感。母亲每天也总是指着我的柴垛夸我:“‘小’拾的柴火,容易燃烧,火力又大,过年做饭妈最喜欢烧了!‘小’长大了,妈能享‘小’的福了!”于是我就扳着手指头盼着过年能烧上我拾的柴火。</p><p class="ql-block"> 母亲终于开始蒸过年馍了,我问母亲:“妈,为啥不用我的柴火哩?”“妈舍不得用哩,等过年妈炒菜了再用。”母亲开始煮过年肉了,我又问:“妈,为啥不用我的柴火哩?”“妈舍不得用哩,等过年妈炒菜了再用。”终于等到腊月三十午饭时间了,家家户户贴对联放鞭炮吃大米饭,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母亲高兴地说:“今天做饭烧的是‘小’拾的柴火,这柴火炒菜可美了!”顿时,感觉大年三十的那饭格外好吃,那年也过得格外有意思。</p><p class="ql-block"> 而我最怵的事儿是暑假期间让我去放牛了。大包干后哥哥姐姐们在家织起了草毯,大人们都忙着各自更重要的活儿,放牛的活儿自然应该是我来干了。可是我家养的那头公牛却太气人,要么是与别的公牛怼架拉不开,要么就是围着母牛整晌不吃草,所以我是不能和同村的小伙伴们一起结伴去放牛的。独自一个人放牛的孤独寂寞难捱,我倒还可以忍受,但最让我惊惧的是山上时不时会出现的蛇,有几次放牛时遇到了蛇,然后整晌提心吊胆惴惴不安,甚至连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那种恐惧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去形容。</p><p class="ql-block"> 终于一天,我再也不愿去放牛了,我和父亲彻底杠上了。眼看到了该赶牛上山的时候,我纹丝不动,父亲催我,我明确表示“罢工”。父亲奉行的是棍棒教育,他脸上青筋暴跳,大怒道:“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不去,把你的腿打断!”可我也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犟种,我吼道:“你今天打死我,我也不去!”眼看两人僵持不下,我的一顿毒打马上要挨到身上了,母亲赶紧把我拉到一边,擦了擦我的眼泪说:“乖,听话,你去放牛了,才能让哥哥姐姐们腾出更多时间织更多的草毯挣更多的钱,有了钱才能供你上学。蛇是怕人的,它一见人就会吓跑的,你是男子汉,不要怕它。你去放牛,顺便采点野葛花(山上的无名野花,因花形像紫藤萝花即我们所说的葛花,所以我们称之野葛花),回来我给你炒葛花鸡蛋吃。”在母亲的劝慰下我最终还是硬着头皮放牛去了,也真的采回了满满两口袋野葛花,母亲也绝不食言,真的炒了葛花鸡蛋给我吃。有时兴致来了,我还会在放牛的同时给牛打些夜草,母亲不免又会对我一阵猛夸。</p><p class="ql-block"> 两个姐姐们后来忙于织草毯,无暇帮母亲下厨了,母亲就经常鼓励我帮忙做些厨房的活儿。“‘小’,你是妈的‘小奶干儿’,妈把你当‘小闺女’养哩,现在只有你能帮妈进灶房干活了。”于是我跟着母亲学会了做一些常规的饭食。我学会了拌面轧面条,学会了自制酵母发面蒸馍,掌握了和面时盆光手光面光的“三光”诀窍,知道了馍蒸好出笼前要焖上几分钟才不会塌陷的道理。</p><p class="ql-block"> 有一年春节,我还在母亲的指导下亲自做了一回豆腐呢。现在想想,母亲虽然没有文化,更没有学过教育学心理学,但是她却能够进行赏识教育。母亲的鼓励引导,培养了我勤劳的品行,也让我学会了许多生活的基本技能,使我成为社会上能够自食其力的人。</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九)</p><p class="ql-block"> 因为身材瘦小,家人爱怜地叫我“小老鸹娃儿”,母亲经常说这样一句话:“有智吃智无智吃力,看你瘦得像小老鸹娃儿一样,如果不好好上学,一直生活在农村的话,只怕活不成个人哩!”但是那个时代的孩子都是粗放式散养着长大的,家长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开发孩子的智力、去培养孩子的兴趣和爱好。那时没有什么玩具可玩。看过了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的电影队来我们大队部放的电影之后,我就找来一块白色的布头,把它展开用细棍子扎在土墙上当银幕,院子中间正对银幕放一张小桌子,桌子上用书夹子夹住并支起一个废弃的手电筒当作放映机,那手电筒好像还是从哪里捡回来的,这次终于让我派上了用场,我学着电影队放电影的样子整晌整晌地玩得不亦乐乎。有一年邻居杀年猪,母亲拿来人家扔掉的猪膀胱,用竹筒把猪膀胱吹满气在阳光下晒干,把一个破旧不用的搪瓷茶缸裁掉两头,成一个圆筒状,前后两端蒙上晒干的猪膀胱,左右两边各串上一根细线绳,细线绳上各缀一颗小塑料球,中间垂直插上一根木手柄,一个小拨浪鼓就在母亲的手里诞生了。摇动手柄,两边的小球敲打在干燥的猪膀胱上,就会发出咚咚咚咚的声音。</p><p class="ql-block"> 母亲有点遗憾地说:“应该用蛇皮才好,蛇皮发出的声音清脆,比猪膀胱好得多,只是弄不来那么大的蛇皮。”我却异常满足,我兴奋地摇动着拨浪鼓满村炫耀,一</p> <p class="ql-block">路洒下咚咚咚咚的声音,引来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那个拨浪鼓,我玩了好几年,那是我儿时最好玩最喜欢的玩具了。山村的文化生活极其贫乏。偶尔会有民间艺人走村串户来唱鼓儿哼,可惜大多时候都是请不起的,偶尔哪家愿意出资了,艺人就会在晚饭后给大家哼唱两三个小时,同村的大人小孩都会赶来,集中围坐在东家的堂屋里听唱。</p><p class="ql-block"> 听说有人愿意请鼓儿哼艺人了,我当然兴奋不已,早早地搬着凳子就守候在那里了,只见艺人用竹架支起一面鼓来,一手敲鼓一手摇动两个铜铁片,在这有节奏的叮叮咚咚的敲打声中,我专注地倾听着艺人的说唱,倾听曲折离奇的故事,倾听悲欢离合的人间际遇。在春灯节的正月里,大队部几年才有可能请上几天大戏,临近几个生产大队的男女老少都会蜂拥而至,我当然也绝不会丢掉这个凑热闹的好机会,早早地挤坐在临近舞台的最前面。</p><p class="ql-block"> 那在几种民族乐器伴奏下的唱腔,宛转悠扬;那各色人物的一招一式,生动形象;我深深地沉醉在这“三四人千军万马、六七步万水千山”的高雅艺术里。回到家,我也会模仿演员的唱腔学唱几句,我会把毛巾包裹在头上,把哥姐们做草毯用的围裙扎在腰间,拿一根棍子当船桨,一边表演船夫摇橹一边学唱,母亲看见了,高兴得乐开花,她急忙呼喊着哥姐们:“你们看,‘小’模仿得有模有样,唱得也真是那么回事哩!”1978年秋我开始上小学一年级,好在我上学还可以,每次考试都能捧回奖状来,每次拿回奖状母亲比我都要开心,一边夸我一边把奖状认真地张贴在堂屋的一面墙上。</p><p class="ql-block"> 家里来了客人,见到满墙的奖状,不免啧啧称赞,母亲也总是顺着客人的意思笑着附和道:“嗯嗯,我们家‘小’上学还不错的。”母亲的夸奖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我的学习增加了动力。那时没有钱买书来看。每学期开学第一天发了新书,我就特别爱闻新书油墨香气的味道,我会爱不释手地把语文书里的所有课文读上一遍,许多字还不认识,我就囫囵吞枣地揣摩课文的大体意思,那里面的儿歌、寓言故事等都深深地吸引着我。</p><p class="ql-block"> 我也经常看哥哥姐姐们的语文书,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读了初一语文书里的一篇课文《毛主席把我救出火坑》,里面主人公的悲惨遭遇让我哭得稀里哗啦的。有一年,母亲破天荒允许我们拾橡籽橡壳可以攒私房钱,记得那年春节前我花了两毛私房钱,从军马河的新华书店里买回了一本连环画册《狼和小羊》,我如饥似渴地读了一遍又一遍,那是我拥有的第一本课外书。</p><p class="ql-block"> 母亲每次看到我读书,都会高兴的说:“‘小’是个爱学习的好娃儿,好好学习,最好脱离农村,咱瘦小没力气了,咱可以靠脑子吃饭。”这句话说出了母亲最真实最朴素的愿望,她不要求孩子多么飞黄腾达,对于自己这个极瘦小的孩子,她只是希望我能够拥有在这个社会上立足的能力。闲暇时母亲也经常给我讲故事听。夏秋季节,晚饭过后,天气燥热,我们就喜欢坐在院子里吹风纳凉,我总是紧挨着母亲听她给我讲故事。有时皓月当空,母亲就给我讲嫦娥的故事,她适时地指着月亮说:“你看,月亮里面稍微暗淡的那一部分就是桂花树,桂花树下卧着一只狗,旁边还有杵臼呢……”听着母亲的故事,我痴痴地望着那月亮,它发着清清凉凉的柔柔的光。</p><p class="ql-block"> 我想,月宫里面定然没有这么燥热的天气,它应该是凉爽的、惬意的吧;那里面的宫殿定然都是汉白玉砌成的,那应该是极其豪华极其辉煌的吧;那嫦娥养一只爱犬,酿上一壶桂花酒,那生活应该是极其舒心的吧。有时繁星满天,母亲就给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讲述中她会给我指认天河(即银河):“看,那一条亮带,横跨在蓝天上的,就是天河。”她会给我指认被天河隔在两岸的牛郎织女星:“看,天河这边的三个星星,等距离一字排开,中间最亮的那个是牛郎,两边稍暗的是他挑着的两个孩子,他正挑着孩子撵织女呢。</p><p class="ql-block"> 再看,天河那边的三个星星,呈等腰三角形,顶端最亮的那个是织女的头,下边稍暗的那两个是织女盘起两腿凸出来的膝盖,她正在纺线织布呢。”她还会给我指认梭子星:“你看,那被扔在天边的四个星星,呈斜斜的四边形(其实是菱形),多像织布梭子,那就是王母娘娘扔出去的,它划出了一条天河隔开了牛郎织女,然后就被扔到远远的天边去了。”听着母亲的讲述,望着那神秘的夜空,我感受着大自然的神奇,想不到大自然还有如此凄美的故事,我甚至有了一个冲动:七夕的那天深夜,悄悄去桂花树下听一听,看是不是真的像母亲故事里讲的那样,能够听到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时的嘤嘤哭诉和喃喃情话,去看一看天河上是不是真的有喜鹊搭起的鹊桥。但终因胆子太小,村子里也没有桂花树,最终也只能作罢。母亲的故事还有很多: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姐姐大斗借米小斗还死后变鸡孵蛋补偿妹妹…… 从母亲这里听到的这些故事,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我会讲给同伴们听,我讲得绘声绘色,同伴听得津津有味,这对我的语言表达和今后的写作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p><p class="ql-block"> 1983年秋我顺利考入双龙初中,学校离家远了,一周才能回一次家,每到周末我的心早早就飞回到家里去了,我盼着早点回家,去感受母亲疼爱的那种温暖。那时每年农忙时学校都要放假,分别是收割小麦时的麦假和收获秋庄稼时的秋假,我放假回家自然也要帮忙干些农活,对于瘦小的我来说,那农活实在让我吃不消。母亲看了,就又会说起她常说的那句话:“有智吃智无智吃力,看你瘦得像小老鸹娃儿一样,你可要好好上学呀,如果不好好上学,一直生活在农村,只怕你难活人哩!”也就是母亲经常说的这句话,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激励着我,让我不敢懈怠,特别是初三的那一年,我拼尽了所有的力量。</p><p class="ql-block"> 苍天不负有心人,1986年秋我如愿以偿考取了师范学校,全家人都为此乐开了花。这也决定了我要当一辈子的老师了,虽然不可能大富大贵,但在当时也算是走了一条捷径,让我这辈子有一口赖以生存的饭吃。(十)1989年秋我师范毕业正式走上工作岗位,两个姐姐已经先后出嫁,两个哥哥也已结婚分家,父母两人单独另过。眼看日子越来越好了,然而就在1992年的夏天,二哥盖新房正在上梁起脊摆瓦的攻坚阶段,大家都在为盖房忙碌,母亲也在厨房里帮忙,正在刷碗的她突然感觉左手拿不住碗,紧接着半个身子也开始麻木不听使唤。缺乏医疗知识的我们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等忙完了盖新房的事情,母亲的左半身已经瘫痪走不动路了,我们急忙把母亲送到军马河卫生院,诊断结果是脑血管栓塞引起的偏瘫,已经错失了治疗的黄金时机,那年母亲才55岁。</p><p class="ql-block"> 经过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又经过几个月的居家康复巩固,到1993年春节,母亲已经可以丢掉拐杖走几十米的路了。大家都很高兴,以为母亲还年轻,还能够基本恢复到先前的状况。可是祸不单行,1993年的农历正月初二,母亲拄着拐杖到打麦场去晒太阳,邻居家有一个女孩也在打麦场学骑自行车,当母亲走到打麦场中间的时候,女孩也正好骑行到那里,女孩由于紧张摔倒,连人带车砸倒在母亲身上,造成母亲大腿骨骨折。一向要强的母亲卧倒在床三四个月,又经受着钻心的疼痛的折磨,从此,母亲再也离不开拐杖了,也就是这三四个月,母亲的头发也全部变白</p> <p class="ql-block"> 母亲的骨头已经畸形愈合,虽然从此需要拄拐,但至少危及不了生命,我最担忧的是母亲的脑栓塞疾病,总接受不了母亲年级轻轻就成了残疾,认为母亲还是可以恢复的。起初我尽力给母亲买药,中药西药单方都让母亲用过,但是那时我工资太低,偏瘫复原丸和华佗再造丸两味中药丸的价格实在太昂贵,我着实承担不起,后来就只买维脑路通和丹参片这两种相对便宜的药物了。</p><p class="ql-block"> 母亲的偏瘫一直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好转,再后来我便不敢再有什么奢望,只希望母亲能够维持现状不再犯病不再严重就好。从此母亲再也不能和父亲一起下地干农活了,但她拖着残疾的身体,仅靠一只手,还要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只是一向干活利落的母亲再也回不到从前了。父亲在土地上忙碌,母亲就在家做饭。她拌面、用手摇轧面机轧面条、拣菜洗菜、生火做饭,为做一顿饭就要耗上整整一晌的时间,不过母亲挺高兴,因为她不愿成为一个吃闲饭的人。</p><p class="ql-block"> 她还经常拌饺子馅轧饺子皮包饺子改善生活呢。母亲用一只手包饺子堪称一绝:她把饺子皮平摊在案板上,用筷子夹点馅放在上面整理好,用一只手慢慢用饺子皮把馅包裹着卷起来,然后让一端顶在案板上,拿起另一端翻转过去,两端就挤压在一起,最后用手轻轻一捏,一个饺子就完成了。工作之余,我偶尔会回家看望一下父母,每次回家,父母都显得异常高兴,他们会拿出家里最好的饭食,把我当客人一样款待。</p><p class="ql-block"> 夜晚睡觉前,我围着被子靠在床头半坐半躺着,母亲会拄着拐杖走过来坐到我的床边,父亲则搬把椅子坐到我的床前,我们三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他们询问我的工作、生活…… 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许多时候我困得实在忍不住打呵欠了,父亲就会说:“不早了,让孩子早点休息吧。”父母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我知道,父母老了,他们开始依恋他们的儿女,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依恋他们一样,因此每次回家我都尽可能在家里住一晚上,和父母聊一聊天,我也特别享受睡觉前和父母在一起聊天的温馨时光,后来每次回想起来,心里就会涌起一股暖流。</p><p class="ql-block"> 当时交通不便,从家里返回工作单位,需要翻过我家门前的山坡,再走十多里山路,到独阜岭沟去坐车。每次离开家走到门前山坡的山顶时,我总会回头看上一眼,只见母亲拄着拐杖站在院子旁边,痴痴地张望着我,我依稀还能看见她因为偏瘫而痴呆的脸,眼泪便忍不住夺眶而出,我急忙转过头来不忍再看。转过山头,母亲就看不见我了,但我想,她肯定还在那里痴痴地目送她的小儿子、她的“小奶干儿”吧!中间母亲曾经犯过两次病,好在治疗及时没有什么大碍。但是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2005年10月母亲又一次犯病,这次医生也无力回天,母亲彻底瘫痪了。</p><p class="ql-block"> 她已经不会说话,大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就连大小便她也浑然不知,她完全丧失了自理能力,只能整日整日地瘫卧在床上,就连翻身也做不到了。我们几个子女只好轮流照顾母亲。</p><p class="ql-block"> 2007年的那个冬天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那一年南方发生了罕见的雪灾,中原地区也下了几十年少有的大暴雪。虚弱的母亲终究还是没有扛过这个寒冷的冬天,2008年2月9日(农历正月初三),母亲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一天,那一年她71岁。2008年的那个春节,对于我是一个黑色的春节,让我永生不想记起,却又永生无法忘却!记得出殡的那天,母亲的灵柩从二哥的堂屋里抬出来,架在门前的空地上,按照惯例,戴孝的晚辈们都蹲下痛哭起来,我却呆呆地傻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一切都好像凝滞了一般,没有一丝生气。我似乎已经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呆呆地随着送行的人们把母亲送到墓地,呆呆地看母亲的灵柩被放进墓穴里,呆呆地看着母亲的灵柩被盖上黄土,隆起成为一个小土丘。直到三天圆坟的那天,我们又担来黄土把母亲的坟墓堆得更大一些。</p><p class="ql-block"> 望着母亲的坟墓,我忽然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那个人再也不复存在了,她已经融入大地,永远躺在了这堆黄土下面,以后再也没有人唤我“小”、唤我“小奶干儿”了,积压在胸膛的悲伤瞬间破防,我“哇”的一声,哭倒在母亲的坟墓前。</p><p class="ql-block"> 转眼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十七个年头了,再次站在母亲的坟墓前,儿时的记忆、母亲生前的点点滴滴,犹如影片一帧一帧地在脑海里浮现。我们弟兄三人蹲下身,给母亲烧些纸钱,大哥一边烧纸一边感慨:“妈是一个苦命的人,一辈子要强,却一辈子受罪!”二哥接过话茬:“年轻的时候辛辛苦苦拉扯咱们,等咱们都长大了,光景刚刚好过一点了,她却……”后来我们弟兄三人都不再说话,纸钱的火光映红了哥哥们的双眼,那眼睛里闪闪的,好像有泪光在晃动。</p><p class="ql-block"> 而我的心里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在涌动,我的胸口似乎有一块石头压着,沉甸甸的。我忽然想起了余光中的诗句来,我把诗句里的“乡愁”二字改换成“思念”:“后来啊,思念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也许这几句诗最能贴切地表达我此时的内心感受,我知道,母亲就躺在面前的这抔黄土里,最疼爱儿子的母亲和最依恋母亲的儿子被这层薄薄的黄土隔开,但这隔开却是永别,薄薄黄土隔开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是永世不能相见!我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淳厚的大地呀,愿母亲的身体在您的怀里得以安息;慈悲的上天呀,愿母亲的灵魂在您的指引下得以超度。愿母亲在另一个世界不再悲苦!愿她永远幸福,永远快乐! </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 2025年4月于西峡</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于细节处见母爱,于平实中显深情</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读朱继文的《镌刻在心坎里的记忆</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回忆我的母亲》有感</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作者:赵甲广</p><p class="ql-block"> 朱继文是我的亲外甥,乃我大姐的幼子。他曾投身教育事业,如今在教办室语文教研组任职,现年55岁。读完朱继文先生的《镌刻在心坎里的记忆——回忆我的母亲》,我的内心久久难以平静。文章凭借大量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将一位勤劳坚韧、慈爱无私的母亲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字里行间满是对母亲深深的怀念与眷恋,着实令人动容。</p><p class="ql-block"> 文中对母亲劳作场景的细节描绘,生动地展现了母亲的勤劳能干以及持家的艰辛不易。在大集体时代,母亲在田间劳作,犁耧锄耙无一不精。为了能多挣些工分,她付出了远超常人的努力,即便如此,一家人依旧面临粮食短缺的困境。为了让家人填饱肚子,母亲在房前屋后开辟菜地,精心打理自留地,还巧妙地利用红薯、野菜等食材为家人调剂生活。尤其是在制作食物的过程中,作者对母亲的每个动作都进行了详尽描述,例如在纳鞋底时,“用针串上麻绳,拿针在头发上擦两下……让针引领着麻绳穿过厚厚的鞋底”,这些细腻的刻画,仿佛让读者身临其境,亲眼目睹母亲劳作的艰辛,深刻体会到她对家人的爱已悄然融入一针一线、一饭一食之中。</p><p class="ql-block"> 母亲在家庭经济困难时期,积极带领家人探寻挣钱渠道的细节,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无论是带领全家捡拾橡籽、橡壳和油桐,还是挖掘中药材,母亲始终亲力亲为。在那次捡拾油桐的经历中,一家人饿着肚子辛苦劳作,最后发现遗落的红薯时,母亲乐观地说道:“老天爷不会饿死瞎眼的雀!今天是老天爷眷顾咱哩。”这句话不仅展现出母亲面对生活困境时的积极心态,更传递出她对生活的希望与热爱。这些细节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母亲坚韧不拔、为家庭无私奉献的精神。</p><p class="ql-block"> 作者对童年时期与母亲相处细节的回忆,处处洋溢着温情与爱意。小时候,身体较为瘦弱的作者得到了母亲格外的关爱。母亲为他单独做“小锅饭”,在他生病时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为他揉肚子、“叫魂”。这些在现代人眼中或许略显愚昧的行为,却饱含着母亲最质朴、最真挚的情感。母亲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竭尽全力守护着孩子的健康成长。此外,母亲对作者的赏识教育,如鼓励他帮忙干活,对他的每一点进步都不吝夸奖,培养了作者勤劳的品行和生活技能,这种教育方式在细节之中得以彰显,凸显出母亲的智慧。</p><p class="ql-block"> 文章在情感表达上真挚深沉,作者将对母亲的思念之情巧妙地融入每一个细节。从回忆母亲生前的点点滴滴,到母亲患病后自己的悉心照料,再到母亲离世后的悲痛万分,字里行间都流淌着浓浓的亲情。特别是母亲离世后,作者在母亲坟前的那段描写,“呆呆地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哭倒在母亲的坟墓前”,将失去母亲的痛苦与不舍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读者感同身受。</p><p class="ql-block"> 这篇文章以细腻的细节描写、真挚的情感表达,为我们呈现了一位伟大母亲的一生。它不仅是作者对母亲的深情追忆,更唤起了读者内心深处对母爱的共鸣。作者用朴实无华的文字,将生活中的平凡小事娓娓道来,却具有打动人心的强大力量,让我们真切地领略到母爱的伟大与无私,堪称一篇充满温情与力量的佳作。</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 2025.4.27</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