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女汉奸莫国康南京受审现场，人山人海，难得一见！

郑老师（郑宝林)

　　1946年初春，南京高等法院外熙熙攘攘，街道两旁挤满了前来观审的民众。人们翘首以盼，只为一睹这位曾经名震一时的＂才女＂真容。她曾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却成了汉奸陈公博的红颜知己；她曾以文采斐然闻名，却沦为日伪政权的帮凶；她曾是令人羡慕的美人，却背负了民族的千古骂名。此时此刻，这位37岁的女子正坐在被告席上，面容依旧精致动人，但谁又能想到，在这张美丽面具之下，究竟掩藏着怎样罪恶的灵魂？她就是莫国康，这个注定要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名字。然而，这场轰动南京的审判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一、家世与求学

世人皆知莫国康是广州番禺人，却鲜有人知她的童年往事。1909年，在番禺一个贫困的农家，莫国康出生在一个有着五个孩子的家庭。那时候，莫家住在一间破旧的土坯房里，屋顶漏雨，墙角生苔。莫父是个普通的农民，常年租种地主家的田地，家里经常揭不开锅。

1915年，六岁的莫国康遇到了改变她命运的第一个转折。那年春天，莫家来了一位在香港经商的叔叔莫长林。莫长林见莫国康聪明伶俐，便向莫父提出要资助这个侄女读书。莫父起初并不同意，认为女孩读书无用，不如把她许配给地主家当童养媳。

莫长林却坚持己见：＂现在是新时代了，女子也要读书！＂在莫长林的坚持下，莫国康得以进入本地的私塾读书。私塾先生很快发现这个小女孩天资聪颖，过目不忘。短短几个月，她就能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引得先生连连称赞。

1921年春，12岁的莫国康考入了番禺女子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当时广东省最好的女子学校之一，能进入这所学校的女生大多来自富裕家庭。莫国康虽然家境贫寒，但她的优异成绩让她在同学中脱颖而出。每到月考，她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特别是在国文和英文课上，更是展现出非凡的语言天赋。

1927年，莫国康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莫长林见侄女如此出色，决定继续资助她深造。当年秋天，莫国康踏上了北上求学的火车，成功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当时，能进入北京大学的女学生凤毛麟角，莫国康的到来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在北大求学期间，莫国康不负众望，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她不仅学习刻苦，还经常在《北大日报》上发表文章，文笔犀利，见解独到。渐渐地，她成了北大校园里的风云人物，不少同学都称她为＂才女＂。

　　1929年的一个深秋，北大举办了一场文学讲座。当时已经在政界小有名气的陈公博应邀前来演讲。讲座结束后，陈公博偶然看到了莫国康发表在校报上的几篇文章，对这个才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次偶然的相遇，却成了改变莫国康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就这样，一个贫寒女子，靠着叔叔的资助和自己的聪慧，完成了从乡村女孩到北大才女的蜕变。然而，命运弄人，这个本该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进的才女，却在毕业后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二、沦落与堕落

1930年初，北京大学中文系即将迎来新一届毕业生。陈公博以国民党要员的身份，频繁出入北大校园。这位曾在北大任教的政界新贵，对莫国康展现出了异常的关注。在一次文学座谈会后，陈公博以高薪聘请莫国康担任他的私人秘书。

初到南京的莫国康，住进了新街口附近一栋西式洋房。这里距离当时的国民政府机关不远，每天都有各路要员出入。陈公博经常带着莫国康出席各种社交场合，这位北大才女很快就在南京上流圈子里崭露头角。她不仅负责整理陈公博的文稿、处理信件往来，还经常以陈公博代表的身份参加一些重要会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局势骤变。陈公博开始与日本特务机关频繁接触。这一年冬天，在南京梅花山庄的一次秘密晚宴上，日本特务机关负责人田中久一首次见到了莫国康。这位精通日语的北大才女，引起了日方的注意。从此，莫国康开始接触更多机密文件，并逐渐参与到与日方的秘密往来中。

1932年春，汪精卫与日本方面的秘密接触日益频繁。陈公博作为汪的重要心腹，成为了这些活动的核心人物之一。莫国康因其出色的文字功底，被指定负责起草多份重要文件。在上海的一间私人会所里，她第一次见到了汪精卫。这次会面后，莫国康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开始出现在更多重要场合。

1938年底，汪精卫公开投敌。陈公博紧随其后，带着莫国康前往日本。在东京期间，莫国康以＂文化交流＂的名义，频繁出入日本外务省。她在东京帝国饭店举办的多场＂中日文化座谈会＂上，充当翻译和联络人。日方对这位能言善辩的中国才女颇为赏识，特别安排她参与了多项＂文化合作＂计划。

　　1940年3月，汪伪政权在南京正式成立。陈公博出任行政院副院长，莫国康也随之回到南京，担任＂宣传部特别顾问＂。她的办公室设在原国民政府大楼内，每天都有大量机密文件经她之手。在这个位置上，莫国康不仅获得了优厚的待遇，还得到了多处房产。战争期间，莫国康与陈公博的关系已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她在南京城内置办了三处宅院，经常举办文人雅集。这些表面上的文化沙龙，实际上成了日伪官员交换情报的重要场所。每逢周末，从她位于仙鹤街的宅邸传出的莺歌燕舞，与城外战火纷飞形成鲜明对比。

到了1944年，随着日军节节败退，莫国康开始将大量财产转移到上海租界。她在虹口区买下了多处房产，并开设了几家商号。这些表面上经营丝绸布匹的店铺，实际上是为日伪政权进行物资中转的掩护。然而，她没有想到，这些精心布置的退路，最终都将成为法庭上的罪证。

三、逃亡与被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南京。当天下午，莫国康便匆忙收拾细软，连夜乘船前往上海。临行前，她将南京仙鹤街宅邸中的重要文件付之一炬，只带走了贵重首饰和现金。抵达上海后，莫国康立即前往虹口区的一处秘密住所。这是她早年以化名购置的一栋三层洋房，平日里由一对老夫妇看管。为了掩人耳目，她将自己打扮成一位普通的寡妇，白天很少出门，即便出门也总是戴着墨镜和面纱。

然而，上海的局势也在急剧变化。1945年9月初，国民政府军队开始进驻上海。莫国康不得不再次转移，这次她选择了更为隐蔽的法租界。在西薇阿帕特路的一间公寓里，她见到了同样在逃的几位伪职官员。他们商议后决定分头逃往香港。

9月下旬的一个雨夜，莫国康化装成商人妻子，登上了一艘开往香港的商船。这艘商船的船主是她早年在南京结识的一位上海商人，此人暗中与日伪政权有诸多商业往来。然而，命运弄人，这艘商船刚驶出吴淞口，就被巡逻的国民政府军舰拦截检查。

　　检查时，一个意外的发现引起了军方的注意。莫国康随身携带的一个皮箱中，藏有一本记录着大量汪伪政权要员联络方式的笔记本。这本笔记本上不仅有详细的地址和暗号，还记载着一些秘密账目。军方很快认定这位＂商人妻子＂的真实身份。

1945年9月28日，莫国康被押解回上海。在虹口警署的审讯中，专案组发现了更多惊人的线索。莫国康名下不仅有多处房产，还有多家空壳公司。这些公司表面上经营布匹生意，实际上是为日伪政权转移资金的渠道。通过这些公司，大量军用物资和战略物资得以输送给日军。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莫国康虹口区的住所地下室里，调查人员发现了一个秘密文件室。房间里存放着大量汪伪政权的机密文件，其中包括与日本特务机关的往来文书、各地情报员的名单，以及详细的军事情报记录。这些文件成为了后来起诉莫国康的重要证据。

1945年10月，专案组在上海的调查基本结束。考虑到案件的重要性，以及莫国康与陈公博、汪精卫等人的特殊关系，司法当局决定将她移送南京受审。11月初，在严密的警卫下，莫国康被押解回到了她曾经呼风唤雨的南京城。

这一次，她住进了与从前完全不同的地方——南京看守所的一间特别监室。这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与她昔日仙鹤街宅邸的豪华陈设形成了鲜明对比。白天，专案组的调查人员轮番讯问；夜晚，只剩下一盏昏暗的电灯伴随着她等待审判的到来。

四、审判与供词

1946年1月15日，南京高等法院特设法庭正式开庭审理莫国康案。这是战后审判女性汉奸的第一个重大案件，法庭内外挤满了前来旁听的民众。当莫国康在法警的押解下步入法庭时，整个大厅顿时一片哗然。她穿着一件深色旗袍，面容憔悴但依旧端庄。

检察官首先宣读了长达两万余字的起诉书。起诉书详细列举了莫国康在汪伪政权中的罪行：担任伪中央宣传部特别顾问，参与制定反动宣传政策；协助日本特务机关搜集军事情报；利用文化沙龙为掩护进行间谍活动；通过商号为日军输送战略物资等多项罪状。

庭审持续了整整三天。检方出示的证据包括从上海虹口区查获的秘密文件、莫国康在逃亡时携带的笔记本、以及多位证人的证词。其中，最关键的证据是一份1940年的密令副本，上面清晰记录着莫国康参与策划的一次情报行动，导致多位抗日人士被捕。

在盘问环节，检察官特别追问了1938年底莫国康随陈公博赴日期间的活动。根据东京帝国饭店的入住记录和日方外务省的会议记录，莫国康不仅参与了多次机密会谈，还亲自起草了数份＂文化合作＂协议。这些协议实际上为日军在中国的文化侵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更令人震惊的是，法庭上曝光了莫国康在南京期间的一份资产清单。仅在南京一地，她就拥有三处豪宅、两家商号和大量金银珠宝。这些财产的来源显然与她在伪政权中的特殊地位有关。检方出示的银行账单显示，仅1943年一年，经她账户流转的资金就高达白洋数十万元。

第二天的庭审中，一位曾在莫国康仙鹤街宅邸当过管家的证人作证。这位老者详细描述了宅邸中经常举办的＂文人雅集＂的真实情况。表面上是讨论诗文，实际上是日伪官员交换情报的场所。每次聚会后，都会有密封的文件由特别信使送往日军司令部。

第三天，莫国康开始做最后陈述。她承认了担任伪职和参与宣传工作的事实，但否认了间谍罪名。然而，检方立即出示了从她住所缴获的一份1944年的密报，详细记录着她如何利用商号掩护，为日军输送军用物资的经过。

在庭审最后一天，法庭出示了一份重要证物：一本记载着1941年至1945年间各地情报员名单和联络方式的密册。这本密册是在莫国康逃往上海时随身携带的，上面不仅有详细的联络暗号，还记录着每个情报员的具体任务和报酬数额。这份证据有力地证实了检方对她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

整个审判过程中，旁听席上不时发出愤怒的声音。当检察官宣读那些因她告密而被捕的爱国志士的名单时，法庭内外的群众无不义愤填膺。这位曾经的北大才女，此时已经成为了民族的罪人，面临着历史的审判。

五、定罪与执行

1946年2月28日，南京高等法院特设法庭对莫国康案作出终审判决。法庭认定莫国康犯有通敌叛国罪、间谍罪和资敌罪三项重罪。判决书中详细列举了她在1938年至1945年间的犯罪事实，包括为日军提供军事情报、协助日伪政权进行文化侵略、以及利用商号为日军输送战略物资等罪行。最终，法庭判处莫国康死刑，并没收全部财产。

判决书宣读完毕后，法警立即将莫国康押回南京看守所死刑犯专区。这里的监室比普通监室更加森严，四周都是铁栅栏，门口还有武装警卫24小时值守。每天清晨和傍晚，死刑犯专区都会进行两次清点人数。

在等待执行死刑的日子里，司法部门开始清查莫国康的全部财产。在南京、上海两地，执法人员查封了她名下的五处房产、三家商号和多个银行账户。仅在上海虹口区的一处秘密保险箱中，就查获现金十余万元法币、黄金百余两以及大量珠宝首饰。这些非法所得全部被没收充公。

1946年3月15日凌晨，南京看守所来了一队特别行动小组。他们携带着最高检察署签发的死刑执行令。清点确认无误后，行动小组将莫国康带上了一辆早已等候的军用卡车。卡车驶出看守所，向着雨花台刑场方向开去。

这一天的雨花台格外寂静。晨雾中，刑场四周布满了荷枪实弹的警卫。除了必要的执法人员外，现场还有几位新闻记者。他们是专门来见证这位著名女汉奸的最后时刻。当时的《南京日报》、《大公报》等多家报纸都派出了记者到场采访。

上午七点整，行刑开始。按照规定，监督员宣读了判决书和执行令。最后的记录显示，莫国康拒绝了蒙眼的请求。行刑结束后，法医确认死亡，并在现场开具了死亡证明。整个过程持续了不到二十分钟。

第二天，南京各大报纸都以显著版面报道了这一消息。《中央日报》还特别刊登了一篇专题报道，回顾了莫国康从北大才女到沦为汉奸的整个过程。报道中提到，在她的遗物中发现了一本日记，记录着她在汪伪政权期间的诸多活动细节。这本日记后来被移交给了军事检察部门，成为审判其他战犯的重要参考资料。

一周后，司法部门对莫国康案所涉及的所有财产完成了最后清算。根据统计，她在南京、上海两地的不动产价值超过五十万元法币，各类现金和贵重物品价值约三十万元法币。这些财产的来源都与其汉奸行为直接相关。没收的财产中，房产被改作政府机关办公用房，现金和贵重物品则上缴国库。

在莫国康被处决后，专案组又根据她的供词和遗留文件，继续追查其他相关人员。通过她留下的密册，authorities最终破获了多起潜伏特务案件，抓捕了一批隐藏的汉奸。这些案件的侦破，为战后清剿汉奸的专项行动提供了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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