坍圮的余家花屋（兴山秘境之十）

子君

1．余氏家族的缘起

清朝康熙年间，山东平度县余登荣、余登榜兄弟来兴山县落籍。从此，这个家族的故事，成为了有清以来300多年的兴山记忆。

余氏兄弟中的兄长余登荣，生于顺治二年（1645年）农历三月二十，来兴山县时年约30岁。余家传至第七代余廷校开始发迹。在长达近三个世纪的光阴里，余家经历了鼎盛时期，见证了沉沦没落。在兴山，提起余仕坡，没有人不想起余家花屋。人们说，余家故事本身就是一部传奇。

不过传奇的开头，扑朔迷离，疑窦重重。

不知道余登荣兄弟因何千里迢迢来兴山县？他们来兴山时是什么身份？逃荒而来？避仇而来？抑或征兵而来？

随着岁月流逝，一切都已经烟消云散，难以考证。

只知道余氏兄弟来到兴山县后，最初的落脚地在古夫镇熊掌村（今咸水村），在这里，余登荣娶板舍张氏为妻。大约是因为势单力薄，怕受村人欺负，余氏兄弟不久便搬迁到余姓人口较多的黄粮镇白庙村（今界牌垭村）。

地方史料上记载：余登荣当即不惜重金，购得当地殷实富户王士敏的一份房子和田产，从此在这里落籍。

余登荣原来所居住的黄粮镇白庙村，有个地方小地名叫余斯坡。在王家湾买下房子和田产后，余登荣移花接木，将余斯坡的地名搬到了王家湾来用。久而久之，人们慢慢也习惯了。

余登荣所生活的清朝康熙年间，明末清初的战乱已经结束，社会由乱转治，经济逐步恢复，民众生活逐渐平稳，清朝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最富庶的帝国。

康熙年间，皇帝爱新觉罗·玄烨多次放宽荒地的免税年限，通过赋税制度改革，使税收制度更加公平。这些惠民政策对于素来吃苦耐劳的老百姓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刺激作用。在余氏家族头两三代人余登荣、余瑾、余宗志等人身上，除了他们个人的努力奋斗外，我们还能看到“康乾盛世”初现繁荣的征兆。

十分遗憾的是，兴山县余仕坡这么一个延续近三百年，鼎盛时期人口达百余人的余氏大家族，却没有留下一部族谱。也许有过族谱，不幸在后来的战乱和社会动荡中烟飞灰灭，没能传承下来？也未可知。编修谱族是一个家族的盛事，有的旺族完成族谱后，每隔二三十年还会进行续补、修订和重印。关于余仕坡余家，坊间有陈学仪先生写的回忆录，陈述了许多珍稀的史实，不可多得，同时也明显存在一些纰漏。

大约乾隆年间，余氏大家族经历了一次合族。从时间上推论，那次规模浩大的合族可能是在余瑾手上完成的。根据民间口述，当时兴山县余仕坡一带余姓人家共有五支，其中以余晋升、余晋清兄弟的这一支人口最多，势力最大。其他几支，分别从江西、陕西、甘肃等省移民而来，来由和时间也各不相同。有的因灾逃荒，有的躲避仇家，有的因为战乱，也有的是由官方移民政策分配而来。

经历了乾隆年间的合族之后，宗族集资在老县城修建了余氏祠堂。每年清明节，祠堂里都要举行一年一度的祭祀活动，场面规模宏大，声势不凡。正殿的享堂让人感到威严，宽宽大大的神龛上，摆设有香炉、铜磬和各种祭品殿堂里常年烟雾缭绕，灯烛辉煌，充满着崇敬肃穆的气氛。

如今余氏祠堂已被夷为平地，仅存的断垣残壁也深埋于三峡水库下了。

2．发迹

1812年，春天的某个傍晚，余仕坡的余家老宅传来男婴的一声啼哭，余廷校出生了。他的父亲余宗志是个普遍农户，平时并没有显露太多的过人之处，母亲是个本份的农妇，除了每天在灶屋劳作之外，偶尔也去农田里薅草割谷。儿子生病了，她会去附近寺庙烧香磕头，神情肃穆虔诚。她相信善有善报，只有将母爱无私地投放到儿子身上，几十年如一日，老了以后终将有回报。

就在这样的期待和苦熬中，余廷校一天天长大成人。

30岁之前，余廷校也许没想到，他会是余家的转折性人物。

小时候，父亲余宗志并不主张让儿子多读书。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种田人凭力气吃饭，读书有个屁用！他还喜欢嘲笑邻家的读书少年，你看看，麦子韭菜都分不清，读书读到牛屁眼里去了！父亲虽然嘴里这样说，实际行动却也并不过分。余家供长子余廷校进私塾读了三年，然后休学务农。在父亲这种陈旧价值观的笼罩下，余廷校并没有什么反抗，他牢记族规中“敬孝道”的教诲，将父母双亲供奉在心里头最珍贵之处。

少年时的逆反心理，在他14岁时一次惊世骇俗的出走中体现出来。那年秋后，一个踩堂戏班子来兴山县巡回乡演，咿咿呀呀的唱腔在夜空中回荡……次日清晨，村子里的人们惊奇发现：随着戏班子的消失，余廷校也不见了。

实际上余廷校并没有走远，他只是跟随戏班子去了兴山县城，且第二天傍晚就从县城里回到了余仕坡。但是，在余廷校的一生中，那是一个新的起点。这次未经家长许可的旅行，是他人生经历中的一次奇特体验。余廷校从封闭的余仕坡走了出来，去见识了外部世界。后来，余廷校无数次往返于余仕坡与兴山县城之间，结识了各色各样的许多人物。他身上的许多优秀品质，如勇于担当、轻财仗义、乐善好施、敬重文化等，都与他少年时所受到的各种影响有关。

一个有着好品行而且又愿意大胆承头的人，自然会赢得大家的敬重。余廷校30岁左右时，被推举为余氏宗族的族长。

在此之前，余家虽然说不上大富大贵，却也是方圆几十里范围内的一个殷实之家。据陈学仪先生在回忆录中叙述，余廷校父辈留下的财产有30多亩土地（约合十石租稞）。到余廷校手上，余家土地从30亩增加到300亩——并通过他和下辈人的努力，土地最终达到1500多亩，山林近万亩，租稞高达千石。

关于余家暴富，民间有两个说法：一是大面积种植罂粟并贩卖鸦片，二是“血财”之说（所谓“血财”，指的是浸沾血腥气息的不义之财），其实并不可靠。

不管怎么说，到了清朝道光年间后，余家在余廷校这一代开始发迹了。

出于对文化的敬重，也出于自己小时候受教育严重不足，余廷校非常注重两个儿子的早期教育，援请地方名儒教他们读书。长子余志烺天性好动，父亲从宜昌码头聘请了一位武术高超的师傅，负责指导他习武，还特地从北方买了几匹好马，并在附近选择一块地盘修建了马道。次子余志锐性格安静，七岁进入私塾，准备应付将来的科举考试。他看上去是块读书的料，对东方人类早期智慧老庄和孔孟之道青睐有加，熟读《四书》《五经》。但是在科举考试中却屡次失利，这使得余廷校感到有些懊恼，也有些气馁。

从后来发生的情况来看，余廷校当时已经暴富，确实非常有钱。要想让余氏家族出人头地，他能想到和做到的途径是“捐纳”，也即买官。

在清朝，做官的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条是正途，生员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这条路艰难而漫长，必须通过一系列考试，先考秀才，再考举人，然后参加会试取得贡士资格，完了参加殿试成为进士，考中进士，基本上能做官了。另一条路是“捐纳”，什么官，多少钱，明码实价。以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为例：五品郎中，银9600两；六品主事，银4620两；四品道台，银16400两；四品知府，银13300两；五品同知，银6820两；七品知县，银4620两，八品县丞，银980两。这些价码并非一成不变，会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情况浮动。需要提请注意的是，捐纳制度是清朝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它和科举制度互相补充，一部分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一部分人通过捐纳制度做官。科举做官者有平庸之辈，捐纳买官者中也不缺乏能人，比如晚清名臣左宗棠，即为明证。

按照余廷校对子女的安排，长子余志烺将来应该成为一家之主，次子余志锐出外做官，光宗耀祖。成人后的长子余志烺已是地方精英，余廷校完全放心。当次子科举考试再一次失败后，余廷校决定举全族之力一搏。他从神秘的家族财富中拿出至少2万两银子，为次子余志锐捐纳买官——五品刑部郎中，这只是买到了一个做官的资格。真正要出外做官，还要等候时机“补缺”。

根据清朝的捐纳制度，想买官的人家向官府捐款后，还要到京城报备，等候吏部分发补缺。通常情况是，大多数捐纳人家只图买个虚名，真正能等候分发补缺的并不多。官缺是由于地方各级机构中某些官员身体虚弱而告休，或年老病殁，或因犯罪免去官职，或因官场提升转调空出名额。如果想提前被选补缺，那就要捐更多的银两，这笔钱名目花样众多，甚至比捐官还贵。

民间的许多聪明才智往往都用在了潜规则上。虽然捐纳后的官位补缺困难重重，却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前提是出手大方，舍得花银子。余家父子的努力终于还是有了结果：次子余志锐改授同知分发江苏，获得淮扬道台职位。淮扬道统领淮安、扬州二府，他分管地方盐、粮、江防、清理军籍以及社会治安等，是不可多得的一个肥缺。兴山县余家在清朝官场上获得的巨大成功，简直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得到朝廷认可并成功获取肥缺实权，余家上下的喜悦心情无以言表。在民间传说中，余廷校带着长子余志烺，为次子余志锐送行。他们来到宜昌府置办花酒，分头宴请州府官员、地方富绅以及生意上的伙伴，连续应酬了三天。余志锐赴任之际，宜昌知府还向余家赠了一块长八尺、宽四尺的匾额，上书“品行端方”四个镏金大字，两旁篆刻小字：“文章事业星辰运，仕宦经纶日月长”。

然而旺盛的家运却并没有得到有效延续，甚至在转瞬之间变成了凶险不幸的消息。在余志锐前往江苏淮扬赴任的路途中，行至湖南岳阳突然中暑，暴毙身亡。当余家得知这一噩耗时，刹那间天昏地暗。长子余志烺此时已是家中栋梁，他带上大笔钱财，邀约江湖各路英雄好汉，从岳阳接回了弟弟余志锐的尸体。那一刻余志烺站在船头，望着夕阳下翻滚的波涛恍若一江血水，心中无比凄凉。

余志烺的故事下面再讲，此处接着讲述父亲余廷校的故事。

未能为次子余志锐成功买官之前，余廷校曾经度过了一段忍辱负重的日子。由于文化不高，社会地位低下，他没有少受人欺负。有一次，余廷校骑着一匹大白马到界牌垭去赶集。乡间骑马本来带有炫耀的意味，一般农户人家不可能做得到。集镇西边有个破败的寺庙，余廷校将马栓在庙前一棵树上，刚走出几步，绰号为“马家五虎”的几个人围上前来，一口咬定庙前栓马坏了风水，狠狠敲了一竹杠，非要余廷校拿出五两银子才脱了身。

平时生活中的这类窝囊事还有不少。最让余廷校愤愤不平的，是他在余仕坡和王姓人家逐步升级的矛盾。自从余家先祖买下王家的房产田亩之后，两个大姓之间的关系也还不错。余家曾经让出自己的土地，允许王家修了一条长达500米的水渠，并筑起了一个截水小坝，供王家10多个佃户的150亩水田，是王家兴旺的命脉。然后对余家的恩惠，有的王姓人家并不买帐。有个名叫王同忠的人后来发迹，考取拔贡，他亲自教授的两个儿子和六个侄子，也分别考取了秀才。王同忠在家里专门安排房间，置放官府发给的项戴炫耀。每逢余廷校从王家门前经过，王家一班弟子就会召集在一起，大讲“存天理，灭人欲”那套道理，讥讽余廷校为富不仁。

余廷校在实力不足以与王家对抗之际，他只能用兴山民间流传已久的巫法来宣泄心中的愤怒：去坟头捡拾废弃的黄表纸，剪成人形，用壁虎血或者鸡血写上对方的姓名以及生辰八字，然后任其腐烂。他还请来技艺高超的石匠，雕刻姿态各异的四只狮子，放置在宽两尺、厚一尺、高一丈五尺的石柱上，凶猛的目光恶狠狠地盯着王家。第一头石狮子呈俯卧形状，虎视眈眈，正待伺机而动；第二头石狮子已经站立，精神抖擞地望着前方，一付时刻准备战斗的样子；第三头石狮子前足已跃起，呈猛虎擒羊的咆哮状；第四头石狮子一只脚将羊踩在爪下戏弄，面部露出得意洋洋的表情。余廷校每月定日期给四头石狮子烧香，祈祷它们能够灵验。

为次子余志锐成功买官后，这种情况有所改观。余志锐官居五品，得到朝廷的正式肯定，余家的社会阶层陡然上升。余廷校的祖父余瑾、父亲余宗志、长子余志烺以及他自己，都被朝廷赠予“中议大夫”，虽然这只是虚名，但是对于余家社会地位在当地的提升十分有利。

某年夏天，苍天久旱无雨，大地上裂开一道道口子，像一块漫无边际的乌龟壳。余廷校的复仇计划，定在仇家王同忠的生日那天。他带着几个家丁前去祝贺，头上戴着捐纳得来的一顶官帽子。当王家再一次对余廷校进行挑衅，说他头上的顶戴是从宜昌城里买来的红萝卜皮时，余廷校拍案而起，声称王同忠藐视朝廷，污辱红顶子，要到官府里去告他。余廷校还连夜安排家丁，趁着星夜去挖毁了截水小坝，水渠也从此废弃，王家的庄稼地断了水源，那一年收成极差。那一场官司打了两三年，王家终因势力单薄而败下阵来，从此家境开始衰败。

进入晚年生活的余廷校，心态慢慢变得平和。回想自己这一生历尽各种风波，他把人生看淡了许多。尤其是次子暴毙，白发人送黑发人，丧子巨痛带给他的打击太大了，他始终觉得难于治愈。50岁以后，他更加迷信风水，修桥梁，缮庙宇，乐善好施，矜贫救厄，对余仕坡当地公益事业颇为热心，与年轻时充满野心的余廷校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他经常来往于余仕坡与老县城之间，贪恋沿途的山水美景。邻近老县城山梁上的青华观，修建在一个险峻的山包上。蜿蜒起伏的群山像一条龙，游至此处戛然而止，当地人取名“上山龙”。建在龙头上的青华观，内有神像二十三尊。余廷校喜欢独坐于道观前的石凳上，遥望城南，诸山若远若近，恍若仙境。陡峭的羊肠小道上，香客们攀着树枝和藤条前行。上山的路上有条小溪，冬天退水了，搭几个石凳子可以通过，夏天涨水时，必须绕很远的路才能上山。由余廷校倡议并带头捐了一笔银子，在这个地方修建了一座水桥。这座单孔石拱桥长6.7米，宽2.7米，高4..8米，如今依然还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由余廷校倡导并带头捐款修建的长寿桥，位于店子垭与界牌垭交界的深溪沟上，他还亲笔撰写了一篇文章，记叙当初为什么修这座桥，修桥之后对当地人带来的方便以及自己内心的喜悦心情。深溪沟，顾名思义，是高山狭谷中的一个深涧，下有溪流疾驰而过。“水涨常堕征人之胆，滩声时惊旅客之心”。深溪沟离余仕坡不远，余廷校常来此处，并且与这个深涧结有不解之缘。

在他只有34岁、还处在青年时代时，由余家出资在悬崖两边“横木为桥”，供行人过路。余家还在深涧边建了个亭子，方便休息歇凉。经过十几年的风吹雨淋，早先搭在深涧上的几根巨木日渐腐烂，再也不能走人。余廷校43岁那年，一位名叫余常翰的堂兄找他商量，愿意捐银五十两，推余廷校作领袖，倡导各家各户乡人捐资，再建一座石拱桥。余廷校想到“工程浩大，一木难支，而畏难未果。”又过几年，余廷校52岁，堂兄余常翰已经西逝，每每想起便寝食难安。恰好有个造桥的工匠胡光太，表示能够胜任建桥事宜。“余自思年近六旬，桑榆日迫，犹恐身后无人继志，即延胡师，倾囊捐修。”

这座石拱桥长16米，宽3.32米，高6.4米，1864年冬天开始动工修建，次年夏天完工。桥建好后，“乡人乐其平坦，履险如夷”，天气寒冷，再也不必为穿衣涉水还是脱衣涉水而忧虑，溪水猛涨，也用不着去操心水深水浅。但愿此桥不塌不崩,千古常在,与人一样,长生不老,故为桥取名曰:“长寿桥”。

长寿桥至今保存完好，桥面石条略有破损，仍可供行人通行。

余廷校死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虚岁80岁。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更加信奉坟山贯气，迷信风水到了近乎痴狂的程度。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将自己死后的墓穴，选定在离兴山县1600多华里外的钟祥县沙洋境内。这应该与余家在那里有田产有关，更与风水吉祥有关。

余仕坡当地的老百姓认为，余廷校的发家与小老婆朱氏关系极大。查阅有关资料，余廷校妻邹氏，生女余志礼、余兰英；妾朱氏，生子余志烺、余志锐。母以子贵，朱氏一连为余家生了两个儿子，在余家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朱氏有文化，精明能干，善于持家。丈夫余廷校去世后，朱氏又活了九年，于1898年病逝。陈学仪先生在回忆录中说，朱氏的迷信程度不亚于余廷校。为了寻找到一个吉穴，余家让风水先生骑着一匹马，从榛子镇的青龙口出发，沿途察看山势地脉，折腾了半个多月，终于在黄粮镇剑洞湾发现了一块理想的吉地。得知消息，已近高龄的朱氏坐上一乘轿子，由儿孙们像众星捧月般簇拥前往。下轿眺望，远看山势似一条龙在飞翔，龙头部位鼻梁丰隆，一对龙眼惟妙惟肖。一脸喜色的风水先生迎上前来，说道：就是这里了！朱氏问，这里有什么妙处？风水先生答，吉地为青龙之子，《风水本义》称“幼龙离怀”，得此穴，子孙必出将拜相。

在场的余家子孙个个听得心花怒放，朱氏夫人点点头说，好，就是这里了。余家花重金购得这块墓穴之地，又从南方购得一副名贵棺材，帮底厚八寸，棺盖超过一尺，以手扣之，声若玉磬。

朱氏去世后，余家请了32个和尚、道士轮番做斋事，另设一坛，由8位和尚拜“大悲忏”，超度余氏家族先后死去的那些鬼魂。为了渲染悲痛气氛，余家还从宜昌城里专门请来8个嚎丧婆，进门就大放悲声，尖厉的哭喊之声四乡八邻都能够听见。诸如开方破狱、传灯照亡、参阎王、拘都鬼、上金桥、引幢幡、延请地藏王等等丧事仪式，一应俱全。

出大殡的队伍浩浩荡荡，号声震天，金铙齐鸣。在漫山遍野喧嚣的声浪中，余廷校这一代人的故事结束了，新一代人的故事又将开始。

3．鼎盛时期

余氏家族的鼎盛时期，是在余志烺和他的儿子余文鋆这两代人身上完成的。

余志烺生于咸丰元年（1851年），农历二月十五。斯时太平天国兴起，南方多地“闹长毛”，尽管没有波及到兴山县，但是风声鹤唳的紧张局势，促使许多村寨组织地方武装自保。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宁，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上习武之风炽烈。同时，自诩“以武功定天下”的清政府，对民间武术传习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更是激发了各村各寨习武之人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人习武，武术传习已经渗透到许多民众的细胞中。

余志烺的整个青少年时代，基本上是在拜师习武中度过的。进入中年之后，晚清政局急剧动荡，从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到庚子拳乱，国事呈现出眼花缭乱的多事之秋。对于奉行务实主义的余志烺来说，对于国家大事没有太多兴趣，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注在家庭财富的积累上。前半生作为父亲余廷校的帮手，他经常到店子垭、界牌垭等地，和农户交涉各种契约和收取地租。父亲去世后，余志烺挑起了大梁。家族事业正处于上升期，印刷业兴起后，余家先是在店子垭老龙洞办了个造纸作坊，继而在宜昌城、万县、秭归、兴山老县城等地开办了六个商号，经营布匹、绸缎、瓷器、日杂和土特产。余志烺晚年时，还成为宜昌亚细亚美孚石油公司的股东。余家的鼎盛时期，拥有20个庄子、良田1092亩，山林9740亩，管家、仆从和家丁60多人。繁多的事务让他更加忙碌起来，那时的人们偶尔能看见余志烺骑着一匹白马，达达的马蹄在山冈上掠起一团团黄尘。

在兴山县几乎人人皆知的余家花屋，分两个时段修建。

第一阶段是1885年至1889年，当时父亲余廷校还在世，但已是接近80岁的高龄，操持花屋修建事务的，主要是年富力强的余志烺。第一阶段修建了花屋后来的三栋十三间房屋，包括进出两个天井的六合院。 “六合”一词最早见于《易经》：“天一生水，地六成之”，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着极丰富的内涵。六合院藏天纳地，俯仰骋怀，六个院子分别为堂院、雅院、宴院、景院、礼院、敬院，每个院子对应一个室内景致，既经济实用，又独具美学观赏价值。

第二阶段是1910年至1915年。这一时段正值改朝换代之际，清廷倒塌，民国创立，社会上兴起了若干新风尚。当时余志烺尚还在世，余文鋆年龄在31至36岁之间，应该说余家花屋第二阶段的修建，是在余志烺、余文鋆父子手上共同完成的。前后两个阶段的修建，都从宜昌城请来了建筑师和工匠，古色古香，雕梁画栋，很是费了一些心思。第二阶段修建了花屋大厅的前面部分，因后面将要讲到的原因，只完成了设计的三分之一就被迫停工。

余家花屋规划设计建筑面积3600平方米，实际完成2600平方米，房屋309间，天井9个，石院墙长240米，宽2米，厚5米。整个建筑依山而建，青砖灌斗砌墙，砖木结构。庄园内有花园和一些多功能附属建筑。庭院正面宽步台阶，八字门楼下有三扇朱漆大门，厚重而森严。正面门楼只有遇到大事（比如受到朝廷诰封）时才会开启，县级官员来访，主人官员从左侧门进出，次要者从右侧进出，普通人只能从两边小门或后门行走。庄园的装璜完整体现了传统伦常和道德观念。正堂大门的门楣上雕刻“龙凤呈祥”，二门门楣上是“二龙戏珠”，所有的屏门、走廊以及栋梁上，分别雕刻着八仙过海、太公钓鱼、渔樵问答、悬梁刺股、桃园结义等传统故事图画，八字门后面的石座上，雕刻着摇钱树和聚宝盆，象征银元滚滚，财源茂盛。

修建庄园时，每天在工地上的建筑师、工匠和勤杂人员都达百人以上，最多时达到五六百人。采取专人吹号上工、击鼓歇汗方式施工作业。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工程量之巨，实为余仕坡亘古之未有。由500多人排成长龙，从两里以外的窑场一块一块传递砖瓦，场面极其壮观。雇请的农户牵着耕牛，从远近不同的石料场往余仕坡运送石条。有的石料重达一吨以上，上坡时，一头头牯牛累得气喘吁吁，嘴里吐着白泡，拿鞭子抽打也无济于事。余家想了个办法，用烧酒把牯牛灌得烂醉，然后借着酒劲拖车上山。修建庄园的几年时间，累死了耕牛多头。人们剖开死牛腹部，胸腔和肠胃里淤积若干紫色血块，目不忍赌。

弟弟余志锐忽然病故，也是余志烺的一块心头之痛。余志锐没有儿子，只留下一个女儿，名余文静。在她15岁的时候，许配给响滩最为有钱有势的邱家，算过八字，定了婚期，谁知道临近坐花轿之日，邱家夫婿突然暴病而亡。余文静得知消息，只能躲在闺房里默默流泪，怨自己命苦。

中国宋朝“程朱理学”之后，整个社会提倡“妇女守节”。夫婿亡故，余文静被强令不准再嫁人。

对侄女余文静的终生守节，在从前年轻时的岁月里，余志烺从来没感到有丝毫不妥。弟弟暴毙之后，余志烺在思考中慢慢理清了自己的思绪，他忽然感到有点自责起来。每次在庄园里，看到侄女余文静独自一人走动的影子，余志烺的心头都会升起一丝隐痛。

尽管在余志烺生前，余氏家族已进入鼎盛时期，但是居安思危，家庭里的一些烦心事仍然闹得人心神不宁。余志烺死于民国五年（1916年），时年65岁。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变得特别敏感、脆弱和易怒，总爱为芝麻小事发脾气，甚至动辄掉眼泪。此时正是南北军阀混战时期前夕，民国创立后逐渐恢复的社会正常秩序，在军阀们的枪炮声中再次崩溃。大山里的土匪日益增多，余志烺担心天下大乱，他知道战乱时期底层民众的日子会变成什么样。在雕龙绘凤的余家花屋，余志烺似乎听见了什么东西在坍塌的声音。苍天赐予了这个男人一双慧眼，透过绮丽繁华的表象，他仿佛看到了颓败衰落的一面。

4．坍圮的余家花屋

因长子不成气，余志烺把家族交给小儿子余文鋆管理。

从生下来的那一天起，余志烺的小儿子余文鋆的一生就与悲剧结缘。小时候他并不知道，太极脸（半边脸白、半边脸黑）对自己意味着什么。直到成人后才明白过来，由生理缺陷导致的心理问题，将是伴随他一生的心理顽疾。天生一张花脸，使他不敢看镜子，少年时没有玩伴，性格极其自卑，有个租户的孩子总是追着他喊“花脸疤子”，余文鋆表现出的反抗形式是瞪眼睛和低头逃避。父亲余志烺知道后，把他叫到正堂里训话，叫他不用怕，遇事放狠些，余文鋆闷声回答：“嗯！”。后来，当那孩子再次追在身后喊“花脸疤子”时，余文鋆拿起一把斧头，朝他腿杆子上砍去。那孩子成了瘸腿，走路一拐一拐。余文鋆从这场胜利中获得心理满足，更重要的是，性格从此也发生了变化：从极其自卑转变为极度自尊。

而余家的衰落，又与余文鋆的极度自尊脱不了干系。

前半生顺风顺水，家族有父亲遮挡风雨，他并没有感受到人生之多艰。37岁那年，父亲余志烺去世，此时余家花屋第二阶段修建已基本完工，余仕坡的一壁山，全都囊括到余家花屋的领域内。坐在花园里，遥望云蒸雾绕的山峰，他感到心花怒放。

这时候余文鋆的野心开始膨胀。他在商业领域章鱼似的触角，进一步向四面八方延伸。除了在万县、钟祥、沙洋等地大量购买田产外，还在宜昌北门开了几间绸缎铺和瓷器店，在亚细亚美孚石油投资参股。从父辈身上余文鋆嗅到了一种气息：合理利用官场，可以让家族收获利益。他开始适量介入政治，积极参加宜昌商会的公益事业，为具有革命倾向的兴山青年提供读书担保，辛亥时期宜昌反正，他还捐出银两，支持唐牺支的革命新军。

余文鋆的妻子杨有德，出生在宜昌西坝的一个大户人家。据看见过她的人回忆：杨有德容貌姣好，举止端庄，深居简出，偶尔露一次面，人们都说是仙女来下凡了。先天生理残疾的余文鋆能娶杨有德为妻，也是他逐渐摆脱掉自卑心理的一个因素。极度自尊越过了边界，势必会进入到虚妄狂傲的境地。他心血来潮，擅自作主，将地名余斯坡改为余仕坡。“仕”在传统文化中是个吉字，仕途、仕官、仕门、学而优则仕……余文鋆对这个“仕”字喜爱至极。取名余仕坡，意在强调这块地盘属于余氏天下。

不仅如此，余文鋆还将余仕坡座落的山岭改名为“伏龙岭”，将余家花层改名为“伏龙庄”，庄园里的一口水井，也改名为“龙泉井”。龙是九五之尊，是历代皇室的标志，象征着权势、尊贵和祥瑞。余文鋆说到底不过一介土豪，却以“龙”来命名自己所处的地方，明显有“德不配位”的意味。

这些鲁莽行为，果然给他和整个余氏家族带来了厄运。

在余仕坡，余家与王家长期形成了势不两立的态势。前面说过的遭受重创的王同忠，此时后代已经成人，又一轮较量从此开始。

王家抓住“伏龙庄”做文章，引经据典，说“龙”象征天子和朝廷，余文鋆明目张胆“伏龙”，是公开与天子和朝廷对抗，有称王称帝之妄想，他想举旗造反，坐上龙椅。为了一次性告倒余文鋆，王家人还广泛搜集证据，列举数条罪证，比如，八字门与官府制度相悖，进大门处的高台石阶有凶险的寓意，等等。这桩官司先是告到兴山县，因为事涉敏感，知县不敢贸然受理，被推诿到了宜昌知府，由于同样的原因，状纸又被转送到了省城。

余仕坡的人心沸沸扬扬，漫山遍野到处都散布着流言蜚语。这时候的余文鋆表面上镇定自如，心里头却是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余家危如累卵，任何一个环节出点问题，整个家族的命运链条就会发生改变。余氏宗族有个人叫余晋卿，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得意门生，时任省府参议员。余文鋆火速赶到汉口，通过余晋卿疏通张之洞的关系，才得以把这桩官司拖延了一段时间。

正当余文鋆内外交困、一筹莫展之际，辛亥革命爆发，社会再一次处于动荡不宁的状态。随着武汉革命政府的建立，各地纷纷反正，成立新的革命政府，宣布脱离清廷，赞襄共和。王家和余家这桩旷日持久的官司也搁浅了，处于无人管的状态。种种迹象表明，刚刚经历了一场狂风暴雨，余文鋆有所收敛，为人处事不再那么张狂，“伏龙庄”三个大字也悄悄从八字门上消失了。

经历了王家打官司的风波，他变得内敛了许多。经商需要具备沉稳的性格，经过历练后的余文鋆，人生进入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黄金时期。民国创立后，虽然政治规则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变化也带来了许多商机。事实证明余文鋆十分善于抓住商机，在民国创立后的十年间，余家财富仍然呈现平稳增长的趋势。

令人不安的是社会急剧动荡，峡江两岸土匪数量不断增加，各种兵乱兵变事件屡见不鲜。1920年和1921年，宜昌城里先后发生了两次兵变，变兵们提着马灯，打着火把，二架牌坊、鼓楼街、南正街、通惠路、二马路等多条街巷富户遭受抢劫，金银首饰和钱财被洗劫一空。消息传到兴山县，老百姓更是感到风声鹤唳。地处大山包围中的兴山县，周边成群的土匪本来就已经很多了，如果驻城军队也不让人放心，民众的日子将怎样度过？

作为余家的一家之主，余文鋆的担忧更胜一筹。夜晚在睡梦中，他似乎感知到余仕坡周围布满了狼一样贪婪的目光，点点斑斑，像绿幽幽的鬼火，若隐若现，时近时远。

糟糕的是，余文鋆的担忧终于变成了现实。保康县九路寨的孙姓土匪，瞄准了余家花屋的巨大财富，在兴山县收买余家仇人做内线，采取盯梢、跟踪、托人捎话等形式，逼迫得余文鋆坐卧不安，寝食难宁。被迫无奈，只好出门躲避灾难，在老龙洞找了个极为隐蔽的寨子临时藏身。也是合当要出事，在寨子里待了不到半个月，余家有个人秘密上山，带来了一条噩耗：余文鋆的母亲刘明贞，经不住惊吓，忽然去世了。

余文鋆连夜赶回余家花屋，去给母亲操办丧事。地探及时向保康九路寨土匪报告了这条消息。第二天傍晚，天刚刚擦黑的时候，带着枪支的保康土匪分六路逼近余仕坡，包围了笼罩在悲伤气氛中的余家花屋。余文鋆和长子余明镜、堂弟余伯明束手就擒，一路押解到保康九路寨，囚禁在一口地窖里。

这一次漫长的囚禁，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土匪残忍的刑讯手法上，都远远超过了余文鋆的预判。土匪让他交待余家藏财宝的地方，余文鋆不吭声，皮鞭抽得他皮开肉绽。土匪捉来一只野猫，把野猫贴身放入他的裤裆，用鞭子隔着裤子抽打，大声惨叫的野猫在裤裆里上窜下跳，拼命挣扎、抓挠和撕咬。余文鋆几次痛得要昏死过去，他噙着眼泪，交待了藏财宝的地点。

土匪们用两匹骡马，分三次从余家花屋往九路寨拖运财宝。眼看着几代人积累的财富像流水一样散掉，余文鋆悲痛欲绝。他默默地掉眼泪，眼泪流光了，他像个木头人似的对着群山发呆。虽然交待了藏宝地点，土匪还是没有放他的意思，余文鋆彻底绝望，他拿起一把事先藏好的菜刀，刎颈自杀。

余氏家族下一代掌门人是余明亮。

几代人以来，余家有个怪异的现象：每一代都只有两个儿子。而且两个儿子中，必定有一个人会遭遇人生不顺。第八代，次子余志锐赴任路上中暑暴毙；第九代，长子余文潮吃喝嫖赌，人生颓废；第十代，长子余明镜神神叨叨，智力偏低下。因此，余家接班的是次子余明亮。

1922年9月，当父亲余文鋆的尸体从保康九路寨运回来时，余明亮才刚满20岁。他被要求承头主持父亲余文鋆的丧事，理解到家长的责任和义务。幸好余家的管家精明能干，帮助他度过了这一特殊的困难时期。

不到半年时期，余家连续办理了刘明贞、余文鋆的两桩丧事，家庭财富几乎被洗劫一空，如同《红楼梦》中冷子兴所说：“如今外面的架子未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父亲留下了五个儿子，除了余明镜、余明亮之外，还有余明远、余明高、余明清。余文鋆死后，五个儿子各立门户，财产化整为零。

掌门人余明亮，字采畴，青少年时期从名儒私塾，年岁稍大，进入宜昌城里的名校夷陵中学就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思潮在青年中影响比较大，余明亮紧跟时代，阅读革命文献和进步报刊，主动关注解放区动态。对于余家祖辈留下的财富和田产，他并不是十分看重，亲眼看到父亲余文鋆的灵柩从九路寨运回来的情景，他更深刻地理解了“富无三代”的道理。在余明亮的主持下，余家开始变卖财产，1946年至1949年的三年间，余家共变卖了分布在宜昌、钟祥和老县城的18个钱庄和店铺，五分之四的土地和山林，五个兄弟，只留下余仕坡附近的三个店铺，以及不到100石地租的佃田。

变卖财产得到的银两，五个兄弟平分。余明亮手上得到的那份，他拿去在仙侣乡筹办了一所小学。没有校舍，他挪出余家花屋的大部分房屋供学校安排。余明亮开明进步的举动，为他赢得了一些声誉。40年代，他被推选为兴山县参议会议员，参加了几次会议。

时代的浪潮汹涌而来，猝不及防的变化让他眼花缭乱。

1949年8月6日，兴山解放。土改工作队进驻余仕坡，工作队接到贫雇农的举报，说余明亮在余家花屋里窝藏枪支30支，子弹若干发。余明亮被工作队带走，连夜突击审讯，问他是不是要举行反革命暴动。余明亮百口难辩，指天发誓，拍着胸口打保票。但是他的所有辩解都没有得到工作队的认可。第三天早晨，当工作队员准备继续提审余明亮时，发现他已经割颈自杀。和他父亲余文鋆不同的是，他没有用菜刀，而是用了新潮的刮胡剃须刀。

兴山学者张学元有一篇文章《秋风余仕坡》，结尾处他写道：“余仕坡这枚历史硕果，毫无疑问是吸取了无数人的血汗而发育成熟的。它的生长，它的发育，也毫无疑问是那片热土的滋补所致，但我们也不可否认余氏家族的聪明才智。如果这枚硕果毁于自然灾害，那是一种无法回避的悲剧；如果这枚硕果毁于兵燹，那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劫难。但是这枚硕果的陨落，却仅仅只是为一种复仇似的毁灭……”

（本文来自《兴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