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大连石化有缘（二）

钢七连

编辑制作：村 夫

第四章 海水倒班篇

西东新转战三海水 十八载终成骨干兵

（1954年12月——1972年1月）

海水，是炼油厂重要的冷却水资源，这是临海炼油厂最廉价的冷却水，也是一个优势。炼油装置通过高温高压加氢催化等方式将原油加工成汽煤柴润等产品，在加工过程中，需要把海水通过管道引进装置区，经过换热器、换热槽等设施，让高温的石油产品和半产品经与海水换热，把温度降到规定的指标。海水属于公共设施，只要有生产装置在运行，它就要开泵供水。可想而知，如果海水供应出现问题，全厂生产将难以为继。这是刚来到西海水顶班的宋敏官，听工友描述的海水在炼油厂生产中的重要性。

过去，厂子的装置都是轮流停工检修，而海水等公共设施就无法整体停下来，只能利用生产装置部分检修，生产对海水需要量下降的时机，停下部分机泵进行维修更换，泵房则长年运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厂子只有西海水这一个海水泵房在运行，海水的供应能力是605M³∕h。随着企业加工能力的不断扩大，与其配套的海水设施也与日俱增。从西海水到东海水，再到新海水，机泵增加了，功率增大了，供水能力持续提高。到1972年，倒了18年班的宋敏官离开海水倒班岗位时，全厂的海水供应能力扩大了16.5倍，达到10000M³∕h。

《念奴娇•倒班》

喷薄清水，泵东西，保障石油生产。

依海泵房人守护，日夜轰鸣月伴。

苦累如饴，学习似渴，成手堪承担。

激情时代，追赶可谓当先。

萦怀入党宣言，不要为私，不要怕艰难。

防洪种地分大米，喜浪盈香连连。

单薄猪肉，掰开饼子，回首湿衣衫。

我心坦荡，家庭工作为伴。

第一节

西海水 一腔热忱当好司泵员

（1954年12月——1964年6月）

1954年12月，宋敏官在西锅炉上了最后一个白班。下班后，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家，而是来到推煤组平常吃饭休息的小屋子里，在一个长条板凳上躺了下来。因为夜里11:30前要到西海水泵房接班，他只能在这里对付上几个小时。怕自己睡过头，他还让上头半夜的工友提前喊他起来，不能迟到了。

西海水在西锅炉的南面，紧靠着小码头（也就是后来的深水码头），走过去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晚上11点多，宋敏官就起来了，他拿好东西，和当班的工友打了声招呼，向西海水走去。

西海水是南北走向的半潜式建筑，南面是个不大的操作室，北面是有5台机泵的泵房。泵房的顶部距离地面2米左右，厂内的铁路线就从上面通过，泵房的东面有南北两个供进入操作室和泵房的向下楼梯，光线只能透过窗户照进室内。西海水的南面是一条已经废弃的小坝，小坝的南面是东西走向的原油泵房，原油泵房的西面是原油罐区，而罐区的南边就是海边的大坝了。

　　宋敏官依照金光新告诉的线路，穿过铁路线，来到了小坝的前面，他走上小坝东行，就看到了西海水南边的楼梯，他顺着楼梯下到操作室的门前。走进泵房的操作室，宋敏官见到了西海水的第一个工友韩行温。已经得到工段长金光新通知的韩行温，知道今晚要来个新工友，听了宋敏官的自我介绍,他没有多说什么，给了宋敏官一把换衣箱的钥匙，并领他到了泵房，讲了机泵的运行情况，操作员的工作和注意事项。就这样，宋敏官和这个比他年长一岁、少言寡语的韩行温开始了在西海水的第一个后半夜班。

初到西海水的宋敏官一进入泵房，就对这个“地下堡垒”产生了兴趣。和西锅炉相比，这里显然不起眼。西锅炉的厂房长约30米，宽约10米，高也在10米左右，论大小，西锅炉能摆下好几个西海水，可在地下能看到这样一个空间，的确与众不同！

这是一个非常简陋的操作室，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桌子上放着一部电话。在操作室的西墙，有个通往泵房的木门，推开木门，机泵的轰鸣声瞬间灌入耳间。他通过水泥台阶，下到半米多深的泵房，在7米多长、5米多宽、3米多高的空间里，自南向北排列着5台机泵，1#和2#机泵每台的功率是150马力，输水能力是250M³∕h，3#和4#机泵#机泵每台的功率是60马力，输水能力是100M³∕h，5#机泵是透平机，功率是220马力，输水能力500M³∕h。其中，1#—4#机泵是电力驱动，5#机泵则是以蒸汽为动力。每台机泵都配有一条管线，这5条地下管线延伸到泵房外，向南一直深入到海中，管头平躺在海底，每条管线的长度都在130—140米。这个隐没在地下的供水工程，确保了生产装置的持续运行。

　　这个布局一直到1956年才发生变化。那一年，因为延迟焦化装置上马，需要增加海水的供应量。于是，为扩大泵房，厂子就拆除了那段已经废弃的小坝，在原来操作室和小坝的位置新安装了300马力和550马力的机泵各一台。同时，还占用了原油泵房的一部分作为操作室。此时的操作室也向下挖掘，与泵房处在了同一个平面上，操作员从操作室进出泵房就不再用爬梯子了。

在西海水倒班与在西锅炉倒班不一样，西锅炉升煤岗位只有一个人，三班半或三班倒对这个岗位没影响，而西海水有7名倒班工人，一个班次有2人，因为每天有1人休班，使每个班次的人员组合都会发生变化，这就是工人自己说的“碰班”。一般而言，班里的每个人都有可能碰上，只不过，宋敏官和韩行温、王殿极碰上的次数最多。这样，也就大体上形成了规律。那时，韩行温是住宿舍，而王殿极和宋敏官一样住在海茂。

说起韩行温，宋敏官对他的印象挺深。他寡言少语，在班上除了巡检、操作以外，经常是几个小时默不作声，工友私底下给他起了一个绰号“老瘟”。韩行温当时是六级工，月工资72元，父母已经不在了，自己也还有没成家，只有一个姐姐住在山中村。他是同伴羡慕的有钱的主。宋敏官进厂时月工资是30元，当年12月4日转正，虽然工资没上调，那可是成了正式职工了。到西海水，他已是四级工，月工资上涨到52元。与他相比，这20元的收入差距，足可以使生活提高很多。赶上他俩“碰”到一个班的时候，韩行温会让宋敏官在买饭时给自己带两个馒头，可没让捎点菜。“空口吃馒头”，这让宋敏官感到奇怪，老韩也不缺钱啊。等到吃饭时，宋敏官的疑问解开了。只见老韩拿出咱大连特产的虾糖，馒头就虾糖，一顿饭就解决了。当年，虾糖虽不是非常稀罕的糖果，可一般人家也是不能经常吃的，馋了才偶尔买点吃。可见，老韩还真是有经济“实力”的。

西海水这十年是宋敏官倒班过程中待的最长时间的一个岗位。

这十年，他从一个新手逐步进步，成为班里的生产骨干。

这十年，他同样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也见证了企业快速发展和管理的提升。

这十年，经济困难的影响在他的记忆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也是这十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成了自己的小家庭，成了儿女双全的父亲。

炼油是一个高危行业，操作人员的一次失误、运行设备的一个故障都有可能酿成爆炸、火灾事故。同样，也可能因为水、电、汽等公用工程的问题，导致事故的发生。

就在宋敏官到西海水的1954年12月，蒸馏车间的洗涤工段，对操作繁杂，设备较多，管线密集，跑、串、冒、混油事故多发的实际，在生产中开始执行挂牌制。他们自己动手，用铁皮做成巡检牌，确保重要部位、关键设备定时检查到位。这个举动创造二百天无事故的记录。在厂子的推动下，西海水同样实行了挂牌巡检制度。

西海水设了操作室、5台机泵和总表7个巡检点，每个点都有巡检内容和挂牌的地方，按照每小时一次的频率，对设备运行情况进行循环巡检。每次巡查都拿不同号码的小铁牌，来到一个巡检点，检查结束后，取下上次的铁牌，挂上自己拿的铁牌。这样，车间或厂里来的时候，从挂在巡检点的铁牌数字，就可以判断在岗人员是否按时进行了检查。

每次巡检，首先拿好对应这个时段的7个数字牌，操作室是第一站，确认是否有新的调整操作通知和要求，随后进入泵房，从1#到5#泵，逐一按要求进行检查。检查包括电流、压力、泵运转状况以及润滑油情况等。检查时要携带被称为机泵“听诊器”的铁棍，这个铁棍20cm左右，顶部有个圆形的球体，把铁棍顶部先后放到前后轴套上，耳朵靠近铁棍尾部，听轴承运行是否有杂音。再打开前后轴上的油瓦，看看润滑油的存量和颜色情况，一旦润滑油不够了就要添加。假如润滑油的颜色变深了，或出现水进入的情况，就要考虑换润滑油了。换一次润滑油基本上都在一壶以上，一壶润滑油在1公斤左右。为防止润滑油中的杂质流到泵里，他们做了三道“防线”。厂润滑油站把大桶润滑油运到泵房，将润滑油从大桶倒入泵房的小桶中，这是第一关，从小油桶倒入油壶是第二关，再从油壶注入机泵就是第三关了。这三关都安装了过滤网，层层过滤，保证了润滑油的纯度。

　　一台泵检查结束后，就用随身带的铁牌换下上次巡检的铁牌，再对下一台机泵进行检查。检查完机泵后，再对总表进行检查、确认。

在西海水，有8名工人是从石油十厂来的实习人员，他们也编进各个班次，边倒班边学习。

咱们很多人对石油一厂到石油七厂比较熟悉，其实，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东北有十家石油厂，主要分布在辽宁和吉林两个省。

1952年的8月30日，东北人民政府成立了东北石油管理局，张定一为局长、唐海为第一副局长，褚志远为第二副局长。将原来由各地方政府分别管理的炼油厂和人造石油工厂，统一归石油管理局管理。管理局将这些企业组建成10家炼油厂，在辽宁抚顺的企业更名编号为东北石油一厂、石油二厂、石油三厂和石油四厂，在辽宁锦西的更名编号为石油五厂，在辽宁锦州的更名编号为石油六厂，在辽宁大连的更名编号为石油七厂，在吉林四平的更名编号为石油八厂，在吉林桦甸的更名编号为石油九厂，在吉林石井沟的更名编号为石油十厂。

这十家石油企业主要是日本人在侵占东北时建设的。为了搜刮资源，支撑侵略战争，他们派出大批人员，在东北各地疯狂勘探石油等重要矿产，结果，侵略者只是在辽宁和吉林地区有所发现，而在黑龙江的勘测虽已靠近后来的大庆油田区域，但却无功而返，这实在是非常幸运的事，否则历史的进程也有可能发生新的变化。这也是东北十家石油企业只分布在辽宁和吉林两个省的原因。

这些人员是石油十厂选派出来送到石油七厂学习操作和管理的，学成以后还要回到原单位。这些十厂的员工在学习了操作技术和管理的同时，也是兢兢业业工作。

　　1956年，西海水荣获1956年度厂级优胜小组的荣誉，他们满心欢喜，全班先后两次合影，留下了两张珍贵的照片。68年前的照片展现了他们飞扬的青春和工友的情谊。

　　后排左起：杨丕志、韩行温、夏忠志、王新汉、王永海（十厂）。前排左起：毛（十厂）、王殿极、张以厚、刘殿吉、宋敏官、李勤（十厂）。 (注：因为时间比较久远，有的十厂工友已经记不起来他们的名字了)

在照片中，刘希乐的身份有点特殊，虽然都是锅炉车间的，但他管理的是淡水泵，淡水不属于西海水，只是因为这个岗位只有一个人，所以车间就将这个人员放到西海水统一管理。至于班里石油十厂的员工，他们结束了在大连石油七厂的实习后，并没有按计划回到石油十厂，而是安排去了抚顺的石油二厂。

五十年代，厂里对获得荣誉称号的员工还是以授予荣誉称号为主，物质奖励很少。宋敏官他们获得厂级优胜小组，厂里给每个人发了一件衬衫和一个枕套。这是宋敏官入厂以来第一次荣获厂级的荣誉，并得到了奖励，他非常珍惜。在和全班同事拍照留念后，他自己又来到照相馆，穿上厂里发的衬衫，留下了这张照片。

　　1956年，在宋敏官的人生中，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他与比自己小5个多月的姜淑英结婚了，开始了新的生活。

　　说起宋敏官与姜淑英的婚姻，那是姜淑英的大姨牵的线，促成宋家和姜家定下了这门娃娃亲。可随着宋家生活日趋拮据，没有了往日的景象，宋敏官全家离开故土到大连谋生。老大成官和老三惠官当年定的娃娃亲，女方家都反悔退亲了，只有宋敏官当年订的娃娃亲还悬在空中。

姜淑英的家在新金县城子坦镇应家村的小姜屯，位于宋敏官住的大丛屯西北方大约8里地的地方。她是姜禄和姜高氏的小女儿。姜家的家境还算不错，除了种地，他们还在北沟放蚕。父亲姜禄的性格倔强，不善与人交往。他在北沟放蚕的时候，有人到也到北沟放马，结果，马将放蚕的柞树都啃了。姜禄见状很不高兴就开口骂了人。所幸不久他们就从北沟搬回到屯里去了，依着这个性格，弄不好还可能与别人发生争执。

　 姜禄盼了一辈子儿子，却只有3个女儿，常常是闷闷不乐，想起来就叨叨妻子，心里不顺还呵斥女儿。第一次解放，看着八路军战士列队从门前走过，他羡慕不已，自己叨念着，要是有儿子，就算当兵打仗也好啊！乡下人不愿意让孩子当兵，觉得那是把头别在裤腰带上，随时可能丢掉性命。

已经长大的姜淑英看到别的孩子上学，自己回家找母亲，也想读书。那年代，女儿不受待见，大家口子吃饭，都是等男人吃完饭后，女人们才能端起饭碗。别说生活上关心做不到，想上学更是异想天开。听说小女儿想上学，父亲直接就回绝了，在他看来，女儿早晚都要成为别人家的媳妇，花钱让女儿读书没必要。

可母亲却没有拒绝女儿的请求。大女儿姜仁凤是家里的主要帮手，她和母亲说，我自己可以多干些活，就让妹妹去读书吧。二女儿姜仁枝对母亲同意小妹去读书也有想法，因为她自己也想去学堂读书，可当时家里能供一个人读书就已经不容易了，况且，让姜淑英读书这事，父亲还不同意。最后，母亲决定，姐姐让妹妹，全家努力供姜淑英去上学。做通了女儿们的工作，母亲对父亲表示，一定要让三女儿去读书，如果钱不够，她再想办法。拗不过妻子，姜禄最终还是点头同意了。

这样，已是13岁的姜淑英背起书包，到苗屯村小学上学了。上学容易，可交学费、买书本、带午饭都需要钱。为了能多收一些粮食蔬菜，多省一个鸡蛋，多赚一点钱，全家都在忙碌。二姐姜仁枝尽管有些不情愿，但还是服从了母亲的决定，她学纺线，自己织布卖钱，为能多纺点线，她常常是到了夜里还在纺线。

姜淑英感念母亲，母亲没有因为自己是女儿就不让自己去读书；姜淑英感激父亲，虽然他起初不同意女儿读书，但在妻子的坚持下，他还是开了绿灯；姜淑英感谢两个姐姐，大姐整日忙碌，尽可能节省，尽可能让她带点好的饭菜，没能读上书的二姐晚上还在纺线的情景，一直萦绕在她的心中。大姐一辈子住在老家，照顾父母，为他们养老送终，二姐为了生活，无奈和丈夫孩子去了黑龙江，因为听说那里的土地多，人口少，吃饱饭没有问题。到了晚年，姐妹三人聚在一起，还常常念叨当年的事情。

　　这是三姐妹1959年在大连的合影，从右到左分别是大姐姜仁凤、二姐姜仁枝、小妹姜淑英。

　　2001年，姜淑英在自己家迎来了大姐和二姐。大姐居中，二姐在左，姜淑英陪着。住在黑龙江的二姐来大连一次不容易，大姐特地从姜屯老家赶来。说起当年上学的事，三姐妹有说不完的话。

　 1953年7月26日，17岁的姜淑英完成了6年的小学学业，按时毕业，获得学校颁发的高小毕业证书。毕业证书上写着“六年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此证”。今天看来，小学毕业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可在当时，那就是个有文化的人了。

小女儿毕业后，母亲就开始操心她的终身大事了。尽管姜家和宋家有婚约，可宋家此时已经去了大连，他们家的情况如何？宋敏官的情况如何？还都是个未知数。考虑到女儿的将来，母亲决定带着姜淑英到大连，一方面看看宋家的情况，另一方面也想在大连找点事做。于是，在姜淑英毕业的第二年（1954年），她们娘俩把户口起了出来，一起来到大连，找到了还住在海茂的宋家。

对姜淑英和母亲的到来，宋家人是既高兴，又有些担心。高兴的是，她们娘俩一起来，二儿子的婚事是有希望了；担心的是，看到自己家的现状，连一个正经的房子都没有，对方能不能也像另外两家一样悔婚呢？

姜淑英的母亲看出了宋家人的担心，她果断地对宋敏官的父亲宋顺文说，既然当年我们定下了这两个孩子的终身大事，现在就没有反悔的道理。我想，等到了合适的时候，就让他们结婚吧。还在西锅炉倒班的宋敏官听到这番话，对未来丈母娘的守信和干净利索油然而生敬佩，对她身后的姜淑英也有了好感。

　　要想找活干，首先还是要落户口。姜淑英和母亲就到辖区的派出所办理了落户手续。在填写姓名时，警察看着母亲写得是“姜高氏”就说，你还没有自己的名字啊，如果你同意，我可以帮你起个名字。

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女儿没出嫁前只有小名，以便于区别和招呼。等到出嫁了，就将丈夫的姓放在前面，加上自己的姓，最后缀上一个“氏”字即可。姜淑英的母亲是高家的女儿，按照这个规矩，名字就是“姜高氏”。宋敏官的奶奶姓倪，就叫“宋倪氏”，母亲姓孙，也就叫“宋孙氏”，都是这个原因。

听到警察的话，姜淑英的母亲挺高兴，就请那位警察帮着起个名字。警察琢磨的一会就说，要不你就叫高秋菊吧。就这样，母亲在大连上户口，竟意外有了自己的名字！

在大连待了一个多月，没有找到合适的活。她俩就再将户口又起了出来，回到了小姜屯。双方商定，为两个孩子做结婚的准备，到时，再将姜淑英送过来。

1955年3月，已经结婚的大哥，终于盼到了大连化工厂分的一套一室的住房。虽然是大哥分的房子，可这一家子的人都要住进去。房子在甘井子的椒房，这间不大的房子让父亲消除了心里的压力。从两年前来到海茂，他们就一直借住在别人家的偏厦子里，寄人篱下的滋味不好受，这下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住处了。

烦恼常常会随着喜悦一起来。有了一间房子，可要安排下7口人，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经过反复琢磨、比量，他们在这间屋子里支了两张床，还打了地铺。父亲母亲、哥哥嫂子在床上睡，弟弟和妹妹就在地铺上睡，宋敏官只能在厂里申请了单身宿舍，就这样，一家人这才安顿了下来。

住的地方一时半会能够对付，可时间一长就不方便了，况且，宋敏官的婚事还要办，一间房根本就不行。于是，大哥又去找厂里说明情况，结果不久，厂里就把同一座楼西面的一处两室的房子分给了大哥。当时的房子，厨房和卫生间都是公用的，每家有一个炉灶。

有了房子，宋敏官结婚的事就摆上了日程。1956年5月，姜淑英跟着母亲第二次来到了大连，这次只拿了姜淑英的户口。安顿好了以后，母亲就回家了。宋敏官与姜淑英到街道办理了结婚手续，两人正式结成了夫妻。

1956年5月27日，农历的四月十八，是两个双日子。宋敏官和姜淑英在椒房的家里办了婚礼。那个婚礼非常简单，也没有邀请外人，父亲把叔辈兄弟宋顺安请来，在屋里升起了炉子，做了一桌子饭菜。姜淑英与丈夫、公公婆婆、哥哥嫂子、小叔子和小姑子一起吃了这顿简单的喜宴。作为厨师的宋顺安成了当天唯一的客人。

这是个里外间的房子，宋敏官两口子和哥哥嫂子同住里间，父母和弟弟妹妹住外间。两张床之间挂了一个帘子，把一间屋子分成了两个区域，两户人家同居一室，日子就这样开始过了起来。

平心而论，要融入这个一个家庭，处理好几辈人和兄嫂弟妹之间的关系绝非易事。好在丈夫体贴，公公宽宏，姜淑英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

在城里生活不像乡下。乡下有地打粮食，房前屋后再种上各种蔬菜，还能喂猪、养鸡鸭鹅，生活下去还是比较容易的。在城里生活就得找工作、挣工资，否则寸步难行。

姜淑英虽然上了六年学，可没有专业技能，只能找些出力挣钱的活。经人指点，姜淑英去了甘井子的煤码头，就是当地人俗称的“倒煤架子”，试试推煤的活，干了一天就放弃了，因为那就不是一个年轻女子能干的活。不久后，姜淑英进了大连钢厂，她才有了稳定的工作。在厂里两年多的时间里，她干的活是用砂轮打磨铁板。

1958年，企业精简人员，身体欠佳的姜淑英离开了大连钢厂。开始在街道的抗大小学教书，后来到街道的石矿干活，因为有些文化，就当起会计。1976年，为了照料瘫痪在床的公公，她向厂里提出调动工作的要求。厂里了解情况后，将她调到了位于海茂的甘井子玻璃仪器厂。姜淑英就在这个企业一直工作到退休。

有了家庭，宋敏官的责任心更强了。他要更加努力工作，不能让妻子为生活发愁。特别是1957年10月5日，随着女儿宋云翠的出生，他感到自己的责任更大了。

　　1958年是“大跃进”之年。在基层倒班的宋敏官感受到的是一种激情、一股力量、一份要把工作干到最好的冲动。

　　那时候，石油七厂上下总动员，机关科室、车间、工段、班组，还有青年突击队等，大家围绕生产、安全、治安保卫、宣传、文化、体育等方方面面提出了大跃进的倡议、规划以及挑战和应战。工会还将这些内容进行了汇编，下发到各单位，推动了生产建设，改进了各项工作的管理。右图就是厂工会编发的《生产、文化、全面大跃进倡议、挑应战、规划、捷报汇编》第一集。

“争做多面手”是1958年在全厂生产车间和检维修队伍中开展的群众性活动，通过一人学多岗，增加新技能，不仅解决了一些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缓解了技术工人不足的困难，还使一线工人的素质得到了提升。在西海水，宋敏官和他的工友们以机泵出现异常的及时处理为重点，通过技术问答，更好地掌握机泵的原理、运行参数、故障原因、处置办法等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他们还提出了争当多面手，机泵的小修、中修自己干，大修协助干。

那时候，厂里的电力供应不稳定，停电的情况时常发生，每到这个时候，车间检修人员的主要力量都投入到锅炉的抢修中，而海水的设备问题就顾不上了。过去，这些问题只能等检修班来干，现在，经过学习、培训、摸索，机泵的一般故障，他们自己开始自己试着干，渐渐地常规问题自己就能处理了。这一做法在当时被称为“运行工人搞检修”。到了1964年，西海水小到直径25㎜，大到350㎜的阀门都是他们自己更换的。

说到五十年代，宋敏官记忆最深刻的除了进厂、入团、结婚外，莫过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了。自从1954年4月28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宋敏官的积极肯干、认真负责、不计得失，就得到了班组工友的认可，车间对这个青年也是加以引导、培养。

1959年，接纳宋敏官加入党组织列入了车间党支部的日程。负责整个海水工段工作的车间副主任李国盛，从厂总务科下放到车间劳动的臧连臣，作为宋敏官的入党介绍人做了很多的工作。按照规定，党组织要对准备吸收入党的同志进行外调，掌握家庭以及主要亲人的政治表现等情况，这是入党的重要环节。当年，在大丛屯担任生产队长的丛树增就接待了厂里对宋敏官进行外调的同志。丛树增介绍了宋敏官家庭的情况，认为宋家的几辈人都是为人正直、待人和善，特别是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将家里的家具和牲口等生产和生活物质送给了集体，全屯子的乡亲都很满意。

经过交谈，外调人员对宋敏官家庭情况得出了肯定的结论。在那个时候，这个外调结论对宋敏官加入中国共产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党组织派人对自己进行外调的情况，宋敏官并不知道。多年以后，他回乡探亲，顺便去看望探望丛树增的时候，才知道了当年外调的具体情况。

1959年3月28日，经李国盛和臧连臣介绍，宋敏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仪式是在车间的办公室里举行的，那个办公室就是老厂部大楼东边的一个仓库。在党旗下举起右拳宣誓的那一刻，宋敏官也进入了他人生的新的阶段。

　　为了铭记这个日子，宋敏官决定再去照一张照片。他来到与金家街商店挨比的金家街照相馆。在照相师傅的建议下，他选定了照片的背景，并要求照相师傅在洗印照片时，要在照片上印上了“入党纪念”和“1959年3月28日”的字样，这就有了今天看到的这张照片。65年过去了，照片也出现了皲裂，可那庄重的神态清晰可见。

1959年，石油七厂启动了“尽快把石油七厂建成百万吨炼厂”的行动，随着大庆油田的发现开采，铁路槽车将大庆原油运到了大连石油七厂。石油七厂的干部职工历尽千辛万苦，试炼大庆原油取得了成功。以此为契机，企业奔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而这列飞速前行的火车，却与灾年不期而遇。

“大跃进”的时候，社会上兴起了开办集体食堂的做法。厂里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主食放在餐桌上，每人去窗口领一盘菜，这一盘菜，有时只有一样菜，有时也有两样菜，主食随便吃。因为没有了限制，浪费的现象就出现了。从农村出来的宋敏官知道粮食来的不容易，看到有人把吃剩的饼子扔到桌子上，他觉得心疼。好在这种做法只实行了很短的时间，也只有倒班工人吃上了几顿。

　　哪曾想，粮食、副食的供应一时紧过一时，吃不饱肚子逐渐成了常态。大多数的东西都是凭票供应，粮票、副食票、布票等都要算计着用。每人每天蔬菜只有1.5斤，每人每月油3两，肉2斤，每人一年的布票也就有十几尺。到商店排队买肉的时候就希望售货员能割点肥肉，可以熬猪油做菜吃。有时好容易排到自己了，却赶上瘦肉多的时候，宁可再排一次队，也要买点肥的肉。那时，宋敏官每月粮食32斤，妻子27.5斤，年幼的女儿只有6斤。除了2斤大米，3斤白面以外，其他都是玉米面等粗粮。

乍一看，一家三口人每月的粮食超过60斤已经不少了，怎么还能饿着呢？原因就是副食太少，肚子里没有油水，吃再多的饭也不饱啊！有的工友回忆说，那时总觉得饿，明明吃了不少的东西，可还想吃。人排出的大便风干后，竟能被风吹跑了，那真是没什么油水啊。

为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大家想了各种办法寻找代食品。厂里派人到山里采集柞树叶子，也就是大伙说的“玻璃叶子”。叶子运回厂里粉碎后，一部分拿到食堂，其他的分给职工，每人5斤。这些东西拿回家后首先要锅烀，再放到水中，加入大连化工厂生产的火碱，浸泡了几天后，就可以和玉米面混在一起蒸饼子吃。厂里食堂则用玻璃叶子掺粮食蒸碗糕。食堂还想出了“蒸粮法”，除了碗糕，还有白菜掺大米，这些4两的饭只收2两粮票。

单位是这样的情况，家里也同样难过。这时，宋敏官的家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结婚时，他是住哥哥的房子，当女儿出世后，不大的屋子要容下两对夫妻和3个孩子，就难了。于是，宋敏官向厂里申请房子。1958年1月，厂里将六闾4楼一层的一间房子分给了他。一间房，有自己的厨房和厕所，妻子在感到兴奋的同时，也对要离开公公婆婆有些不舍。

在他们搬到新家不到3个月，父亲过来了，说是大连化工厂又给大哥分房子了，这次分的是金家街大化24楼，有三个房间，你们想不想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啊？妻子听到这话，连声说，我们愿意过去和你们一起住。父亲走后，妻子催促，咱们明天就走，这房子退给厂子吧。当晚，姜淑英连夜为女儿做了件小棉袄。第二天，宋敏官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放着女儿，后面装着家当，两人从石油4楼走到金家街大化24楼。

在闹饥荒的时候，不管怎样控制，总是捉襟见肘，一个月的粮食往往吃不到月底。每个月的最后几天最难，越是盼着能快点到月末就可以去粮店买下个月的口粮，这日子却是过得越慢。俗话说的对，远亲不如近邻。有一次，妻子正为粮食犯愁，邻居周大姐送来了一小盆玉米面。今天，谁也不会看中一小盆玉米面，可那时却是不小的恩情。直到晚年，姜淑英对孩子说起这件事，还希望能找到周大姐，要还这个恩情。还有一次，宋敏官想办法买了一些脱完粒的玉米棒，这东西粉碎后可以和粮食惨在一起吃。吃了几次，因为潮湿有点变味了。妻子舍不得扔了，就拿到房顶，铺在布上晒晒。没成想，晒是晒干了，可一阵风却将这些东西吹跑了。为这事妻子还心疼了好几天。

还有一件事让宋敏官心中至今隐隐作痛。有一天，女儿宋云翠自己在家喂妹妹宋云学吃饭，不多的饭她一口一口都喂了妹妹。等妹妹吃完了，她自己觉得也饿了，可再看碗里，已经没有饭了。她拿着空碗哭着说，爸爸妈妈快回来吧，我饿了！听到妹妹说，小翠也太傻了，就不知道自己吃上一点。宋敏官知道，自己的大女儿不是傻，而是心善不耍滑，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长辈让她喂妹妹吃饭，她就不会想自己先来上一口。宋敏官觉得自己亏欠了女儿，他在心里说，孩子啊，爸爸发誓，要让你们吃上饱饭。后来，小女儿宋云学没有等到生活好起来的日子，就因病夭折了。

浮肿，是饥饿引发的一种疾病。长期的营养不良，宋敏官和不少职工都出现了腿部浮肿的情况。为及时救治，厂里专门开设了两处浮肿医院，一处在厂内2#库附近，也就是后来的仪表车间楼的二层；另一处在厂外，原公司技工学校，也就是现在技能鉴定中心南楼。宋敏官在厂外的医院住了十几天，病情缓解后就出院了。

在全社会经济困难，生活物资匮乏的状况下，要改善职工的生活条件，就不能只想着向国家要，向政府伸手，还得靠自力更生，自寻办法。厂里双管齐下，一是发挥临海优势，捕鱼捞虾；二是开办农场，种植水稻。

五六十年代，厂子附近水域海产品比较多。西海水靠近海边，站在大坝上向三山岛方向望去，经常看到鱼儿越出水面。海茂一带就有一些靠打鱼为生的渔民，他们出海捕鱼，就地销售，挺大的刀鱼也就2角钱一斤，当地人戏称他们是“海大狼”。

工程公司成立后，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就不再下海了，而是加入了工程公司，他们的头还担任了工程公司的副经理。海上鱼多，海边的海蜇也不少，退潮后，海滩上就会有一片一片的海蜇。太靠近厂子的海蜇有点油味，稍远地方的就好了很多。宋敏官和工友们在休息的时候，到海边捡些海蜇，再在沙滩上挖个坑，铺上一层海蜇，撒一些白矾，再铺上一层海蜇，撒一些白矾，最后在码放整齐三四层海蜇上压上石头。两三天后，在白矾的作用下，厚实的鲜海蜇水分泛了出来，就成了海蜇皮。把这些海蜇皮洗净用蒸汽加热后，再加入白菜丝和酱醋，下饭的菜就有了。

从四月份，厂子就派出渔轮进行捕鱼作业。为了增加捕获量，好让职工的餐桌上多一点营养，我们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4月11日，37号渔轮在渔场作业，钳工赵立英在挂发电机皮带时，因为船体摆动，不幸被皮带绞入当场死亡。这个消息传回厂里，大家的心情沉重，因为那一箱箱运回的海鱼，是浸上了工友的鲜血啊！据后来统计，1961年共捕捞鱼虾34980斤，每个职工先后共分到了56斤的海鱼。海鱼走上了餐桌，改善了职工生活，鼓舞了大家的工作热情。宋敏官一家也是喜笑颜开。第一次分了十几斤的黄花鱼，为了细水长流，妻子将一部分洗干净，挂到窗外，等晒干了蒸着吃。鱼是洗得干干净净，可鱼的内脏没有取出来，赶上天气潮湿，这些鱼都生了蛆，只好丢掉了。这事让宋敏官两口子懊恼了好长时间。

要吃饱肚子，必须增加粮食供应。1962年，厂子在营口大洼建设了农场，并派出了时任副厂长的万震寰坐镇农场指挥生产。当年，厂子组织第一批职工开赴营口大洼，开始建设农场。农场要能“开张”， 首先要有职工居住和生活的条件，再者就要建设灌溉和排水设施，为后续播种、管理、收获做准备。为解决住的问题，职工们像建造干打垒一样，用土和泥筑成矮墙，用铁管子当房梁，钉上木板，铺上油毡纸，再用木头做成门窗，简单的住房就完成了。人能住下来了，就开始修水坝，建设疏通灌溉设施。等到1963年5月，宋敏官和第二批职工到大洼农场时，农场已经基本成型，只要将土地平整好以后，就可以插秧了。

到农场劳动是全厂动员，在保证生产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各单位都抽出了二三十人到农场。土地平整结束后，就开始了近一个月的插秧。秧苗是农场自己培育的。每天早晨不到5点，大家伙就起床了，吃完早饭就下地插秧。那时没有什么机械设施，全靠人力一棵一棵将秧苗种上。习惯了三班倒、出日勤的职工，开始适应农民兄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节奏。一天忙下来，大家都累的腰酸背痛。农场当初的条件比较艰苦，主食是玉米面饼子，还有些捂了的味道。菜中荤腥很少，有点肉和蛋，那就是改善生活了。食堂也派出管理人员和厨师负责餐食供应。大家拿钱和粮票换餐票，在食堂买饭。因为家里的粮票都很精贵，每顿饭宋敏官都是能省就省，盼望着自己能省一点家里人就能多吃一口。

由于房子比较简陋，每间屋子除了纱窗外，没有蚊帐等防蚊物品。随着温度上升，蚊蝇也一日多过一日。路灯下，纱窗上都聚满了蚊子。屋里也是蚊蝇乱飞，叮得人皮肤红肿，难以入睡。实在没招了，大家就将六六粉往窗上撒，有人还把六六粉喷在皮肤上，这样，蚊子是不咬了，可皮肤也受到了伤害。

到了6月份，插秧结束了，除了留下十几个人准备防汛外，大多数的职工就可以回去了。农场领导经过研究，决定把锅炉车间和研究所的十几个人留了下来。食堂负责采买的孙启仁找到宋敏官，把钱和粮票交给了他。他叮嘱宋敏官，你们十几个人不容易，一起辛苦了一个多月，还要为了防汛继续留守。别亏待了大伙，这些钱和粮票不用太节省，够用就行了。

　　图为宋敏官和留守人员守在水泵旁，随时准备开泵排水。

　　大部分人员撤离后，偌大的农场瞬间安静了许多。留守人员知道，随着汛期的到来，这2000多亩的水稻随时面临受灾的威胁，如果出现失误，损失可就大了，多少人的汗水就可能白费，全厂职工家属的希望就可能落空了。他们都是一个心思，就是死看死守，也要确保农田安全渡过汛期。留守的除了防汛人员外，还有一位食堂厨师负责做饭，当蔬菜不够的时候，他就告诉宋敏官去买。农场离大洼的集市虽不太远，也要步行十几分钟的时间。每次都是宋敏官就拿上麻袋，去集市买菜。又是一个多月的时间。8月份，汛期过了。防汛人员完成了任务，最后离开了农场。

1963年，营口大洼农场获得了不错的收成。2075亩的水稻最终收获大米90多万斤，全厂职工平均分到大米60多斤，还有蔬菜150斤。分大米的时候，全厂就像过年一样，一派喜气。锅炉车间刚接收的一台吸污车，还没开始工作，就当了一次运输车，司机把罐车的后盖打开，让大伙把大米按份装入罐中，再挨门挨户给每个职工送到家。就在宋敏官还在农场防汛的时候，厂子还分了土豆，工友刘成义背着土豆送到金家街的家中。捧着白花花的大米，闻着沁人心脾的米香，全家高兴，父母、哥嫂也跟着欢喜，你们石油七厂真行啊！

　　世上的事往往叫人捉摸不透，就在你垂头丧气的时候，就可能碰上好事，而在你喜悦的档口，烦恼可能就会找上门，也许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吧！

这一年，就在盼望新生命即将来到的时候，岳母却不幸去世了！因为担心临产的妻子伤感，家里就没有将这噩耗告诉她。宋敏官清楚地知道，妻子对母亲的依恋，如果这时告诉妻子实情，也许就会出更大的事情。

宋敏官对自己的岳母很敬重。他敬重岳母有见识，在农村人很少让女儿读书，而且在岳父反对的情况下，坚持让小女儿读了六年的书；他敬重岳母有主意，在别人家见到宋家日子差了就退婚时，她却信守承诺，让女儿嫁给了自己。后来岳父多次念叨，老姑娘是找对了人家；他敬佩岳母有担当，家里家外有事她绝不躲在后面，村里人都佩服这个个头不高，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高老太太。

　　1954年，岳母第一次带小女儿来大连，因为小女儿想家，不到一个月就回去了，那次，她与宋家确定了小女儿与宋家二儿子的婚事。1956年，岳母第二次带小女儿到大连，安排完结婚的事情，没有等着吃喜宴就回家了。

1958年，岳母第三次来大连，这次是来看病。他俩带着老人家到了金家街的一家中医诊所。大夫把过脉说这个病不太好治。在那里做了针灸，拿了中药。还是怕花钱，治了不多久，在岳母的坚持下，他俩只好送老人回家了。

　　也许是冥冥之中有什么预告，妻子在临别前，与母亲留下了这张唯一的合影。

岳母回去以后，妻子常常说要回老家看看。可是，已经有了孩子的她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想回家就回家了。她有自己的工作，要帮公公婆婆办事，还要照顾丈夫和孩子。

有一次，妻子思念父母心切，当晚就坐上了去城子坦的火车，到城子坦已经是半夜了。火车站离家还有18里地，这条本不陌生的道路，因为心急，还想着心事，她一时竟迷了路。就在她手足无措的时候，看到了有一家还亮着灯。她就没有多想前去敲门。好在房主人对这片地方很熟悉，就告诉了她怎样走。等到她回到老家已是后半夜了。看到母亲挺好，她才放下心来。当她把宋敏官用保健票买的猪头肉送到母亲的嘴里，母亲连说好吃，她还开心地说了句俏皮话：猪头肉艮啾啾，多亏老娘有姑娘。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1957年女儿宋云翠出世后，家里就多了许多的快乐。尽管那时的条件不太好，宋敏官在厂里倒班，在家休息时还要常常往厂里跑，没有多少时间照顾女儿，妻子总是想办法把女儿看护好，打扮好。她要让孩子知道，自己在父母心中的分量是很重的！

1963年9月，也就是宋敏官从营口大洼农场回来刚回来一个月，岳母在老家病逝了。怀着身孕的妻子还有一个月左右就生产了。为了不让处在非常时期的妻子伤心，家里还是隐瞒了这件事情。

　　10月23日，儿子宋清发降生了。自己有儿子了，宋家有后了！这莫大的欣喜让妻子沉浸在幸福之中。

那时，和老家联系只有写信，写一封信来回十天半个月都很正常，因此，这段时间一直没有母亲的消息，姜淑英也没太在意。11月，岳父从老家来探望外孙子。姜淑英满以为父亲和母亲能一起过来，等看到进屋的只有父亲没有母亲，她楞在了那里，又看到父亲的腿上扎着白带子，她猛然明白过来：她再也看不到母亲了！那个疼爱她、保护她的母亲走了！

逝去的人已经不在了，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生活！

1964年，根据辽宁省和石油部关于开展“学大庆，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活动的指示，石油七厂从四月份开始了学大庆经验的活动。厂里还树了西蒸馏车间和原油卸车队两个典型，组织各单位参观学习、交流，在原有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了各级岗位责任制。

在这个活动中，西海水的职工也积极行动起来，他们将大庆精神写到了巡检牌上，让职工在工作时，能随时看到大庆人的工作态度和实际做法，看到自己工作的差距，明白自己的努力方向。随着各项生产管理制度的不断健全，厂里对各项工作要求更加明确具体，职工们的思想觉悟和技术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机泵等设备运行更趋平稳，海水保障能力得到提升。

为适应企业发展、特别是东厂装置陆续开工的需要，不仅要大幅度增加海水的供应量，还要进一步优化海水供应网络，提高供水能力供水效率。随着东海水的投用，西海水和东海水两个海水泵房，分别担起了石油七厂西厂和东厂生产装置和消防的海水供应。

为了加强东海水的工作，1964年6月，车间安排宋敏官去东海水工作。就这样，宋敏官又是一个人离开了西海水，到东海水开始了10个月的倒班工作。

就在这个月，宋敏官的儿子宋清发已经8个月了。

虞美人•西海水

十年岁月经风浪，苦累一心抢。

碰班协助度黎明，俯视轰鸣水泵数寒星。

党员使命心头劲，尽在班员影。

一双儿女暖心流，万事辛劳苦痛也无忧。

未完待续

我与大连石化有缘（一）

印记：山中村往事（25）

印记：山中村往事·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