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水（李长禄）的美篇

白水（李长禄）

母亲是一种岁月

李长禄

母亲是一种岁月，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是在敬一丹的一个朗诵节目中听到的。当时，敬一丹这句带着炽热温度，带着血浓于水的深情，带着血脉传承强劲力量的话语冲进我的耳畔时，我为这句虽非经典但的确是名言的话语震撼了。后来又接连聆听了多遍，还找来作者张建星的原著研读了多遍。我也曾一遍又一遍深情地诵读着原著：

“、、、、、、

我们也突然感悟，母亲其实是一种岁月，

从绿地流向森林的岁月，

从小溪流向一池深湖的岁月，

从明月流向一座冰山的岁月。、、、、、、”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时常想起这句名言，默诵着这段话，感悟着这段话，并回忆起母亲这种岁月深处中的点点滴滴：

枫叶经霜艳

1929年3月14日（农历二月初四），妈妈出生在黑龙江省青冈县民政乡丰收村一个吴姓佃户的家里。后来听妈妈说，当年太姥姥健在时，姥爷（吴海山）与其哥哥（吴海顺）生活在一起。当时吴家是村里经营规模较大的佃户。解放前，东北地区农村普遍存在的土地经营管理模式是“地主—佃户”制度，这种制度提高了土地的集中程度。“地主—佃户”制度是佃户以合同方式租赁地主的土地，然后以货币或实物的形式向地主缴纳高额租金。姥爷家哥哥吴海顺是“大掌柜”，姥爷是“二掌柜”。兄弟俩有七个儿子，女儿只有妈妈一人。因此，妈妈从小就是老哥俩的“掌上明珠”。特别是姥姥去世后，妈妈更成为全家呵护的重点。在那个时代，佃户的家境也都十分贫困。但在租种的土地上种什么？如何种？佃户自家有很大的自由考量空间。另外，佃户与地主是合同关系，不像长工，长工与地主是雇佣关系，一年一雇佣。佃户与地主一个合同期一般都是两三年或三五年不等。这在农业生产上就有了许多佃户可以自主处置的空间。加之，佃户一般都是种庄稼的行家里手，同样一块地，一般长工种和佃户种，收益是不一样的。佃户家一般还都有相当规模的生产工具，譬如牛马，车辆和各种各样的农具等等。这样，再加上家里人全员上岗，老少妇幼齐参战，生活上再经营有方，省吃俭用，佃户的勉强温饱还是可以保证的。妈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佃户人家一年四季都是忙碌的，冬季备耕，春种夏管，秋收冬藏。每一个季节都有繁重的体力支出等待着全家人的挥汗如雨。那时候，每年抢收抢种的农忙时节，还要雇佣一些短工。妈妈就和大人们一起为下地的兄弟和短工们烧水做饭。姥爷家这个大工作团队从小锻炼了妈妈的劳动技能，也培育了妈妈待人接物的本领。

听妈妈说，姥爷还是当年地方秘密党组织的外围骨干。姥爷最知心的一位岳姓朋友，“光复”后立即公开了“中共党员”的身份，担任了农村基层领导。“辽沈战役”之前，姥爷还送四舅参加了解放军。可惜的是，刚刚参军的四舅在“围困长春战役”中光荣牺牲。姥爷的爱国爱家精神，特别是姥爷两兄弟好善乐施，扶贫济困的家教传统，更化育了妈妈后来的理想、情操和精神生活。

听姑姑说，1945年妈妈来到了县城，和爸爸结婚了，两个从小就缺失母爱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从此，爸爸妈妈两个人就把自己小时候没有享受到的爱都无私地奉献给老人、孩子、亲属和邻里。

妈妈虽然一辈子物质生活贫乏，但精神生活总是充盈的。虽然从小缺失母爱，但她一生都是博施济众，古道热肠。妈妈从女儿到妻子，到侄媳，到姐妹，到嫂子，到妈妈，到婆婆，到岳母，到奶奶，到太奶，每个角色的转换，她都十分完美地达到了这个角色的最高境界。对这些角色赋予的权力和义务，她也都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尽善尽美地去履行。有些角色职责和义务的履行，甚至达到了至臻至善的地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我们李家和吴家，妈妈的贡献都可称为厥功至伟。

现在，妈妈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妈妈身体力行养育、呵护、教导我们的岁月也已经过去20多年了。在纪念老人家百年诞辰的日子里，我们又一次走进老人家的岁月深处，再一次感悟母亲，感恩母亲。行笔至此，一股难以名状的思念忽然涌上心头。我走上阳台，凭栏远眺，看大海渔火点点，看夜空群星璀璨。这时我倏然产生一个神奇的感觉：已逝的母亲就像海天上的星辰，我们虽然再也无法触摸到她的躯体，再也无法感受到她的温度，但我们仍然可以像航海者一样，借着老人家的星光和位置，校正航向，扬帆远航！

生命不单纯属于个人

母亲去世已经20多年了，我在梦中还时常梦到她老人家。特别是进入古稀之年后，母亲的面容常常在我的梦中萦绕，且梦到老人家的频次愈来愈多，相貌的清晰度也愈来愈真切。我梦到的母亲一如既往都是从前那样微笑着向我诉说着什么，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语，总有讲不完的故事。作家肖复兴在谈到逝去的母亲时说过一段话：“一个人与一个人的生命就是这样联系在一起，并不因为生命的结束而结束。”是的，母亲虽然逝去了，但她的血还流淌在我们的血管里，我们的生命中还活跃着母亲的生命遗传。

在我们的记忆中，母亲对我们的爱很少表现在口头上。从小到大我们几乎没有听到妈妈说过：“孩子，我爱你们啊”这样的话语。但母亲对我们的爱，总是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脑海里，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中。有人说，每个人的心底深处，都有一个不可替代的存在。我们的这个存在，就是母亲的爱。

记得我读小学时，有一个学期家里一时困难。妈妈与我商量，让我晚交学费一个月。我答应了，也与老师说过了。大概学校也一时遇到困难，老师告诉我们，开学一个月内，必须交齐学费。于是，这个月中，我几次被老师赶回家催要学费。那时爸爸的工资才40多元钱，每个孩子3元钱学费，三四个孩子的学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再说，那时的学生几乎都拖交学费。大家都不交学费，老师压力更大。有一天刚刚上课，老师就让我们几个未交学费的同学回家催要学费。我跑回家向妈妈要学费。妈妈一听要学费，马上急了，生气地拿起一把大笤帚，向我挥动起来。我吓得回头就跑。跑了几步，回头一看，妈妈并没有追来。于是，我也再回来继续申诉理由，强力催要。想好的三条

申诉理由还没讲完第一条，妈妈生气了，大吼一声：“我们不是讲好了下个月交学费吗？！”于是，妈妈又挥起那把大笤帚。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撒腿就跑。跑了几步，我回头看看，那大条帚还高高地悬在我的头上。就这样，我和妈妈就像跑百米冲刺，一前一后跑在去学校的路上。当时，我还特别庆幸自己比妈妈跑地快。后来长大了才晓得，妈妈那年还不到30岁，无论体力还是速度都比我这个小学生强百倍。那高高悬在我头上的大笤帚，不是不能落下，而是妈妈不想落下。现在想起来，当年妈妈那高悬在我头上的笤帚，饱含着多少对儿女的疼爱，又饱含着多少生活中的酸楚和无奈。

妈妈对儿女的爱，无需跋山涉水，无需飘洋过海。它就在这些平凡的日子里悄然绽放，就在这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言传身教中静静流淌。

1966年10月初，我随着同学去北京“大串联”。到了北京后，正值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和哥哥一同参加了毛主席的第五次接见。当时我们都坐在西长安街电报大楼一侧。待毛主席的车队从西边过来时，坐在我们旁边的大连海运学院的大学生队伍激动得都站立起来，并向马路中间涌去。我们这些小初中生，被一群大学生裹胁着，就像鸵鸟一样，顾头不顾腚往人群里钻。鞋子掉了，衣服掉了，都全然不顾了。毛主席的车队快速通过后，长安街上一片鞋子。那时我们穿的鞋子几乎都是一样的，全部都是塑料底黑布鞋面的方便鞋。我的鞋子也跑掉了，随便在大街上找了一双鞋子穿上回到了接待站。见到哥哥一问，才知道他们几位“老高三”同学都见到了毛主席。原来，他们一见队伍乱了，不是向前跑，而是向后跑到了台阶上，一切都尽收眼底。第五次毛主席接见后不久，哥哥就回家了。我因为坚决要等待毛主席接见，就一直在北京等候。在我们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每一个激情少年都有一个对政治领袖无限崇拜的情结，仿若现在的“追星族”。只是我们那时的崇拜多少还意味着对参与某种崇高事业的热情。不似当下的“追星族”，崇拜者的热情已经不再指向某种向上攀登的崇高目标。毛主席的第六次、第七次接见，由于各种原因，愿望也没实现。直到1966年11月26日毛主席第八次接见，我终于见到了毛主席。之后，又在北京各个高校“大串联”一个多月，年末了，才想起回家。

记得当时经过几天的等待和辗转换车，新年之后，我才踏着已经不知是家乡的第几场雪，穿着北京接待站发放的军大衣和军人的秋衣秋裤，昂首阔步，趾高气扬地走在回家的路上。近家门之前，我就开始准备向爸爸妈妈要作的汇报提纲。甚至连汇报的方式我都想好了，哪些故事要单刀直入地说；哪些传说要神秘兮兮地讲；爸爸妈妈从来未见而我这次见闻过的事情，一定要绘声绘色，声情并茂地讲给他们听。当时，我甚至为自己的有备而来感动了，激动了。当我推开家门，大喊了一声：“爸爸妈妈，我回来啦！”没人回答。我抬头看了一眼全家人，突然发现家里的空气特别凝重。我刚刚放下书包，还没脱下大衣，爸爸妈妈便一起向我开火。语言之犀利，态度之严肃，都是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第一次。爸爸骂我：“你就是没长心！”。妈妈一边骂着还一边伤心落泪：“你一走就是两个多月，不给家里邮一封信，不给家里捎一个字！你心里从来就没有爸爸妈妈！”哥哥也帮腔：“你以为你的生命就是你自己啊？这里还有个家！”爸爸妈妈的“双骂”，再加上哥哥的旁敲侧击，我简直是无地自容。三个妹妹和小弟也面面相觑，胆战心惊。我当时真的蒙了，脑袋一片空白。

当年我如何也想不明白，我不就是离家两个多月的时间没写信吗？爸爸妈妈至于这么生气，这么愤怒吗?后来，直到我自己作了父亲，才突然醒悟。那是儿子工作后，晚上时有应酬。一旦回家晚点儿，我就心急如火，一遍遍到阳台上张望，那时还没有手机。有一次，到晚上23时多儿子还没回来。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家里团团转，后来竟打车去了饭店。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理解了爸爸妈妈当年的伤心与愤怒。两个多月的无声无息，两个多月的踪影不见，这对于父母来说，是何等肝肠寸裂的心痛，是何等痛彻心扉的残酷。这个时候我才明白，心疼是一种爱，能一辈子思念着你，一辈子的思念从不会被岁月所改变，除了母亲思念远方的儿女，再没有任何思念可以替代。这时候我也才明白，父亲母亲是一种岁月，读懂、理解、认识父亲母亲，也需要岁月的磨砺。只有心还知道疼的时候，才能深切地感知父亲母亲的美好，亲人的美好，这个世界的美好。

青冈一中的文革始于1966年6月20日“老高一”的第一张“炮轰”校党委的大字报。哥哥和“老高三”的同学们，还沉浸在备考的水深火热之中，多数人对此无动于衷，漠然处之，木然对之。之后的几天里，整个一中校园里“大字报”、“大辩论”如火如荼。哥哥他们“老高三”一族，还差两周就高考了，因此，他们全部采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应对文革运动的模式。一些学弟学妹开始炮轰他们是“保皇派”。再后来，中央发布了“大学停止招生的通知”。哥哥他们“老高三”学生更是像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都懵了。一段时间里学弟学妹们批评他们“保皇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一天我和哥哥在一块儿吃饭，谈起学校里“大字报”和“大辩论”来。说着说着，我的革命激情主义就上来了，他的火爆脾气也爆发了，我俩的辩论就变成了吵架。妈妈先是劝解，谁也不听。妈妈突然勃然大怒：“我不管你俩谁是保皇派，谁是造反派，你俩都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就马上闭嘴，好好吃饭！”一看妈妈真生气了，吓得我们“两派”马上闭嘴。前几天看《那吒2》，听到那吒母亲殷夫人那句名言，我才倏然想起，殷夫人那句式，我老妈早在半个世纪前就给我和哥哥用过了。

还记得当年妈妈离开我们时那个漫漫的弥留之际。妈妈确诊为食道癌和胃癌后，因为年龄大了，医生不建议作手术，遵医嘱进行一段时间的保守治疗。2006年初，我们又为她作一次食管支架。坚持了半年多时间后，支架里又长满肿瘤，营养主要靠输液。她老人家在最痛苦的时候，从来都不大声呻吟，她怕我们着急上火，她的坚强让人感动。在老人家最后十几天的弥留之际，只要清醒，她就会把身边的人扫视一遍。如果我们兄妹六人中有谁不在场，她就将头转向门口。我们就马上通知某某快来医院。妈妈就是这样，心中装着每一个人，又不让她的痛苦影响每一个人。

一个人的生命不单纯地属于自己。我们的生命都是父母生命的一部分。父母与子女的分离，只是一种暂时的物理空间距离，他们之间那种血脉关联，那种心灵感应，那种心有灵犀的牵挂，都是永远在线的。

妈妈的心灵是一座深邃的花园

回忆母亲，是一种美妙的精神漫游。在某个日落的黄昏，在某个宁静的夜晚，我时常独自一人，或呷一口茶，或把玩一小杯红酒，静静地回忆、品读母亲的岁月深处，柔柔地走进母亲的心灵世界，渐渐地发现母亲的心灵是一座广阔深邃的花园。

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虽然生活拮据，但常年都有父母接济的农村亲属在家长住。邻居都说我家是一个大车店。

大约是哥哥一两岁时，三姑因姑父突然去世，其时三姑还没有孩子，在婆婆家住不下去了。当时爷爷奶奶也都去世了，三姑只得住到我家来。这一住就是好多年，直到三姑再婚。妈妈与三姑同在一个屋檐下，和睦相处，共度时艰。后来听三姑说，那时家里只有哥哥和我两个孩子，加上三姑共计五口人，只靠父亲一个人作木工活挣钱养家。这期间，我家还搬到姥爷所居住的民政乡丰收村住了两年多。在农村，木工活不多，爸爸的收入也没有保证。在当时，五口人的饱暖都是大问题。有一次哥哥发高烧，嚷着要吃白面馒头。当时真是没钱买馒头，妈妈与姑姑就找来白玉米磨成面，作出白玉米面馒头给哥哥吃。当时我也就两岁多，看着哥哥吃馒头，也哭喊要吃。妈妈和姑姑都不给我，因为白玉米太少了。我不高烧，当然没有资格吃白玉米面馒头了。后来，我有病时也如法炮制，同样也吃到了白玉米面作的馒头。以至于之后许多年，在我和哥哥没有吃到真正白面馒头之前，我们都以为馒头与窝窝头只是颜色和形状的不同，味道是一样的。

妈妈与三姑一起生活了五六年，两个人相处得情同手足。在我们长大以后，三姑每年秋收以后，都要带着最小的表弟或表妹来家里住上一段时间。

三姑再婚没几年，姑奶又带着小表叔来到了我家。当时表叔又瘦又小，还体弱多病。爸爸妈妈不但要为姑奶娘俩提供衣食住行，还要为表叔寻医问药。后来，表叔又得了精神分裂症，整天疯疯癫癫。妈妈在极度贫困的情况下，既要呵护我们兄弟姊妹的健康成长，还要照顾生病的表叔。这样高强度，高压力的生活持续了两三年时间，妈妈硬是靠自己柔弱的双肩挺过来了。后来，表叔年龄大了，身体长高了，体质也健康了。爸爸便带着表叔学木工手艺。表叔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爸爸妈妈又张罗给他结婚成家。表叔成家后，姑奶还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去了表姑家。

这两件事都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那时爸爸的工资只有40多元钱，家里的生活全凭妈妈的精打细算来支撑。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姑姑从黑龙江中医学院毕业回到青冈县医院工作。因为当时国家实行医疗资源向基层倾斜的政策，姑姑的一些大城市同学也同姑姑一道分配到县医院工作。这些城市青年刚到县城工作，有许多不适应，姑姑就在节假日带他们到我家来玩。每当这些年轻人来家时，妈妈就像接待贵宾一样，把家里最好的吃喝都拿出来招待这些年轻人。其实，在那个贫困年代，真的没有什么好吃好喝的招待客人。妈妈就变着法儿地把土豆丝儿，土豆块儿，辣椒丝儿，辣椒块儿，萝卜丝儿，萝卜块儿尽量作的好吃又好看，色、味、香、型均提高标准。加上东北特色的煮玉米，烀土豆，蒸茄子。再配上妈妈用自家大酱加鸡蛋小辣椒作的酱焖子，每个人都吃得兴高采烈。过小年时的黄米“腊八粥”，还有妈妈亲手作的粘豆包和年糕，更让这些城里的年轻人赞不绝口。妈妈的粗茶淡饭，让这些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年轻人感受到了基层老百姓的温暖，也让他们品味到了县城贫困生活的淡雅与清欢。姑姑的这些同学在青冈县医院工作的那些岁月，也是妈妈最开心的日子。记得有一次妈妈带我去医院看医生，一进医院门诊大门，就不断有“白大褂”与妈妈打招呼。这个喊：“二嫂，来了！”那个问：“二嫂，有事吗？”妈妈总是微笑点头回答：“没事，没事。我来看看玉华（姑姑的名字）。”我偷偷地抬头看妈妈，那派头就像大领导来视察一样。

上世纪七十年代，爸爸妈妈还接济了堂妹和堂弟两个人。因为伯母去世早，堂妹和堂弟先后来到我们家。当时我和哥哥先后参加了工作，家庭生活有了一些起色，但仍然很拮据。先是堂妹淑艳来了，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后，爸爸帮她找了一份工作，进了工厂。堂妹所在的工厂经常有夜班，妈妈要为她准备盒饭，爸爸还要负责夜晚上下班的接送。后来，哥哥又帮堂妹调到了供销系统的商店，从此堂妹不用上夜班了，我们全家都少了许多负担。堂妹到了婚嫁年龄，爸爸妈妈又张罗给她介绍了对象，帮她准备了嫁妆，送她结婚。后来，堂妹再回家，先是带着妹夫回家，几年后，就是一家四口人回家了。每次他们回家，妈妈都高高兴兴地为他们准备好吃好喝。堂妹的两个孩子也十分喜欢到姥姥家玩，因为这里不但有吃喝，还有玩伴儿。一次，我家的小三儿、小四儿与堂妹的两个孩子不知何故在放学的路上打起来了，恰巧堂妹下班回家撞见。堂妹拉开了两队虎视眈眈的兄弟，然后对她两个儿子说：“走，咱们找他俩的奶奶告状去！”然后，押送着四个孩子回家来了。听完堂妹的诉说之后，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妈妈笑着对四个孩子说：“真是大水淹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啦！好了，你们等着，我给你们准备好吃的。”不一会儿，四个孩子和好如初。围着奶奶姥姥准备好的丰盛晚餐，大快朵颐。

堂弟小时候因为第一次看见电焊工工作，那色彩斑斓的电焊弧光，让他忘乎所以，以至于流连忘返，加之电焊工缺乏职业道德也没有及时提醒。堂弟回家后，两眼就都红肿起来，眼睛睁不开。家里人急忙把堂弟送到我们家，妈妈马上带他去医院看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小弟的眼睛恢复了视力。堂弟中学毕业后，也经常住在我们家。后来，我和哥哥帮他应征入伍，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二舅家的小表妹燕子，由于父母过世，在农村生活困难，也来到我家居住。燕子刚来时才十二岁。她机灵勤快，心里有事儿，手上有活儿。整天围着妈妈，跑前跑后，帮助妈妈照顾孩子，料理家务。燕子有爱心，又有耐心，很快得到全家人的喜爱，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家庭中的一员。后来，燕子在大哥的帮助下，进了一家饭店工作，并学到了一手烹饪好技术。由于燕子聪明好学，为人真诚热情，正值青春好年华时节，又赢来了爱情。结婚生子后，火火热热的日子过了好多年。后来，国营商业体制改革，她又风生水起地做起了服装买卖。正值生意兴隆，小日子蒸蒸日上的时候，小妹夫突然去世。这晴天霹雳似的打击，没有击垮燕子。她以自己柔弱的双肩，硬是撑起家庭兴业发展的大梁。经过多年的探索与拼搏，她带着孩子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硬是建设起自己的饭店，为孩子和自己购买了楼房。做到了自己有买卖，有车还有房。在谈到自己艰苦奋斗历程时，燕子深有感触地对我说：“我能有今天，多亏姑姑家的全员帮助。我在最困难时，就想当年姑姑是怎么说的，又是怎么作的。按照姑姑说的去作，按照姑姑做的去坚持，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就没有爬不过去坡儿。我身上有姑姑的血脉，有姑姑的性格，我的头脑是李家的理念，李家的思维，李家的文化。”

逝去的时间，可以毁灭一切，消灭一切，但回忆可以拯救一切，复活一切。私以为，回忆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机械性回忆，也可称为强制性回忆，或反应性回忆。这种回忆总是有一些规定性的情景作引导，譬如一本回忆录，一册影集，或一个故事的叙述。这些规定性情景都可能使人们经历的某些事件或过程复现在我们的脑海里。另一种回忆是“不由自主的回忆”，或称“下意识的回忆”。这种回忆多是来自心灵感应，来自血脉相连，来自心有灵犀。我以为，只有这种回忆才是人生最美好的回忆，才是人生最有价值的回忆。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每个人都可能遇到这样的情景，当我们进入了某种思念或浮想状态，就会有一些记忆在脑海中浮现，就会有一些情景在眼前飘然而至，就会有些生命历程复活在记忆中。回忆母亲，就可享受到这种“不由自主”和“下意识”回忆的美好感受。回忆母亲是一个曼妙的精神享受过程，我们跟着母亲沧桑岁月中坚定的脚步，循着生命中母亲给予我们的光亮和指引，我们走进了她的岁月深处，我们融进了她的心灵深处。我们发现，母亲的岁月，母亲的心灵，确实是一座广阔深邃的花园。

人情练达即文章

妈妈从小没有读过书，可谓目不识丁，但在我们的心目中，妈妈从来都是一个“文化人”。妈妈是一位天生的乐天派，我们小时候，在那些缺衣少食的日子里，妈妈总能把贫困生活谱成曲，将艰苦岁月化作歌，硬是在家徒四壁与褐衣蔬食的境况下，坚韧不拔，穷且益坚，带领我们兄弟姐妹六人，走出了那个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艰苦岁月。

妈妈有超强的持家能力。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家的财政大权始终都掌握在妈妈的手里。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妈妈凭借着爸爸那40-60多元的工资，苦撑起全家八口人的生活。再加上经常有亲属长住，入不敷出是我家财政状况的常态。妈妈就是在这样的窘态下，量入为出，精打细算，把我家的小日子经营得井井有条。

记得当年妈妈有一件天蓝色圆领女上衣，那是妈妈的礼服，没有大事，总也舍不得穿。哥哥上初中时当班长，每当县里召开运动会时，妈妈就给哥哥穿上她的礼服。哥哥穿上妈妈那天蓝色的女上衣，嘴里吹着口哨，神气十足地走在队伍旁，那派头不亚于今天大阅兵的总指挥。

我还记得那一天，虽然已经很遥远很遥远了，我却从来没有忘记。那时我上小学五年级，学校要召开运动会。老师要求参加检阅的学生都必须穿白衬衫、黑裤子、白球鞋。白衬衫黑裤子，我和哥哥能共用一套，白球鞋就让妈妈犯难了。那时我们都穿妈妈自己缝制的布鞋，从来没有白色的。后来，妈妈不知道从哪儿翻出一双哥哥穿烂了的旧球鞋，每只鞋上至少有三个以上的洞洞。妈妈就用针线把每一个洞洞编织好，又把破损的鞋帮用线锁好。然后把一些粉笔头儿用水泡成糊糊酱，再用刷子把旧球鞋刷成白色。在太阳底下一晒，一双白亮亮的球鞋就似月出皓兮地呈现在我的面前。妈妈又找到了两根妹妹用过的黄色头绳儿，给我作鞋带儿。我穿上这白亮亮的球鞋，那种兴奋无以言表。我跑出家门，在校园旁的小树林里，踏着一地摇曳的光影，我的心情也一下子斑斓起来。忽如一阵春风来，我就像驾驭着春风，轻盈欲飞地疯狂奔跑起来。细碎的阳光和斑驳的树影，就像快进的镜头，在我眼前倏然闪过。时而又有小鸟的啼鸣坠落在我的脚前，伴着我旧鞋新粉的白烟，溅起一朵朵一个人的兴奋与狂欢。驰心骋怀地疯狂奔跑一阵儿之后，走出小树林，我低头一看，傻眼了。我那白亮亮的球鞋一下子改变了模样，露出又黑又破又丑的庐山真面目。原来那粉笔糊糊根本没有负着力，我一阵儿小小的狂欢，它们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回到家，妈妈虽然照例一阵唠叨，但还是用剩下的粉笔糊糊又给我涂抹一阵儿那双旧球鞋。还好，那双经妈妈细心涂抹的旧球鞋，放到阳光一晒，还照样闪着白亮亮的光。但我也知道了，穿着这双鞋走路，一定要四平八稳地走，稍有疏忽，就会原形毕露。

在妈妈煞费苦心的经营下，在妈妈苦中作乐的乐观情绪感染下，虽然我们当年囊中羞涩，但在妈妈苦心孤诣地精巧设计下，我们兄弟姊妹的灵魂总是丰满而热烈的。

记得那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爸爸被评为出席省劳动模范。参加表彰大会回家来，带回一枚奖章，还有一件贵重的奖品，那是一条墨绿色的线织毯子。当然，这条线毯当时价格可能不会太贵，但对于我们家可是绝无仅有的宝贝。这宝贵的奖品妈妈一直舍不得用，总是压在箱底珍藏着。待到六十年代末，哥哥结婚时，妈妈才拿出来想给哥嫂用。结果展开一看，线毯早已经腐烂，用手指一点，就是一个窟窿。多年的珍存，变成了废物，妈妈好一阵后悔。在物质绝对匮乏的日子里，节省不但是妈妈的一种习惯，而且还是她坚定的文化理念。虽然有时过犹不及，但这就是那个时代给那个时代的人留下的深刻印记。

妈妈的协调力超人一筹。从小到大，我家的对内对外总协调都是由妈妈负责。爸爸六岁时奶奶去世了，十二岁时爷爷又去世了。爸爸的叔叔（我们称八爷）就把爸爸接到县城，并推荐爸爸去木匠铺学徒，三年后出徒就在木匠铺工作了。到了成婚论嫁的年龄，爷爷奶奶为爸爸张罗并主持了婚事。爸爸妈妈1945年结婚，结婚后一直与爷爷奶奶和姑姑们生活在一起。听姑姑说，她小妈妈九岁。妈妈来家后，姑姑就整天和妈妈粘在一起，就如同亲姊妹。记得是在大妹妹出生后，家里人多了，我们才从爷爷奶奶家搬到毗邻的西屋一间半房独立居住。虽然是独立居住，但我们与爷爷奶奶和姑姑还都是住在一个大院里。爸爸妈妈依然对爷爷奶奶照顾有加，妈妈与两个姑姑也依然情同手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老姑考取了黑龙江中医学院，妈妈帮助姑姑缝制了全套行装。因为那时还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布匹和棉花都是凭票购买。家里棉、布票不够，妈妈就跑回农村老家，这家要点儿，那家求点儿，凑够了所需的布票和棉花票。至今，我们去看姑姑，姑姑还总是念念不忘这件事。

文革前，我们家族祖宗牌位的供奉，都是由妈妈亲自负责。每到除夕之前，妈妈就开始准备贡品。那时虽然物资短缺，但贡品的准备是丝毫不能怠慢的。妈妈总是把最好的食品、水果贡献给祖宗。除夕夜，在年夜饭开始前，妈妈还庄严地带领我和哥哥为祖宗敬香叩头，然后再去爷爷奶奶家拜年。拜祖敬老的这些仪式仪轨，妈妈总能自觉地循规蹈矩，身体力行，且坚持始终。文革开始后，城里因为“扫四旧”，不能供祖宗牌位了，我家的祖宗牌位就转移到农村的伯父家。这之后，每年除夕晚上，妈妈都要到我家附近的“十字路口”为列祖列宗烧纸敬香。周总理、毛主席逝世后，妈妈在列祖列宗的名单中，又增添了周总理和毛主席的名字。

还记得，爸爸的师傅健在时。每年初一，妈妈都为爸爸早早地准备好礼品。早餐一结束，妈妈就督促爸爸带我和哥哥去给师傅拜年。正是在这些小事上，妈妈把中华文化的传承，一点一滴，一板一眼，潜移默化地传承给我们。

哥哥结婚后，在此后的十多年里，我和三个妹妹及小弟也都陆续结婚，家里一下子多了六个外姓人。妈妈处理我们之间矛盾只有一个原则：儿子与媳妇有矛盾，主要批评儿子；女儿与女婿有矛盾，主要批评女儿。妈妈对外宣传主旨总是一句话：我家的媳妇是最好的，我家的女婿是最好的。

妈妈在邻里之间，也是协调高手。谁家有矛盾了，都找妈妈为他们协调，邻里们都相信妈妈有这个能力。当然，主要是妈妈出自善良用心的办法管用。

妈妈有不寻常的动员力。记得上世纪60-70年代，我家三次建房。第一次是盖两间土坯房。那时我还在读小学。托土坯是一个繁重的体力活，我和哥哥还小，只能做些辅助性劳动，重体力都是农村亲属帮忙完成。盖房子的总设计师是爸爸，所有整体设计，木工制作，材料购置等，都是爸爸带着他的徒弟完成。土坯制作是妈妈带领农村亲属来完成，两间房的土坯制作是一项浩大工程。在县城的一个大托坯场，妈妈指挥几位舅舅及他们的朋友挥汗如雨地劳动，我和哥哥负责送水送饭。我们这些亲属都是托坯的行家里手，他们干活利索，手法娴熟，力气又大，几天时间，就把两间房的土坯制作完成。之后，妈妈又带领我和哥哥负责晾晒、码垛等工作。第二次增盖一间房，同样是请人帮忙完成的，请来帮忙的多数都是姥姥家的亲属。后来，哥哥和我都结婚了，孩子也都大了。爸爸妈妈决定再建五间房，一次性解决全家的住房问题。第三次盖的房是“一面青”，就是有门窗的一面用砖砌墙（过去的砖都是青色），其余三面用土坯或“拉合辫子”。我们选择了“拉合辫子”做后三面墙，这样就大大地增加工作量和人力物力的消耗，但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所谓“拉合辫子”就是用谷草卷黄泥再拧成粗粗大辫子，然后用这泥辫子砌墙，这种墙干透了又结实又保暖。卷“拉合辫子”是个又苦又脏又累的活儿。干这活儿的主角，都是妈妈老家的亲属。那时，每天都有几十人干活。妈妈既是现场指挥，还是后勤主管，辛苦到了极致，但妈妈每天都是春风满面。有一天，妈妈站在一个台阶上，看着满院子挥汗如雨干活的亲属，骄傲地对我说：“你看看，都是我们老家的人！”妈妈的动员力主要来自她乐于助人和好善乐施的品格。她经常对我们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人帮，不管你们将来作什么工作，都要有人帮助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

妈妈生前虽没有留给我们什么隽永的箴言哲思，也没有留下要我们恪守的谆谆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苦奋斗的一生，她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博施济众的大爱，随光阴的流逝，在我们心中印象愈加鲜明深刻。妈妈永远都是行动派，她处理大事小情，协调家里家外，总是用心用情去做，用她的身体力行，告诉我们一些人生的大道理。虽然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物质的匮乏是常态，但贫穷对我们六个兄弟姊妹来说，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馈赠。在那个时代，我们跟着爸爸妈妈学会了坚韧，懂得了珍惜，体会到了最纯粹的人间真情。现在，回想起与父母一起生活的日日夜夜，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笑一颦，都早已成为我们的血脉，成为我们一代人的习惯，也化作了我们生命中最温暖的底色。

记忆中的芬芳

妈妈一生都喜欢花儿，我们小时候，虽然家境清贫，但一年四季，家中到处都有鲜花开放。记得还是和爷爷奶奶住在一个大院的时候，那是个秋风起，黄叶飞的季节。我们帮妈妈把散在屋外的各式各样的花盆搬到屋里，顿时，小屋处处都漫溢着鲜花的芬芳。

记得有一年，妈妈不知从哪儿弄来许多菊花，至少也有十多种。这些菊花被妈妈栽种在各式各样的“花盆”中。说是花盆，其实就是为每株花提供一小块儿土壤的容器。这些“花盆”，有的是旧铁盒、铁盆；有的是陶罐、陶缸；有的是小筐小篓；有的是木箱木盒；甚至还有破旧的痰盂。总之，名副其实的花盆没几个。妈妈的花盆虽然不正规，但妈妈侍弄的菊花，株株都是正儿八经地成长，循规蹈矩地蓓蕾，泼泼洒洒地绽放。那时，家里空间狭小，一个窗台，只能摆几盆相对规格一点儿的花盆。其余各种奇形怪状的“花盆”，我们就把它们一股脑儿地堆在堂屋的一个角落里。那年霜降较早，室外已经朔风凛冽，寒气潇潇，我家屋里却一片春意盎然，大有一种“我花开后百花煞”的气势。依然芬芳的菊花虽然开在冬天里，但我们清澈的心里，却总是春光无限。堂屋里那堆花盆多是菊花，黄色的花淡雅飘逸；白色的花高洁玉立；紫色的花热烈深沉。堂屋的四壁都是泥墙，加上经年的烟熏火燎，又没有任何装饰，那是名副其实的环堵萧然。只有这堆菊花，洋洋洒洒，肆意地浪漫，疯狂地灿烂，不仅家里满堂生辉，我们每个人也都有些春风得意。妈妈栽种的菊花品种很多，她自己也叫不出名字来。我和哥哥就根据花的颜色和花型胡乱地给每枝花起一个芬芳的花名。黄花有橘黄、明黄、雌黄等；白花有青白、粉白、乳白等；紫花有玫瑰紫、青莲紫、牵牛紫、紫月红等颜色。花的形状有单瓣儿、复瓣儿、毛刺、松针、回勾等。我们有时称这枝为明黄毛刺，那枝叫复瓣儿青莲，这个冠名郁金黄勾，那个称谓青白龙爪。我家菊花正艳时，往往也是户外寒风乍起时。每当放学推门进家，满眼春光潋滟，菊香漫溢，虽然是一座清贫的寒舍，但也氤氲着一种别样的气息。有时，我和哥哥高兴起来还为自己喜欢的菊花题词，写在一张小纸片儿上，用线系在菊花的枝条上。有的写“亭亭玉立”，有的写“清雅脱俗”，有的写“坚韧不拔”，有的写“傲雪凌霜”。妈妈虽然看不懂我们哥俩写的这些文字，但她知道我们都认可了她的辛勤与爱心。后来，我在自己读过的旧书里还翻出一片当年题写的小诗：

咏菊

莫道菊花艳，

但观此时令。

百卉凋丹朱，

惟汝吐春风。

一个家庭，哪怕贫穷得绳床瓦灶，但只要有妈妈在，便有鲜花璀璨，便是一个温暖的港湾。

妈妈喜欢养花的爱好，一直坚持到老年。后来家庭经济条件好了，妈妈养花的品种，花盆质量也都提升了，但我们当年半夜查字典为花命名题词的兴致却再寻觅不到了。

后来，我们搬家到哈尔滨。有一年，我们兄弟三人和妹妹们带着孩子陪妈妈到太阳岛公园游玩。妈妈第一次看见岛上大面积栽种的各样花圃，特别兴奋。她长时间沉浸在这花海中，流连忘返。嘴上还不断地自言自语：“啊！还有这样栽花的，像种地一样？”妈妈兴高采烈地走在花圃间的小径上，一行行观看，一朵朵端详，啧啧称赞这栽花的规模，喋喋不休地感慨这些花的精美精致。凡是见到她认识的花，都要给我们讲起当年她是如何获得这种花苗的，又是如何侍弄的，花开的时候有多么艳丽，多么新奇等等。妈妈如数家珍地叙说，也如一朵微笑的花朵，瞬间给我们带来许多记忆的芬芳。不知不觉妈妈在花海中已经徜徉了两个多小时了，但妈妈赏花的兴致依然不减。同行的孩子们已经跑累了，也跑饿了，都吵嚷着要去饭店。妈妈望着远处一片片花圃，似乎意犹未尽。不知哪个孩子喊了一声：“奶奶，明年咱们再来。明年花更好！”

我紧跟着妈妈那踟蹰的脚步，看着妈妈那微驼的后背，细心倾听她那喃喃的自言自语。我倏然省悟，眼前的花朵还散发着昨日的芬芳，但妈妈再也没有当年的风光了。

那年在太阳岛游玩后，妈妈身体就一年不如一年了。虽然这之后，我们也曾多次遇到“明年花更好”的时节，但妈妈再也没给我们“再与亲同”的时机了。

现在，只要一看见妈妈曾经养过的花，无论是在花盆里，还是在花圃中，亦或在大地上，总能感觉到有一阵和煦春风吹过我们的心田。那婀娜多姿花的形貌，那芬芳馥郁的花香，总是在我们的记忆中荡漾。

母亲是一种岁月，父亲也是一种岁月。因此，我们读懂父亲母亲这种岁月，总需岁月的洗礼和磨砺。待到我们能够读懂、理解、悟深、悟透父亲母亲这种岁月时，我们自己也便成为儿女的一种岁月。这就是岁月的吊诡吧?

2025年3月15日

于三亚耶梦长廊观澜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