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O法人日本國際藝術研究院的美篇

NPO法人日本國際藝術研究院

比较艺术学

重审东方艺术的现代性

王凱（美学·美术史）

【摘要】

本论以袁运生的《游春》与加山又造的《春夜》为研究对象，从图像结构、文化语境与美学思想三个维度出发，探讨“春”这一自然主题在中日现代绘画中的视觉化过程与文化转译。通过图像学方法与跨文化比较视角，论文揭示了两位艺术家如何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通过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激活，建立具有东方精神特质的当代视觉表达。《游春》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对民族文化与青春生命力的视觉书写，而《春夜》则呈现出日本战后美学中的幽玄与空寂的诗意抒发。二者虽路径不同，却在各自文化内部推动了一种不依附于西方中心的“东方现代性”建构。本文所呈现的比较研究，不仅为中日现代艺术的对话提供新材料，也为全球艺术史视野下的东方经验讨论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

袁运生；加山又造；春天意象；现代绘画；东方美学；图像比较；文化语境

引言

袁运生与加山又造，作为中国与日本20世纪后期极具代表性的艺术家，分别在各自的文化传统与时代语境中形成了富有辨识度的艺术风格。他们的创作既深植于民族文化土壤，又体现出鲜明的现代意识，尤其体现在对自然主题的表现上，两者均将“春”这一传统意象转化为现代语境下的艺术语言。袁运生的《游春》创作于改革开放初期，作品以充满生命力的线条与象征性图像构建了一幅活力四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春日长卷。笔者初次接触袁运生的白描作品是在1979年于国内大学求学期间，那时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被他笔下充满韵律与动感的线条深深震撼，争相临摹，以其为典范。他所代表的正是一种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积极求索的中国艺术姿态。相比之下，日本画家加山又造的《春夜》则呈现出另一种东方美学路径。早年便仰慕加山先生的作品，他以高度节制的色彩与装饰性图案语言，营造出静谧、幽玄的春夜意境。2003年，《艺术公论》杂志曾以“现代艺术界的牵引者”为题，对笔者作品与加山又造作品同页刊载介绍，这一机缘促使笔者更加深入地研究其艺术理念，并特别选取《春夜》一作，与袁运生的《游春》进行比较分析。两幅作品虽在风格与表现手法上大相径庭——《游春》强调叙事性与动态构图，而《春夜》更注重意境营造与内省情绪的流动——但皆以“春”为题，传达出艺术家对自然、生命与文化记忆的深切体悟。通过这一对比，我们不仅得以窥见中日现代绘画语言的异同，也能更深刻地理解在“春”的图像中，两位艺术家如何以各自方式回应本土文化传统，并在全球艺术格局中建构起具有东方精神的现代视觉表达。

一、中日绘画的语境与审美

1．中日现代绘画的发展轨迹

20世纪是中日两国社会剧烈变革与文化重构的世纪。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与本土传统的反思，艺术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表达媒介。在中国，现代绘画的发展经历了从“中西融合”到“民族形式”的探索过程，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艺术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个人表达与多元风格逐渐兴起，出现了如袁运生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艺术实践。相比之下，日本现代绘画的发展更早受西方影响，明治维新后即大规模引入油画等西方媒材与技法，形成“洋画”与“日本画”并行的局面。战后日本艺术更趋国际化，许多艺术家尝试在西方现代主义与日本传统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加山又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体现了对日本自然美学的现代化转译，同时又保有东方精神性特质。

2．文化传统中的自然观与审美观

自然在中日传统文化中都占据重要位置，但两者的理解方式存在差异。中国传统强调“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有机融合，这种观念深刻影响了中国文人画的精神内涵。春天不仅是季节变迁的象征，更寓意着生机与和谐的哲学意象。而日本文化中的自然观更偏向于“物哀”与“空寂”，即在季节流转中体会生命的短暂与美的瞬间。这种“以小见大”的审美取向，使得日本艺术更注重微观感受与形式节制，强调感性的情绪流动。这些文化背景直接影响了艺术家的表达方式。袁运生在《游春》中通过繁复的构图与象征性的意象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精神统一；而加山又造的《春夜》则更注重色调与氛围的营造，体现出一种静谧而诗意的情绪状态。

3 ．现代性语境下的艺术自觉

进入20世纪中后期，中日两国的艺术家在面对全球现代艺术潮流的同时，也在思考自身文化身份的表达问题。这一阶段的艺术创作不再是简单模仿西方，而是转向“本土化”的现代语言建构。袁运生的现代性意识体现为他对传统壁画与民间艺术元素的重新激活，将传统符号转换为具有现代视觉冲击力的绘画语言；加山又造则以东方哲学为基础，结合抽象与装饰性的画面构造，强调个体精神体验。这一艺术自觉不仅表现为技巧与形式的革新，更体现为对“如何在现代世界中讲述东方经验”的深层思考，正是这种努力，使他们的作品具备超越地域的文化张力，也为中日现代绘画比较研究提供了深厚的语境基础。

二、传统语汇与现代视觉的融合

1． 图像主题与叙事结构

袁运生的《游春》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他在改革开放初期艺术语境中对“春”这一传统意象的现代诠释。全画长卷式构图，人物与自然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面，体现出明显的叙事性。这种叙事性既延续了中国传统山水长卷中“移步换景”的观看逻辑，又引入了现代艺术对人物动态和空间节奏的处理。画面远方以一群青年男女为主体，身姿轻盈，神态自然，散发出对生活的热爱与对自然的亲近。人物的布局打破了传统工笔人物画的正中轴线排列，采用更自由的构图方式，使画面具有开放性与时间感。春天的主题在此不再是抽象的哲学意象，而是通过青春的身体、鲜活的色彩与自然的互动被具象化为生命力的庆典。袁运生通过这一视觉叙述，传达出个体与自然、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和谐共振。

2．形式语言与视觉策略

从技法层面来看，《游春》融合了工笔与写意、装饰与表现等多种语言。人物部分细腻勾勒，线条简练却富有表情，服饰纹样参考了敦煌壁画与民间年画，具有浓厚的文化认同感。前景山水巨石与植被则运用较为自由的笔触和疎密的线描组合的手法，使画面在写实与象征之间保持张力。色彩方面，袁运生大胆采用高饱和度的色调，整体色彩明亮而富有层次，明显有别于传统中国画的工笔设色，也不同于西方印象派单纯的光色关系，而是建立在图像象征与心理感受的基础上。此外，袁运生在构图中刻意营造一种节奏感，人物之间的互动、视线的引导、景物的排布都带有舞台调度的意味，强调了视觉与情绪的共鸣，形成类似舞蹈的流动感，呼应了“游春”这一主题的动感特质。

3．文化符号与当代表达

《游春》不仅是视觉上的春日游历，也是一场文化记忆的召唤。画中元素隐含着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借鉴与再造。然而，这些符号在袁运生笔下并非复古的再现，而是现代视觉中的“重构”。在这一过程中，袁运生展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他不再将传统作为不可更动的“遗产”，而是将其作为活跃的视觉资源，通过当代表达赋予其新的生命。这种“再传统化”的艺术策略，使得作品在面对西方现代主义压力时，展现出东方文化主体性的坚定立场。同时，《游春》的出现也标志着中国当代艺术从政治宣传语境中逐步走向个体表达与形式探索，其青春、自由、生命赞歌的主题，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启蒙意味和社会影响力。

三、东方美学的现代转译

1．意境营造与主题表达

《春夜》是加山又造代表性的春季主题创作之一，展现了他在战后日本艺术语境中对自然与生命的深层体悟。作品并不以叙事性或人物形象为主体，而是营造出一种含蓄、静谧、充满精神性的夜晚春景。这种处理方式体现出日本传统美学中“幽玄”与“物哀”的精神取向。画面常以抽象化的自然形象为主，如朦胧的月色、微风中轻摆的花木、隐现于暗色背景中的水波与山影。加山通过高度节制的形式语言，唤起观者对自然与生命短暂之美的感知。与袁运生的阳光式春之颂歌不同，加山的《春夜》更像是一首低声吟诵的诗，讲述的是春夜幽静时刻中生命悄然流动的状态。这种主题表达不仅反映出加山又造对传统日本绘画如“琳派”、“大和绘”的继承，也体现了他在现代语境中对东方感性与精神性的自觉延展。

2．形式构成与材质语言

加山又造善于运用平面构成与装饰性图案语言，形成独特的画面风格。《春夜》常以强烈的构图稳定性与色彩的对比关系营造视觉冲击力。他在处理画面空间时，弱化了透视与写实，强调色面与形态之间的抽象关系，形成一种既非西方透视逻辑、又不同于传统卷轴空间的现代图像结构。材质方面，加山常使用矿物质颜料与金属箔片，这不仅延续了传统“日本画”的技法传统，也增强了画面的光感与质地变化。在《春夜》中，金银箔所营造的微光感，与深蓝、墨黑等低明度色彩相结合，构建出夜的沉静氛围，形成诗性与装饰性的高度统一。值得注意的是，加山的形式语言虽具现代性特征，但其所传达的却是一种内省性的东方精神世界。这种“以形式为媒介的精神描绘”是其艺术语言的核心特质。

3．现代性中的东方精神

在战后日本现代主义进程中，加山又造的艺术实践体现出一种典型的“后西方化”立场。他既吸收了西方现代艺术在形式构造、色彩处理、抽象表达等方面的成果，又始终坚持对日本传统美学精神的再激活。对“自然”的描绘在他这里不再是写实性的“风景”，而是心灵映像的空间载体，是对个体与自然宇宙关系的哲学式表达。在《春夜》中，这一立场表现得尤为显著：画面中虽无具象人物，却处处可感生命的律动；色彩虽节制冷静，却能激发观者深层的感性共鸣。这种通过“少”达到“多”的美学策略，正是“空寂”与“侘寂”的体现，也是加山对现代艺术中的个人精神表达的一种东方方式。更广义来看，《春夜》不仅是对日本传统自然观与装饰美学的延续，也是对西方艺术范式的一种有力回应——它提出了在全球化艺术语境中，以东方视角参与现代艺术建构的可能路径。

四、图像对话与文化映照

1．动与静的视觉诗学

从形式语言与图像构成来看，《游春》与《春夜》呈现出两种典型的东方现代绘画表达路径。《游春》以动态构图、人物点景、明丽色彩和象征性意象构建起一幅朝气蓬勃、富有叙事性的春日长卷。袁运生借助人物与自然的互动传达出生机与青春的礼赞，视觉节奏如同舞蹈，富于表现力。相较之下，加山又造的《春夜》则采用高度静态化与抽象化的构图策略，色彩低调而含蓄，重在氛围与意境的营造。自然不再是可感的对象，而是一种情绪的投射与精神的象征。两者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形式风格的选择上，更揭示了各自文化中对“春”的感知取向：袁运生表达的是春之“盛”，加山则探讨春之“寂”。这种“动”与“静”的对照，也可看作是中日两种美学传统在现代图像系统中的延续与变奏。

2．社会经验与民族想象

两幅作品分别诞生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与日本战后高度发达的消费文化社会，其背后的文化语境各具特色。袁运生的《游春》是在国家文化转型与个人艺术觉醒交织中完成的。他通过回归传统图像语言并融入现代形式，实现了对中国古典精神的当代表达，其“春”的主题承载着对民族复兴与社会解放的象征性寓意。而加山又造的《春夜》则是在现代性高度发达但文化身份焦虑显现的日本背景下创作的。他不再寻求宏大叙事，而是转向内在感受与静谧意境的描绘，将“春”转化为心灵空间中的静思片刻。这一创作姿态，是对日本传统“物哀”美学的自觉继承，也是对全球化背景下艺术个体精神性的坚持。因此，虽然同为春之图像，两者却分别折射出中国的群体性文化重构诉求与日本的个人性美学延续路径。

3．差异中的共通意识

尽管在形式与文化立场上存在显著差异，《游春》与《春夜》却都体现出一种共同的艺术追求——在现代语境中激活传统文化资源，实现东方艺术精神的现代建构。这种建构并非对传统的复古模仿，也不是对西方形式的简单移植，而是基于各自文化根基，对“现代性”进行有选择性的吸纳与重塑。他们的创作实践表明，东方艺术家在全球现代艺术体系中不仅是接受者，更是主体性的塑造者。袁运生通过重构壁画与民间艺术传统，发展出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当代图像语法；加山又造则通过日本画技法与装饰美学的融合，展现了现代东方精神的独特内涵。这种跨文化的“现代东方性”既挑战了西方中心的现代艺术观念，也为今日跨文化艺术研究提供了有力案例。

五、结语：重构东方现代性

本论围绕袁运生的《游春》与加山又造的《春夜》两件作品展开分析，尝试通过春天这一共同主题切入，揭示中日现代绘画在形式语言、文化语境与审美精神方面的异同与关联。在理论方法上，本文综合图像学分析、文化语境比较与美学思想解读，以“视觉符号—文化语境—艺术主体”三层结构，展开跨文化现代艺术的对话式研究。首先，在形式语言方面，两位艺术家分别代表了中国“再传统化的现代语言”与日本“装饰性抽象的东方美学”路径。《游春》的动态叙事与《春夜》的静谧氛围，体现出动与静、表现与意境之间的差异化取向，也折射出各自文化中春意想象的独特构造。其次，文化语境对艺术创作的影响在两件作品中尤为显著。袁运生的创作回应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对民族身份与文化更新的集体性诉求；而加山又造则在高度现代化的日本社会中，选择回归内在的东方精神传统，强调个体感性与自然的微妙关系。这种“群体历史”与“个体感受”的差异，使两者在“春”这一主题下各自演绎出不同的现代文化叙事。再次，从更高层面的审美思想来看，两位艺术家虽路径不同，但都试图通过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激活，建立具有东方精神内核的当代视觉语言。他们的艺术实践表明，现代东方绘画并非只能在西方范式中寻找合法性，而是有能力主动提出自身的视觉经验与文化想象。这种“差异中的共通性”正是中日现代绘画比较研究的价值所在。本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具体作品分析所呈现的图像学洞察，更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方法论视角：将“传统”视为可再生的符号系统，将“现代性”理解为多元而非单一线性的过程。在此框架下，中日艺术的比较研究不仅是异同辨析的过程，更是激发对东方艺术现代性建构可能性的再认识。

【Abstract】

This thesis centers on Yuan Yunsheng’s Spring Outing and Kayama Matazō’s Spring Night, analyzing how the seasonal motif of “spring” is visually interpreted and culturally recontextualized in modern Chinese and Japanese painting. Through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combining iconography, cultural analysis, and aesthetic theory, the study reveals how each artist constructs a modern visual language rooted in traditional East Asian aesthetics. While Spring Outing reflects the visual expression of vitality and cultural renewal during China’s Reform Era, Spring Night embodies a poetic meditation on transience and stillness in postwar Japan. Despite stylistic and contextual differences, both works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an “Eastern modernity” distinct from Western paradigms. This comparative inquiry not only enriches the discourse on Sino-Japanese artistic exchange but also offers a case study for broader conversations on global art history and non-Western modernisms.

作品欣赏：

袁运生《游春》

加山又造《春夜》



本文作者：

王凯，文学博士、美术评论家、画家。日本早稻田大学大学院艺术学美学美术史博士后课程毕业。曾先后在日本武蔵野美术大学、国学院大学、日本大学任教，并担任硕博生导师。著书：《中国艺术的光和影》、《中国绘画的源流》、《日本近现代美术的变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