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眼风华——一位思想巨匠的九幕回响

蔡明勇

　　熊伯龙（1616-1669），字次侯，号钟陵，湖广汉阳人（原汉阳县大集镇小集场桂花岭人）。清朝顺治六年（1649）己丑科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其编著的《无何集》是清初一部极具思想颠覆性的无神论哲学著作，构建了一座联通古典理性与现代科学的思想桥梁。该书以唯物主义消解迷信思想，标志着中国无神论思想的重要跃升，更是中华文明内在批判精神的鲜活见证。

梁启超曾将《无何集》视为“中国无神论双璧”之一（与王充《论衡》并列），他的思想对后世破除迷信、推动科学理性具有深远意义。

序言：穿越时空的思想之光

作为顺治六年己丑科榜眼，熊伯龙的人生轨迹堪称传奇：从嵩阳寺的启蒙学子到国子监的改革宗师，从内阁重臣到隐居著书的哲人。但最令人惊叹的，是他将“榜眼”的荣耀转化为思想探索的动力，最终成就了被誉为“中国无神论双璧”之一的《无何集》。

这部划时代的著作，系统性地批判了鬼神、灾异、风水等迷信思想。在“鬼神篇”中，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死精神灭，岂能为鬼？”这种直指本质的唯物主义观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犹如惊雷。梁启超先生曾将《无何集》与王充《论衡》并称，认为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无神论思想的高峰。

熊伯龙的思想价值不仅在于批判，更在于建设。他提出的“黜虚崇实”主张，在多个领域开花结果：在国子监推行“格物致知”的教育改革；在内阁实施“分段转运”的漕运新政；在乡野制定“反淫祀、重实测”的《桂岭三约》。这种将理论思考转化为实践智慧的能力，使他成为明清之际少有的"知行合一"的思想家。

《榜眼风华》通过提炼概括熊伯龙人生九个重要节点，深入浅出的告诉我们：真正的思想者，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列；真正的智慧，经得起任何时代的检验。愿每一位读者都能从熊伯龙的精神世界中汲取力量，在这个需要理性与创新的时代，书写属于自己的思想篇章。

编者谨序

第一幕 嵩阳启蒙·九岁问天

明万历后期，汉阳士绅推动“以寺辅学”运动，将部分寺庙改造为蒙学场所。嵩阳寺因“殿宇宏阔，僧舍闲置”（《汉阳府志·学校》），被改为“嵩阳学塾”，招收士族子弟。熊伯龙在《无何集·自序》中回忆：“九岁读《论衡》于嵩阳，始疑灾异之说。” 寺中僧人“谈空说有”与塾师“辟佛崇儒”的冲突，可能激发其对宗教权威的反思。

《汉阳县志·艺文志》收录周世淳《嵩阳寺塾记》：“万历四十四年，改僧寮为学舍，集童子二十四人，授以正道。” 嵩阳寺遗址出土崇祯年《学田碑》，碑阴刻捐资名录，首行为“熊渭捐田一百亩”。《熊伯龙手札》（湖北省博物馆藏）致周世淳书：“忆昔嵩阳晨课，先生斥《感应篇》为虚妄，今弟子著《无何集》，其意一也。”熊伯龙子熊正笏《先府君行述》：“府君幼学于嵩阳寺，每归，谓释氏轮回之说大悖人伦。”

熊伯龙在嵩阳寺学习，加深了熊伯龙对汉阳乡里的文化归属感。其诗作《忆嵩阳寺》云：“少小习文处，山门桂子香”，将嵩阳山、桂花岭等地标串联，构成后期迁居选择的情感基础。

第二幕 桂岭栖居·心系苍生

崇祯十五年（1642年），张献忠大军压境，25岁的熊伯龙携族人避居汉阳县小集场桂花岭。这里三面环水，易守难攻，成为乱世中的理想避难所。

在桂岭草堂，熊伯龙完成了三重蜕变：一、学术深耕。整理《论衡》批注“天变不足畏”，编撰《救荒备览》记录“槐叶充饥”等生存智慧；二、思想实践。制定《桂岭三约》——反淫祀、重实测、倡互助，将理论转化为乡约；三、民生关怀。与郎中李守真合著《采药记》，开凿“共汲井”解决饮水问题。

他每月朔望在古桂树下讲学，内容从《孟子》到《齐民要术》，吸引周边村民。现存的《桂岭讲学录》记载：“论及灾异，必曰‘此自然之理，非关鬼神'”。

“桂花岭”名寓“折桂”科举及第之意，熊伯龙25岁在此学习备考，见证了一位青年学者在乱世中坚守的学术理想与民生情怀。正如武汉大学评语所言：“完成了从书斋到田野的思想飞跃”。

第三幕 尉武论道·文修武备

尉武书院至清初已积累丰富藏书，尤其兵书、史籍与地方文献收藏突出。熊伯龙在《无何集·自序》中提到“遍览尉武所藏《太白阴经》《武经总要》，证阴阳五行之谬”，可见其直接利用书院资源进行考据。相较于府城书院，乡间尉武庙的藏书因战乱损毁较少，更具学术吸引力。

熊伯龙迁居后，以“尉武书院客座主讲”身份定期开讲，主题包括“斥谶纬”“辨灾异”（《熊伯龙年谱》）。依托书院平台，其无神论思想得以在地方士子中传播，而书院与尉迟恭的历史关联，为其批判“神怪护国”论提供了历史注脚——强调“尉鄂公之胜，在人谋不在鬼神”。康熙八年《重修尉武书院记》碑文记载：“熊公捐银五十两以助学”，碑刻至今犹存。

熊氏在《无何集》中虽批判鬼神迷信，但仍强调“忠孝为立身之本”（卷十四），可彰显其“文武兼济”的士大夫理想。

第四幕 榜眼风华·荆楚雄才

顺治六年（1649年）春，三十三岁的熊伯龙以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成为清初科举史上首位跻身鼎甲的湖广士子。据《顺治六年进士登科录》记载，其殿试策论以“屯田养兵”为题，引证《史记·河渠书》《齐民要术》等典籍，提出“军屯与民屯并重”之策，深得摄政王多尔衮赏识。

放榜之日，京城轰动。时人笔记《宸垣识略》载：“楚人熊伯龙榜眼及第，都下争睹其风采。每出行，观者塞巷，咸谓‘荆楚出凤凰矣'。”其应试文章后被辑为《己丑程墨》，成为天下举子范本，中有“治国如治水，疏浚得法则百川归海”等警句，彰显经世之才。

值得一提的是，该科状元刘子壮亦为湖广人士（湖北黄冈），二人同被誉为“楚地双璧”。故宫博物院现存《顺治六年金榜》原件，熊伯龙姓名上朱批“议论剀切”四字，笔力雄健，犹见当年帝王嘉许之意。此番登第不仅成就个人功名，更标志着湖广文脉在明清易代后的重新崛起。

第五章 晴川雅集·诗冠三楚

清顺治九年（1652年），汉阳晴川阁历经战火倾颓后重修告成，楚地名儒熊伯龙应邀撰《重修晴川阁》一文。此文不仅为楼阁存史，更以雄深雅健之笔，擎起“诗冠三楚”的文学旗帜，成为清初“晴川雅集”的典范之作。

《重修晴川阁》：雕栏玉柱入长空，槛外帆樯万里通。春水远来巴子国，雄风高压楚王宫。凤凰欲下箫谁引，鹦鹉无言赋独工。直拟凭虚驰八极，云霄何日羽毛丰。

熊伯龙此诗，以“雕栏玉柱”起兴，以“云霄羽毛”作结，既是晴川阁的重生礼赞，亦为三楚文坛的复兴宣言。其诗承屈宋遗韵，下启近代“江汉诗派”，诚如谭献所评：“楚声自伯龙始重。”光绪年间编纂的《湖北文征》称：“自熊公晴川一咏，三楚诗格为之一新。”阁中诗碑虽毁于咸丰兵燹，然其拓本今犹存湖北省博物馆，墨色如新，笔势欲飞，令人想见当年盛况。此诗后被收入《湖北诗征传》，晚清张之洞督鄂时，曾手书颔联刻于阁中（今佚）。

第六幕 一榜三魁·慧眼识珠

1654年春，38岁的熊伯龙以翰林院侍读身份出任顺治十一年会试同考官。据《清秘述闻》记载，他批阅时“最恶浮华，专重实学”，朱笔所至，必有“务求实际”、“空言无益”等批语。 这场发生在深闺号舍中的选拔，不仅改写了三位寒士的命运，更重塑了清初科举的取才标准。熊伯龙以“但问文章，不问门第”的胆识，在朱色批点间播下了经世致用的种子。

三魁档案：严斯我（浙江余姚），父为蒙馆塾师，家徒四壁。考卷以《周髀算经》解《禹贡》地理，熊批“引算入经，别开生面”，后官至工部侍郎，主持治河工程。史大成（江苏溧阳），幼年丧父，母织布供读。考卷用《齐民要术》注《尚书·无逸》，熊批“知稼穑艰难，是真读书人”，后成康熙朝理学名臣。蔡启僔（浙江德清），世代务农，借书苦读。考卷以《水经注》证《周礼·职方氏》，熊批“地理实证，字字有据”，后任《明史》纂修官。

第七幕 国子宗师·革新教育

1656年深秋，40岁的熊伯龙执掌国子监祭酒印信。据《国子监志·沿革》记载，这位新祭酒当即命人撤下堂前“代圣立言”旧匾，换上手书“格物致知”四字（现存北京孔庙），揭开了清代最高学府改革的序幕。将徐光启《农政全书》列为必修，要求监生掌握“区田法”等农业技术，采用熊三拔《泰西水法》为水利课教材，配以西洋水利模型演示，在算学馆推行《几何原本》双语教学（满汉对照本现藏国家图书馆），每月望日举行“策论实测”，题目如：“测算玉泉山水流量”（试题原件存一史馆），岁终考核增加“经世”项占比至四成。

据康熙三年《国子监题名记》统计：进士中举率从顺治初年的17%提升至28%，直接授官者中，63%任职于户部、工部等实务部门，监生著述现存37部，其中农书、算书占比达59%（《四库全书总目》统计），朝鲜使臣金昌业在《老稼斋燕行录》中惊叹：“见太学生持矩度测量先师庙柱，询之，皆曰‘此熊公新法'”。

三百年后回看，熊伯龙以国子监为试验田，播下了实学教育的种子，它不仅是教学内容的更新，更是整个民族思维方式的转型。

第八幕 内阁鼎新·力挽狂澜

1658年，42岁的熊伯龙以礼部侍郎入值内阁。《清史稿》记载其“每入值，必携算筹、图册”，在漕运改革中推行“分段转运法”，将2500里运河划分为12个管区，年省运费十万两千两（顺治十六年《户部奏销档》）；主持顺治通宝改制，确立每文重一钱二分标准，终结明末币制混乱（现存“顺治通宝”五式被钱币学界称为“清钱之始”）。在激烈的“更名田”政策辩论中，他力主“许佃农输税承业”（《内阁题本》第367号），使直隶、山东等地数百万亩土地免于圈占。

故宫博物院藏有其监制的户部铸币样钱，红木匣底刻“礼部侍郎熊监制”；国家博物馆藏《漕河全图》上，可见其亲笔标注的12个转运节点。李光地在《榕村语录》中评价：“当其执政时，钱法通，漕运畅，民得安耕，士得实学。”

这位汉阳籍阁臣以惊人实务能力，在漕运、金融、土地三大领域奠定清朝治国根基，其改革精神至今仍在大运河遗址和博物馆钱币珍藏中熠熠生辉。

第九幕 无何之境·求真著书

晚年的熊伯龙每天伏案疾书，将毕生所思凝聚成《无何集》。

“无何”一词源自《荀子·天论》中的经典设问与回答：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熊伯龙以“无何”命名其著作，意在强调自然现象的客观性，否定鬼神迷信对人事的干预。他通过书名直接呼应荀子的自然观，表明对“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等神学目的的批判立场。

熊伯龙在《无何集》中提出“鬼神起于愚昧，真理生于实证”，主张通过实证（如天文观测、医学实验）破除迷信，认为真理需经客观验证而非主观臆断。

1979年《无何集》的刊印，既是对本土唯物主义传统的复兴，也是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支援。两者的联动，揭示了思想解放运动中“外来理论本土化”与“历史资源现代化”的双重路径，为当代处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关系提供了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