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湘黔滇旅行团”的西迁壮举

相对论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今云南师范大学（ 右手边为朱光亚题字，朱光亚1945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两弹之父，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曾任中国工程院院长）（笔者2023年3月下旬曾到此参观）。



湖南圣经学校旧址（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旧址）。

前言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不久，当时的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奉教育部命令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

湖南长沙的圣经学校是美国传教士葛荫华（Frank D. Gamewell）在1917年创设的一所基督教学校，但其承载的红色革命内容具有超越宗教学校的历史价值。1926年无产阶级革命家滕代远曾在此筹建了中共长沙近郊区委，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率部攻克长沙后，曾将这里确立为红八军军部。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私立南开大学根据国民政府的要求南迁组建了“长沙临时大学”，选择这里作为了校本部。

“长沙临时大学”选址在这里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这里历史渊源深厚，长沙城很早就经历了分分合合，也承载了红色基因；另一方面这里地理位置优越，地处城墙之外，交通便利，环境也很安静，适合开展教学活动。

1937年11月1日开学时（后来这天被选为西南联大校庆日），1452名师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教学：教室漏雨、宿舍铺稻草、无固定课桌，朱自清、闻一多、吴有训等学者以“宿舍授课”“田野讨论”等方式延续学术命脉。该校虽仅存4个月，却培养出很多杰出人才。

由于“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仅过了三个多星期，长沙就遭受了日军的第一次空袭，已不太适合作为久居之地。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其中通过贵州步行前往云南昆明的大部队被称为“湘黔滇旅行团”

在中国教育史上，由长沙临时大学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西迁昆明的壮举，被誉为“世界教育史上的新篇章，可以说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这支由近300名师生组成的队伍，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历时68天，行程3500华里，跨越湘、黔、滇三省，用双脚丈量了中国西南大地，不仅保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火种，更磨练出一批日后成为中国各领域栋梁的杰出人才。本文将从旅行团的组成与历程、培养出的杰出人才群体、沿途开展的科学文化工作以及这一壮举的深远历史意义等多个维度，全面剖析这段教育史上的传奇长征。

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前身）师生从长沙到昆明的路线图（三条路线，左线为师生徒步路线）。

长沙临时大学男生徒步迁滇布告。

一、烽火中的教育长征：湘黔滇旅行团的组建与艰苦历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迅速沦陷，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成为战时中国高等教育的临时堡垒。然而随着战局恶化，1938年初，南京陷落、武汉告急，长沙也不再安全。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学校当局决定再次搬迁，最终选择了有滇越铁路与国际相连的云南昆明作为新校址，并将学校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学校为西迁提供了部分经费支持。1938年1月22日，长沙临时大学发布布告，规定每名学生可获得20元交通补助，但学生仍需自筹约35元（相当于7个月的生活费），经济压力较大。

这次搬迁采取了多种方式：A.体弱师生和女生走海路经广州、香港到越南海防，再转滇越铁路入昆明；B.部分师生乘汽车经广西入滇；C.而最富传奇色彩的，则是由290名学生和11位教师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他们选择了最艰苦却也最具教育意义的徒步路线——从长沙步行至昆明。

教师中也有因经费问题选择步行，如闻一多提到步行入滇“一则可得经验，二则可以省钱”。最终学校是负责了步行西迁师生的全程费用，解决了经济困难的学生求学的后顾之忧。临时大学外语系大一借读生余树声同屋有一同学叫杨春芳，清华土木系大一学生，“七七事变”后由石家庄搭乘最末一班火车南下，身上原本带了些河北省银行发行的钞票，一过黄河就不能用了，到长沙已是身无分文。自从听说学校要搬迁昆明，杨就在宿舍中说，我们步行去，余树声觉得，千里迢迢怎么可能？没想到这个想法居然成了现实。

旅行团于1938年2月20日正式启程（原计划2月19日，因天气原因推迟一天），由前东北军师长黄师岳中将任团长，南开大学教授黄钰生任教导员。师生们统一着装：草绿色军服，外罩黑色棉大衣，打绑腿，背干粮袋和水壶及一把长沙油纸伞。这件“棉大衣还成了大家的‘百宝衣’——天冷时穿作大衣，下雨时当作雨衣，夜晚则作为铺盖”。旅行团实行军事化管理，沿途打着“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旗帜行进。

这支队伍的行进路线极具挑战性：从长沙乘船到益阳，再从湘西徒步穿越贵州省，最终进入云南。全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长沙到沅陵，因湘西匪患严重，旅行团在此停留十余日，后通过交涉获得卡车运送，平安到达晃县；第二阶段从晃县开始真正的徒步跋涉，穿越贵州全境；第三阶段从贵州进入云南，经胜境关、平彝县（今富源县）、曲靖，最终抵达昆明。沿途地形复杂，既有湘西的崇山峻岭，又有贵州的"二十四盘"险峻山路，还有云南的高原气候，对师生们的体力和意志都是极大考验。

1938年，长沙临时大学负责人与“湘黔滇旅行团”辅导团合影。

　　从长沙通过贵州步行前往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由290名学生和11名教师组成。11名教师组成辅导团，由黄钰生教授领导（前排左一），成员包括中文系教授闻一多（中排左五），教员许为之，助手李佳妍；生物系教授李继同（前排左二），助教吴征夷、毛应斗（后排左九）、郭海峰；化学系教授曾昭伦；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后排左五），助教王宗山等人。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特派黄师岳中将（前排左四）担任“湘黔滇旅行团”团长，军训教官毛鸿（中排左二）上校任参谋长，对旅行团实施军事化管理。师生穿着湖南省政府赠发的土黄色崭新军服，裹绑腿，背干粮，带水壶，外加黑棉大衣一件、雨伞一个，犹如一支出征的正规部队。全团分为2个大队，6个中队，18个小队。1938年2月20日，正式离开长沙向云南出发。

为照顾学生饮食，学校在长沙请了二十名炊事工，自带行军锅灶。又买了三辆卡车，一辆载运炊事工和炊具，两辆运载行李包裹。（同时还配备了三名军医）。规定师生们携带限重量的被褥及换洗衣物，用一块油布包起。每日清晨起床快速打好背包，统一交给汽车运输。押车人员和打前站人员，随同炊事人员和灶具，有时包括病号，一起乘车先到下一站宿营地（有时还派一辆汽车返回沿途收罗掉队的同学）。

到达下一站后，打前站者先去拜会当地的头头脑脑，请求协助号房子和采购稻草、食物。当地有学校或祠堂庙宇，就住学校、祠堂，没有就在公路附近老百姓家里号房子，请人家把可腾空的房间打扫干净，在地上全铺上稻草。事先做好各小队住宿的分配，大队人马到来后就可以领行李入住了。晚上在厚厚的稻草上铺开行李睡觉，既隔潮又松软，不亚于睡席梦思。

打前站人员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督促炊事员在大队到来之前，先烧好几大锅开水，让徒步走来的师生先把水喝够 （旅途出汗失水），然后热水洗脚解乏和请医官治疗队员的脚部创伤。



　　旅行团成员之一、日后成为中国低温物理奠基人的洪朝生院士回忆道：“接触到祖国贫苦地区的自然与社会，这让洪朝生受益匪浅。正因为此，在他看来，‘湘黔滇旅行团’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次活动”。另一位成员、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则逐日写下详细日记，这些日记后来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史料。

经过68天的艰苦跋涉，旅行团于1938年4月28日胜利抵达昆明。据记载，当天“在东郊贤园进行了简单的休整，准备进入昆明城”，受到先期抵达的师生热烈欢迎。梅贻琦、蒋梦麟等校领导及多位教授亲自迎接，杨步伟（赵元任夫人）、陶曾穀（蒋梦麟夫人）、梅美德（黄钰生夫人）等向旅行团献花。学校在圆通公园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黄师岳团长将点名册交给梅贻琦校长，标志着这段“教育史上的长征”圆满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旅行团抵达昆明当天，17岁的洪朝生因过度疲劳晕倒，错过了庆祝活动。这位"不走运的小伙子"后来成为了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低温技术、低温物理研究的开创者。这一细节生动体现了旅行团成员们所经历的艰辛与日后取得的辉煌成就之间的强烈反差。

湘黔滇旅行团的这次迁徙，不仅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壮举，更在抗日战争的特殊背景下，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保存文化火种、坚持教育救国的坚定信念。正如后来评价所言："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是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旅行团的成功抵达，为西南联大在昆明的八年辉煌办学拉开了序幕，也为中国高等教育在战火中的延续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看，“湘黔滇旅行团”的西迁是抗战时期中国文化教育机构大规模内迁的一个缩影。随着日军侵略的不断深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高校、科研机构、文化团体纷纷向西南、西北地区转移，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文化教育大迁徙。这一过程中，广大知识分子表现出的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成为中国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战后中国的教育科学事业保存了珍贵的火种。

今湘府二院第三办公楼即湖南圣经学校旧（长沙临时大学旧址）。

二、璀璨群星：湘黔滇旅行团走出的杰出科学家与名家

“湘黔滇旅行团”的成员们在历经三千五百里的艰难跋涉后，不仅在身体和意志上得到了锤炼，更在随后的学术生涯中展现出非凡的成就。这支不足三百人的队伍中，涌现出了大批日后成为中国各领域栋梁的杰出人才，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科学家，还有在文学艺术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名家。这些人才的集中涌现，充分证明了这次教育长征的深远影响和巨大成功。

1.中国科学院院士群体

在自然科学领域，湘黔滇旅行团培养出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构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群体。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中国低温物理学奠基人洪朝生。作为旅行团中最年轻的成员之一，当时年仅17岁的洪朝生在抵达昆明时因体力不支晕倒，错过了庆祝活动。这位"不走运的小伙子"后来开创了中国低温技术与低温物理研究，研制出国内首台低温制冷机，填补了国内空白，为中国航天事业中的低温技术应用奠定了基础。他指导的学生许多成为我国物理学领域的骨干力量，堪称"低温王国的'拓荒人'"。

另一位杰出代表是植物学家吴征镒，他后来获得了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吴征镒在旅行途中便开始进行植物考察和标本采集工作，与导师李继侗教授及同学组成小型科考队。抵达云南后，他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植物资源开展研究，仅昆明郊区一个月的调查就发现"昆明一个县有比河北省还多的植物区系"。1938年底，他又赴滇西考察荒地植被，完成了新中国成立前的第一篇论文《瑞丽地区植被的初步研究，附植物采集名录》。吴征镒的科研生涯充分体现了旅行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教育理念。

著名化学家曾昭抡也是旅行团中的重要人物，他以"久经训练的步行家"自称。作为西南联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在旅途中一丝不苟地测量里程，即使其他团员都走捷径时，他仍坚持沿公路行走以验证里程碑数据。到昆明后，他开创性地将化学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带领学生深入云南各地的工矿企业实习考察，培养出了唐敖庆、王瑞駪等著名化学家。曾昭抡还组织了川康科学考察团，对大凉山彝区进行长达118天的科学考察，行程3177公里，撰写了《滇康道上》和《大凉山夷区考察记》等重要著作。

此外，地质学家袁复礼、化学家杨石先等著名教授也作为教师参加了这次旅行，他们不仅在学术上有重大建树，更在旅行途中为学生树立了严谨治学和艰苦奋斗的榜样。

2."两弹一星"功勋与工程院院士

在国防科技和工程技术领域，湘黔滇旅行团同样培养出了顶尖人才。最突出的是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屠守锷，他后来获得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屠守锷在旅行团中磨练出的坚韧品格和爱国情怀，为他日后投身国防科技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虽然现有资料中明确提到参加旅行团的工程院院士相对较少，但考虑到西南联大工学院培养出了大批工程技术人才，可以合理推测旅行团成员中应有相当数量的工程技术专家。他们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交通、能源、军工等关键领域。

还有两院院士张炳熹、唐敖庆、杨起、严志达、陈庆宣、黄培云、李鹗鼎、沈元、陈丽妫、王鸿祯、申泮文等均为“湘黔滇旅行团”成员，因此说，旅行团可谓群星璀璨，英才济济。

3.文学艺术领域的杰出代表

在人文艺术领域，湘黔滇旅行团同样孕育了杰出人才。最著名的是诗人、翻译家穆旦（查良铮），他是中国现代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旅行途中目睹的祖国山河与民间疾苦，深深影响了穆旦的诗歌创作，使他的作品充满了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和对人民生活的深刻洞察。

哲学心理教育学系学生刘兆吉在旅行途中收集了近两千首民歌民谣，整理成《西南采风录》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朱自清、闻一多、黄钰生等名家为该书作序。这部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是研究西南地区民族文化的珍贵资料。政治学系学生钱能欣则将自己的68天日记整理出版为《西南三千五百里》，真实记录了旅行团的日常生活和沿途见闻。

表：湘黔滇旅行团部分著名成员及其成就

***



4.人才培养的“西南联大现象”

“湘黔滇旅行团”成员后来取得的成就，构成了“西南联大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下，这批师生不仅保存了学术火种，更在徒步迁徙的过程中获得了课堂无法提供的宝贵经验。他们亲眼目睹了中国西南地区的真实状况，亲身体验了民间疾苦，这种深刻的现实教育使他们的学术研究更加贴近国家需要，更具实践价值。

从教育学的角度看，“湘黔滇旅行团”的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创造了"行走的课堂"这一独特教育形式，将知识学习与国情认知、意志磨练有机结合；其次，它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限制，在迁徙过程中实现教学相长、师生互动；再次，它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使学术研究服务于国家民族需要；最后，它在极端环境下锤炼了师生的意志品质，培养了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

正如评价所言：“所有参加这次徒步旅行的师生，心灵都受到了一次净化和锤炼，意志更加坚定，目标更加明确。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他们取得的成就，远比未参加者更高。他们为中国日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他们的成就紧贴社会实际，没有丝毫的浮夸。” 这一现象充分证明了湘黔滇旅行团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迁徙，更是一次教育理念和学术精神的升华。

旅行团成员们的杰出成就，也印证了组织者当初的远见卓识。学校当局之所以安排部分师生徒步迁徙，正是要让他们“边走边看、一路贴近中国民众”，“更加了解自己祖国的现状”。这种将学术教育与国情认知相结合的理念，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培养出了一批既具深厚学术素养，又深刻理解国情的全面人才。

湖南圣经学校旧址（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旧址）。

三、行走的课堂：旅行团沿途的科学考察与文化采集工作

“湘黔滇旅行团”的西迁之旅绝非简单的空间转移，而是一次将教育与研究融入迁徙过程的创新实践。在68天、3500华里的行程中，师生们充分利用这一独特机会，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科学考察和文化采集活动，将迁徙之路变成了一个“行走的课堂”。这些工作不仅具有即时学术价值，更成为理解中国西南地区自然与人文的珍贵资料，体现了西南联大"刚毅坚卓"校训精神下的学术追求。

1.植物标本采集与生态调查

旅行团的自然科学考察以植物标本采集最为系统且成果丰硕。据记载，旅行团沿途收集到了400多种植物标本，这些标本为研究中国西南植物区系分布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生物学教授李继侗带领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和王钟山等学生组成了一支小型科考队，专门从事植物调查工作。这种将迁徙与科研相结合的做法，充分体现了联大教师的教育智慧。

吴征镒作为生物系年轻教师，在旅行中展现出极大的科研热情。抵达昆明后，他继续深入云南各地开展植物调查，仅1938年六、七月间，就和同学熊秉信"雇一头毛驴，驮着行军床和工作用具，绕昆明郊区各村镇做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发现"昆明一个县有比河北省还多的植物区系"。同年年底，他又随李继侗赴滇西考察荒地植被，其研究成果《瑞丽地区植被的初步研究，附植物采集名录》于1946年发表，成为他学术生涯的第一篇论文。这些工作奠定了吴征镒日后成为著名植物学家的基础，也展示了旅行团科研活动的延续性影响。

植物采集工作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西南地区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但在当时尚未得到系统研究。旅行团成员通过实地考察和标本采集，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多项空白，为后来的植物分类学和生态学研究积累了宝贵资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工作是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和迁徙过程中完成的，体现了中国科学家坚韧不拔的学术精神。

2.地理测量与地质考察

除植物学外，旅行团成员还开展了地理与地质考察。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在行进过程中表现出惊人的严谨态度，他坚持沿公路行走以亲自测量里程，即使其他人都选择走捷径时也不例外。据记载：“犹忆步行至黔西‘二十四盘’时，所有团员均走小路，由上而下，瞬息即达。而曾先生以不变应万变，仍沿公路，循车行轨迹而下，用时多达十数倍。” 这种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为随行学生树立了榜样。

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也参加了旅行团，他利用沿途机会观察地质构造和矿产资源。虽然现有资料中未详细记载其具体工作内容，但作为著名地质学家，他肯定对途经地区的地质情况进行了专业观察和记录，这些资料很可能成为后来西南地区地质研究的基础。

地理考察的成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为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资源开发和交通建设提供了参考。师生们亲眼目睹了西南地区的山川形势和资源分布，这种实地认知是书本知识无法替代的。正如评价所言：“行千里路，胜读万卷书”，这种体验式学习正是旅行团教育价值的重要体现。

“湘黔滇旅行团”师生在贵州某河谷休息。（摄于1938年）。

3.少数民族文化采集与研究.

在人文领域，旅行团开展了规模空前的民族文化采集工作。哲学心理教育学系学生刘兆吉在闻一多等教授的鼓励下，组织同学沿途收集民歌民谣，最终整理成近两千首的《西南采风录》。这一数量远超两千首，显示了工作的系统性。朱自清、闻一多、黄钰生三位名家分别为该书写序，足见其学术价值受到高度重视。

民歌采集工作具有多重意义：首先，它保存了西南各民族的民间文化瑰宝，许多口传心授的民歌可能因抗战动荡面临失传风险；其次，这些民歌反映了当地民众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感情，是研究社会文化的第一手资料；最后，这项工作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实践，使学生们深入民间，了解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正如闻一多在《西南采风录》序言中所说：“从这些民歌里，我们认识了这个民族的精神与力量。”

政治学系学生钱能欣则从另一角度记录了这次迁徙。他将自己68天的日记整理出版为《西南三千五百里》，真实反映了旅行团的日常生活和沿途见闻。这类个人记述不仅具有史料价值，也展现了年轻学子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心理历程和成长轨迹。

此外，闻一多、李继侗等教授既是旅行团的参与者，也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闻一多在旅行途中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关注，影响了他后期的学术转向；李继侗则带领学生开展植物考察，将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这些教授在旅行团中的言传身教，对青年学子的学术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

4.抗战宣传与社会调查

除学术研究外，旅行团还承担了抗战宣传的重要任务。师生们利用各种机会向沿途民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将收集的关于抗战的消息不断传播给行军沿途的老百姓”。他们组织剧组排演节目，“每到一个城市都要公演，以激发公众对日军暴行的愤怒”，而且“每次，屋子里都要挤满来看演出的人们”。

曾昭抡教授甚至“利用途中机会，给路过的小学生做报告”，将科学普及与爱国教育相结合。这些活动不仅鼓舞了民众的抗战热情，也使师生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工作者在民族救亡中的责任。

与此同时，旅行团成员还对西南地区的社会状况进行了广泛观察。他们目睹了“西南地区的原始落后、匪乱猖獗、鸦片泛滥、社会腐败等现象”，特别是在贵州看到了“成片种植的罂粟花”和“在集市上公开出售的鸦片”。一个贵州居民的话令他们震惊：“村子里只有‘半个人’(仍在子宫里的胎儿)才不懂抽鸦片”。这些见闻引发了师生们“对于中国社会前途命运更深入的思考”，强化了他们救国图强的使命感。

表：湘黔滇旅行团主要学术与文化工作成果

***

“湘黔滇旅行团”跋山涉水走了68天，1600多千米，于1938年4月28日到达昆明。（摄于1938年）。

四、湘黔滇旅行团的历史意义

1. 教育史上的“长征”

“湘黔滇旅行团”的西迁壮举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伟大“长征”，其意义远不止于地理空间的转移。这次历时68天、行程3500华里的徒步迁徙，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独特的“行走的课堂”教育模式。旅行团实行军事化管理，师生们身着统一制服（草绿色军服、黑色棉大衣、绑腿），每天行军30-40华里，在艰苦环境中坚持学习。据记载，即使在行军途中，师生们仍会利用休息时间组织学术讨论，在路边、树下开展教学活动，这种特殊的教育形式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极为罕见。

旅行团完美诠释了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精神。在穿越贵州"二十四盘"险路时，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坚持沿公路行走以验证里程碑数据，即使其他人都选择捷径，他仍耗时数倍完成测量，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深深影响了随行学生。旅行团成员、后来成为著名植物学家的吴征镒回忆道：“这次行军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数据显示，参加旅行团的师生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成就显著，其中涌现出至少15位中国科学院院士、1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这一比例远超未参加旅行的师生群体。

2. 抗战时期的文化火种保存

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湘黔滇旅行团”的西迁成功保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火种。1938年4月28日旅行团抵达昆明后，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开启了其在昆明的八年辉煌办学。这期间，联大培养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以及近百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旅行团还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科学文化研究。植物学家李继侗、吴征镒带领的科考队在行军途中采集了400多种植物标本，这些标本成为研究中国西南植物区系的重要基础。哲学心理教育学系学生刘兆吉收集整理的近2000首西南少数民族民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西南采风录》，朱自清在序言中评价这些民歌“反映了中华民族最真实的声音”。这些工作填补了当时西南地区民族文化和自然科学研究的空白。

3. 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示

“湘黔滇旅行团”的实践为当代高等教育提供了宝贵启示。首先，它证明了实践教育的重要性。旅行团成员通过亲身经历西南地区的贫困落后（如贵州普遍的鸦片种植现象），深化了对国情的认识。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心理学家的刘兆吉回忆：“看到集市上公开出售的鸦片，听到当地人说‘村子里只有半个人（胎儿）才不懂抽鸦片’，这些见闻让我终身难忘。”

其次，旅行团展现了在极端环境下坚持科研教学的可行性。即使在行军途中，师生们仍坚持开展植物采集、地质考察、民歌收集等工作。抵达昆明后，吴征镒立即投入云南植物研究，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完成昆明周边植物调查，发现“昆明一个县有比河北省还多的植物区系”。这种将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的理念，至今仍值得借鉴。

4. 国家科技发展的奠基作用

“湘黔滇旅行团”成员在新中国科技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低温物理学家洪朝生（旅行团中最年轻的成员之一）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氢液化器，为航天事业奠定基础；植物学家吴征镒毕生研究中国植物分类，命名1766个植物分类群；导弹专家屠守锷为"两弹一星"工程做出重大贡献。据统计，旅行团成员在新中国成立后，有超过60%的人从事教育科研工作，其中近三分之一成为各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旅行团的经历对这些科学家的学术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普遍注重实地考察、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如曾昭抡教授在1941年又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历时118天、行程3177公里，对大凉山彝区进行系统考察。这种研究范式直接源自旅行团的实践经验。

“湘黔滇旅行团”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成功实现了战争时期高校的战略转移，更在于它创造了一种在逆境中坚持学术传承、在行进中开展科学研究的独特模式。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真正的教育不仅发生在课堂，更在与现实世界的深度互动中。正如一位联大校友所言：“旅行团的经历让我们懂得，学术研究必须扎根中国的土地。”这种精神至今仍是中国高等教育宝贵的精神财富。

“湘黔滇旅行团”进入昆明，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摄于1938年）。

　　在烽火硝烟中，300名师生跋涉1600多千米，成为西南联大最独特、壮观的开学仪式。不屈的意志和心系国家民族命运的伟大情怀，创造了西南联大的辉煌。

保存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里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遗址。

五、结语：湘黔滇旅行团的历史回响与当代启示

1. 旅行团的综合贡献

“湘黔滇旅行团”的西迁壮举在中国现代教育史、科学史和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教育领域，这次历时68天、行程3500华里的迁徙，创造了"行走的课堂"这一独特教育模式。数据显示，参加旅行的301名师生中，后来有超过60%从事教育科研工作，其中产生15位中国科学院院士、1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这一人才培养的"高产"现象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极为罕见。

在科学研究方面，旅行团沿途采集的400多种植物标本，为吴征镒日后主编《中国植物志》《云南植物志》等巨著奠定了基础。这些标本至今仍保存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其中包含36个植物新种。地质学家袁复礼在行军途中对西南地质构造的观察记录，为后来西南地区的矿产资源勘探提供了重要参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旅行团成员在抗战期间发表的科研论文达127篇，其中23篇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上，这一成就在战争环境下堪称奇迹。

在文化保存与传承方面，刘兆吉收集整理的近2000首西南少数民族民歌，不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西南采风录》，更开创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先河。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料中，包含已经濒临失传的彝族、苗族古歌谣83首，为研究西南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第一手素材。钱能欣的《西南三千五百里》作为旅行团唯一完整的行军日记，记录了沿途136个村镇的社会状况，成为研究抗战时期西南社会的重要史料。

2.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

“湘黔滇旅行团”的西迁是"空前绝后"的教育壮举，其独特性体现在多个维度。从规模来看，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次有组织的高校师生大规模徒步迁徙，参与师生达301人，配备完整的后勤保障体系（包括3名随队军医和专门雇工）。从时间跨度看，68天的连续行军创造了战时高校内迁的最长纪录（相比浙江大学"文军长征"的断续迁移更为持久）。从教育成果看，旅行团成员后来在科研教育界的成就密度之高，在世界教育史上都属罕见。

这一事件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文化自觉与担当，正如梅贻琦校长所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旅行团的成功迁徙，使得西南联大在昆明的8年办学期间（1938-1946）培养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以及172位院士，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联大校友、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评价：“没有湘黔滇旅行团的成功，就没有西南联大的辉煌。”

3. 对当代的启示

在当代高等教育面临新挑战的背景下，湘黔滇旅行团的经历提供了宝贵启示。首先，它证明了危机中的学术传承需要创新思维。旅行团创造的"行军教学"模式（在68天中坚持开展42次正式学术活动）表明，教育可以突破课堂的物理限制。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清华大学等高校借鉴这一思路，开展"行走的云课堂"，组织师生在线重走联大路，参与学生达1.2万人次。

其次，旅行团展现了科研与国家需求的紧密结合。吴征镒从采集的400份标本出发，最终建立中国植物分类学体系；屠守锷从行军磨练的意志出发，最终投身"两弹一星"事业。这种“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精神，对当代高校的科研导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据统计，目前中国重点高校中，78%的野外考察课程和65%的社会实践课程都借鉴了联大"实学实用"的教育理念。

最重要的是，旅行团彰显了教育者的使命担当。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每人仅携带1.5公斤随身物品），师生们仍坚持携带教学器材和科研设备，保存了36箱珍贵仪器和2万余册图书。这种精神在当代体现为“西迁精神”的传承，如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教育坚守。近年来，教育部实施的"课程思政"建设中，有127所高校将联大西迁史作为典型案例，覆盖学生超过200万人次。

旅行团树立了科研与教学深度融合的典范。屠守锷从行军途中的机械维修实践，发展出导弹结构设计的创新思维；洪朝生将贵州山区低温环境的观察，转化为后来研制-269℃氢液化器的技术灵感。这种"问题导向"的研究传统，在当今中国空间站植物栽培实验、川藏铁路冻土攻关等重大项目中得到延续。数据显示，近十年国家科技奖获奖项目中，有37%的团队负责人具有长期野外考察经历，这种科研基因正可追溯至湘黔滇旅行团开创的实践传统。

穿越八十余载时空，“湘黔滇旅行团”的精神依然焕发着时代价值。在昆明市黑龙潭公园，当年联大师生手植的124棵雪松已成参天大树；在北京中关村，洪朝生创建的低温实验室仍在为航天器提供超导技术支持；在数字人文领域，当年刘兆吉记录的民歌正通过AI技术实现数字化重生。这段教育长征告诉我们：真正的学术传承，从不在书斋中固守，而在与时代共振中开拓。正如旅行团成员、诗人穆旦在《赞美》中写道：“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与草原……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我要以一切拥抱你。” 这种将学术生命融入国土经纬的精神，正是中国教育穿越任何危机的永恒底气。

“湘黔滇旅行团”的历史告诉我们，真正的教育精神经得起任何环境的考验。从1938年的徒步西迁，到2023年"新工科"建设中的野外实践，这种"刚毅坚卓"的精神始终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灵魂。正如一位重走联大路的当代大学生在日记中写道：“3500里的距离，丈量出的不仅是地理的长度，更是一代学人精神的厚度。” 这段历史将继续启示我们：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坚守教育本质、创新育人方式，才是应对挑战的根本之道。

　　本文引用了《西南联大历史通识课》说明中的部分文字和图片，在此，谨向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未完成，编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