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陕北走出来的老红军-林蔚森

小卫@书画*

从陕北老区走来 红军本色

林蔚森历史档案

— 1937年初，毛泽东希望从陕北红军中选一位秘书，中央秘书长王首道觉得中央党校学员中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 1948年7月，台安县委改由辽南一地委领 导，担任县委书记。

— 1949年3月，进驻鞍钢立山工厂，出任厂长。

— 1964年5月，由鞍钢经理助理转任副经理。

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随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往延安，在陕北整整待了十年之久。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心里总是牵挂着人民群众，不管工作多么繁忙，都要抽出时间深入到群众中去，而在当时，语言交流却成为了一个障碍。陕北方言，由于种类比较多，十里乡音各不同，在中国是排行第五的最难懂方言。因而，毛泽东找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人称党的内务工作“好管家”的王首道，让他从陕北出身的红军中找一个秘书兼陕北方言翻译。

从延安中央党校的学员中，王首道发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叫林蔚森。他这一年29岁，是陕西绥德县崔家湾镇林家辛庄人，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至1937年历任林家辛庄党支部书记、绥德县二区区委委员、区委书记、绥德县军事部部长兼游击大队队长。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令人羡慕。可是没出几天，林蔚森就找到王首道，提出自己能力不行，干不了这份差事。原来，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他听起来很吃力，再加上自己的文化底子太薄，搞文字、做记录，样样都跟不上。王首道一听他的解释，既替他感到惋惜，也觉得他的确难以适应，只得另行安排工作。

在考察林蔚森时，从家庭出身到政治表现，王首道都一一作过调查了解，唯一疏忽的是，不承想他只有小学三年的文化，更不知道他还正在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怪病”折磨着。1937年4月，组织上安排他进入中央党校二部学习，其间就有学员反映他这个人有怪毛病。晚上睡觉，人家都恨不能脱得光光的，才感觉睡得舒服，而他总是穿着外衣、枕着石头睡觉。殊不知，这都是多年打游击养成了的习惯。记得1934年在绥德当游击大队长时，遭遇马步芳的8万多部队围剿，游击队被打散了，只剩下了他最后一个人，在深山里与敌人周旋。敌人悬赏200块大洋要“匪首” 林蔚森的人头，把他的父亲捉了去杖打了几十大板，逼得他的3个叔叔逃离家乡后投身革命。他的这种夜宿的习惯，也正是从那时候起形成的。不仅有如此的“怪毛病”，长期风餐露宿的野外生活，他落下了动不动就头疼的毛病，尤其是被文字憋着的时候更加疼痛难忍。头疼的病根一直跟了他几十年，多亏后来在鞍山有位老中医出了一个偏方，才彻底根除了这个顽固不化的老毛病。

土地革命时期，绥德县是我党在陕北最早开辟的红色苏区之一。西北红军、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刘志丹、谢子长等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其间，数以万计的绥德儿女投身革命，林蔚森是早期投身革命的一位。从家乡出来闹革命时，他19岁，已经有了由家里包办的婆姨，做了孩子的父亲。

林蔚森与西北红军、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张秀山，是陕北老乡。两个人虽说一直是上下级关系，但为人正派、性格耿直的林蔚森，给张秀山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抗日战争期间，他们都一直在陕北地区工作。他于1938年3月任陕甘宁边区靖边县委组织部长时，张秀山任陕甘宁边区第一河防司令部政治委员；他于1943年10月任西北局招待所主任时，张秀山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他们也都曾经一度在东北的松江地区工作。张秀山于1946年6月起任中共松江省委书记，他曾经在松江省历任公安训练班主任、公安处总务科长、苇河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秀山于1948年2月至7月任松江省委党校校长，他曾经担任省委党校校务主任。后来，张秀山于1948年8月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兼辽宁军区政治委员，他也于1948年8月到辽宁省工作，历任庄河县委副书记兼民运部部长、鞍山市新华区区委书记、台安县委书记。

张秀山非常熟悉这位陕北老乡，却不甚了解他在陕北时就遗留下来的老毛病。一次，他们相见，张秀山要他到辽西省委来工作，当秘书长。当时，他并不了解秘书长是干什么的，就爽快地答应了下来。接手后，他才发现秘书长的活几乎整天与文件打交道。本来就有处理文字就头疼的毛病，再成天地被处理文件纠缠，干了不到一个月的秘书长，正巧赶上辽东、辽西两省合并，他就主动提出了告退。

当年，他从张秀山身边离开后，于1948年11月调任鞍山市和平工委书记，同年12月又调任新华区委书记，翌年3月调入鞍钢任立山工厂（后改称为鞍钢第一薄板厂）厂长，后改任轧钢部党委书记。

1954年，林蔚森（右二）陪同鞍钢经理袁振（左三）向苏联专家赠送锦旗。

前往立山工厂上任的那一天，他只带去了3个人，有随行的干部培仁生和警卫员吴显峰，还有一位就是他的妻子郭映华。

郭映华与林蔚森是陕北同乡，毕业于榆林女子师范。在校期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因进步学生中有人变节，引起国民党当局对她的怀疑，与一些进步女学生同时被拘捕。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她巧妙周旋，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因查无实据被释放，于1937年前往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

毕业后，她被分配到老乡林蔚森那里工作。一晃几年过去了，林蔚森虽对这位外表随和、内心坚强的同乡妹子渐生好感，但自知已有家室，尽管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明，心里岂敢存有非分之想？一天，一位抗大的战友找到他，告诉他说早已暗暗地爱上了郭映华，只是自己羞于启齿，恳请林蔚森给牵个线、搭个桥。不久，这位战友上了前线，也不知话是否捎了过去。不过，战友要捎的话，却触动了他下决心大胆地追求郭映华。其实，在郭映华的心里，也早已经有了他。1940年，经组织批准，他们在延安窑洞里举行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婚礼，最为珍贵的是留下了一张结婚照。

1940年，林蔚森、郭映华在延安结婚，拍下新婚纪念照。

1943年4月，延安整风运动开始转入审干肃反阶段，林蔚森是陕北老红军，与审干肃反一点儿不沾边，而郭映华因在榆林中学的那段经历，在接受审查。他深知自己的妻子是清白的，却又对康生等人搞出来的审干肃反扩大化无能为力。当时，郭映华直接闯到了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居住的窑洞，向组织上提出申述。直至1945年，曾在榆林地区从事过党的地下领导工作的马明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从新疆国民党军阀盛世才的监狱中被我党营救出来后，返回延安，得知郭映华正在接受审查，直接找到中央有关部门作证，才算了结。

从此，由西北到东北，林蔚森夫妇一路上形影不离。

在立山工厂，他们建立起了鞍钢最早的基层党支部，林蔚森任支部书记，郭映华和培仁生为支部委员，直属鞍山市委领导。当时，党组织还没有在全市公开活动，这个党支部就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共50名。在立山工厂，他们聚集了400多名工人，迅速复工生产，这个工厂也成为了鞍钢复工最早的工厂。

1961年，时任鞍钢公司副经理林蔚森（右）与行政处处长张忠诚（左），在鞍钢迎宾馆花窖前合影。

1980年代前期，林蔚森（中）参观宝钢，与时任宝钢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李华忠（右）在厂区合影。

经历过严峻的战争年代，作为幸存者，林蔚森从来没有计较过职务的高低，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利益的多寡，更从来没有权衡过机遇的得失。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同期同级到鞍钢的老干部，大都在三两年内就提拔走上了公司副经理以上领导岗位，而他当过十年处长才弄上一个经理助理。也有老同志当着他的面发议论说：“1938年入党的都当了部长了，瞧你，1928年就参加了革命……”可林蔚森不是在这么比，也不是这么想。他说：“瞧，现在的生活，当年想都不敢想。能活下来，看到日本鬼子投降，看到新中国成立，我知足了。有多少人为了这一天，把生命都献出去了，却没能看到这一天，我们活下来的人也都该知足了。”是啊，在他的家乡绥德，有名有姓的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就有1400多名，其中有很多是与他共患难的战友。上世纪70年代初，一别家乡30余载，他第一次回乡探望，见到了打游击时为他送过饭的刘四岭老人，儿子在游击战中牺牲了，如今的生活很困难，林蔚森心里很难过。老人说，村里的烈属太多了，国家照顾不过来，每户每月只能补助5元钱。回来后，他不仅特意给这位老人寄去了几十元钱，还给生产大队邮去了300元钱，并写信给大队嘱咐林家本姓的党支部书记，要带领乡亲们种树造林，改变现状。

1960年，应一位记者之邀，林蔚森、郭映华夫妇及子女在台町家门口拍摄的全家福。

林蔚森的一生，活得很真实。不论是过去当处长时，还是后来当副经理时。延安时期就熟悉的郝希英，从鞍钢公司成立时起就是副经理，而他那时还只是一个处长，可两个人只要见了面，都似旁若无人，在大马路上也会搂脖抱腰，特别亲热。一个拍着对方的脸蛋叫道：“我的儿呀，你挺好吧？”另一个摸着对方的腮帮唤道：“我的儿呀，你也挺好吧！”老战友之间的情谊，超越了一切世俗的界限。林蔚森的一生，也活得无所惧。“文革”时期，很多领导干部遭受冲击，而他是老红军，造反派不敢得罪他。他也凭着这种身份，千方百计保护那些老同志。有的怕挨揪斗的老同志，要住进他的家里躲起来，他是来一个接一个，来两个收一双，把自己的家作为了“庇护所”。

林蔚森，这位陕北出来的老红军，始终是一位让人们能够一眼望到心底的老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