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

梁实

文字：陈德宏
资料：班玉存
文中书法：梁实
本文节选自《知青岁月》文集

我们的青年点

    1968年夏季，各省市纷纷成立了新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如何安排文化大革命的先锋——从初一到高三的老三届学生，成为各级新生政权的当务之急。那时的大学、中专及技校普遍处于瘫痪状态，不再招收新生，城市又无法同时吸纳这么多劳动力。迫于无奈，各地革委会以“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为宣传口号，逐渐让全国数以干万计的学生下乡插队到农村，以解决就业问题。

               1、  初到青年点


      68年的8、9月份，工宣队开始进驻大连市各所中学，召集学生回校，并开始向学生做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经过反复动员，当时除了每班选两个人去造船厂外，学生们几乎都写了上山下乡志愿书，在当时的政策下，也不能不写。我校学生于10月16号乘火车去上山下乡的目的地——辽宁西部朝阳专区的北票县。

      10月16号下午2点，火车准时发车，望着送行的亲人渐渐远去的身影，我们的心绪也变得惆怅起来，将来的前途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经过大约一天一夜的行程，火车在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到达了北票县城，下了火车在县城转了一下，那时的北票县还比较落后。只因有了北票煤矿才有了北票县城，北票煤质量好，主要用于冶炼钢铁等工业需要。县城里主要住的是煤矿矿工。当时县城也没有什么高层建筑，街道两旁的房屋显得比较老旧，街上随处可看到猪、狗在乱溜达，它们甚至会随意进入商店和饭店去觅食。

     下午一点多钟，县里安排大卡车把我们二十高中的学生送往公社所在地，全校下乡学生共分在两个公社：台吉营公社和黑城子公社。

      汽车从县城出来延着公路一直往北开了一个多小时先到了黑城子公社，而去台吉营公社的汽车还要继续向北开，此时已经没有公路可走，只能顺着大车道往前走，离开黑城子不远后还经过一条小河，河不是很宽但常年流水。

      车又开了二十分钟，就来到了台吉营公社，公社是由类似于四合院的纵横各两排平房组成，公社革委会主任及其他干部已在门口迎接我们，公社大门外的空地上还有许多马车，原来是接纳插队学生的生产队派来的，用马车来拉插队学生去青年点。公社主任简单致欢迎辞后，各生产队的马车就拉着插队学生去各自的青年点。
      我们青年点在刚开始报名下乡时是十个人，六男四女，但在临走时，那四名女生第一批不走了，因此我们青年点只剩下六个男生，除我和杜斯乐外还有姜光、刘培贞、范永利、梅爽。另外，下乡时每个青年点还配备一名工宣队员作为带队，他们大约在青年点待10天左右，我们青年点的带队工宣队是杨师傅，当时二十五、六岁，是复员军人。
      我们的青年点在八里铺大队八家子小队，我们一行七人找到了拉我们的马车，把行李装上马车，人就坐在行李上，车老板一声吆喝，我们向着目的地前进。一路上我发现这地方树很少，只是在有房子的地方才零星有几棵树，田野里几乎看不到树；另外，在大车道侧边远处有很多七、八米深的沟壑，应该是因缺少植被，水土保持较差，暴雨洪水冲走泥土后，年复一年形成的；再就是这里的土地不是平地，也不是山坡地，而是很广阔的漫坡地。

      乘马车走了约二十分钟，我们到达了目的地。马车直接把我们拉到青年点门口，我们把行李搬下车。青年点原先是一户农民住的房子，是那种东北老式的房子，中间是厨房，厨房有两个带风匣的大灶，两边是住屋。房顶不是那种有屋脊的瓦顶，而是一种曲率很小的坡屋顶，秋收时房顶上还可以晾晒粮食。

       听说我们下乡前不久，这户人家迁到边外去了，所谓边外是指吉林、黑龙江一带。这户人家走后，把房子、一口猪、几小坛咸菜作价卖给了青年点。西屋较大，有两间房，东屋是一间房，所以我们六个男生就住在了西屋，东屋临时当仓库用。安顿好以后，生产队孙队长把八家子小队的情况向我们做了介绍，八家子小队共有二十四户人家，一百二十几口人，没有四类分子，有土地三千多亩，主要种植谷子、粟子、高粱、玉米、棉花、芝麻等农作物。因为没有什么副业，完全靠大田收入，工分值较低，十工分才折合两角多钱。


      过了几天，我们和社员熟了，特别是和我们年龄相仿的盛桂玉、潘九章，经常到我们青年点来玩，我们也常去他们家玩，这样我们就对八家子村有了更多的了解，八家子村是比较贫穷的，最关键的是没有电，二十四户人家没有一挂钟表、没有一辆自行车，也没有一台收音机，只有四、五家相对较富裕的有缝纫机。

     看到我们穿的毛衣，他们都很稀奇，整个村里也没有一件毛衣。冬天他们男女老少只穿一套空心棉裤，里面什么也没有，晚上就睡在铺着一张席子的土炕上，甚至两三个人盖一床被，吃的主要是小米、玉米、高粱、地瓜、土豆，如果天天能吃饱饭对他们来说就是天大的幸福了。

      那时新中国已经成立19年了，但农民的生活还是这样贫穷。闭关锁国照搬苏联的农村集体化不但没有解放生产力，反而是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青年点同学合影（前排右一为本文作者）

   2、杀猪吃肉

      前房主给我们留下的猪成了我们的负担，我们既不会喂养也没有东西来喂养，带队的杨师傅和我们商量后，决定把猪杀了吃肉。这样，在我们下乡一个星期左右，找了一个屠夫把猪杀了。

      杀猪那天可真热闹，围了很多老乡来看。上午九点多就把猪杀了，等把猪毛刮干净，扒下猪皮、剖开猪肚子，再把肠子等下水洗于净，已快中午。

      刘培贞同学烧了一大锅热水，切了一些三寸见方的白条肉放到锅里煮，煮了一会，没闻到肉香味却闻到一股异样的味道，后来才知道，刚杀的猪由于内脏的元气味没有散尽，煮肉时又没有放一些能去掉元气味的调料，所以煮出的肉带有一股元气味，我对这味道很敏感，一点也吃不下这肉。没办法，只好忍疼割爱。

      吃完午饭，范永利他们几个同学又灌了一些猪血肠，我从不吃下水这些东西，所以也只能望血肠兴叹。吃完头一顿猪肉，我们把剩下的猪肉放在坛子里用盐腌了起来，把猪油炼成猪大油。

     在城市里吃肉都是到副食品商店买现成的肉，所以很少能把肉和活灵活现的猪联起来。而在当时比较落后的农村，想吃肉就要杀掉那头自己养过的猪，不免有点残忍。


                   

  3、 下地干活

    下乡一个星期左右，我们正式下地干活，从此我们就从下乡学生的称谓变成了知识青年。10月下旬各种庄稼已经收了大半，我们只是赶了个尾，把苞米穗从地里已割倒的苞米杆上掰下来再集中成堆以方便马车来拉，再有就是收地瓜。

      秋收完后，队里就安排我们到场院干活，主要工作是把脱完粒的玉米装到麻袋里，然后扛起约200斤重的麻袋，顺着一个和地面成45度角的桥板走到约五米高的顶端再把麻袋里的玉米倒进粮仓里。

      由于从小就没有干过这么重的活，适应不了，扛着麻袋根本走不上去，反而把腰还扭了，从此我的腰就落下了容易扭腰的毛病。之后生产队安排我们到牲口圈里去起牲口粪，十多天后又派我们去做高温积肥，就是用锄头翻倒在塑料布下面经过阳光照射发酵的肥料。

      到了12月份，正好公社要各大队抽人去修水利，这样各大队就把各生产队的知青派去修水利，修水利的地点离我们村大约要走40多分钟，任务是挖一条水渠，那个年代辽西冬天风真大，早上上班时经常是顶着北风走，我们全副武装戴着棉帽穿着大衣，但是风吹在脸上还是刺骨的寒，没办法，我们只好把铁锨挡在脸的前面，来减少北方吹脸的痛苦，就这样干了半个多月，我们的脸都被冻肿了，颧骨部位出现了类似青藏高原上叫高原红的红肿。


               

潘九章(前排左二）和盛桂玉(后排左二）

    4、 艰苦生活

  知青下乡后的头一年是吃国家商品粮每月定量是五十斤，由于农村干活体力消耗很大，再加上当时副食品很少，基本没有什么副食，进入冬天后，天天就是吃放很少油的萝卜、白菜、土豆，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的菜，只有水煮白菜或者萝卜，如果那一天有酱油，在这水煮白菜、萝卜里放点酱油，我们都会感到这菜太好吃了。

      我们青年点六人全是男生，每月五十斤定量都不够吃，等第二年吃生产队六百斤毛粮的分配口粮时，口粮不够吃的矛盾就更突出了。每天按定量标准做饭，不够吃也只能这样了，因此我们常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大连的家又离的太远，无法接济我们，长到这么大，才深深体会到吃不饱的滋味是多么难受，怪不得中国古话说民以食为天，揭示了吃饭是维持生命的第一需要。

     还有一次，我们被抽到修水利的专业队伍，集中在一起吃住，是挖一个比较大的水渠，因此活特别累，中午吃饭时，每人一个像小手臂那么长的玉米面饼子，加上一大碗菜汤，大家都很轻松的吃了下去，甚至还觉得没怎么吃饱。

     在第一年吃商品粮时，生产队每月派一次马车到和尚沟粮库去给我们买粮。记得好像是69年1月，杜斯乐和姜光跟车去买粮，中午在饭店吃饭喝了一点啤酒，但那天风很大，杜斯乐喝了一点啤酒后，经大风一吹，皮肤酒精过敏，手腕以上起了一片风疹疙瘩，以后只要他一喝点啤酒手腕部位就起疙瘩，从此，他再也不敢喝酒了。

     由于我们六个都是男生，所以在正式到地里干活后，只好轮流做饭，每人三天，我在家里用瓦斯时就从来就没有做过饭，更不要说用拉风匣的大灶做饭了，所以轮到我做饭时真是洋相百出，灶底的火不是点不着，就是做饭的中途灶火熄灭，弄得刚开始我做饭时大家吃了好几次夹生饭，好在有些能力经过学习是可以掌握的，刘培贞、姜光的家里用过大灶，在他们的传帮带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终于学会用大灶做饭了。 另外刘培贞还教我如何切菜和切肉，既能把肉和菜切成很细的丝，还不能切着手指。

      在青年点我们最高兴和幸福的时候就是吃羊肉饺子。那时，在过一些农历节日时队里会杀羊，羊肉四、五毛钱一斤。第一年我们供应粮里面有面粉，当我们兜里还有钱时我们就买六斤羊肉，肉和面的比例是八比十，羊肉里只放些大葱和调料。我们六人一起上阵，和面、切肉、擀皮、包馅，一个小时左右就把饺子包好了，我也是通过几次吃饺子的经历学会了包饺子。当时我们感到这羊肉饺子味道真是好极了。吃队里分的口粮时，就没有面粉了，我们用荞麦面也包过，味道也还是不错的，只不过就是饺子皮有些厚有些发散。

     回大连以后，我和杜斯乐在一起时常常回想起当年的羊肉饺子。再吃饺子，但总感觉没有当年青年点的味道好，这也可能像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里讲的故事，人在穷困潦倒时吃的很差的东西都能被当成美味珍藏在记忆里，而当他处于荣华富贵后再去品尝那菜，就再也找不到过去的味道了。

      下乡后不久，我的邻居也是我的好朋友李新民来青年点看我，他是大连二中的初三学生，在北票县城到黑城子之间的泉巨涌公社插队，他来时带了一个莱卡135相机，这样我们青年点的人还有和我们青年点关系比较密切的几个社员在一起照了好几张照片，杜斯乐还爬到青年点前面的房顶上把我们青年点的房子也拍了一张照片，以后青年点的房子着火烧为灰烬，这照片就成了我们珍贵的记忆。

     到北票大概二、三个月后，我们学校高三的一位下乡在台吉营公社的女同学，在挖积肥用的黄土时，不幸被倒塌的黄土压死。插队在黑城子和台吉营的同学闻讯后都来为她开追悼会，望着她的遗像，觉得在学校时好像见过，有点印象，毕竟全校才18个班，大家都十分悲伤，刚下乡不久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消失了。我们不仅联想到自己的境遇，大家都很伤感，都希望能早日离开这个地方。

      北票农村的冬天是很难过的，青年点由于烧火做饭的时间比较短，因此炕也不太热，再加上农村房子保温不好，进入12月份后，屋里气温都在零度以下，每天早上脸盆里的水都结冰了，而东屋我们储存的大白菜也全部结了冰，到1月份时，大白菜从外到里就都冻透了。

      由于晚间太冷，晚上如厕都成了问题，我们晚上穿秋衣裤睡觉还能到外屋地的便桶小便，范永利和梅爽由于喜欢光着上身睡觉，所以根本就不想出去方便，实在憋不住了，就把窗户掀开，站在炕上往窗外尿，这恐怕是当时青年点的一道风景线吧。

     我在65年曾做过痔疮手术，因为炕太凉，不久我的痔疮复发。在附近找过几个土郎中用他们自制偏方治过，还和姜光一起到北票县医院去看过，但也都只能治标不治本。医院建议休息，还给开了诊断书，并建议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这样，我在春节前回家休息了。
。

　　  5、   春耕夏锄


      在家休息到4月春耕时，我又回到青年点。春耕是农村的大忙季节，在那个完全靠人力、畜力耕作的年代，经过春耕后人们累得仿佛被扒掉了一层皮，几乎每个人都瘦了一圈。

      播种前先要把粪用马车从村里运到地头，我们再用扁担挑筐把粪运到地里，纵横各隔二十几步堆一个粪堆，再用牛或马拉犁把土地翻成一条条犁沟，然后用带把的簸箕把粪均匀地撒在犁沟里，接着是手工播种往犁沟里撒种子，最后用人或者牲口拉一个木制直角形覆盖器把种子埋起来，这就是一块地的播种程序。

     北票当时是地多人少，生产队就怕地还没种完而错过春耕季节，所以春耕时很忙，常常天一亮就要下地，天黑了才收工，紧赶慢赶的撵着把地种完。所以春耕完了，人人也都筋疲力尽了。

      春耕完后在庄稼苗没出土之前，大家可以干点轻快活或者出工不出力的休息休息，孙队长知道大家春耕出了大力都很累，所以在这个阶段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就大家。

      到了6月份，庄稼长到半尺高，需要间苗和锄地。我们队有些地的地垄特别长，站在地的一头，那一头都望不到边，尽头和蓝天相交为一条横线，在这样的地块锄地，我们可是累惨了。特别是我的腰因为在扛麻袋粮时扭过，再加上我个子很高，因此锄地时腰老是疼，但即使这样也得坚持啊。

       社员由于经常干锄地的活，所以他们都干的很快，很快就把我们拉下一大截。知青里面也是我在最后，好在知青干到头后，杜斯乐他们又回过身帮我锄地，这样当别人休息了一会开始往回锄地时，我才锄到地头。这样一来我们和社员拉得越来越远了。

       这地垄真长啊，早上6点钟开始锄地，一上午只能干个来回，回去吃了午饭几乎没有休息，又干一下午，到太阳落山，还只是锄了个来回。等收工回来，胳膊疼的几乎连饭碗都端不起来了。

      就这样干了近一个月，终于锄完了第一遍地。但是先前锄过的地里杂草又长出来了，于是需要第二遍锄地，将之前的工作再重复一遍，再让全身承受一次炼狱般的锻炼。

       后来我们才知道，美国加拿大的大农场根本不需要锄地，他们春天用拖拉机把土地犁过后，用机器把种子和肥料播撒到犁沟里再用土覆盖上，等农作物和杂草长出来后，再用农业飞机喷酒专杀杂草的农药，等到秋天来收割就行了。而我们当时没有这种技术，也没有那样的物质条件，只能依靠人力畜力拼命地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真是一句至理名言啊。

  6、 二十岁生日


      1969年5月23号是我的二十岁生日，为了庆祝，也为了改善一下长期不能温饱的生活，我就和杜斯乐请了一天假准备中午去黑城子唯一的一个小饭店吃顿饭庆祝一下。

      我们青年点到台吉营公社有七、八里地，台极营公社离黑城子也有七、八里地，而且要淌过一条小河。黑城子是个小镇，比较繁华，到赶集日还可以赶个集买些东西，而台吉营公社所在地就差许多，连个饭店都没有。因此要想买点什么东西或者到饭店改善一下，只能到黑城子去。天比较冷时，淌冰冷的河水也是一件难过的事情，淌在没过小腿的水中，河水寒凉刺骨，过河后脚和小腿都被凉水扎得有些麻木。

      过了河我们先到黑城子商店买了个清蒸猪肉罐头，又到黑城子唯一的小饭店要了几个菜，好像有摊鸡蛋，烧驴肉，一个炒蔬菜，一个汤再加上买的清蒸猪肉罐头，在当时算挺丰盛的，我喝了一碗啤酒，杜斯乐不能喝酒，只能以水代酒，吃饭时，我们真是有些伤感，已经二十岁了，前途还是那样的渺茫，将来我们真要在这一辈子吗？

      吃到一半，正好碰到杜斯乐的哥哥从外面进来，他也是二十高中的，是我们上一届的学生，在黑城子公社插队，于是请他和我们一起庆祝。回城后家人朋友为我隆重地庆祝过很多次生日，但在那种那种条件下的二十周岁的生日，让我终生难忘。

杜斯乐父亲来青年点探视（前排左一是杜斯乐，前排右一是杜斯乐父亲

7、北京之行


      1969年的国庆节是二十年大庆，我和杜斯乐都想去北京看看首都二十年大庆的庆祝活动。我们决定9月下旬先回大连一趟，然后到9月底再去北京。

     那时我们没有钱，因为农村是要到秋收后才能结账分钱。我们这个生产队，农村壮劳力干一天才记十个工分，我们知青一般每天只能记七、八个工分，挣十个工分才值两角多钱，且在年底前是拿不到一分钱的。即使到年底，我们挣的工分钱也只能勉强够买口粮，根本分不到现金。社员平时也没有现金，只靠卖点自己家产的鸡蛋换点现金。

     我们离家时带的一点钱都用于平时改善生活了，我们想回家连路费都没有，只能逃票坐火车。那时北票男知青大多是采取这种方式回家，因为我们确实没有钱，另外我们也确实想家。

     我和杜斯乐在北票车站买了张站台票上了开往金岭寺的火车，在金玲寺下车后又换乘到大连的火车，但在大虎山车站前火车开始查票，包括我们在内的许多知青及其他逃票者都被要求在大虎山车站下车，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反省错误，在大虎山学习了半天，要求我们斗私批修不要再做不买票坐车的事情，学习完后，又把我们知青送上下一班去大连的火车。

      可能那时候下乡到偏远地区的知青普遍都没有钱买车票回家，据说下乡在黑龙江的一对上海知青恋人在冬季回家，因为没钱买火车票只好扒乘在油罐车后部，结果发生在路上双双被冻死的惨事。所以全社会也比较同情这些知青，对于他们不买票乘火车也只能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就这样，在路上经历了干辛方苦终于回到大连。

      9月底我们到了北京，杜斯乐住在他姥爷家，我住在附近一家小旅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那时还处于文革之中，再加上由于珍宝岛事件我国和苏联关系非常紧张，所以二十年大庆并不隆重热闹，没什么太值得好看的国庆节目。

      虽然串联的时候到过北京，但那时由于文革破四旧景点都不开放，所以很多地方都没有去过，我们就利用这次上北京的机会把北京各名胜风景处逛了一遍，如故宫、十三陵、北海公园、颐和园、动物园等地方都去了，并租了一个120相机拍了一些照片。

杜斯宜来青年点探望弟弟（前排左一是杜斯乐，后排左一是杜斯宜）

   8、 内蒙买猪肉


      在北京玩了一个多星期，我们返回青年点。1969年底，农村已经进入农闲阶段，知青们也大都准备回大连和家人一起过春节。本来已从三年困难时期恢复过来的大连副食品供应市场供应，在极左路线干扰下，又出现了短缺现象，猪肉、鸡蛋等又恢复了凭票供应。我想不如在农村买些猪肉带回去，以便春节餐桌能丰盛些。

      我们附近的农民都是自家养一头猪，年底杀猪后把猪肉腌制起来，以备在下一次杀猪前的期间食用，属于自给自足不外卖，要想买猪肉只能往北走到内蒙古那边买，而我们北票台吉营公社的北面隔一条河就是内蒙古区域，我决定去内蒙那边买猪肉。我在队里借了一头毛驴，一大早赶着毛驴向北去。

      途中经过郎家窝铺青年点，这青年点都是我的同班同学，由于和我青年点相距较远，所以很久没见面了，这次看到他们觉得格外亲切，在他们那休息了会，我按照他们指引的道路继续前进，又走了约半个多小时，前面就是牡牛河，过了河就是内蒙古地界了，这季节河水已结了冰。我牵着毛驴准备过河，但奇怪的是毛驴怎么也不往冰上走，可能是怕冰面太滑摔倒，我在前面拉着它也不走，正在无奈之时，来了几个社员也要过河，在他们的帮助下，前面拉后面推好容易把毛驴赶过了河。

      进入内蒙后，果然这边有卖猪肉的，我买了半片猪大约一百斤左右，让毛驴驮着赶回了青年点，我们六人把猪肉分了一下，春节前我就带着肉回到了大连，确实解决了春节吃肉的问题。

      我们下乡后，作为家长总是惦记着的。杜斯乐的父亲是海工的教授，那时海工已迁到武汉，1970年他父亲曾不远千里来北票三个公社看望杜斯乐兄弟三人，真是父爱如山啊。杜斯乐的哥哥也从黑城子来青年点看望过他。

  9、离开北票青年点


      回到大连时，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发布1号通令的时候，当时的形势好像是要即将爆发世界大战，听说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即将要进攻中国，为了备战各部门甚至街道都在挖防空洞，而且上面传达文件要求各单位除生产人员外，要尽可能疏散到农村去，这样就出现了这国家干部下乡插队成为“五七战士”的新生事物。

      我父亲也成为一名“五七战士”，定于1970年2月1日下乡到庄河县荷花山公社东风大队东风小队，在短短几天里家里把能带走的东西都打包装箱，并在2月1日把这些东西装车送到了火车站，装进了火车的货箱里，但不巧的是当天早上开始下起了大雪，父亲单位只好这天准备要下乡的职工安排住进了火车站附近的旅馆，记得好像是住在火车站东面不远的妇婴旅社，一直在旅社住了三天，等去庄河路上的雪化了才动身。

      由于我父母下乡，而且父母身边无人照顾，征得生产队同意后，我把户口从北票转到庄河，成为一个庄河县的归户知青。当时有很多父母下乡的知青都把户口转回了家里。由于我没打算再回青年点，所以我留在北票青年点青年点的行李和箱子原本打算不要了。

      当时青年点同学都去宝国老修铁路，青年点房子没人住，生产队就借青年点房子弹棉花，可能是弹棉花的人把没熄灭的烟头扔到了地下，半夜时屋里堆放的棉花燃起大火，把青年点的房子烧为灰烬，我的行李箱子也被大火烧毁。后来杜斯乐与生产队交涉，生产队没有钱赔，最后由县里给赔了七十多元钱。

      那个年代全国各地发生过不少危及知青生命和尊严的事情，一些知青由于生活过于艰辛或者遭受迫害对前途失去希望而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不少女知青被当地的农村干部甚至部队农场干部强暴，导致中央在70年左右发了一个和知青有关的26号文件，判刑和枪毙了一批欺压知青，强暴女知青的农村干部及部队农场的领导，这才使知青的情况有了一些好转。

      1972年福建莆田教师李庆霖冒险写信给毛主席，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受到毛泽东重视并亲自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并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的一个契机。

        客观的讲，城市学生到艰苦环境里锻炼对他们的成长是有一定益处的。古语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回城后，每每看到反映知青的电视剧如：《老三届》、《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我们的知青时代》、《北风那个吹》、《兵团岁月》等我们都会感动得流泪，就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啊。

      我很庆幸自己在北票青年点生活一年多后，归户转到庄河。在庄河一年多时间被招工回城。而在北票的几千大连知青，其中一小部分被当地企业招工留在了朝阳北票一带，大部分则是直到1974年后，才得以陆续被招工回大连工作。

      前几年在电视节目中看到，至今还有二十多大连女知青留在北票。由于招工时她们已和当地社员结婚生子，无法和老公子女分离，按政策就在当地给她们安排了工作，其中很多人还把工作机会让给了农村老公，她们现在生活大多比较艰辛，因长期在农村生活，她们的容貌也比同龄人显得更加沧桑。

       我于1971年9月在庄河被石油工业部大连石油七厂招工回到了大连，父母也在1973年5月因工作需要，结束三年的农村生活调回到大连，一家团圆。虽然已回城几十年了，但那一段苦涩的知青生活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本文作者陈德宏（摄于朝阳北票白石水库

作者简介：
　　陈德宏，生于1949年5月，1967年8月高中毕业，1968年10月下乡北票台吉营公社，1971年9月被大连石油七厂招工，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大连工学院化工系学习，毕业后主要从事润滑油和添加剂的研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