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王朝体系下的忠臣样板（二）

吃牛的草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辛弃疾

二

帮君王干大事，那是可以名满天下的大好事。当然，在通常情况下，前提是要君王能想到你，然后给你干大事的平台。而一个王朝的大臣，若是在君王想干大事的时候想到你，那无疑说明你的确当得起这个大字。如果说，宋仁宗想到范仲淹，是因为范仲淹在王朝中日渐积累的声望。那么想到富弼，更大原因就是，忠心牢靠，善于办事，且是能办非常事。因为，就在一年前，富弼刚刚替王朝办了一件非常事，让宋仁宗感到相当满意。

庆历二年，大概是王朝最高领导人宋仁宗最为焦头烂额的一年。在对西夏战事屡屡不利的情况下，已经跟王朝签订和约友好数十年的北辽又来了个趁火打劫。

是这样的，正当王朝跟西夏打的你死我活之际，北辽突然发来了外交照会：辽夏为舅甥之国，对夏有保护之责，宋朝攻夏为何不先与辽朝打招呼；宋朝在边境上营筑长城，填塞隘路，开掘水道，添置边军，有破坏宋辽盟约的意向。并以此为理由，派遣大臣萧英、刘六符前来索要当年被周世宗柴荣夺取的瓦桥关以南十县。

明明是你破坏盟约，却要我来背锅。北辽这锅，还真是黑。关键是，北宋还不得不背。说白了，如果北宋不背这锅的话，北辽就要插上一脚，给你捅上一刀，到时候你两面受敌，就不是十个县的问题了。面对这赤裸裸的威胁，宋仁宗除了暗底骂娘，估计也只能忍无可忍还要再忍。但光忍是没有用的，既然对方已经出招了，你就必须接招，关键是还要做到，不能让北辽找到出兵的借口。毕竟北辽只发照会不出兵，那就说明还有谈判解决的余地。

谈判是要人来谈了，那就找一个人代表王朝跟北辽谈吧。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那些本来应该承担这个差使的人都纷纷找各种理由予以推辞。都说弱国无外交，处于谈判的被动方，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差事。谈成了还要被扣卖国贼的帽子，谈不成更是要掉脑袋的干活，这样的差使，自然是能推辞就推辞了。

还好，宋仁宗内心仁厚，没把怒气撒在这些关键时刻打退堂鼓的臣属身上，而是出于对这份特别时期特别差使的特别慎重，让王朝的大臣以推荐的方式选择最为适合的人选。结果，时任宰相兼枢密使的吕夷简，也就是王朝主管政事和军事的第一大臣，推荐了富弼。

而此时的富弼，虽然在王朝的大臣中有一定的知名度，且还是王朝重臣晏殊的女婿，但离重臣的地位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照理，能得到王朝中最有话语权的大臣向皇帝推荐自己，即使差使危险难度系数大如悬崖走钢丝，那也算是难得活久见的提携。不过，有意思的是，由于某些政见不一富弼得罪过吕夷简，而吕夷简也表示不喜欢富弼这个人。推荐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去干一件危险的差事，从常情动机而言，即使有出自国事公办用人唯贤之心，都难免让人疑测诸多。而为此，大名鼎鼎的欧阳修甚至引用大唐名臣颜真卿劝降叛将李希烈被杀殉国之典，请将富弼留在京师。只是，吕夷简把这意见压了下来。就这样，富弼被推到了王朝危急的风口浪尖。

机遇，抑或灾祸？不同的人其实有不同的看法。对于吕夷简的推荐，获知消息的富弼心情估计是相当复杂的，但对于一个自我抱负期许以宰辅为目标的王朝大臣来说，他的看法必然是有与众不同的，而富弼，从一开始，他的从政目标就是宰辅大臣。可以想象，当关心富弼的亲朋好友把这差使当作危险乃至是吕夷简构陷来看待时，富弼内心却更多的是把这差使当作是证明自己能力的一次难得机会。

年近不惑，须发已经有了霜经的沧桑，曾经年少立志远大忽然有了拉近眼前的机遇，即是十分危险也是值得一试的，哪怕，热血已沉心，须发早顺颔。当接到面见皇帝的旨意后，富弼或有几分忐忑，但更多应该是隐含着的慷慨兴奋，值王朝危难之际，本属于重臣们角心斗力的核心政治舞台，终于有机会轮到自己出场露面了。自天圣八年（1030年）中特科进士走上仕途以来，富弼敢言直谏，名声颇彰，但只凭刀笔文章，终非如解危机于倒悬那般建功立业来得痛快。至皇宫门外，富弼用脚抖了抖官袍靴底的尘土，倒吸一口天地之气，然后恭身等候皇帝的召见。

一番礼仪应对后，富弼终于在非早朝场合见到了皇帝宋仁宗。皇宫肃穆，其中急事要事与少数几个臣子的特别会面，通常是王朝重臣才能享受的待遇。诚惶诚恐，富弼终于感受到了这种待遇。面对宋仁宗的意见征求，富弼叩头说道：“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让君主担忧，是做臣子的耻辱，我哪敢贪生怕死。这话说的，实在是太到位了。对于焦头烂额的宋仁宗而言，他太需要听到这样的话语了。所谓板荡识忠臣，在王朝危急之际，做臣子的就应该站出来帮皇帝分担忧虑。富弼这一句话，无疑说到了宋仁宗的心坎子里去了，跟那些碰到问题就百般推脱的大臣对较起来，就凭这句话这个态度，富弼那无疑就是大大的忠臣。

一句话就温暖了皇帝的内心，接下来的事情自然明了，就看富弼能否说到做到了。为表彰富弼对王朝的忠心，当然也是为提升王朝谈判代表的身份地位，在出使辽国之前，宋仁宗提任富弼为枢密直学士（相当最高军事指挥部参谋），不过，这个任命却被富弼给无情地拒绝了，理由是：国家有事，臣子只能惟命是从，这是臣子应尽的职责，怎么能因为这个而升迁官职！

终于，将重任挑在肩上。富弼努力保持着沉稳，一如既往的沉稳，身稳住了，心更要稳住。做大事的，最忌乱了分寸。富弼明白，自己肩扛的差使，关王朝命运，没有失败的回旋余地，自己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任何可能有落人把柄或分散其精力的，都必须坚决地说不。从接受使命的那一刻开始，你所做的所有，就是如何完成好这份差使。

细节决定成败，而做事的专注度，决定着对细节把握的程度。史书上特别记载有这么一个细节，在这次出使途中，富弼收到了一封家书。按常理，这样特殊时刻收到家里来信，那肯定是家里发生了重大的事情，结果富弼看都没有看，就把家书给烧毁了。理由很简单：徒乱人心。直到任务完成回去后，富弼才知道，是女儿去世了。

很难揣测富弼知道女儿去世后的心情如何，对于政治职业人物的心态，国事与家事之间的权衡，必须有着国事优先的分明态度，至于有国才有家还是有家才有国的社会哲学思辩，是不会影响他们这个群体自我价值判断的。从来政治都是一条特殊的道路，路上洒满荣光，布满巨坑，一旦选择了，就必须经得起荣光照耀巨坑摔跌。至于人性种种，在那条道路上，是有着其独特的价值诠释的。这种诠释，只有走这条道上的人能真切领悟，并常隐而不宣。

抛开某些价值判断，可以说，在这次差使中， 富弼充分展示了其政治外交才能，在一些礼仪细节上谨慎周到，以及一些原则敏感问题上的铺垫圆转，包含对一些重要谈判对手性情切入点的把握机用，或都有可圈可点之处。而在其与北辽皇帝辽兴宗面对幹旋中，也就是谈判成败核心关键的节点上，富弼更是切中形势拿捏准确，以独特的利益角度切入把住了辽兴宗的弱点忧心，一举扭转谈判局面向有利于北宋意愿方向发展。

北辽幽都府（今北京）使馆内，辽军守备森严，对于此次谈判获得的急切期许，辽兴宗亲自接见了远道而来的北宋谈判使团，而面对辽兴宗气势咄咄不割地就举兵南下的军事威胁，富弼从容应对："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苟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且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劝用兵者，皆为身谋耳。“

好吧，宋与辽是有签订和约的，保持和平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作为辽国的老大可以根据和约每年都可以直接拿到钱；如果撕破和约开打，下面的兄弟是能捞到好处，作为老大就只能忧心胜败担负责任了。所以啊，那些劝你打仗的兄弟，都只是为自己的利益考虑。

啊，你说什么？辽兴宗表示听不大明白，说：何谓也。富弼继续解释："晋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乱，土宇狭小，上下离叛，故契丹全师独克，然壮士健马物故太半。今中国提封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群臣何利焉？"

跟你讲讲以前历史吧，以前五代十国后晋末代皇帝的时候，国土小，还是众叛亲离的情况下，你们祖宗虽然打赢了，军队人马还损失大半，今天，我们中国已经不同往日了，兵多疆广，上下同心，你能开仗就保证打赢吗？再重复一遍，就是打赢了，那些损失的军马又是谁的呢？

终于听明白了。史书记载，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辽兴宗听了是不停地点头，若是只论舌头上的功夫，中国的读书人从来都是装了弹簧有辩论传统的，关键就看临场发挥了。

而富弼这一临场发挥，还真起了关键作用。基因游牧的君王辽兴宗对那些外交辞令大道理未必感兴趣，但对于利益分配的实际问题还是听得很明白的。当在此后数番谈判后摸清北宋王朝底线是可以多给钱但坚决不割地时，也就无奈爽快地答应了，行，既然如此，那就用钱来解决问题吧。当然，最后也不忘说一句：卿其遂以誓书来。记住，你回去后快点把和约拿过来签了吧。

预期目标达到，当富弼回来后把谈判事宜向宋仁宗如实汇报后，宋仁宗那是相当高兴。只要土地不失，用钱能解决的问题那不都是问题。事实上，岁币支出对宋而言并非沉重负担，相对于战争的军费，岁币开支几乎可以说是不足轻重。宝元元年（1038年），陕西出支为一千五百五十一万；宋夏战争开始后，庆历二年（1042年）陕西出支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整个王朝财政几近赤字。

而在和约的签订上，王朝决策层又发挥了中国人读书人不善面对面硬战却善于暗底里给对手挖坑的老传统，给加上了这么一个条件：如果北辽方面能让西夏再次臣服于王朝，那么每年给的钱增加为二十万，否则只能提供十万。

二十万与十万，当然是选择二十万。在辽兴宗的眼里，西夏就是自己的小弟，我让他干嘛就干嘛，让小弟乖乖听话，就能每年多赚十万，这等好事不做天理难容哪。只是，让辽兴宗没想到的是，天下还真没有这等白白拿钱的好事，西夏作为小弟，虽表面恭敬唯诺，其实也早已对北辽指手画脚内心不服，一个敢称帝的人，是不会愿意屈居任何人之下的。结果，拿了钱的大哥就为小弟不听自己的话吵了起来，甚至还动起了干戈。这样的结果，自然就是北宋王朝最想看到了。花这么多钱挖了个坑，总不能白挖吧。

可以说，在这次王朝危机的化解中，在政治外交这一着棋上，富弼表现出色，为王朝立下的赫赫大功。这样的大功，作为王朝的君王是不会忘记的。何况，还是刚刚年前的事。于是，为表彰富弼的大功，宋仁宗决定给富弼封官加爵，结果又给富弼拒绝了。干大事不居功，好吧，既然如此，朕就再给你参与干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