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救寺里的爱情故事

午夜心香

　 天下寺庙不谈情，谈情只有普救寺。

普救寺是一座佛教十方禅院，位于永济市蒲州镇西厢村的塬上。普救寺的始建年代已不可考，但据典籍和文物推断，隋朝初年就已经存在了，当时叫西永清院，五代时期被改名为普救寺，这源于本地的一场著名战争。唐代时期普救寺所在地为河中府管辖，治所就在普救寺附近的蒲州城。清初诗人周灿《愿学堂文集》二十卷中有一首名《蒲州普救寺》的诗云：“老僧一语下重关，普救提名岂等闲。何事双文成艳曲，都将兰若做桑间。”诗注有云：按地方志记载，寺名原来叫西永清院，后汉（公元947-950）郭威征讨李守贞时，蒲州经年未攻下，郭威乃延请西永清院的僧人询问，僧人回答：“将军但发善念，城必克矣。”郭威折箭发誓，明日城破不杀戮一人。故此后，寺名改称普救寺。

　　唐时，普救寺名声极大。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又称《唐高僧传》）卷第二十九“释道积传七”生动描绘了当时普救寺的盛况：“其寺蒲坂之阳，高爽华博。东临州里南望河山，像设三层，岩廊四合，上坊下院赫奕相临。园硙田蔬，周环俯就，小而成大。”彼时的普救寺，不仅是佛门圣地，更是一处文化与精神高地，“南来北往，三教九流，过者无不瞻仰”（《西厢记》一本一折）。

　　普救寺之所以和爱情扯上关系，这要归功于元代的戏剧家王实甫，他写的杂剧《西厢记》，不仅让普救寺一举成名，而且让它成为了爱情圣地。

《西厢记》讲述了这样一个爱情故事：老夫人郑氏携女儿崔莺莺、儿子欢郎、婢女红娘，带着亡夫前朝崔相国的灵柩回河北老家安葬，因路途受阻暂住普救寺。而穷书生张生也正好住在寺院里备考，与崔莺莺一见钟情。当时一伙叛军将普救寺包围，企图抢夺崔莺莺为压寨夫人。老夫人无奈许诺：谁能击退叛军解救他们，就把女儿许配给谁，并倒贴嫁妆。张生写信求助好友白马将军，成功救下了老夫人一家。然而，老夫人出尔反尔，不愿将女儿许配给张生，想认兄妹了事，幸亏丫鬟红娘从中斡旋，最终张生和崔莺莺得以有情人终成眷属。

　　几百年来，《西厢记》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著，深深地激励过无数青年男女的心，使他们为张生和崔莺莺所赞叹，所感动，当然也少不了疑惑。佛门禁地中发生的爱情，是真实的吗？

《西厢记》的故事最早见于和白居易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元稹的小说《莺莺传》，其被收入《太平广记》四百八十八卷，又因传中有赋《会真诗》的内容，所以俗称《会真记》。小说不过三千余字，却情节曲折，叙述婉转，文辞华艳，是唐代传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在元稹笔下，张生初见莺莺时爱之甚笃，为其而蔑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不久之后意识到，不能因为女人而耽误自己所担负的功名利禄重任，便舍弃了莺莺另娶高门。而莺莺也只能无奈说“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

　　当《莺莺传》故事流传了四百年左右的时候，金代文人董解元（约1160-1220年）改编成《西厢记诸宫调》（又称《西厢记搊弹词》、或《弦索西厢》），以莺莺张生私奔团圆作结，矛盾冲突变成争取恋爱婚姻自由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

王实甫进一步创作《西厢记》，描写了礼教叛逆者与封建卫道者之间的冲突，表达了有情人都成眷属的心声与愿望。

　　据考证，《莺莺传》中的故事就是元稹个人早年的风流韵史。宋代王铚曾经在《〈传奇〉辩证》中对此进行考证，确认张生、元稹为同一人。近代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认为：“《莺莺传》者……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国学大师陈寅恪亦指出，“《莺莺传》为微之自叙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无可疑。”

大致事实如下：元稹是北魏昭成帝什翼犍的十九世孙，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二月，生于东都洛阳（北魏第七任皇帝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后将自己的姓氏“拓跋”改为“元”）。八岁时，因父亲病亡而家道中落，元稹随母亲郑氏移居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依倚舅族”。贞元十年，十六岁的元稹回到长安参加了考试，通二经擢第，但一直没有官职，过着闲散生活。贞元十五年（799年），元稹漫游河中府时恰遇动乱，刚好崔双文同其母路经普救寺，也赶上了这场动乱，而且“崔氏之家，财产甚厚”，住在寺里的元稹“与蒲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遂不及于难”。被救的老夫人大为感激，执意设家宴答谢救命之恩，宴会上，元稹初见惊为天人的崔双文，便动了心。家宴之后，元稹私下向丫鬟红娘叩头作揖，求红娘从中成全。厮守几个月后，为了复兴家族，元稹进京赶考。第二年，不中，依然留在京城里继续备考。后来在友人的举荐下，元稹结识了当时权倾朝野的太子少保韦夏卿。元稹仪表堂堂、文采卓绝，韦夏卿有意招他为婿。贞元十八年冬，元稹参加吏部乙科考试，次年春发榜，考取了书判拔萃科第四等，被留在秘书省任九品郎，认识了白居易、刘禹锡、韩愈等一大批当时最杰出的文人。就在这一年，二十五岁的元稹得偿所愿做了韦家的东床快婿，迎娶十九岁的韦丛。

　　公元804年九月，也许是怀着对崔双文的愧疚，元稹写下了传奇小说《莺莺传》，一时间文人士子争相传看，张生与崔莺莺的故事广为流传。但《莺莺传》的最后，元稹借张生之口为自己的变心辩白：“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意思是崔莺莺太过完美，我配不上，只能舍弃。其实，元稹的内心始终有着一份不舍，直到五十三岁生命的尽头，他依然会想起那个被自己伤害至深的女子：“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闻花气睡闻莺。猧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

　　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一场大火将普救寺无情吞卷，除石坊、三大土洞、舍利塔外，悉数焚毁殆尽。20世纪80年代，当地煞有介事地仿唐宋明形制全面修复与西厢故事有关的建筑：张生借宿的“西轩”，崔莺莺一家寄居的“梨花深院”，白马解围之后张生移居的“书斋院”。1990年元旦，普救寺对外开放。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题写山门楹联：“普愿天下有情，都成菩提眷属。”想必是源自《西厢记》第五本第四折中“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句话吧。

走进普救寺，首先面对的是一百零八级台阶，象征着人生要经历的一百零八种磨难。尽管感觉颇有些压力，但我还是决定挑战一下自我，不走旁边的之字形楼梯，坚持攀登这些台阶，仿佛要将一切烦恼抛诸脑后。

　　上完台阶，跃然眼前的是一座庄重古朴的大钟楼，钟楼高达十七米，飞檐翘角，气势雄伟。《西厢记》的故事由此开始，“白马解围”时，张生请老夫人、法本住持登楼观阵，即指此楼。

钟楼后面便能看到屹立着一座古朴典雅的方形密檐式的砖塔，原名舍利塔，明朝嘉靖年间重修，塔高约四十米。因《西厢记》里张生与崔莺莺的故事发生在塔下，故俗称“莺莺塔”。令人称奇的是，该塔以其独特的结构和精湛的工艺具有特殊的回音效应，在塔下敲击石头，会发出“咯哇！咯哇！”的蛙鸣声。塔的西侧原有石雕蟾蜍，号称“击蛙台”，不知为何已撤去，用一块大石替代，供游人体验。这座塔同北京天坛的回音壁、河南三门峡宝轮寺塔、重庆潼南区大佛寺内的“石蹬琴声”并称为中国现存的四大回音建筑。

　　围绕塔的四周建有迴廊，称“塔院迴廊”。《西厢记》中，张生游寺时，“登了宝塔，将迴廊绕遍”，即指此院。

迴廊之北是大雄宝殿，大雄宝殿西侧的一个独立建筑，因坐西朝东故名为“西轩”，《西厢记》中张生“借厢”即指此屋。

　　从西轩与塔院回廊之间甬路西行，回廊西墙外有传说中的“莺莺小道”，现已被石雕护栏围住，透过深色的玻璃盖板，隐约可见下面的瓦棱小道。据专家鉴定，属唐代寺内的遗存，是“当年崔莺莺走过的路”。从此，人们便称之为“莺莺小道”。

　　大雄宝殿东侧，就是崔莺莺一家的寄居之所梨花院，俗称“莺莺院”。大门两侧有“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对联，乃摘自北宋晏殊七言《寓意》诗句。院内北房三楹为老夫人的居室，右为卧室，中是堂屋，左为佛堂。“拷红”情节就发生在这里。西厢房三间，是莺莺和红娘的居室。

　　西厢南侧有一方石碣，上刻“普救寺莺莺故居”七言律诗一首。跋文载，此诗是金大定年间河中府同知王仲通游寺时所撰写的，因此称作“金代诗碣”。诗云：“东风门巷日悠哉，翠袂云裾挽不回。无据塞鸿沉信息，为谁红燕自归来。花飞小院愁红雨，春老西厢锁绿苔。我恐返魂窥宋玉，墙头乱眼窃怜才。”据说，这方诗碣，是修复清基时出土的，成为了普救寺崔张故事的实物佐证，可说是“镇寺之宝”。

　　院墙外有一株枝繁叶茂的倚墙杏树，当年张生受莺莺之约，半夜跳墙相会，就是从这里攀爬而入。

梨花院东侧仅一墙之隔，有书斋、卧室，四周围墙自成一院，亦称书院。“白马解围”后，老夫人赖婚，张生从西轩迁居这里。

　　寺后沿台阶而下，是一处面积不大的园林式花园。园内假山嶙峋奇崛，莺语双亭飞檐翘角，曲径鹊桥横架池上，拜月台掩映在翠柏、修竹之中。几株粉白色樱花正在恣意绽放，一阵阵清香扑鼻而至。《西厢记》“联吟”情节就发生在这里。环顾四周，张生与莺莺相互赋诗对吟的画面彷佛浮现在眼前：张生道：“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者；如何临白告魂？不见月中人？”莺莺和：“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一对有情人难舍难分、悲恻隐忍的情景让人心碎神伤。

　　后面，我几乎沉浸在这个故事的遐想之中，寺中其余景观如藏经阁、菩萨洞、弥勒殿等，甚至月老殿，都是走马观花，匆匆一瞥。

　　出了普救寺，回望高耸云天之上六百年的莺莺塔，已经不在乎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是不是真的发生过。我不愿怀疑，因为我心中永远有着一份对于美好的向往与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