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隐海天云万里，鹤归华表月三更

水调歌头

再悼同事李增元

君生癸巳我戊子，先我离去为那般？

身影蒙蒙阁楼上，音容袅袅讲台前。

不是好高与骛远，亦非熬夜和抽烟。

自从盘古开天地，阶层跨越历来难！

 本文的标题是李增元葬礼日不知名的一位乡亲为他撰写的挽联。不知不觉中李增元逝世已经三年了。因为出生于平民家庭，李增元有与生俱来的自卑，1977年的犯错给他心里留下了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他太谨慎了、太努力了，透支了自己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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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悼增元三章（2022.4）

一

壬寅清明日，

我怀李增元。

乙丑初识面，

共事逾七年。

七年不觉长，

七旬寿太短。

此别成终古，

再无促膝谈！

二

早年命运舛，

十五离校园。

廿五龙门跃，

术业有功专。

心如止水静，

正人律己先。

君今驾鹤去，

抱负如何现？

三

人生多过客，

知交有几人？

不行及时乐，

莫作千年忖。

芸芸养生族，

何独把命拼？

舍身嘱我等，

留白别太累！

　　李增元，1953年出生于一个平原乡下的普通农民家庭，兄妹四五个排行老二。1966年14岁的他读完小学六年级，四年间断断续续在村子里读两年“初中”后就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担任过生产队队长、乡办中学炊事员、食堂管理员。1977年参加高考，被湖北一所大学数学系录取（本人没去报到），1978年重新参加高考后被录取到地区师范专科学校数学系，1980年师专毕业后分配到正庄乡中任教并任校长。1986年至1991年任县三中校长，1991年至1992年任县一中东学区校长，1993年至1996年任县四中校长，1997年至2001年任县第一实验中学副校长，后退居二线受聘于一所私立中学负责教学管理四年，再后来开办一家考志愿填报咨询所。从2021年春查出患胃癌到2022年4月5日离世，前后不到一年。

▼ 2018年年初夏，李增元为参加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的人员做指导报告

　　▼ 1988年5月李增元（前排左六）与三中部分教职员工合影

　　▼ 1994年5月李增元（前排左四）与四中毕业班教师合影

我眼中的李增元

（2022.4.6）

少年时代李增元是老师眼里的神童。失学后自学过木工，当过生产队队长、学校炊事员、队办教师。

1977年，只有小学正规学历的他，以优异成绩被大学数学系录取，全县绝无仅有。1980年后曾在乡中、几所国办中学和私立德才学校任校长。不甘平庸是他毕生的追求。

在岗位上，他兢兢业业，匡正除邪不遗余力。视同事员工为兄弟，从谏如流、纳贤不问出处；待学生如己出、体贴入微。让千百名学生受益匪浅。

他的精细，从家里仅有的三十多前他业余打造的一套家用沙发——完全可以跟今天的高档实木家具媲美上，可以略见一斑。

校长任上和离岗以后，在统计软件尚不完备的情况下，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呕心沥血采集数据、蹊径独辟，用大数据、统计学原理，借助电脑和图表，分析研究，为教学质量评估提供依据、帮数千准大学生选择心仪的大学和专业，足以彰显出他的数学天赋。

1953年，李增元出生在元氏县马村乡营里村的一个普通农家，兄妹五个中排行第二。他的两个孩子现都已成才、自立。李增元尊长携幼、兄弟妹妹间的手足情深为乡邻称道连连。

再忆李增元

（2023.4.6）

我与初识李增元是在1985年的二中任上。他的四弟中专毕业后分配到二中，因为精神受到过刺激、有轻度的抑郁，嘱托我予以关照。因为以前不认识，他也没有自我介绍，只有短短几分钟，我又忙得团团转，所以几乎对他没留下什么印象。后来我俩成了同事，前后共事七年有余。

第一次在三中，共事近五年时，上级调他到农中（那时是一中东校区，因为管理不善出了事，面临解散），他希望我跟他一块过去，我拒绝了。理由是我家属都是农业户口，地耕种需要我帮，那里太远了；并且辛辛苦苦把三中搞起来了，都离开了能放心吗？我曾劝他：你也不服从又如何？他说：不能拒绝有恩于己的上司。他还让我为他推荐了两名副手。

一年多后他在新单位“出了事”——一名到学校滋事的社会氓流意外死亡。这本来是咎由自取，由于当时的法治不健全，造成了一名无辜学生受到不该有的处罚、领导班子撤换的后果。他也因此转调到了四中。半年后，不得已离开三中的我正游荡着，他伸出双手拥抱了去。

三年后，为县普九验收顺利达标，局里要调我回问题最大的本乡。他苦苦挽留，我再次拒绝。他黯然说到：“你执意走的话，我也就撤场了。”

他说到做到——在我离去半年之后，他请辞，调到了一职，担任了一闲职，陪两个女儿、侄子和侄女读。后来被要到上司离岗后创办的私立学校，做默默无闻的付出。再后来出去，独立创起了高考报名有偿咨询的团体。曾两次邀退休后的我参与其中，但兴趣、精力所限，扮演打杂角色罢了。

闲暇时进城去了，偶尔会到他寓所坐坐。去了，便饭总是要吃的。他到山里不多，来了，待遇也是一样。他一直在忙，无论到他那里还是他到山里来，脸上都带着疲惫。

疫情期间两年没有谋面了，简单的两次通话，约他到山上来，答应了却没来。再后来电话打不通了。辗转打听，有人说他腿不太好，出门可能有困难。再后来听说没住在城里。待到在市里他大女儿家见到他时，已经是他逝世的前八十多天，消瘦得不成样子了！

尽管草根出身，但天资聪明的他照样有建功立业之心。资历浅需要信得过的帮手；因为缺乏背景，在上司那里百依百顺不奇怪；要出人头地离不开奋斗，名声比金钱看得重要。可当年，对经历了距天之骄子一步之遥、十年务农、三十重学艺、年方不惑仍在为一家妻儿老小温饱操心的我来说，得一点雨露就滋润、获一丝阳光就温暖，对李增元的诉求丝毫没有去理会，显得太自私了！

忘不了他第一次被调动时，为了实现让我跟他一起走的愿望，在他的要求下，局长曾派出三个副手，与我座谈整整一个下午。在明确告诉我三中的班不会由我来接的情况下，我仍然表示不接受派遣。我不接受的出发点并非是当官——我永远不去把枷锁主动去往自己脖子上套。

懊悔的心情一直笼罩着我。最后一次探望是在他陷入昏迷的前一天。

现在想，如果我们一直在一起会咋样？所在学校全县闻名肯定是他想要的结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只是所需时间的长短有不同。但那又能怎样呢？三中不是已经全县闻名了吗？农中的“跤”并不是自己跌倒、而是法制欠缺造成的，为什么要记在自己头上？偶尔犯一次错、出现一次意外事故有什么了不起，值得去惴惴不安、久久不能释怀和向“公仆”感恩戴德么？生活在一升小米可以换个公职人员、为上司家代雇个生活保姆就能官升一级的年代，为什么心甘情愿地去当一个任人摆布的棋子？世人多昏昏，为什么要拼了命地去证明自己的不凡？这些，可能都是小了五岁的他困惑不解的事。

生活在政风不良的环境，年幼但不甘寂寞的他，不得不在努力的同时瞻前顾后、处心积虑，把不该负的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不规律的作息、过重的心理包袱，给了病毒偷袭的时机。

我没有再询问确诊时可不可在手术和化疗之间选择。而他是当时就选择了化疗的(好像说有七次之多)。熬夜和抽烟固然是不良习惯。但从他讳疾忌医——断绝了除家人以外的所有人的联系、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以及他四弟透露出的他生前曾留下土葬的遗嘱来看，指不定什么时候他走火入魔、信了玄学，在接到诊断书的那一刻，就向自己发出了“我的寿命已到尽头”的心理暗示。这在春节前我第二次见他的时候，他亲口承认过的。可懊悔已晚。而以前我则一直都认为他和我一样是位无神论者。

以他的体质，如果不是心理防线崩溃、万念俱灰的话，不该这么快逝世的，说不定还有康复的可能。

他多少是有点孤独的。文体活动几乎不参加(这点在退休后有改变，每年高考报名结束后带几名骨干出去，或旅游或去游泳)，喜欢独坐、思考(包括走路)，表情凝重的时候多，给人以不苟言笑的错觉。他真正瞧不起的，是心术不正和无才却贪图私欲的两种人。

聪明常为聪明误。他太不糊涂了。世人批评他“心眼太多”没有错。

弥留之际，他握着我的一只手久久不肯松开的那一刻，我觉得他已经不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