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旭民：纠结的高考 ‍

李福堂

1977年10月，一声响雷在中华大地上炸响——停废十多年的高考终于恢复了！人们奔走相告，从城市到乡村，无数个家庭躁动不安，无数个学子激动不已。几个学习比较好的同学纷纷拿起书本，重新返回校园，上了补习班，而我却陷入了两难。

上大学是每个青年学子的梦想，谁不想踏进大学、哪怕是中专的校门？但在一个月前，我有幸被选中，当了大队通信员，那可是全村小青年十分羡慕的差事。毕竟脱离了生产队“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水落地摔八瓣”的苦境，何况将来还有可能当上村干部呢？

怎么办？不去复习，就不可能考上大学，可要去复习，通信员的工作谁来干？再者，如果考不上，难道重回生产队劳动不成？这时，比我高一届的女同学金华找到我说:“我要去复习，你去吗？”

“我……我去复习，大队的活怎么办？”通信员工作杂事不断，不要说两个月，两三天也难。听我这么一说，她沉默了。

我的人生第一次面临艰难的抉择。纠结，除了纠结还是纠结。父亲没有和我谈过这个事，我也没有向父母表示什么。经再三考虑，我放弃了——放弃了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次弥足珍贵的机会。



古语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没想到两个月后公社来人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去公社当通信员，身份类似于亦工亦农的干部，每月14元工资，还有半个劳动力的工分。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不，是掉下个金饼。我当时有点蒙，但反应并不慢:“愿意。”

十二月下旬，我来到了公社。公社在我的母校樊村中学斜对面，以前上学时每周都要从那里路过，但从未进去过。当时只感觉公社的大门很气派，至于大门里面，放眼望去好像很深，也很神秘。走进这个大门，我的身份就变了，变成了机关工作人员，尽管还是农民。

通信员的工作主要是收发文件、刻板油印、接听电话、通知会议、接待来人、开关大门、打扫会议室和主要领导的办公室。初来乍到，处处新鲜，过去只能看着的大门从此由我管理，过去只能远望的大院天天呈现在眼前——中间一条大道笔直平整，两旁四排八幢平房整齐划一，房前的小杨树尽管光秃秃的，但也个个精神抖擞。尤其令我兴奋的是第一次见到电视机，以前一两个月才能看一场电影，现在居然天天能看到，而且还归我管理。然而新的工作也让我如履薄冰，生怕一不小心误了领导的大事、误了公社的大事。因此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就成了我的座右铭。

“这个小伙子不错。”“这个娃踏实肯干，有眼色”……很快我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工作顺手了，人员熟悉了，这时才知道公社调我来的原因，原来公社郝书记去我们大队检查工作时看到我，让人考察后就决定了。



元旦过后不久，金华同学来到公社，告诉我她被录取了，是辽宁财经学院。我非常高兴，也特别羡慕。

冬去春来夏又至，1978年的高考临近，金华来信鼓励我参加高考。我又纠结了，考还是不考？想想没有考上的同学，我有些灰心也有些释然; 想想金华同学对大学的描述、对大海和海边城市的描述，我心又动了。管它呢，先报上名再说。没有任何准备，没有和人商量。结果可想而知，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仅凭文革十年学的那点东西怎能考上呢？

没有犹豫，我又投入了工作。八月的一天，李锁云——两年内唯一考上大学的同学，走进了公社，拿着录取通知书来办理转户等手续！我真的被刺激到了，当天夜里久久不能入睡，在校时我属于优等生行列，人家能考上，自己为什么不行？翌日，憋着一口气来到母校，找到熟悉的老师。听说我要复习，他很支持:“来吧，拿上本子和笔就行，其它的我给你准备。”

星期天，回到家里，告诉父母我要复习的想法。母亲没有吱声，父亲慢慢地开了口:“想考大学，这是好事，关系到你的前程，爸妈不能挡着。可你想过没有，如果考不上怎么办？咱家也没有关系再给你找工作。”说完坐在小板凳上默不作声，屋内陷入了沉寂。

“唉——”良久，父亲叹了一口气说道:“你的事你自己做主吧。”憧憬、希望、担心、痛苦，那几天是我一生中最为纠结的时段。盛夏的空气是凝固的，凝固的让人窒息; 三伏的温度是灼热的，灼热的让人坐卧不宁。办公室内，坐下，起立，转圈……一会儿咬咬牙跺跺脚，心中发出呐喊:“去，复习去！”一会儿又颓然而卧:“如果考不上怎么办？不仅失去了令人羡慕的工作，关键是丢人现眼啊！你只看见一个同学考上大学，怎么看不见大部分都没考上呢？”这时又想起父母那同样纠结的神情，仿佛看到我考不上回村劳动时别人的嘲笑。赌不起，赌不起啊！

唉！”我和父亲一样叹了口气，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椅子上。放弃吧！



隔天，金华同学来了，半天的交谈，是询问，是关切，是鼓励！像一支发干的灯捻子重新加满了油，我又蓬勃起来了，亮堂起来了:“不脱产也能复习，白天没有时间，晚上也能学习啊。”很快，我从老师那里买回一套书，开始了艰辛的复习历程。

时年，适值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不久，公社上下一派大干快上的景象。我的工作更是异常忙碌，不是刻版就是油印，不是通知会议就是收发文件，不是打扫卫生就是接待客人……我的办公室是进大门第一个房间，一会儿进来一个大叔:“某某书记在吗？”一会儿来了一个大哥:“某某主任在吗？”想有空闲看书，难！

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制定了严格的学习时间，晚上七点到十二点，凌晨四点到八点，中午一点到两点。语文、历史、地理、政治、数学，每门课两个小时。夜已深，隔壁电视室的声音渐渐归于寂静，我正沉浸在书的世界里。打开中国地图，默记各个省会的名称，背诵着各地的矿产，才感到我们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真正含义; 打开世界地图，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看到辽阔的海洋，顿时感到眼界从未有过的开阔。

鸡未叫，窗外万籁俱寂，我徜徉在历史的长河中。翻开历史年鉴，默记着夏商周……元明清，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展现在眼前; 翻开历史事件，黄巾起义、四大发明，波澜壮阔的史实仿佛就在耳边。



那一段我已经不仅仅是为了高考，我仿佛发现了一座宝藏，废寝忘食、如饮甘饴。然而一阵过后就成苦了，海量的知识一个接一个往脑袋里硬塞，再有趣的东西也变得枯燥乏味了。我变成了一架强记硬背的机器。晚上七点到十二点，凌晨四点到八点，日复一日，雷打不动。问题答了一道又一道，笔记写了一本又一本，困了，凉水洗把脸，累了，站起来伸伸腰。

那夜，瞌睡虫好像粘住了眼睛，钻进了脑袋，大脑一片混沌，写字的手慢慢地不听使唤，“叭哒”一声钢笔落在地上，我本能地想咳嗽一声震醒自己，“噗”，一口唾液吐在桌子上，头一低，爬在了唾液上。

“邦邦邦”，隐约听到有敲门声，但双眼好像被粘住一样，头也重的抬不起来。“咚咚咚”，敲门声明显加大了，我慢慢地抬起头，啊，天已大亮。一个激灵，我猛地站了起来。“咚”的一下，腿撞在桌子上，顾不上疼，赶忙过去开了门。“怎么回事？没见你去食堂，书记找你哩。”来人关切地问道。多年以后，我曾多次想过来人是谁？但都没有想起。“睡过了。”我尴尬地笑笑。“咦，你脸上是什么？”来人指着我脸问道。我用手一摸，转头看了看桌面，急忙跑去洗了脸。之后，我想起一个问题:“四点钟的闹铃咋没响呢？难道坏了？”我反复试了几次，没有坏。



时光荏苒，长夜漫漫。困意阵阵袭来，眼皮像吊着秤砣一般往下沉，起身走到洗脸盆前，双手掬起凉水，“噗”，拍向双眼，顿时睡意减去大半。但是用不了一会儿，眼皮又开始打架了，望望身后的床，好像有磁铁一般吸引着我，好想翻身躺在上面，美美地睡上一觉，但我清楚地知道，如果今天躺上去，明天也会，后天也会……

怎么能解决瞌睡问题呢？我想起“头悬梁锥子骨”的故事。抬头望望天花板，平平整整，没有梁，再说我留着小平头，也没法绑啊。那就锥刺骨吧，可没有锥子啊。突然，我眼前一亮，面前不是放着大头针吗？我拿起一根，就往大腿扎去，哦，有裤子，便住了手。想了想，扎手吧，于是，右手捏针，狠狠心，扎了下去。“咝，”还真顶用，头脑一下子清醒起来。

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语文、历史、地理、政治，自学问题不大，但数学全靠自学不仅吃力，甚至根本看不懂，这使我非常头疼。一天，柴建国（公社柴副书记的儿子，在中学复读）告诉我数学名师杨老师每天早上八点前有一节课，听后，我非常高兴，这个时间人们还没上班，能抽空去听课。看着我高兴的样子，建国提醒我:“七点多正是你们吃饭的时间，你不能不吃饭吧？”听到他的话，我愣了半晌说道:“那也得去！”



从此，每天早晨，去中学的路上又多了一个身影，一手拿着馍，一手握着葱，一口馍一口葱。这就是我想到的唯一办法，七点到八点正是公社吃早饭的时间，我到食堂拿上一个馍和一根葱，边走边吃，赶到中学，馒头吃完了，数学课也开了。

数九了，寒风呼啸，吹得人喘不过气来，侧着身，避开风头前行。一张嘴，馍没有咽下，一股风钻进嗓子，“咳咳咳咔咔咔……”泪水瞬间在眼框里打转。风像个调皮的孩子，更像一个可恶的坏人，专门和我作对，好像我转到哪边，风就追到哪边。于是我再侧个身，成了倒着走，终于咽下了那口馍。风向在转，我的身子也在转，终于吃完了馍，总算赶到了教室。

杨老师已经站上讲台，下面已没了座位，旁听的学生太多。我搓了搓快要冻僵的手，闪身走到讲台前，快速蹲下，左腿半弯，右腿蹲在踮起的右脚上。面前没有课桌，不能做笔记，只能认真听，用脑记。腿困了，换个姿势，变成右腿半弯，左脚踮起。

“你——”突然，杨老师用手指着我说:“上来擦黑板。”我愣了一下，立马站起身来，“啊！”轻哼一声，又蹲了下去，麻，腿麻。第二次，我抻着劲，慢慢地站了起来。看着老师皱起的眉头，我赶忙上去擦好了黑板。



隆冬，一场大雪不期而至。早上起来，马路上、房顶上、门前的菜地里，到处白茫茫一片。顾不上欣赏雪景，我急忙拿起扫帚，扫清了大门内外厚厚一层雪。打扫完毕，一看时间，来不及到食堂拿馍，揣着书本就向学校跑去，但脚下的雪厚厚的，一踩一个坑，根本跑不快。待到教室，还是迟到了。推门，不开; 敲门，不敢。这下麻烦了，就这样无功而返？舍不得，也不甘心。

望望天空，雪花在空中零星地飞舞，有的落在脚下，有的打个转儿又飘向远处，当然也有的落在我的头上身上，不过雪还是小了许多。于是，我转到教室后面，那边是玻璃窗，能看见教室里面。

果然，当我凑到玻璃上往里看，黑板上的字清清楚楚。呵呵，这下好了，能看老师讲课，虽然听不到，但也比瞎子摸象式的自学强！但无论如何，隔着窗户听课，不，应该是看课，都是很难受的，不只要看，还要揣摩老师是怎么讲的，每个步骤怎么来的？

雪还在下，耳朵和脚冻得生疼，双手在耳朵和衣服口袋之间来回地倒换，双脚机械地不停地踏步，唯有双眼紧紧地盯着教室里的黑板。

说来也巧，第二年的高考数学题，居然有一道类似那天讲过的题，虽然我没有做完那道题，但三分之二的过程我都写了出来。巧合？运气？有时我在想，这也许是老天的眷顾吧？



光阴似箭，很快1978年就结束了。郝书记调往县供销联社任主任，新任杨书记到位。我的工作只能加倍小心，因为新书记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他，而我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服务于书记。好在很快我的工作同样得到杨书记的认同，和郝书记一样他也支持我复习高考。

春节到了，穿新衣，吃年饭，鞭炮齐鸣，万家欢庆。 除了大年初一上午给长辈拜年， 其余的时间，我都是在书本里度过的。春节过后，我时常感到头晕、精神不振、食欲下降，公社卫生院医生告诉我: “长期睡眠不足，有轻微的神经衰弱。”建议增加睡眠时间。

调整作息时间？晚上多睡两个小时？舍不得！不得已，把主意打到了中午的一个多小时。这个时间段少不了有人来打扰，并不能专心学习，而这些人往往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心想，反正中午也不能安心学习，还不如趁机睡一会儿。于是，吃完午饭，我就开着办公室门，到客房睡一个小时。没想到这一睡就养成了午睡习惯，到现在还是如此。

时间少了，就在“海绵”里挤，打扫会议室的过程口中念念有词，到食堂吃饭的路上默默记忆，去村里通知会议骑在自行车上还在背题……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紧张的时间啊，我恨不得把一分钟变成一个小时！有一次竟突发奇想:“古话说用心记，脑子不够用，用心脏是不是可以记？”我居然真的试着用心脏记东西。



杏花谢了，桃花谢了，柳树、杨树、槐树、柿子树已经披上了绿装，小麦也快齐膝了。一天，郝书记来公社办事，问我:“愿不愿意去县社当通信员？”“愿意！”我毫不迟疑马上答道，直觉告诉我好运再一次降临。因为到县供销联社就有转正的机会。

1979年4月28日，我告别了工作一年半的公社来到县城。于我而言，供销联社的工作比公社轻松了很多，但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总不能抱着书埋头苦学吧？而且此时也感到身体有些吃不消，肠胃明显不适。何况以后还有转正的希望呢。于是，我基本恢复了正常睡眠，除了抽空看看书以外，几乎中断了复习。

六月的一天，有事回公社，刚要转弯进大门，我小学五年级的数学老师迎面走来。我连忙跳下自行车问道:“吕老师，您去哪里？”吕老师定睛一看:“哦，旭民啊，你不是调到县里了吗？”我答道:“是的。今天有点事到公社。”“咦，下个月高考，你怎么没有报名？”吕老师有点奇怪地问。“人家专门复习还考不上，我业余时间复习怎么能考上呢？”我有点自我解嘲。“没事，你底子不错，考考，试试，考不上也不后悔。”吕老师鼓励我，随后又道:“明天是最后一天报名，你拿上两张一寸照片，到报名处找我，今年我管着咱们公社报名。”

哦，我恍然大悟，难怪吕老师知道我没有报名。“好的。”我答应后掉转车头就到了街上照相馆。第二天，也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我找到吕老师报了名。回到县社，我的作息时间变成了晚上十一点到早上五点半。但还是没有在公社时的学习劲头了，因为前一段时间的耽搁，我更没信心了。



七月六号，高考前一天，县直机关组织到黄河滩锄地。

吃完午饭，大家就地休息。突然，郝书记问道:“旭民，明天不是高考吗？”“是的。”“哪还在这里锄什么地？”随着书记的发问，“刷”的一下，大家的目光都齐齐地转向我。“肯定考不上，不考了。”我有些尴尬，嗫嚅道。“下了那么大功夫，怎么说不考就不考呢？去去去，让车直接送你去。”郝书记严肃地吩咐道。我坐上单位的中吉普，到县社拿上书本，直接到了考点所在地僧楼公社，住在了他们的客房。

两天考试很快就过去了，我的工作生活恢复了平静，平静得有些无所适从，平静得有些寂寞难受，瞌睡虫好像附体，大白天坐着坐着就睡着了。



县城的盛夏，似乎比乡间更加闷热，院里的梧桐树一动不动，硕大的树叶象扇子，却扇不起一丝风。临近中午，一位同事跑进我的房间喊道:“旭民，你考上了！”“什么？”我好像听得清清楚楚，又似乎没有听真切。“快！”边说边拉起我往院子跑:“广播通知了，有你。一会儿还要播第二遍。”来到院子，站到广播下，我竖起耳朵，其他人也竖起耳朵，静悄悄的，唯有广播里女播音员那悦耳的声音:“某某某、某某某……”

“董旭民”，突然，我的名字从广播里传了出来，是的，是我的名字，真真切切，清清楚楚。然而，我似乎有些迷糊，感到有些不真实，连领导和同事们的祝贺也觉得有些漂渺。回到房间，眼睛湿润，想起那寂静的夜，想起那寂寞的晨，想起那风、那雪、那雨……。

2024年12月26日于榆次



作者简介：董旭民，1960年生，山西省河津市固镇村人，大同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曾任中学语文教师，后任某企业宣传部长等党政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