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公粮（原创）

冯孝泉

　　1966年，开始文革，学校停课，我回家做了三年田，第一次参加送“公粮”，那年我17岁。

从生产队到黄墓壕里粮库大概七、八里路。整劳动力装了150斤，我装了120斤，往肩上试了试，感觉良好。

第一肩挑到和平电站约莫两里路，我开始感觉有些吃力。但我还是坚持着，跟随送粮队伍，挑过任家湾，两个肩膀感觉火辣辣的疼，我被挑粮队伍落下了。然后挑一截息一下，二百米、一百米，艰难的往前挪，肩上的皮肉疼的巳经不能换肩，汗水淌过眉毛，衣服湿透，简直有了绝望的感觉，扁担从肩上滑落，汗水和着泪水往下落。

送粮队伍巳经回头了，走在最前的是我大哥。他走到我的跟前放下他的空稻箩，挑起我的担子，象挑稻草一样飞快的往粮库走去。

“公粮”，做田人叫“皇粮”，也就是农业税。据史料记载，农业税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到汉初形成制度。这种繁重的租税一一农业税，一直牵动着中国的兴衰，“家田输税尽”就是白居易对造成农民贫困之源的繁重租税提出的指责。

“公粮”政府是不给钱的。做田人认为缴“公粮”是天经地义的。不缴“公粮”、抗缴“公粮”是犯法的，是要坐牢的。所以，做田人把稻子收回来以后，太阳晒干风车风净，将最好的稻子缴给国家，然后再留自己的口粮。

“余粮”是指缴完“公粮”，留下口粮以后剩余的那部分粮食。这部分粮食生产队不能自由分配，要继续向政府缴纳。余粮政府是给钱的，所以叫卖余粮。但是，政府给的是官价，100斤稻子不到10块钱。对于卖余粮做田人不仅很不情愿，而且还很抵触。因为自己的口粮是按照政府规定的标准分配的，一个劳动力一年的口粮只有四、五百斤稻子，约300斤大米，一天只摊到7、8两大米。那时候的做田人一顿能吃三大碗米饭，7、8两大米不够一个劳动力饱歺一顿。我所在的朱巷生产队，每到过年大部分人家就没有了年饭米。春上只能期盼着政府发放一点返销粮、救济粮。饿着肚子下田干活在那个年代是普遍现象，哪里还有多余的粮食可卖。每年缴完公粮以后，公社和县里都要抽调大量干部下到大队和生产队，督促催缴做田人完成卖余粮的任务。做田人每到卖余粮的时候，总是无奈的叨叨着：缴完公粮卖余粮，一年下来全白忙！

2006年1月1日，沿袭了两千多年之久的农业税得以废止。从此，做田人再也不用缴公粮卖余粮了。而且，随着国力增强，扶农、惠农和脱贫政策的落实，做田人不仅不用向国家缴公粮卖余粮，国家每年按照田亩倒过来补贴做田人。

这是我们安徽人胡锦涛总书记任上的事。扑素、憨厚的做田人对胡锦涛总书记的评价很高，他们感谢胡锦涛，记着胡锦涛，胡锦涛的这一伟大的功绩将载入史册。

2006年2月22日，国家邮政局为此特别发行了一张面值80分的纪念邮票，名字叫做《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庆祝废止《农业税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