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王海波</p>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我欣喜地收到好友张冠生寄来的新著《费孝通的一生》。看着扉页那行“海波仁兄清赏”的文字，脑海中闪出“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是便有了这篇文章。</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若论对费老的了解，我远不及冠生，掩卷沉思，我以为还是以说说作为民盟盟员、民盟领袖的费孝通为好。在我看来，迄今为止，民盟真正意义上的领袖除去张澜，也就是费孝通了。我以为如今对张澜评价虽然很高，但总是缺少了一点东西。以我之见，除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民盟创始人和卓越的领导人已有的评价之外，张澜先生还是一位享有崇高威望的政治家。和张澜主席相对照，费孝通带有浓厚的书卷气，是一位学者型的政治家。在《费孝通的一生》中，我看到那个“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的费孝通。在非常赞同冠生兄对费老加入民盟背景以及原因分析的同时，我不同意冠生在书中采用谢泳在《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文的那段文字。2005年7月，我写过文章，对谢泳讲费孝通“他的左转只是偶尔顺应了某一在野的政治势力”和“过分痛恨执政党的腐败和极权”的说法进行了批驳，并以2000年4月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采访费孝通为例。费老对朱学勤说1949年1月他去西柏坡，“第一次看到毛泽东，我佩服他”“他讲的是好呀，中国知识分子还是他呀”“毛泽东有魅力呀”，认为谢泳“偶尔顺应”的说法过于轻浮。在这篇文章中，我还动情地写道：“如果说1943年以后的政治黑暗让知识分子感到窒息，那么1946年7月昆明街头的枪声又让这种窒息演变成了肉体上的公然消灭。如果此时此刻，把腥风血雨中的费孝通换做谢泳，他还会写出‘过分痛恨执政党的腐败和极权’这样的文字吗？”</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如果说1940年代的费孝通还是一个比较普通的民盟盟员，那么1950年代的费孝通在民盟内部已经不再“普通”。在《费孝通的一生》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段文字：1956年2月，“中国民主同盟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其时，盟内同人千家驹、刘开渠、吴作人、苏步青、周建人、金岳霖、柳亚子、梁思成、童第周、冯友兰、华罗庚、钱伟长等著名知识分子，在民盟该届领导机构内的职务都是中央委员，未及常委之列。”以此类推，如果没有1957“黑云乱翻”的那个夏天，费孝通在民盟的前景看好。</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时隔23年，1979年10月23日，费孝通再次当选民盟中央常委，还担任了民盟中央副主席。1987年1月费老当选民盟中央主席。对于他这一时期在民盟的工作，《费孝通的一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我不再重复。我想强调的是费老作为民盟中央主席在民主党派中的地位和影响。费老当选民盟中央主席一年后的4月8日，八个民主党派在人民大会堂联袂召开过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出席这个招待会的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说：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一支交响乐队，那么这个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就是费孝通。孙起孟是何许人也？我当年听统战部讲，若论当今党外代表人士，非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莫数。孙起孟的话，让我想起1946年12月22日，马叙伦在主持上海各界欢迎民盟主席张澜由渝抵沪大会时说的“今天欢迎者源源而来，求和平、民主的人民，急于张先生来领导我们。”孙起孟做出这个评价四天后，梁漱溟先生约《中央日报》原副总编、著名记者陆铿吃饭。席间，陆铿问：在民主党外人士中，对谁印象最好？梁先生说：“费孝通。这个人样样都通，近年深入农村工矿调查，使他更通。他的名字就有一个‘通’字。”这个资料，出自群言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的《梁漱溟年谱》，算是对冠生兄新著一个小小的补充。</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和冠生兄写费老的一生相比，我讲的只能算是费老与民盟相关的片断。在结束这篇文章之前，我想给冠生兄提一个建议：何时给咱们写一本《费孝通和他的民盟》？期待！</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