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信念

霞林响铃

母亲九十岁了，头发花白，皱纹如沟，走起路来却腰板挺直。她总说“人活着，就得有个信念。”这话从我十八岁离家当兵起，便如影随形地跟着我，如今已近四十年了。

十八岁那年，我怀揣着滚烫的梦想，背负着母亲的期望，穿上了军装。临行前夜，屋里的钨丝灯将母亲的身影投在斑驳的墙面上，她布满老茧的手指捏着银针，灵巧地在鞋垫上穿梭。“当兵要脚踏实地”，她说话时，正将一根红线埋进布纹，那是她续进去的平安结。那时我不懂，这身军装不仅裹住了我的身躯，也将母亲的信念裹进了我的生命。

新兵下连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在我心爱的军挎包翻盖上绣了个“一”字。针脚很密，像她平日里缝补衣裳时那样认真。我知道，她不识字，这是怕我和战友们的挎包混在一起；更因为我是家中长子，这个“一”字里藏着她的期许。这个鲜红的记号渐渐成了我生命中的烙印。它时时提醒我要走在前面，要争第一。这个“一”字就像一根永远不断的脐带，一头系着军营里的我，一头连着日夜想儿的娘。这红线分明是她无声的嘱托：要堂堂正正做人，要记得回家的路。

二十岁的秋天，点亮理想的星火，满载母亲的荣光，我走进了军校。记得领到学员肩章的那天，我拍了张军装照，特意把红牌牌拍得格外醒目。照片寄回老家后，母亲把它镶在镜框里，端端正正地挂在堂屋最显眼的位置。放寒假时，来串门的乡邻夸我有出息，母亲就抿着嘴笑，眼睛眯成两道缝。她私下对我说：“穿军装的人，脊梁骨就得比别人挺得更直。”这句话，从此成为我军旅生涯中坚实的支柱。

毕业那年，一纸命令让我成了军官。临赴任前夜，母亲在电话里絮叨了一番。她说不清我的具体工作，只是反复叮嘱“要对得起这身衣裳”。她的话像老家屋檐下的雨滴，单调却执着地敲打着我的耳膜。我在这头频频应声，却不知电话那头的她正用袖口擦拭着眼角，这是父亲后来告诉我的。母亲从未见过外面的世界，但她知道那身军装代表着什么，她的信念朴素得如同家乡的土地，厚重得不掺一丝杂质。

两年后，我被调到机关工作。回家探亲时，母亲在饭桌上突然问我：“回来看过院子里的老井不？”我点点头。她说：“那井水甜，是因为井打得深。”我愣了一下，忽然明白她是在提醒我不要浮在面上。回到机关后，我主动走出办公室，重新闻到了兵的味道。

如今军休的我，已近花甲门槛。回到老家，母亲拉着我的手念叨：“别让自个儿的信念改了模样。”她的手指如枯枝般脆弱，握力却大得惊人，仿佛要把一生的坚守都灌注进我的血脉。九十岁的老人，说话时眼睛里闪着光，让我想起新兵连时夜训用的照明弹。

前些日子，母亲不慎摔倒骨折，在医院的病床上，我给母亲梳头，发现她白发间还藏着几根倔强的黑发。我突然明白，母亲的信念就像这些黑发，历经九十载风霜仍不肯完全屈服。她这辈子没说过什么大道理，只是用一生的行动告诉我：人活着，总得信点什么，守点什么。

以后的时光，不管有无母亲的陪伴，她的信念，早已化作生命的养分，深深融入我的血脉之中。这份精神传承将如心跳般永续，与我的生命同频共振，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