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杭州博物馆《元代的杭州与泉州》特别展

高棣

　　从电视台知道杭州博物馆（国家一级博物馆）正在举办《元代的杭州与泉州》特别展，因此在五一节期间（5.2），我们去杭州市上城区粮道山18号（清河坊附近）的杭州博物馆参观，该专题展示了元代的杭州与泉州作为一对交相辉映的江海明珠，以江河的灵动与海洋的壮阔共同谱写了一曲璀璨篇章的历史，展馆分经济与文化两个部分作了详细的介绍，展品十分丰富，通过参观加深了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得益匪浅！

🔽《元代的杭州与泉州》展出持续时间为今年4.25-8.11。

🔽《元代的杭州与泉州》特别展设在杭州市博物馆南馆特展厅2-3楼。

🔽前言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结束了自唐末以来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开创了疆域辽阔、海陆交通畅达的新局面。在重商政策的推动下，商贸空前繁荣，商业城市得以迅速发展。杭州作为南宋故都，不仅是大运河全线贯通后的南方起点，更依托其沿海城市的区位优势和通江达海的航运体系，继续保持其南方地区商业中心的地位。泉州则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开放的港口政策，不断扩大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世界影响力，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和货物，各种宗教、艺术、科技在这里交汇融合，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海洋商贸中心。

杭州、泉州两座城市以江海互补的贸易网络，共同构筑起连接陆海丝绸之路的超级枢纽。如今，杭州和泉州同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城，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续写新的故事、焕发出新的活力。展览力图展现两座城市在元代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力，带领观众穿越时空，感受那个时代的繁荣与多元文化的魅力，见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

🔽世界上最美丽的华贵天城——杭州。

杭州襟江带湖，控山引海，西子烟波与钱江潮涌在此激荡千年。隋文帝立州，始筑城垣，隋炀帝凿河沟通南北，以京杭起讫通波，杭州成为“咽喉吴越，势雄江海”之东南枢纽。吴越钱王筑海塘、扩城垣，在十国烽烟中铸就北宋"东南第一州“的筋骨。及至南宋定都临安，凤凰山麓筑起九重宫阙，御街灯火彻夜煌煌，杭州走向繁盛巅峰。宋元鼎革，“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华如故”，马可·波罗惊叹此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运河千帆竞逐，丝绸如瀑倾泻，青瓷月影辉映，“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杭州在元帝国的寰宇版图上，以"天堂之城"的绝代风华，融入全国乃至世界贸易体系之中。

🔽东方第一大港——“刺桐”泉州。

泉州枕山襟海，“江潮通河，便于舟楫，百货贸迁，皆至于市”，相拥入海的晋江与洛阳江让古港的舟楫在此穿梭如织。与海共生的千年泉州港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港口条件，在隋唐时期就已成为海内外商贾云集的重要贸易枢纽，位列当时对外贸易的四大港口之一。“闽海云霞绕刺桐，往年城郭为谁封”，五代时期的泉州城，以西亚商人“Zaitun”之称传遍天下，至宋元鼎盛时期“梯航万国”，“刺桐花落复花开，潮汐千年卷梦来”，这座城市始终以海为纸，以帆为笔，以“东方第一大港”的姿态写就了半部传奇的东方海洋文明史。

🔽罟罟冠·元代（1271-1368）：

罟罟冠是元代蒙古族成年女子最为正规的礼帽，此件织物即为元代罟罟冠的一部分，以暗花织物制成，回纹菱格骨架中填入大朵花卉纹样，两侧及下部用于固定的系带保存状态完好。

🔽辫线袄·元(1271-1368)：

衣身面料采用缠枝花卉纹绫，仅残存有左肩一片及腰部部分，现已做过修复。其中左肩部分用蹙(cù)金绣绣出扁平状云纹及团窠(k)图案，团窠内为一玉兔，象征月亮。这种服装是流行于元代的一种男子袍服，其形制为右衽交领、紧袖，下摆较为宽大，腰间紧束，便于骑射，一直沿袭到明代，称为曳撒，仍作为外出骑乘之服。

🔽银鎏金带饰· 元(1271-1368)，苏州虎丘元墓出土。

带饰以银质鎏金带饰片和木质托板相结合制成，木托板现存少许，宽素沿，内饰锤压麒麟图。带饰是元代贵族或官员腰带上的装饰组件，兼具实用性与身份象征功能。

🔽元代瓷器组合。

🔽浙江省会，繁华之都：

元朝的统一大业，将杭州从偏安一隅的南宋都城转变为江浙行省的省会，从此开启了杭州作为后世省会城市的序幕。元朝，杭州依旧无比繁华，不仅是江南地区统治的政治中心，更是经济和文化艺术的汇聚地。杭州兼具运河与海湾城市功能，又凭借广大腹地，成为了当时世界体系的中心城市之一。马可·波罗称这里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鄂多立克在游记里将杭州喻为“天堂之城”；马黎诺里说杭州是“最有名之城”。

🔽杭州路：

1277年，临安府改为杭州，第二年又改为杭州路，领八县一州：钱塘、仁和、余杭、富阳、於潜、新城、临安、昌化、海宁州。

🔽“延𧙗五年 杭州路”铭文铜权（元代）。

铜权即秤砣，与秤杆配合使用，通过调节悬挂位置称量物体重量。其上铭文内容常记录铸造信息或诏令，成为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象征‌。

🔽向海而兴，地位跃升。

京元鼎革之际，泉州迎来新生，至元十四年(1277)，元世祖于泉州“立宣慰司，兼行征南元帅府事“，同年又在此设立市舶司，掌四海商船，征八方珍奇。次年改泉州宣慰司为行中书省，设泉州路总管府，将泉州作为行省政治中心，进而成为招徠外商、组织海外贸易的中心。

至元二十一年(1284），设市舶部转运司于泉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严格管理海外贸易，以其相当于中国海关总关的地位让泉州港海外贸易进入全盛时期。

🔽“泉州路总管府”铭文铜权（元代）。

🔽磁灶窑青釉四系瓷罐·元（福建晋江）。

🔽磁灶窑酱釉瓷瓶·元（福建泉州）。

🔽左：德化窑青白釉印莲瓣纹芒口瓷碗·元，右：德化窑青白釉印蝴蝶纹芒口瓷碗·元（福建泉州）。

🔽德化窑青白釉印芙蓉化纹带盖瓷盒·元（福建泉州）。

🔽山海营城，城港共生。

“三湾环泡，十二港星罗”的优越航运条件让泉州港被称为“水路据七闽之会，梯航通九泽之重”的海陆交汇要冲，天然港湾犹如巨掌承托起万艘商船，也创造出独属泉州港的传奇。而就古城形制的演变历程来说，唐-五代至宋元时期，泉州城逐渐建立起以子城为中心，罗城、新罗城次第生长，城墙向南层层漫溢的城市形制与格局。城港关系也因城市向南发展吞并南关港而从唐-五代时期以南关港为主的“城港融合”格局过渡到宋元时期以法石、后渚、洛阳、蚶江四港为主的“城港分设”格局，加上元代作为重要贸易集散地的安海港，港口因职能分工与内部功能的扩充与城市建立了良好的协同关系，以确保“港-城”在区域统筹下协同发展、互动关联，有效地支撑起整个城市的运转，在德济门的残砖碎瓦间，至今能触摸到港城一体的灼热心跳。

🔽泉州港口分布图：洛阳港、南关港、后渚港、法石港、蚶江港、安海港。

🔽双鹿螺旋纹六角星抱鼓石（复制品）·元代，原石为泉州德济门道址出土。

抱鼓石是中国传统民居的门枕石，一般位于大门入口两侧，形似圆鼓。

🔽市井稠密，邑屋繁华。

元代杭州城内市井密布，楼台林立，气象万千。这里左拥江海，右抱湖山，潮汐昼夜不息，商船往来如织，风帆飘扬，瞬息千里。象犀、珠玉等珍奇异宝，秔稻、鱼盐等日常物产，充盈于市井之间，庐市之中物阜民丰，一派繁荣景象。杭州城内的街巷纵横交错，民居紧密相连，商铺比邻而设，五方之人汇聚于此，或为商贾，或为工匠，或为文人，共同编织出一幅多元而鲜活的城市画卷。

🔽龙泉窑青釉蒜头瓷瓶·元代（杭州采集）。

🔽龙泉窑青釉浮雕花卉纹环耳瓷扁壶·元代（杭州采集）。

🔽青釉印八思巴文瓷碗底残件·元代（杭州临安城遗址出土）。

＊八思巴文又称蒙古新字，是忽必烈为统一多民族国家行政需求，命帝师八思巴以藏文字母为基础设计的拼音文字。

🔽龙泉窑青釉悬足瓷香炉·元代（杭州出土）。

🔽印龙纹陶滴水·元代（杭州出土）。

🔽荷叶盖银罐·南宋至元代（杭州博物馆藏）。

🔽陶器一组·元代（中国财税博物馆藏）。

🔽街巷经纬，鳞次栉比。

泉州城内，上下十字街所组成的“干”字形路网如同城市的血脉贯穿了七个主要城门，新置的市舶司等功能设施则与突破里坊限制、沿街巷纵横拓展的集市一道，作为血肉填充进泉州城“干”字形的城市格局中。城南地区是宋元时期泉州海外商人的聚集地和经济文化的中心，市舶司、清净寺和天后宫都坐落在这里。聚宝街区紧邻泉州城，位于城南德济门外，也因是外国商贾经商贸易之所和海外货物的集散地而得名“聚宝”，水陆交汇处蕃商云集、市声如沸。市舶司衙署前，波斯香料与江南丝绸在此交割，蕃坊内清真寺钟声与教堂颂诗交织，“木联排屋”(townhouse)鳞次栉比，见证着十三世纪“国际社区”的包容与智慧。

🔽市井十洲，万国衣冠。

“缠头赤足半蕃商，大船高樯多海宝”，元代的泉州城不仅是名闻遐迩的大港，也是“夷夏杂处，权豪比居”的国际都市。随着泉州海外航线的不断扩展和海外贸易的繁荣，阿拉伯人、印度人、意大利人等接踵而至，他们多集中居住在城东南一带，由于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的特殊要求，形成了集中居住的地段，即蕃坊。蕃坊是自发形成的，并无明确的界线，也无任何防御措施，街巷也不是方正整齐，其间也有中国人居住……不同国家和文明的人们在此定居繁衍，共同在泉州这片土地上书写殊途同归的信仰：海洋，是人类共赴的远方！

🔽伊斯兰教阿拉伯文石档垛·元（泉州民宅发现）。

🔽基督教石档垛·元代（泉州北门城基出土）。

🔽中外各族，同城杂居。

随着东西方交通的空前畅通，大批西北、西域、中亚等地移民，如潮水一般涌向中原、江南地区。杭州成为西北和西域各族移民侨居的首选城市和居住地，无数外来移民和外国侨民与杭州本地人生活在一起，杭州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一个中外杂居的盛况。他们或为官吏或为军士，或经商、或传教、或从事手工业，为杭州带来了多元的文化和技艺，使这座城市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重要舞台。

🔽陶俑一组·元代（中国财政博物馆藏）。

🔽八思巴文铜印一组·元代（杭州博物馆收藏），内容为“x x印记”和“印记”。

🔽龙泉窑青釉刻八思巴文瓷盘·元代（杭州博物馆收藏）。

🔽景德镇窑青花观音塑像·元代（杭州出土）。

🔽杭泉连线，海丝开端。

元代大一统局面重建，交通运输发达，在政府重商政策的推动下，东南沿海地区工商业兴旺、都市经济繁荣，海外贸易空前兴盛，成为帝国经济的重要支柱。杭州与广州、泉州和庆元等港口并列，设有市帕司对海外贸易进行管理：杭州作为江浙行省首府和运河南端，是所有贸易线路通向帝国首都和腹地的重要接入点。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和人员由海路到达各港口，然后由各港口向杭州集中，其中最重要的两条线路是泉州至抗州的陆上“官道”和庆元到杭州的浙东运河。泉州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番货远物，珍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为保障货物运输的通畅，元代泉州与杭州之间曾一度设过海站相连。

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十五，站置船五艘、水军二百，专运番夷贡物及商贩奇货，且防御海道，为便。

🔽城内交通畅通无阻

元初杭州的城区运河交通总体布局为以纵贯南北的盐桥运河、贴沙河、外沙河、清湖河、菜市河等河道为干线，北接大运河南段上塘河，南达钱塘江；城西清波门、涌金门、钱塘门，复有河渠引西湖之水入城，横贯市区，从而使大运河、钱塘江等水上航道，连成一体。

城区陆路交通，以南宋时御街（今中山路）为南北干线，沿运河走向，依街坊巷弄，纵横排列，水陆交通并行。马可·波罗说，这条贯通全城南北的主干街道，宽四十步，两旁铺有砖石，各宽十步。以这条主干线为中轴，复有大小街、坊、巷、弄通达全城，车、马、轿各尽其用。

🔽左：龙泉窑青釉刻弦纹樽式瓷炉·元，右河绳耳乳钉三足铜炉·元（均系杭州中东河出土）。

🔽运河疏浚全线沟通

元代，经过元世祖至元年间的大规模浚治，南起杭州、北达大都的运河全线贯通，成为连接南北的交通大动脉。至仁宗延祐三年(1316)，因钱塘江泥沙淤积，运河与钱塘江沟通工程得以实施，通过疏浚龙山河故道，并与市河、贴沙河相连，运河与钱塘江重新畅通。这一工程不仅便利了杭州与周边地区的交通，使航船得以循钱塘江、富春江逆流而上，通达富阳、桐庐、淳安等地。同时，从运河过浙江闸，渡江至西兴镇，可转入浙东运河，经宁绍平原直达浙东贸易大港庆元（今宁波）。

🔽元代大运河图。

🔽陆路驿道通达四方

元代杭州凭借发达的驿道系统，与全国乃至中亚地区紧密相连，成为东西南北交通的交汇点。杭州的陆路交通主要依托南北两条驿道。北道沿大运河北上，与水路相辅相成，直达大都（今北京）；南道则经富阳、新城入建德，连接浙西古道，贯通江南腹地。凭借这些驿道，杭州与全国各地的交通网络紧密相连，商旅往来络绎不绝。此外，杭州也是东西陆路交通的端点。从蒙吉、元朝本土通往中亚钦察汗国的驿道，不仅畅通无阻，还设有驿站，成为正式的官方驿路。据记载，从钦察汗国的塔纳城（今俄罗斯罗斯托夫南)出发，商路可直达中国的甘州、杭州等地。许多欧洲商人经此来到中国，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经济的繁荣。

🔽杭州泰和大街某行铺招帖·元代（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内容为：“囗囗家打造南柜，佛金囗般金箔见住，杭州泰和楼大街南，坐西面东开铺囗囗，辩认不误主顾使用”。

🔽海上交通中转繁忙

元代杭州恢复设置了市舶司，增设外港澉浦，杭州成为全国七大港口之一。至元二十七年(1290)十一月，朝廷下令“增置战船百艘，海船二十艘”，肃清钱塘江口的海盗。海上航线所达范围较前代有所扩展，从杭州放洋，东可达日本、高丽，南可达南洋各国，包括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沿海港口，和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岛国，西向可到北印度洋沿岸各国，远至波斯湾、东非和北非海岸。

🔽“内府”款孔雀蓝釉瓷梅瓶·元（杭州博物馆收藏）。

🔽杭泉制造，远销中外。龙泉窑青釉瓷器一组·元代（杭州博物馆收藏）。

🔽市舶贸易是中国传统海外贸易的主要形式，为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唐代始设市舶机构，宋代市舶制座进一步完善，在广州、杭州、明州（今宁波）、泉州等地设置市舶机构，建立了一整套完整严密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元朝沿袭宋制，并发展到新的高峰，在东南沿海主要港口相继建立市舶机构，最多时达七处，按建立先后为泉州、庆元（今宁波)、上海、澉浦（今属海盐县）、杭州、温州、广州。各个市舶司兴废无常，最后剩泉州、庆元、广州三处。

🔽磁灶窑瓷军持一组·元（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藏）。福建泉州德化窑生产的军持、粉盒远销东南亚、东非等一些国家和地区。

🔽铜钱一组·元（福建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藏）。

🔽上：“行中书省·至元十四年”铭文五十两银锭，下：银锭一组·元（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收藏）。

🔽“元贞元年造”铭文铜权·元代（杭州博物馆收藏）。

🔽铜押印一组·元（杭州博物馆藏）。

🔽风起扬帆，舟楫破浪。

元代的杭州、泉州等东南沿海地区，造船业高度发达。泉州以尖底海帕（后世称“福船）闻名，采用水密隔舱技术，极大提升航行安全。晋江两岸船𠂆林立，所造海舶体积庞大，货容惊人，桅帆灵活升降，适应远洋风浪。杭州兼具河海之利，官办船坞精于修造平底漕船，保障内河运输；民间改进船型，轻巧灵便，可经浙东运河转海出洋。同时，元代的航海技术臻于精微。指南针与“针路图”（航海图）广泛应用，对海岸天象、洋流与季风规律的认识与掌握更加深入，发明了通过观测恒星高度以确定船舶方位的牵星板，保障远洋安全。杭州与泉州，一为河海联运之枢，一为远洋巨舶之港，以精湛的造船技艺和高超的航海智慧，共同架起了连接世界的海上通途，构筑了“舟行天下”的壮阔图景。

🔽刺桐海舶模型（泉州海外交通博物馆藏）。

🔽三楼展厅展出的是元代杭州、泉州在宗教、文化、艺术和科技（现代称之为上层建筑）方面的内容。

🔽文风浩荡，文教千秋。

自唐代置州建学，海滨文脉始兴。王潮、王延彬等主政者兴州学、倡儒学，闽南大地渐启书声。至五代留从效设“秋堂”纳士，泉州文教已现“家习诗书，人知礼乐”之象，为后世的“海滨邹鲁”奠定根基。

宋元时期刺桐港千帆竞发，海上丝路不仅带来番商云集，更催发人文硕果。宋时地方官府所设州县二学的规制趋于完善；理学家朱松、朱嘉父子也曾先后在泉州地区创立书院，传播理学思想；民间经馆遍及海滨山乡，出现了“家诗书而户业学”的盛况，科第之盛更是冠绝东南。元代虽不复宋时盛况，却续写了文化的新篇章：路学、县学相继复办，还新办有蒙古学、医学和阴阳学等。这座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的城邑，始终以文教为帆，破浪于文明交融的瀚海。

🔽灵枢万象，文明归真。

当航海者穿越惊涛骇浪时，信仰如同星辰指引着归途。外来族群的出现和定居，为原本就信仰丰富的泉州带来了异域气息，促进了泉州地区多元宗教共存现象的形成。佛教寺院与清真古刹比邻，道教宫观与基督教堂相望，印度教石雕与摩尼教碑刻共处一城，多人种、多宗教并存的独特历史在此融合，造就了泉州“世界宗教博物馆”的美誉。

🔽伊斯兰教：

宋元时期，大量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到泉州贸易并定居，与当地汉人通婚的后裔被称为“半南蕃”。宋时即诞生了允许穆斯林可因发展贸易有功或有军功而得任官职的制度，随着元朝统治的衰落，外国穆斯林有更多的机会在泉州任官，伊斯兰文明在晋江畔生根发芽。

🔽摩尼教：

摩尼教一般被认为系公元3世纪时由波斯人摩尼创立，是掺杂佛教、景教和拜火教等教义而成的。有说法认为摩尼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在福建摩尼教被称为“明教”。泉州南门外元代修建的草庵摩尼教遗址是迄今全国保存最好的唯一摩尼教寺，其保留的石刻、浮雕等都是摩尼教在泉州传播的重要证据。

🔽印度教：

印度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宋元时期，许多印度商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泉州，也带来了他们的信仰和印度教建筑艺术。20世纪初以来，泉州陆续发现了近300方的印度教石刻，是中国唯一现存印度教寺遗珍的城市。这些石刻以印度教主神和有关神话传说为题材，糅合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创造了表现外来宗教内容的独特风格，既是用于元代印度教寺及祭坛的建筑构件，也是跨文明对话的立体史诗。

🔽印度教石门框·元代（泉州出土）。

🔽印度教花朵式石柱头·元（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藏）。

🔽印度教大象与林伽龛状石构件·元（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藏）。

🔽印度教三角斗拱兽面石柱头·元（泉州出土）。

🔽基督教小型石墓顶·元（泉州出土）。

🔽基督教四翼天使尖拱形石墓碑·元（泉州出土）。

🔽泉州：万川归海，多元融合。

东南形胜，人文渊薮。随着自唐至元经济重心的南移与海上贸易的勃兴，这座“八闽形胜无双地，四海人文第一邦”的泉州城便以其兼容并蓄的气度接纳八方来客。万国商船不仅载来了异域珍宝，促进了地方教育的兴盛发达，更让不同的文明在此生根发芽，书写了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东方典范。

🔽浙闽之音：

泉州保留着弥足珍贵的戏曲文化遗产，有梨园戏、高甲戏、打城戏、嘉礼戏等剧种，其中蜚声海内外的有：晋唐士乐余韵南音、宋元南戏“活化石”梨园戏和中国一绝“提线木偶”等。

🔽杭州：融合南北，文化之都。

杭州作为南宋故都，在朝代更迭中幸免于战火，丰厚的文化积淀得以保存，使其在元代依然稳居文化中心的地位。这里不仅是文人墨客的隐逸之地，更吸引了四方才俊前来仕宦、定居。西湖的烟波浩渺，山水的灵秀清雅，令无数文人流连忘返，杭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士人心中的精神家园。

与此同时，杭州的商业繁华在南宋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富庶的城市之一。瓦舍勾栏在元代依然热闹非凡，市井生活充满活力。士女云集，商贾辐辏，浓厚的都市商业氛围为市民文化的蓬勃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士壤。杭州，既是南北文化交融的舞台，也是多元生活方式的缩影。

🔽诸教并兴，佛盛一时。

元代杭州汇聚多元信仰，展现出诸教并兴、包容并蓄的图景。佛教在杭州延续千年香火，灵隐寺、净慈寺等古刹依然兴盛，禅宗高僧弘法讲经，吸引四方信众。道教发展呈现出南北宗派交融、官民共兴的特点。与众多高僧一样，杭州道士与文人交往也很密切，宫观成为修身养性之所，文人雅士常在此参玄悟道。随着西域移民的迁入，伊斯兰教在杭州扎根。始建于唐的凤凰寺于元代重建，成为江南伊斯兰文化中心，寺内碑刻融合阿拉伯文与汉文，见证信仰与本土文化的交融。此外，基督教、犹太教等信仰亦随商旅传入，为杭州的宗教多样性增添了新的元素。多元宗教在此共生共荣，寺院、道观、清真寺错落城中，诵经声与市井喧嚣交织，勾勒出元代杭州独特的信仰画卷。

🔽杭州净慈寺遗址出土器物一组（含陶罐、连珠纹银镯和银锭）·元代。

🔽雅俗共赏，文化繁荣。

元代的杭州，既是文人雅士的“盘游”之地，也是南北文化交融的艺术舞台。随着科举制度的变迁，杭州从追名逐利的场所转变为故老云集的吟咏胜地，奠定了其作为元代雅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同时，商品经济的繁荣为市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北方籍剧作家与演员纷纷南下，在杭州创作演出，推动了南北艺术的融合与创新。杂剧、散曲等艺术形式在这里蓬勃发展，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人墨客的诗意栖居与丰富多彩的市井艺术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元代杭州独特的文化风貌。

🔽龙泉窑青釉三足瓷炉和梅花纹双耳瓷瓶·元（杭州博物馆收藏）。

🔽白釉墨书长相思文瓷枕·元（杭州博物馆收藏）。

🔽杭州余杭区瓶窑南山石窟造像：如今保存着元代中后期（1328年）刻造的14尊硕大的石刻造像。这些佛教、道教合一的造像，除了最西边的真武大帝像为明显的道教造像外，其余12尊均为佛教造像，在我国历史上实为罕见，为江南石窟与摩崖石刻艺术的瑰宝，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凤凰寺：原名真教寺、礼拜寺，后因建筑群形以凤凰，改名为凤凰寺。与扬州仙鹤寺、泉州麒麟寺、广州狮子寺并称为我国东南沿海古代四大清真寺。始建于唐代，南宋毁于战乱，主体建筑礼拜殿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由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老重建。

🔽双螭耳青玉把杯·元（杭州博物馆收藏）。

🔽左：螭衔灵芝纹青玉佩，右：青玉卧兽·元（均为杭州博物馆收藏）。

　　🔽苍龙教子玉带钩·元（杭州博物馆收藏）。

🔽透雕春水纹白玉·元代（杭州博物馆收藏）。

🔽透雕龙戏花果纹灰白玉带銙·元（杭州博物馆收藏）。

🔽朱致远制古琴·元末明初（海盐博物馆收藏）。

🔽文人书画笔墨江南

元代书画艺术成就极高，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据很高的地位。

书法领域，赵孟頫等一反宋代风气，以晋唐为宗，将楷、行、草诸体融会贯通，笔墨刚健秀逸，引领时代风尚。杭州书家群体活跃，作品多寄情山水，字里行间透露出江南文人的清雅气韵。

绘画创作中，文人画成为主流。黄公望、王蒙等画家以杭州山水为灵感，追求“写意”境界，笔墨简淡而意境深远。他们突破宋代院体画的工细传统，以书入画，强调笔墨情趣与个人心性的表达。西湖烟雨、钱江潮汐化为纸上云烟，勾勒出元代文人超逸脱俗的精神世界。

文人雅士以笔墨为媒，将江南风物与胸中丘壑凝于卷轴，为后世留下了承载美学理想与人文精神的艺术瑰宝。

🔽《云烟过眼录》二卷续一卷·元（杭州博物馆收藏）。

🔽海兽葡萄纹铜镜·唐（杭州苗圃出土·元鲜于枢墓）。

🔽飞来峰韦陀天造（模型）。

🔽道教：

元代杭州道教在南宋的基础上保持着继续发展的势头，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佑圣观、开元宫、宗阳宫、宁寿观等南宋皇家宫观转变为民间道宫，同时又新建了多处民间道观。由于元朝廷对道教各派的承认与支持，道教南北诸派陆续传入杭州，各地名道纷纷到杭州进行传道活动，杭州籍名道也不断涌现。

🔽左：青白釉八卦纹瓷香炉·元，右：龙泉窑青釉八卦纹三足瓷香炉·元（杭州余杭出土）。

🔽结语：

回望元代的杭州与泉州，我们对历史怀以温情与敬意。两座城市，一者以运河贯通南北，通江达海，市井繁华如织；一者以海港梯航万国，文明交融共生。它们的辉煌，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开放、包容与智慧的结晶。杭州的钱塘江畔，千帆过处见证江海联运的壮阔图景；泉州的刺桐港内，祈风石刻诉说九域来商的浩瀚征程，两座城市以江河的奔涌与海洋的澎湃，奏响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恢弘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