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趣考帖文选（24）||鸿鹄方志馆

李昌杰

东西南北的差别，表面看只是气候差异，实际上体现在方方面面。比起西部的长河饮马,西湖当然属于婉约,比起长城的莽荡回环,江南当然属于阴柔。比如水果，北方的大多是摘下来水一冲直接入口，南方的多有包皮，不是水一冲就能解决问题的。再比如志书，南方的县（市、区）志，动辄几百万字甚至上千万字（比如《萧山市志》），基本没有百万以下的，而北方就不一样了，二三十万字的县（市、区）志不在少数。还有，南方还喜欢在志书之外再弄个《志余辑要》另外出版（比如台州，比如广陵，比如宁波），而北方就很少见。比如河南省，全省看下来，出版“别集”的只有延津县，风格还和南方的不一样。这就是性格差异，北方人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不绕弯子干脆利落，南方人则表现有几分缠绵，都说半天了，还觉得意犹未尽，人还没到家，微信就又发过来了。

原来央视上有广告，主要是说汽车，顺带提了一下台州，好像台州就是主打汽车工业，其实不是。台州是江南水乡，水穿城过。历史上台州“河网密布、港汊交纵”，水乡风韵不亚于苏杭，有“走遍苏杭、不如温黄”之说。台州素以佛宗道源享誉海内外，是佛教天台宗和道教南宗的发祥地。天台山以其深邃的文化内涵孕育出了博大精深的“和合文化”。台州是浙江“七山一水两分田”的缩影，是山、海、水和谐的生态福地。

当初研究年鉴的时候，手头放有好几本早期的《台州年鉴》，开本不大，份量不重，但却十分活跃，封面题字一期一换，里面内容不拘一格，让人手不释卷。只可惜，后来没有弄到近几年的《台州年鉴》，难以想象今天的《台州年鉴》是何模样！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的秉性，不会因为吃一两次亏或者栽一两个跟头就脱胎换骨。柳宗元当年被贬到永州十年以后又回到京里，大家觉得这家伙还是那球困儿，一点改变没有，于是就又把他贬出京城。上次去的是永州，这次让他去柳州，比永州更远。学问大的人心态都好，“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这句不是柳说的）意思是，要不是因为受处份被贬出京城，我怎么会看到这么好的山水？不过，柳州人可沒永州人厚道啊，千余年之后编纂志书，《零陵地区志》还在《人物篇》中给柳宗元留了一条，《柳州地区志》就不客气了，一个字没有。

柳宗元写过一首诗叫《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开头两句就是“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还有两句更有名，叫“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这说明市委书记柳宗元同志当时就有非常强烈的“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意愿。其实，官员带头植树并不始自共产党，国民党也是这样。1915年7月31日，北洋政府农商部呈《拟定清明为植树节请以申令宣示全国俾资遵守文》，设定每年清明为植树节，于1916年清明开始实行。1925年3月，孙中山于北京逝世，到了1928年4月7日，政府颁布了植树令：以后旧历清明植树节改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到了上世纪70年代，决定以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为我国的植树节。1956年，中国开始了第一个“12年绿化运动”。到了1979年2月2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根据国务院的提议，决定以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为我国的植树节。

很多人最初知道柳州都是因为“柳州铁路局”，当年这是唯一没有设在省会城市的铁路局，还有人因此都误以为柳州是广西的省会。现在，铁路局终于搬走了，去南宁了，这对柳州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至今争议不断！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让历史下结论吧！

四平战役过去很多年以后，有一次，毛主席和黄克诚在一块聊天，三句两句就又扯到了四平战役。黄克诚说，林总这人真是的，我发现敌情的变化与我们最初的判断出现较大差距时，多次给林总发电报，劝他“适可而止”，“不能硬拼”，“此时不具备决战的条件”，但林总既不回复也不撤兵。毛主席听了黄克诚的话以后说：固守四平是我的决定！黄克诚立马回复：是您的决定也是错误的！毛主席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说：那就让历史决定吧！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因病离世，享年八十四岁，在他的追悼会上，其夫人唐棣华接过悼词后，认真的看了一遍，觉得需要做点小修改，把“突出贡献”中的“突出”删掉，因为他认为丈夫一生低调谦逊，希望尊重丈夫的意见！唐棣华还有一副挽联很抢眼:“即死无憾矣,仰不愧天,俯不怍人。”

说起来，四平之战实际上是黄埔同窗在过招。一方是林彪，一方是陈明仁。很多年以后，毛主席与陈明仁见面时说过：“林彪打仗不如你。”毛主席的话，应该是单指四平战役，毕竟是陈明仁赢了四平战役，所以陈明仁就有点飘了。有一次，毛主席邀请他游览天坛，并邀请他单独合影。陈明仁说他准备洗10打照片，也就是120张，毛主席笑了笑说，那怎么够，要洗50打。

象林彪黄克诚陈明仁这样的人，能进入四平的地方志吗？大概率不会，其码目前已经成书的《四平地区志》里没有他们。《四平地区志》中的《人物篇》一共才收录了十五人，比有些村志中的《人物篇》都少。《四平地区志》还创造了几个“之最”，限于篇幅，只说两条：一是字数，因为是非正规出版物，没有标注字数，但和同类书一比，你发现不了比他还单薄的；二是照片，没一张彩色的，全书除了这枚扉页上的篆刻是红色外，其他全是黑白。买书的时候问卖家：不会是盗版吧？书商回复：盗版这种书，不赔死你！[呲牙]

现在看《郴州地区志》，还有人念不对“郴”字吗？应该有。现在回忆起来，第一次看见“郴”字并不是因为郴州，而是因为秦观的一首词：“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之所以对郴州印象深刻也不是因为郴州有什么奇山秀水，还是因为秦观的这首词！当然了，秦观还有一首有关郴州的词，虽然其中没“郴”字，但作品是在郴州写的，叫《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这是流传甚广的名句，其中含义，解读的版本有很多，我赞成这个：“少游啊少游啊，你真是个大信球！你不是很会写诗吗，那你好好写你的诗不就得了，你干吗要去官场混呢？官场是你混的吗？你中吗你？是苏轼忽悠你的吧？你和老苏能比吗？你有老苏的胸襟、格局和境界吗你？你看看你写的，再看看人家老苏写的，是一种层次吗？‘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听听，人家老苏压根就没把遭贬当个事，你一筹莫展的时候，人家早开始‘聊发少年狂’去了，管你个球哩！人不一等人，木不一等木，海燕啊，你可长点心吧！”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其实做人做事也是这样，他人虽好，复制则难，认真做好不可复制的自己才是根本！盲目跟风，邯郸学步，最终会让自己不伦不类不三不四。轻则铩羽而归折戟沉沙自此心灰意冷一蹶不振，重则，重则就不用说了，人艰不拆嘛！

一般人提到“荆州”，最先想到的典故是“大意失荆州”。毛主席生前也不止一次给人批讲过这个典故。1948年5月的一天，在石家庄平山县西柏坡的花山村，护卫李银桥在给毛泽东收拾屋子，他没注意到，出门散步的毛泽东已经悄悄回来了。童心乍起的毛泽东像个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来到李银桥身后，趁其不备用手抵着他的脑袋大喝道：“不许动，把手举起来！”李银桥非但没有露怯，反而一个转身，双手就扣住了毛泽东的双臂。一看是毛泽东主席，又立马放开了。毛泽东笑着说：“你这个卫生组长，我没有选错哩！”李银桥说：“主席什么时候选错过人啊？”毛泽东连连摆手：“我既不是释迦摩尼，也不是诸葛亮。再说，就是诸葛亮也有选错人的时候啊！”李银桥迷惑了，被司马徽称为“卧龙凤雏，得之可得天下”的诸葛亮还有失误的时候？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缓缓说道：“诸葛亮太迁就关羽了，甚至说是不讲原则的迁就，在这种迁就之下，关羽逐渐膨胀了。诸葛亮让他去守荆州，而关羽根本不把东吴看在眼里，这才有了大意失荆州嘛！”

卡拉是条狗，鲸鲨是条鱼，那，你知道“荆沙”是什么吗？1994年9月，国家批准荆州地区撤地设市，新的地级市的名字不是叫荆州市，而是荆沙市，因为这是把原荆州地区、沙市市、江陵县合并起来的新城市，所以叫“荆沙市”也不能说有什么问题，但老百姓觉得别扭，且不说这名字和一种面目可憎的“鲸鲨”谐音，主要是听上去不伦不类不新不旧不中不西不土不洋不雅不俗不上不下不知所云，批讲起来咬嘴，又缺文化内涵，反正就是不顺当不舒服浑身腻歪！

政府官员不聋不傻，当然心领神会。怎么办呢？打报告改呗！也得承认中央的高效，更得承认中央体恤民情，报告打上去，迅速批复：准！不就一个名字嘛，改回去！1996年11月，荆沙市叫了两年之后，正式改叫荆州市！一个叫了才两年的城市名，当然不会有市志，但年鉴已经出版了，千百年之后，他将成为“荆沙市”曾经存在过的一个铁证！

怀化是一个“火车拉来的城市”，不是因为铁路，会有今天的怀化吗？即便有怀化，会是一个地级市吗？很多事都不能细说！套用一句网络语言：说多了都是泪！比如郑州，怎么就会成为河南的省会呢？因为铁路！再确切一点说，郑州人应该感谢的，是两个你想不到人物：张之洞，袁世凯！1889年张之洞提出的“卢汉铁路”本来（就后来的京广）是要走周口开封的，但袁世凯不愿意，理由很简单：俺家是周口的，铁路一通，外敌内匪来周口太方便了，不中不中！咋办呢？往西挪！这一挪不当紧，郑州闪亮登场当仁不让！再后来的事，地球人都知道。

以“怀”字打头的城市，后面跟着的这字都很中性，你看：怀安，怀宁，怀仁，怀柔等。揣在怀里的东西，不能走极端，太好太坏太凉太热都不行，坏东西太脏，好东西招祸，比如，“怀璧其罪”，“怀才不遇”等。“怀化”这个词，最早见于《晋书·琅玡王伷传》，其中有这样几句话：“伷既威属尊重，加以平吴之功，克己恭俭，无矜满之色，僚吏尽力，百姓怀化。”用现在的大白话说就是“潜移默化”，“化解”，或者，“化干戈为玉帛”。

我非常喜欢志书中的“杂记”、“丛谈”、“摭遗”、“杂缀”之类的栏目，生动有趣，栩栩如生。可惜，多数新方志都没有开设这个栏目，表面看好像是“志体所限”，实际上是编纂者“懒政”，因为这东西也是需要下功夫搜寻编辑的。其实以前的地方志大都设置有这种板块，民国《清远县志》中说：“古来地志，必立‘杂录’一门。”《中国地方志》杂志还在今年第一期专门刊登文章《古代方志设立“杂记”的传统及其门类功能与价值》，专家任根珠也撰文感叹：多数新方志在无形之中取消了“杂记”这一体裁，杂记篇的设置到了凤毛麟角的程度，不能不说是志书编纂中的一大缺漏！说这么老半天就是为了替《怀化地区志》显摆一下：这栏目咱开的有，且篇幅不小！[强]

有机会接触过幼儿园和小学里的学生花名册，出人意料的是，几乎每次都能碰见自己不认识的字。平常看书读报，几乎碰不上自己不认识的字，为什么每次看到幼儿园或小学生花名册都能看到不认识的字呢？原因只有一个：生僻字！专家反复讲过，许多年轻爸妈在给孩子起名时都进入了四个误区，其中之一就是竞相使用生僻字，以为这样显得有文化有品位有档次，其实恰恰相反，他给孩子的学习以及以后的成长带来的只有不便和非常不便，好处一点也没有。江西赣州的区县名字，原来也包含有生僻字，后来一一简化。比如，改雩都为于都，改大庾为大大余，改虔南为全南，改寻邬为寻乌，改过以后，扫盲班结业的人也可以毫不费力的念出来，办事情不再张冠李戴差三落四。

人们通常所说的“常胜将军”只能是人们的一种想像或者理想，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彭德怀自己认可的四大败仗中，最让他痛心疾首的莫过于赣州战役，现在再看当年在赣州战役中被俘的红军战士（图三），有许多都还是稚气未脱的孩子，破烂的军服和不屈的表情至今看来仍让人鼻酸！《赣州地区志》是全国所有地市一级的志书中收录革命烈士姓名最多的，没有之一！能立传的立传，无法立传的收录名字。在《赣州地区志》中，仅无法立传只收录名字的革命英烈就有108194人！十多万人啊，全部白纸黑字记录在册！这是对先烈的敬重，也是对后辈的鞭策，花再多的篇幅都值！

《赣州地区志》出版于1994年，字数达5246千字。将近三十年了，这套当年印制3000册的珍贵志书，如今已踪迹难觅！

方志界有个泰斗级人物叫仓修良，仓先生有一篇谈志书序言的文章，题目叫《序跋琐议》，发表在1995年第二期的《黑龙江史志》上。文章对“一志多序”表达了不同看法。先生说：“前不久曾看到一部新志，序文多达五篇，”先生还说：“如此多的序言，除了形式以外，还能有什么意义？”先生的文章发表于1995年，他看到的“一志五序”的志书肯定是1995年以前出版的，首轮志无疑！听先生的口气，“一志五序”是十分罕见的，事实是这样吗？应该不是，笔者手头就有好几本“一志五序”的志书，比如《隆尧县志》《绍兴市志》《广陵区志》，当然了，也包括今天要说的《吕梁地区志》。

“一志五序”有必要吗？本人认为，一丁点的必要都没有。但这是什么原则性的“大错特错”吗？似乎又不是，不要说“一志五序”，如果有编纂者较劲，一咬牙来了个“一志八序”，你奈他何！所以说，这种无可无不可的无所谓的事情，表示一下态度没有错，生气或批评大可不必。这就像宴会上的祝酒辞，有一个人上去说两句就可以了，你非要弄五六个人排队上去出洋相，那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周星驰说过，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不会讲话沒有错，但一忽悠就上去，就是水进脑子了。作为来宾的你，犯得上因此绝食罢宴吗？没必要吧，连三赶四狼吞虎咽才是硬道理。[偷笑]

六七十岁的文化人，很多都看过《吕梁英雄传》，这是最早的抗日小说。其实当初只是《晋绥大众报》派出的记者下基层做的一些采访，这些采访在报纸上连载的时候也不叫《吕梁英雄传》，而是叫《吕梁民兵斗争故事》，从1945年6月5日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刊载，到1946年8月20日全部登载完。随后看着这文章在读者中影响较大，才考虑结集出版，出版时才定名叫《吕梁英雄传》，吕梁的名气，一半靠的都是这个事，包括本人购买这本《吕梁地区志》，也是因为当初的《吕梁英雄传》“历久弥香”。

在《南宁地区志》的《人物篇》中，看到了程思远的名字时，由然想起一段饶有兴趣的故事：李宗仁做过国民党的代总统，当年他回归祖国时，有一箱他自己收藏的字画托秘书程思远先行带回大陆。当时李宗仁带话说，这箱字画价值11万美元，可经由我方专家鉴定后发现，其中大多都是赝品，顶多也就值3000美元。周总理听说后，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特批了三万美元，准备让人带给李宗仁。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哈哈大笑着对周恩来说：“恩来，咱们搞统战工作也要讲策略，他说价值11万美元，咱们给他12万美元！”周恩来感到不解，毛泽东故作神秘地说道：“这叫投石问路！”没多久，李宗仁就风风光光地回国了，见到李宗仁的那一刻，周恩来一下子就明白了“投石问路”的真正含义。

有一句话叫“强人之所不能，法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意思是说，立法立规矩，必须是人努努力能做到的，如果是每个人都难以做到的，你立法立规矩又有什么意思呢？“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比如呼吸、吃饭、喝水、穿衣，你能立法禁止吗？换句话说，法或规矩，如果觉得根本就执行不了，那就干脆不立！一旦立了，必须令行禁止，不然还有什么意思？！志书的封面能不能使用个人题写书名？相关规定说：不能！但我行我素者触目即是；志书的封面能不能署上主编副主编的名字呢？相关规定说：不能！但视而不见者比比皆是。听说有人因此受过惩戒吗？没有！比如这本厚厚的《南宁地区志》，封面书名是时任崇左市委书记题写的，点画精到，法度严谨，一看就是行家里手，不是心血来潮时的信手涂鸦！封面上，主编副主编的名字赫然在目，横平竖直，堂堂正正，谁能怎么样？

这本《南宁地区志》只有一本，字数达225万。单本志书字数超200万的已是凤毛麟角，超过220万的，本人只见过两本，一本是《自贡市志》，单本字数达230万，另外一个就是这本《南宁地区志》，单本字数达225万。就个人好恶而言，我不反对尽可能把所有内容集中在一本书上，单本二百万字左右，应该是可以的。但在用纸上，本人喜欢《南宁地区志》的选择，225万字的一本书，拿在手上轻飘飘的，不但使用携带方便，也不容易开裂脱线。而有的志书，单本字数才百十万，但因为选择的是铜版纸，拿起来十分沉重，无论是邮寄或是携带翻阅都很不方便，还容易开裂脱线，邮寄过程中，大多都破了相。

杨开慧生毛岸英是谁接生的？《娄底地区志》第1586页刊登有一条“人物小传”，传主是李振翩。很多资料都显示，毛岸英就是他接生的。其实，当年杨开慧有状况时，毛主席的确是找的李振翩，李振翩也的确是带着助手带着器械赶去了，但他在给杨开慧作了初步检查以后对毛主席说：还是得去医院，况且我也不是专业的产科医生。李振翩和毛主席的友谊非同一般，到了无话不谈互起外号的地步。1973年8月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一条新闻：毛泽东主席会见应邀回国访问的美籍华人李振翩教授夫妇，并配发了一幅毛泽东与李振翩亲切交谈的照片。从照片上看，毛泽东的表情极为关切，而李振翩则轻松笑谈着。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远在美国的李振翩初闻噩耗，如遭雷击，痛哭不已。随后，他在《华侨日报》上发表了纪念文章，写诗痛呼“仰望巨星今不见，长使世人泪满襟。”

志书中的人物小传，不可能写的波澜壮阔妙趣横生，再传奇的人生，在这里也只能“平铺直叙”，和《新闻联播》一样，志书也是“一本正经的播报大好形势，面无表情的谈论生老病死。”。但志书可以在“人物小传”里给你提供一些线索，供你在进行深入研究时“顺藤摸瓜”。比如《娄底地区志》在介绍李振翩时虽然平铺直叙，但他也告诉你，李振翩在“1973年7月、1976年6月、1978年6月先后三次与夫人汤汉志来华访问”。

《娄底地区志》的《人物卷》还有一点值得借鉴：在目录中把“传主”的生卒年份和小传所在页码显示出来！现在的志书，关于“人物”的排序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有以卒年为序的，有以生年为序的，大部分都不在目录中显示，读者不知道书里有没有某某人，即便知道会有，也因为不清楚生卒年份而大费周章。觉得还是应该回归我们的老传统，“以姓氏笔划为序”，且在目录中显示，这样查起来就方便多了。（图二至图九，均属于本人想收藏却没能如愿的“地区志”，发个图，算是一个念想，希望能尽快收藏到手。）

本月刚刚出版的《鄞州史志》刊出本人与长葛市史志办原副主任孟文治同志合写的史志理论文章《地方综合年鉴冠名浅析》。

“区”这个字，原本应该是个中性词，不带什么特殊内涵，但如果硬要深究，就没有什么好话了！首先看外形，核心部分是个叉号，杀气太浓，虽然三面被堵，毕竟还有一个口子留着，有“可杀可留”的寓意，也有吉凶难卜的意思。其次看连用，“区区”后面会跟着什么词汇呢？不用多说，人人心知肚明。第三看古意，这个字有两个读音，“qu”之外还有一个“ou”，一般人都知道这是个姓氏，不知道这还是个计量单位，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升也好，豆也好，能有多大份量？第四就是用于行政区划了，这一点史志人最清楚，但用于行政区划就能受人待见了？不见得！现在都热衷于撤县改市，没几个人喜欢撤市设区，“市”和“区”，级别虽一样，内涵和政策层面，差别太大了！那么，大“区”呢？也不行。比如xxxx自治区，他们的志书不叫“区志”，叫“通志”，把“区”给换了！也许是想到了“区”字的这么多晦气，扬州市广陵区史志办才给区委打报告，把《广陵区志》中的“区”字拿掉，就叫《广陵志》！区委会怎么回复呢？两个字：放肆！

呵呵，“放肆”这两个字扬州市广陵区委说没说咱不知道，但区委毫不犹豫地否决了史志办的提议倒是千真万确！在中国，精英人物大都集中在三个板块，政治圈，科研圈，国企圈，尤其是政治圈，均是人精中的人精，奇葩中的奇葩，“公鸡中的战斗机”，他们考虑问题的周全程度细密程度非常人所能想象，所以有时候网民在国家大事上的“献计献策”顶多算是自娱自乐，没有实际意义。比如广陵区这个事，不用太费脑子就可以想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1990年2月21日，领导人为《广陵区志》题写了书名，6月1日下午，广陵区史志办就向区委常委会提出改《广陵区志》为《广陵志》！这是闹着玩的事吗？“圣旨”也是可以随意增减的吗？扬州的党政官员，尤其是市区党政主官，能是一般的政治精英吗？总书记墨迹未干，竟敢起意更改，他们怎么会同意？十天以后，1990年6月10日，《江苏地方志》首页刊出总书记为《广陵区志》题写的书名，至此，志书改名的念头寿终正寝！

要说也不怪广陵区的同志，资料显示，最初提出把《广陵区志》改为《广陵志》的，是江苏地方志办公室的市县志指导室主任！哦，这就容易理解广陵人的行为了：省领导提了个建议，你总不能没个态度吧，你总不能一口回绝吧，你总不能捂嘴笑吧，一本正经的给区委打个报告，区委也一本正经的给否了，正襟危坐，冠冕堂皇，两下面子都好看。高！实在是高！[强]

某种意义上说，广陵就是扬州，扬州就是广陵！就象我们这里的魏都区，他就是实际意义上的许昌市。历史上把扬州和广陵扯到一块的是李白，他有首诗叫《送孟浩然之广陵》，很有名，“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关于扬州的诗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但有两句最知名，一个是“烟花三月下扬州”，一个是“骑鹤上扬州”，当然了，“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也很有名，但限于文化人，市井不大流行。这里有一个问题：一会说“下扬州”，一会说“上扬州”，到底是上啊还是下啊？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上”和“下”是非常讲究的。一般去北方都为上，到南方都为下，从西向东为下，从东往下为上，特别是火车线路标明上行、下行的更为专业。下扬州原来特指乾隆皇帝经常坐游船沿着运河到扬州，皇帝出游、巡防一般称为下去，所以，下扬州由此而来。还有一个典故是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烟花三月下扬州，因为长江分为上、中、下游，而扬州是下游，所以从武昌去扬州是往下走，就称为下扬州！对了，乡干部对这事也清楚，去村里就叫“下乡”，去郑州去许昌就叫“上郑州上许昌”。[呲牙]

并不是所有诗词中的扬州都是指现在的扬州。1991年3月27日，时任南京市史志办公室主任的王能伟给广陵史志办公室写过一封信，信中说：“骑鹤上扬州”是上南京，“烟花三月下扬州”才是到贵市！呵呵，是不是广陵人曾经说错过什么话啊，不然的话，一个省会城市的史志办公室主任用得着在信中给广陵人重点强调这个事吗？[偷笑]

同样都是县区，穷富差别会有多大呢？比如说扬州市的广陵区和甘肃省的华池县，你能想像他们的经济实力有多大差距吗？说个最近的数字吧，2021年，广陵区的GDP为927亿元，而华池县的GDP为117.85亿元，就是说，一个在为冲击千亿摩拳擦掌，另外一个则在为达到百亿而“普天同庆”，穷人与富人的心里差异，于此可略见一斑！那么，这两个经济实力差九倍的县区，当年在出版志书的时候，是怎样一个状况呢？

二轮书比不成，因为华池县的二轮书还沒出来。首轮书中，《广陵区志》120万字，印数为5500册。《华池县志》156万字，印数为5000册。这几乎就没有差别呀！兜里揣一块钱的华池县和兜里揣十块钱的广陵区，干起事来不分伯仲！相反，更有钱的广陵区似乎更显捉襟见肘，你看看他们给区委的报告是怎么说的：关于《广陵区志》的出版经费，“除财政拨款外，尚需集资或基层赞助10多万元。拟请四个街办各出1万元，工业局、商业局、物资局、住宅办、工商局各出2万元。”这是富人的语气吗？看来，“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呲牙]

那，华池这个穷地方是怎么玩的呢？命！作家夏坚勇在他的新作《承天门之灾》中说：“运气这东西你不能不服。运气好的人，其实用不着上蹿下跳拳打脚踢，当别人蹿跳打踢时，他只需要耐住性子，慢慢等。”华池的穷是真的，156万字的县志要印5000本，对他们来说，几乎不可想象！但，他运气好，省里派往华池县蹲点帮扶的单位是省人民出版社，县长刚说了出版县志的事，省出版社领导一拍大腿，说：放心吧，出书的事我们包了！[呲牙]

首映式首发式之类的活动大都可以归为“臭美”，主办者大功告成心手双畅，乐于通过觥筹交错欢歌笑语来烘托场面甚至扬名立万，被邀者受人抬举倍觉有面，再加上这种事不但有“葡萄美酒夜光杯”，还可能有“回眸一笑百媚生”，所以大都如约而至。这是绝大多数首发式首映式的基本模式！但也有人觉得，纯粹的吃吃喝喝打打闹闹有点浅薄了，层次有点低了，烈焰红唇月光美人当然需要，但在这之外，如果能借机成就一点什么事岂不更好？聪颖精明且极善策划的南方人就是这样想的，他们不会浪费任何一次可资利用的机会。比如广陵，他们也为《广陵区志》的首发举办了一个首发式，但人家这个首发式非同一般，恐怕“你有钱做不到！”

新闻记者和“各级领导”当然要请，包括赞助单位的首长，一个都不能少！但在这之外，参加《广陵区志》首发式的还有几个神秘嘉宾，其中有四川省广安地委书记和广安县长，有湖南省韶山市委副书记和市人大主任，江苏一个区的区志搞首发式，他们跨越千山万水来干什么呢？1994年第四期《中国地方志》在报道这个首发式（人家一个区里的区志搞首发竟然把《中国地方志》主编给请去了）时说：“正是在编修方志工作中，使广陵区和韶山市、广安地区及广安县建立了联系，首发式之后，广陵区与韶山、广安举行了三地区结为友好市地仪式活动，使得新中国第一、二、三代核心领导人物的家乡联结在一起，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是本届修志中的一段佳话。”

和那种只是吃吃喝喝拿拿就走人的首发式比，人家广陵这个怎么样？

地方上的民兵数据，究竟算不算是军事秘密？需不需要保密呢？很多方志专家说，算，得保密。于是很多地方志就谨言慎行，涉及到民兵数据时就犹抱琵琶支支吾吾欲言又止煞有介事，好像有敌方间谍正千方百计的刺探这事。《广陵区志》没有遮遮掩掩，大大方方一五一十地公开了民兵师、民兵营和独立民兵团的具体数据，包括民兵人数的变化情况以及最新的民兵人数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丝毫没有要“守口如瓶”的意思。

《广陵区志》在成书过程中经由无数专家审阅，其中不乏史志界的顶尖专家，他们能不知道民兵这事需不需保密？如果说是疏忽大意的话，那么多的专家学者就都没有发现问题吗？显然不是。答案只能有一个：这事不需要遮掩！

咱不是保密专家，讲不清楚相关的利害关系和具体原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一个事情需不需要保密，很大程度都是建立在别人刺探愿望的强烈程度和公开以后对当事者的伤害程度！如果根本就没有人对这个事感兴趣，或者说此事即便大白天下也无人问津或无碍任何人的生老病死，那这种保密就没有任何意义！现代世界，连对方有多少正规军多少飞机坦克军舰甚至核弹头都一清二楚，你村有多少民兵还有人来刺探吗？

编纂志书不是史志办公室一家的事，他需要会聚各路精英殚精竭虑宵衣旰食，但这事总得有个激励机制啊，精英人物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也要衣食住行也要照顾老婆孩子，要想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你总得许诺点啥，不然的话，没日没夜没奔头，难免出现懈怠。怎么办呢？史志办既没能力封官许愿，也没能力满汉全席，怎么调动这帮文化人的积极性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承诺他们入志不就行了嘛！资料显示，扬州市广陵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发文承诺：“凡被评为先进集体和个人受到区政府表彰的均载入区志。”下面的人一听：哎呀妈呀，干好了能入志，这还了得！翻开志稿看看，能在《广陵区志》中占一小条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苏轼欧阳修张若虚郑板桥伊秉绶啊！天啊，干好了能跟他们站一块？干！

有人批评广陵区史志办：个人入志是很严肃的事，怎么能随随便便承诺呢？现在，书已经正式出版了，那些受到区政府表彰的修志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在《广陵区志》中找到自己名字了吗？找到了！如果不让找到，当初的承诺不就失信了吗？那，《广陵区志》的编纂者是不是因此违背志体或者是拉低了入志人物的门槛了呢？没有！先前的担心是多余的！那，这些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是以什么方式入志的呢？

《广陵区志》的最后有一篇《后记》，是广陵区的史志办公室主任写的，文中有这样几句：“在编纂中涌现了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区建委、计经委、东关街道办事处及丁耀先、吴耀民、任祖钧、殷翔林、李理受到区委、区政府表彰。”这就算是兑现了当初的承诺，这就算让你“载入区志”了！不是吗？你还想怎样？’[偷笑]

民间有句老话叫“五百年前是一家”，这是什么情况呢？看看相关的县志就知道了：从明初到清末民初，时间为500多年。那时，大槐树后裔已遍及全国。人们初次见面互问老家，会说："啊！原来是洪洞老乡。"若再问"老乡贵姓"，若回答为同姓，问者就会说："啊！五百年前是一家。"逐渐，同姓之间"五百年前是一家"这句俗语也就这样一直延续至今。《广陵区志》的彩版中只有一页地图，在这张图的左上角的一条小路上标有三个拿放大镜才能看见的小字：至天长。广陵是江苏扬州市的一个区，天长是安徽省的一个县级市，江苏省一个城区的地图怎么会特别标注一下外省的一个县级市呢？这就用上那句老话了：五百年前是一家！以前，以前的以前，天长归扬州啊！历史不能细说，说多了都是泪：以前，咱是兄弟呀！[流泪]

有一天看志书上的地图，发现一个有趣的地方：安徽省的天长市就象一个拳头，一拳打进了江苏（图三四）！就象睡觉时把腿伸进了别人的被窝里，谈不上爽也谈不上别扭，就是觉得怪怪的。其实，以前并不是这样的，造成这种“怪怪的”边界，完全是因为洪泽湖。中国有五个较大的淡水湖，分別是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和巢湖（也有说是呼伦湖），洪泽湖排老四。以前，洪泽湖跨安徽江苏两省，管理治理十分不便，1952年，盱眙地区淮河两岸发生水灾，为了更好治理洪泽湖，安徽的盱眙县和泗洪县划归江苏，作为交换，萧县和砀山县划给了安徽。所以才有现在的格局，感觉天长像一个塞进江苏的拳头。

其实，安徽江苏这两省也别太计较，还是那句话，“五百年前是一家”，因为在顺治皇帝以前，就没有这两个省，大家还都是一家人，统统归当时的江南省。当年的江南省太厉害了，真是“厉害了我的省”！江南省一度是全国最富有的地区，不但经济发达，文化也极为昌盛，光是入朝当官和考取功名的仕子，江南省就可占到半壁江山，财税收入也占据了全国收入的三分之一。如此日益强盛的江南省当然就引起了皇帝的不安，结合历代江南地区的政治分裂情况，顺治皇帝决定将整个江南一分为二，方便控制管理，于是偌大的江南省被从北到南一刀划开，变成了江南左和江南右，从这个时候开始，安徽省和江南省的格局就已经逐步形成。

现在看，由总书记题写书名的志书不只有《广陵区志》，还有《扬州市志》《江都县志》等。但有一点需要强调：《广陵区志》是当时的总书记任职以后第一次为志书题写书名，《扬州市志》和《江都县志》都在《广陵区志》之后。资料显示，当时总书记为《广陵区志》题写的书名共有四张，两张横写的，两张竖写的。在为《扬州市志》题写书名时也是写了四张，两张简体，两张繁体。忽然想起，毛主席当年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头，也是写四张供选择，这是不是有啥讲究啊？

当年，晋冀鲁豫中央局要办一张机关报，最初，拟取名为《晋冀鲁豫日报》或《太行日报》，委托正在延安开会的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请示毛泽东后再确定。薄一波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为什么你们不叫人民日报呢？”他认为办报纸不一定要以地区为名。薄一波连声说：“好，这个名字好，就用毛主席给起的名字。”应薄一波之邀，毛泽东还题写了“人民日报”四字报头，这是毛泽东第一次题写“人民日报”报头。

后来，《人民日报》改版，在西柏坡，毛泽东受薄一波之约，欣然为新版《人民日报》再次题写报头。毛泽东挥毫泼墨一连写了4行“人民日报”共16个字，交给薄一波转《人民日报》编辑部。新的报头题字在刻板后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其中的四个字上画了圈表示认可，而且还说：“人民日报这四个字，两头两个字要大一些，中间的两个字要小一点才好看。”时光匆匆，转眼已经过去60多年了，人们熟悉的《人民日报》“毛体”报头仍沿用至今。

有五篇序言的志书，虽不能说有多罕见，但也确实不多，《广陵区志》算是其中之一。仓修良先生说过，“跋亦就是序”，要按这个说法，《广陵区志》就不是五篇序言了，而是七篇，因为他在五篇序言之外，还有一个“跋”，还有一个“后记”。仓修良先生算是对“一志多序”比较深恶痛绝的一个人了，他说过：“许多序文本来就是概述的简单压缩，既无新意，更无文彩，自然谈不上有什么引人入胜可读性了，即便是名人所写，也大多出自应酬，试问那些写序的名人有几位对所写之书稿翻阅过呢？更不必谈通读全稿了。”仓先生此言有点过了。有资料显示，方志学专家来新夏先生在接到《广陵区志》主编邀其作序的来信后回复说：“从明日始当屏除一切外务专心读志撰序”，所以不能说作序的专家都没看原书。

找人作序，本来不算是个多复杂的事情，但操作起来就微妙多了，找与被找，心情都很复杂。同样也是五篇序言的《吕梁地区志》中，排“序五”的作者在文中说：“我应邀加个序，有点为难，看了看其他几位同志的序言，该说的都说了。”你看看，你找人作序，实际上是给人找了个为难：不弄吧，人家看起咱记着咱，弄吧，又不知道说点啥好！

仓修良先生有一篇序言，是为《＜萧县志＞评论集》写的，将近14000字，因为之前看过仓先生对为人作序的评论文章，所以很用心的看了看仓先生为人作的序。老实说，先生还真是在以身作则，他这篇序言虽长达万余字，但读起来却无疲惫之感，原本枯燥生涩的方志理论在仓先生笔下浅显易懂且论据充分论点鲜明文辞优美，确实做到了引人入胜！

任何一部优秀的志书都不会忽略封面设计、印刷、用纸、装帧以及彩版的设计编排！很多人做事情都容易手忙脚乱顾此失彼，往往都是把自己折腾得疲惫不堪而结果依然不尽人意，其实这就是能力和理念的问题。真正的学霸不偏科。一个真正优秀的杰出的人，他的优秀和杰出绝对不止体现在一个方面，而是方方面面。胡适为什么能拿到三十七个博士学会，学问到了顶端都是相通的，为什么有些顶尖科学家往往都是钢琴小提琴的发烧友？志书也是这样，杰出的编纂者不只是“磨稿”高手，也会是优秀的艺术鉴赏家，他会非常重视志书出版阶段的每个环节，尤其是封面设计及图书的装帧设计。试想，一个“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的人，怎么会不重视产品的外包装？一部志书拿到手里，如果一眼就从封面上瞅出了硬伤或者没有让你怦然心动，那这书，不看也罢！

名家魏桥的文章里，很少见到对一部志书的装帧设计评头论足的，但在点评《广陵区志》的时候破了例，他说：“《广陵区志》的形式，包括封面设计、印刷、用纸、装帧以及彩照、黑白照、地图等都是上水平、够体面的，典雅大方的封套，配上铜质闪烁的书名，显示广陵自古繁华的地方特色，为当今众多出版物中所罕见。”魏先生这话也算到顶了。

一千多年前，柳永游览了扬州苏州杭州之后写过几句诗词，“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在看过《广陵区志》的封面后，你能想到的也只能是这样的诗词，同时还有“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和“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飐”这样的诗句。不用多说了，你如有机会拿一本《广陵区志》在手上，就什么都明白了。

《广陵区志》的书名是江泽民题写的，当时江还是总书记，为一本县志题写书名，无论如何在史志界都不能算是个小事。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招牌吧，为《广陵区志》的出版题字题词的还有几个名人，比如胡绳，比如赵朴初，其中赵朴老题写的是一首诗，这当然非常珍贵。但，有个叫姜圣瑜的教授在说起这个事的时候又扯到另外一个事，并且还作了比较：赵朴初当初给西哈努克才写了三个字，为《广陵区志》写了这么多，“这是很不寻常的。”究竟有什么不寻常，教授没有说。

字数多少与事情大小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就象这个教授所说，字数多才显得“不寻常”呢？比如，你打了个要钱的报告，有两个结局，一个是因为财政困难，这钱给不了，但又怕你有思想，市长写了几百字给你解释，希望你谅解。另外一个结局是，市长拿笔在你的报告上写了一个字：准！这两个结局，你要哪个？

志书有名人题字题诗当然是件好事，夸耀几句显摆一下也无不可，显摆是人的天性，换谁都一样。但以题字的多少衡量重视程度，就值得商榷了，在广大网民都知道“字数越少事越大”的今天，还有人以为“字多才是硬道理”，而且还是教授，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以前有本章回小说叫《何典》，类似于《聊斋志异》，是清代张南庄写的。民国时期，刘半农把这本书重新点校出版，出版前让鲁迅看看，鲁迅看了之后说过一句话叫“空格令人气闷”。原来，刘半农在编校这本书时，将小说中的一些粗俗不堪的文字删去了，用空格替代。这种处理方法在老小说里很常见，前几年贾平凹的《废都》中也有这种情况。鲁迅比较反对这种处理方法，认为还是和盘托出好。刘半农认真听取鲁迅意见，后来此书再版时恢复了原样，因此刘半农在《关于〈何典〉的再版》中说：“‘空格令人气闷’这句话，现在已成过去”。

现在的书，基本没有这种情况了，但却出现了另外一种“空格”。《广陵区志》出版于1993年10月，但在1991年9月，《〈广陵区志〉志余文集》就先行出版了。这种书主要是披露一些志书编纂的幕后情况，说是“花絮”也好，说是“参考资料”也好，也是一种有价值的文献，非常适合史志工作者阅读。但这本书所刊载的资料中经常出现“略”字。比如，第42页，该说注意事项了，弄了个括号，中间有个字：略。第293页，该说日程安排了，弄了个括号，中间有个字：略。第324页，该说工作进度安排了，弄了个括号，中间有个字：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不再举了。

你欲言又止欲说还休的东西，往往都是别人最想知道的东西；你放在最后再说的东西，有时候又恰恰是你我都很在意的东西。经常参加会议的人都知道一个常识：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不要离开会场，因为主持人常常会在这时候安排一些具体事项，包括会后安排、食宿安排、车辆安排、日程安排、文娱安排、注意事项等，大会主讲人的讲话，多听一句少听一句，关系不大，如果最后这几句没有听，弄不好会耽误许多事。[呲牙]

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和这个地方的人性，从他的志书上就可以反映出来。年龄相当的两个女孩，为什么给人的印象会有天壤之别？作家夏坚勇的说法是：“名门闺秀，从小受到严格的诗礼教育，循规蹈矩是最基本的道德信条，其见识行止不会太过分。小户人家的女子，要么一辈子出不了头，出头者往往有非凡的心机，为了成功不择手段，置其码的底线于不顾，这种人一旦跻身高位，绝非王朝幸奇。”志书也是这样。文化底蕴丰厚和民众进取心比较强的地方，他们的志书就比较有看头，有琢磨头，有嚼头，在法度严谨中规中矩之外，他们的志书都具有浓厚的“书卷气”，一看就出自老学究之手，比如《广陵区志》。而有的志书，虽然也挑不出什么毛病，但就是觉得没意思，没看头，基本都是正确的废话，大而无当，可有可无，且文风粗糙，一看就是写工作总结出身的机关干部喝二两之后捣鼓出来的东西。

针对《广陵区志》撰写的“逸闻微评”至此将告一段落。王尔德好像说过一句话：“世上唯一比被人议论更糟糕的，就是无人议论。”从文学角度看，“闲花落地听无声”是句好诗，但对一部志书来说，问世之后无点滴回响绝对不算好现像。相反，甫一出笼便满城风雨，无论是赞语盈耳还是驳辞满目，编纂者都值得骄傲！现在的史志界不能说没有“志评”，但少见有棱角分明的一针见血，大多是隔靴搔痒的打哈哈。想想也不奇怪，约写的评论，拿人手软吃人嘴短的评论能怎么说呢？这其中当然也有编纂者心理脆弱经不起批评的原因，谁愿意听“赖话”呢？其实对于批评，编纂者应该有海纳百川之量，况且对于学术上的争执，也没有大动肝火的必要。

天津的《文学自由谈》原主编任芙康先生在开导作者李美皆要正确对待他人批评时说过这样几句话：“我不以为然，劝她不必将这类不快看得太重。世间诸事，包括你李美皆的文章在内，最终最终，都只是过眼云烟。积我数十年阅人体会，凡自珍自爱者，如一意孤行，必导致自恋；自恋发展，必坠入自虐。人生在世，学会莞尔，善于释然，于人于己，利莫大焉。”

唯物辨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在甘肃得到完美阐释！你说沙尘暴好不好？当然不好。但如果没有亿万年间的亿万次沙尘暴，哪来的黄土高原？一颗细小的沙粒算不算卑微？当然卑微。但它达到一定的量级并遭遇强风时，竟能形成令人恐怖且横扫一切的沙尘暴！再说土豆，这是个一般得不能再一般的常见农产品，谁也不拿它当硬菜，是个地方都能种，同时也是生活中可有可无的普通食材。但在甘肃的定西，性质完全变了！如果没有这年产500万吨的土豆，哪来的200亿收入？如果没有这东西，何谈“中国薯都”？定西人很幽默，别人炫耀自己有“三宝”啥的，定西人说，定西也有三宝：洋芋、土豆、马铃薯！恰如我们所说的：番茄、洋柿子、西红柿！

说洋芋土豆马铃薯是定西三宝当然是调侃，调侃的话当然不能入志。你把《定西地区志》上中下三卷翻过来，也找不到这句话，但你会发现，《定西地区志》专门给土豆（书中叫马铃薯）列了一编，这个待遇也算可以了，编纂地方志的人都知道，能在志书中单独列编的，可不是一般的份量！但定西真的就没有所谓的“三宝”吗？有！啥？火腿，口条，金钱肉！这次不是调侃，书里真有这么个说法，但不是叫“三宝”，而是叫“三绝”！要不就说定西人幽默呢，这仨东西一去，不“绝”才怪呢！[偷笑]

杨丽萍说过一句话：挣钱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怕人误读，她又解释了一句：只要你有本事把事情做到极致，钱跟着就来了！很多人吐槽这个观点，我倒有几分赞成。所有沒挣到钱的，原因只有一个：没有把事情做到极致！或者说，你所说的“极致”与真正的“极致”还差N个光年。“所有的成功背后，都需要靠一段苦熬的日子预热；所有的高薪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深耕与拼命！”沙粒形成了沙尘暴就是沙粒把事情做到了极致；沙尘暴堆出了黄土高原，就是沙尘暴把自己做到了极致；土豆成就了一个大都市，就是定西人把土豆做到了极致！

上小学时就学唱《高楼万丈平地起》，后来又陆陆续续知道了《绣金匾》《军民大生产》等。一直以为这些都是陕北民歌，看了《庆阳地区志》才知道，不是，是陇东民歌，陇东是什么地方呢？庆阳啊！

1943年11月，庆阳环县的孙万福被选为劳动英雄，12月9日，孙万福与其他16位劳模一块在杨家岭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正与他们谈话，孙万福突然激动的用双手紧紧抱住了毛主席的肩膀，嘴里哇哩哇拉说着感激的话，他越说越激动，即兴唱了起来：“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这就是最初的《高楼万丈平地起》。毛主席当时也觉得很惊奇，他问孙万福：你是不是个秀才？孙万福说：我一字不识啊！

天赋这事还得承认！有人上几年音乐学院，出来以后仍然二五不成一十，而象孙万福这种人，一字不识，“五线谱”三个字就没听说过，但却成了载入史册的音乐家！作家夏坚勇在《绍兴十二年》中说：“那种一分天才加九十九分勤奋才能成功的说法，都是为了糊弄资质差的人，一个艺术天才只要被唤醒了，成功其实用不着很长时间。”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有个法官叫王公道。法官的名字叫“公道”？这显然是为了营造戏剧效果。但在中国法制史上，确实有一个法官被人称作“公道”。1944年10月9日，《解放日报》刊登了美术家古元的一个木刻作品《马锡五调解婚姻纠纷案》（图三），马锡五调解的是谁的婚姻纠纷呢？庆阳人封芝琴的！封芝琴是谁呢？看过《刘巧儿》吧，“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我的爹在区上已经把亲退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对了，封芝琴就是刘巧儿的原型。马锡五因为调解这个婚姻纠纷，被人称作“马公道”、“马青天”。1943年1月，毛主席对其进行了表彰并亲自题词：一刻也不离开群众。“马锡五审判方式”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一面光辉旗帜，至今仍深深影响着我国的司法实践。

封芝琴是庆阳华池人，华池的第一本《华池县志》当然不会遗忘这个中国人妇孺皆知的典型人物，他们不但在内文中介绍了封芝琴，还刊出了这张意味深长的照片（图四）。可能是因为这张照片拍的太好了吧，编纂《庆阳地区志》的时候，编纂者又原封不动的刊出了这张照片，且更加清晰。但封芝琴的老家，华池人在编纂新版《华池县志》的时候，放弃了这张已具有符号意义的照片，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封芝琴的近照，虽然看上去笑眯眯的，但和当初那张黑白照比，韵味少了许多。

妇孺皆知的东西，不说也罢。比如甘肃的酒泉市，你不用叨叨大家也都知道他有个卫星发射中心。但有些事，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还说酒泉吧，如果不看《酒泉市志》，还真不知道他还是个不折不扣的边境城市，往北一跨就是蒙古国了，边境线虽然不长，也六七十公里呢！还有，从《酒泉市志》上看，他下辖区县里有个县叫安西县，但你可能想不到，志书拿到你手上的时候，这个县已经不叫安西了，改叫瓜州了！但这个瓜州，和白居易所说的瓜州，可不是一回事哟！

中国的地名很有意思，有西安还有安西，有怀仁还有仁怀，有开封还有封开。还说甘肃这个安西县吧，都说他改名字是因为这里过去盛产蜜瓜，还说“瓜州”这名字早在唐代就有了，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不挑破罢了。你头上一个酒泉，你在下面安西，是好听啊还是好受啊！改就改了，别人不说啥，自己就别到处嚷嚷着解释了，欲盖弥彰啊！[偷笑]

还回头说“瓜州”吧！白乐天那首《长相思》确实不错，“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你听着挺感人吧？其实就是白老师在想他的侍妾樊素。白老师侍妾众多，其中有两个最讨他喜欢，一个叫樊素，一个叫小蛮，樊素有性感的红唇，而小蛮体态纤细，腰肢轻盈。为此白老师作过诗：“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黛青描画眉，凝脂若雪肤，回眸一笑过，倾国倾人城。” 自此便有了“小蛮腰”和“樱桃小口”这么一说。樊素是 扬州人，汴水、泗水、瓜州古渡口都是樊素回家的必由之路。吴山是泛指 江南的群山，白老师这是借流水与吴山来表达自己对樊素深切怀念之情啊！酒泉的瓜州人听到没有，这瓜州和你那瓜州，不是一回事啊！[呲牙]

当“静默”取代了“忙碌”，收寄快递也成了奢侈！按日子算，《张掖地区志》早该回来了，但因疫情，兰州封至今日，书商也一脸无奈。关于甘肃的志书，曾经列过一个单子，列入单子的志书是必须要找到的。单子先后也有过几次调整，但无论怎么变动，《张掖地区志》和《酒泉市志》都在计划之内，因为，甘肃之所以称为甘肃，与这两个地方密切相关。甘肃的简称“因地制宜”，教科书中称之为“甘”，地方志中又有人称之为“陇”，谁是谁非呢？都对。甘肃，是取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二地的首字而成。由于西夏曾置甘肃军司，元代设甘肃省，简称甘；又因省境大部分在陇山（六盘山）以西，而唐代曾在此设置过陇右道，故又简称为陇。

与甘肃的老师微信交流时意外看到王建老师发的朋友圈。疫情此起彼伏，宅家成为常态。但，同样都是宅家，有人吃吃睡睡打打游戏打打呵欠发发牢骚，十天八天出来一看，还那球捆！而有的人，宅家里十天八天不露头，一露头就让人瞠目结舌！王建老师就是这样的人。王老师是滕州人。当初因为《滕州志》搭过话，后来又托他给孩子刻过印章，所以加了微信，也成了朋友。

从王老师天天发的朋友圈知道，他宅家里的日常生活就是看书、写字、刻印、逗孩子玩，日子充实且其乐融融。今天突然发现，十一月三号的《滕州日报》上刊登出他的一组作品（图四五六七八九），原以为是一种汉像拓片，沒想到是王老师创作的一组水墨画。看惯了红红绿绿的国画山水，突然出现这么一组特殊的国画，便觉“妙处难与君说”。于是想起经纪人杨天真（女）说过的一段话：我玩的，别人想不到，想到了，他也没本事玩，他就是玩，也玩不到我这种程度！

有些志书，常拿出来看看并不是看里面的内容，仅仅是为了欣赏封面题字，比如《平凉地区志》。平心而论，同甘肃的其他志书比，《平凉地区志》并无太多特别之处，之所以时不时的就把他拿出来看看，完全是因为于右任为封面题写的书名，太漂亮了，越品越有味。有两点有小遗憾：一、这个书名是集字。如果当年的史志编纂者留下一幅于右老专为平凉的志书题写的书名，该是何等珍贵！呵呵，只能是想像，毕竟，“平凉地区”这个称呼，1969年10才有啊！二、《平凉地区志》的书脊没有用于右老的字，用的是印刷体，如果也用于右老的字，我就不用频繁的把书取出来看了。

于右任在政界书坛都如雷贯耳，但你在《平凉地区志》上看不到太多于右任的资料，毕竟他不是平凉人，《平凉地区志》的《人物编》中当然也没有他，只收录有他的诗词书法。与于右任相关的资料，网上网下汗牛充栋，其中最著名的传说有两点：一是说他随身带着印章，随时准备着给人写字盖印；二是说他给人写字分文不取，更不收礼。第一条是对的，第二条也对，但有个演变过程。

民国四年，于右任也订过一个润例，但当时经济困难，掏钱求字的人极少，于右任订出润例以后，第一个月靠朋友捧场卖了三十多张字，第二个月卖了三五张，第三个月只卖了一张，到第四个月的时候才决定不要钱了，从此再沒收过谁钱。至于礼物，于右任是区别对待的，并不是一概不收，比如，如果有人送他一罐手工磨成的墨汁，他就有可能收下（市场上出售的墨汁绝对不要）。当年上海富商周湘云去世，周家请他写墓志铭，他花了很大功夫很长时间，事后周家人要送他一笔钱，他坚决不收，后经人指点，周家改送一副文房四宝，其中的砚台是一个很讲究的端州砚，墨是古墨，笔是精制狼毫，纸是两匹乾隆纸，于右任抵挡不了这种诱惑，纠结半天，还是收下了。[呲牙]

《庆阳地区志》的封面照片，我们看就是麦地就是田野，没啥特别。庆阳人为什么要拿这个当封面，我们一下子还真是看不明白。照片的题目是《沃野董志原》。庆阳当地人肯定知道咋回事，但对庆阳陌生的外省人，就有点晕菜了。不看题目还好，不就是块麦地嘛，看了题目反而更懵：沃野好理解，董志原是啥玩意呢？我刚开始还以为是照片作者叫董志原，但下面另外标注有作者名字，显然这个“董志原”不是个人名。进一步看看资料才知道，“原”就是“塬”，也是“黄土高原”的“原”，董志原的意思是：有一块黄土高原，这块黄土高原的名字叫“董志原”！

过去读过很多带“原”字的诗句，比如“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比如“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比如“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等。以前都以为，诗句中的“原”就是“原野”，甚至还有人说是“草原”，现在才清楚，这些解释都是错误的。十几岁的白居易在古长安，见过什么草原？一马平川的千里平原，怎么会“原驰蜡象”？能把这一切解释清楚的，只有黄土高原中的“原”！古文字里没有“塬”，《康熙字典》里也没有，后人臆造出“塬”字就是想把草原平原中的“原”与黄土高原中的“原”区别开。

董志原是庆阳地区最大的一块“黄土高原”。900多平方公里大，相当于我们这里一个中等县的面积，确实不算小了，庆阳人拿他作为千年史志的封面可以理解，但对于域外读者，尤其是对陕甘地貌不太熟悉的普通读者，看了照片依然一头雾水：这有什么特别啊，哪还找不来一大块庄家地啊！

张爱玲有句名言：“出名要趁早！”其实这只是张爱玲一段话的开头一句，她的原话是：“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其实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个“抢占先机”的问题！“贏者通吃”是自然规律，谁先出名谁就有“欺行霸市”的条件和资格，晚来一步的，即便技压群芳也难免门可罗雀！《俏夕阳》上了春晚之后，人们以为皮影就是唐山的玩意，不知道正宗的道情皮影戏在庆阳；《白鹿原》出名之后，人们以为陕西就是“黄土高原”的中心，不知道真正的中心在庆阳；京剧豫剧昆曲黄梅戏太有名了，以至于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世上还有陇剧！而陇剧的发源地，就是庆阳！

说到《白鹿原》，想起一个事：为了能够看得懂900多万字的《庆阳地区志》，书还沒回来就开始看五集纪录片《黄土大塬》，当时就发现，纪录片名字中的“塬”和我们通常所说的“黄土高原”中的“原”不是一个字，有什么讲究吗？于是就开始查资料找网文，发现怎么说的都有，甚至当初还有人批评电影《白鹿原》，说不该用“原”字，应该用“塬”字。这有点象学界读“陈寅恪”中的“恪”，你读ke音吧，有人嘘你，说你没文化，说这字应该读que音，后来有资料证实，陈先生自己都发ke音，更幽默的是，有外人念他名字时，发什么音他都是笑笑，好像根本就不计较不在意，反倒是外人为此争吵不休，一天到晚狗咬狗一嘴毛。于是就想起清朝南阳知府襄阳人顾嘉衡的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信阳有的县，去武汉比去郑州方便；商丘和濮阳的某些县，去济南比去郑州方便！同样，庆阳的某些县，去西安比去兰州方便！打开地图一看，台前和范县，恰如插入山东的一根鱼刺，近在咫尺，却另有归属！同样，《庆阳地区志》显示，庆阳恰如踹到陕西心窝上的一只脚，但却不归陕西省！放眼看全国，省与省的边界线都是这样曲曲弯弯张牙舞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沒有一条是方方正正横平竖直的。这其中有什么玄机吗？是为了易于控制？是为了相互牵制？难说。

中国有句老话，叫“下强上弱，曰尾大不掉；上权下夺，曰太阿倒持”。意思是说，不能让地方做大！你可以富庶可以强大，但不可以强大到足以威胁中央！当初把偌大一个江南省一分为二，分割成为后来的江苏和安徽，原因就在于此！再比如，陕甘原来也是一个行政区，后来才一分为二，成了今天的陕西省和甘肃省，庆阳就是在这次分割中划归甘肃！庆阳离西安更近，为什么不划归陕西呢？这里面肯定有平衡经济的考量，甘肃失去庆阳，还象是一个省的架子吗？除了经济因素，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吗？突然想起，大陆当初为什么不急于收回金门呢？这种联想当然不靠谱，但靠谱的解释是什么呢？

甘肃的人，10%在庆阳；甘肃的煤，95%在庆阳！这样的体量，怎么可能放他走？不划走，庆阳人还一天到晚往西安跑，如果划走……[流泪]

范仲淹的名字，不出所料的如期出现在了长达932.8万字的《庆阳地区志》中！从手头几本录有范仲淹名字的甘肃志书中，很难判断出范仲淹在甘肃人尤其是庆阳人心目中的位置和份量。当年华池县出版自己历史上第一本《华池县志》的时候，范仲淹的名字在该书《人物篇》中排第一，虽只有区区百余字，但言之凿凿情真意切。后来重修《华池县志》的时候，把范仲淹的名字从第一方阵中拿下了，排在了第二方阵，且言语略显敷衍。但在《庆阳地区志》中，范仲淹再次被浓墨重彩，编纂者拿出了将近4000字的篇幅大书特书，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是说不尽的怀念、敬佩与自豪！4000字啊，在一本地方志的《人物篇》中给一个人留出这么大的空间，那该是怎样一种情感啊！

范仲淹一生传世词作仅五首，著名的《渔家傲·秋思》就是写庆州的；但收录于《范仲淹全集》中的诗就有300多首，而其中写庆州的只有两首诗，一首是《依韵答梁坚运判见寄》，一首是《城大顺回道中作》。范仲淹的这三首诗词均写于庆州，均涉及戍边，可以说是他在庆州期间军务活动留在文学中的印记。遗憾的是，《庆阳地区志》只收录了其中两首，没有收录《依韵答梁坚运判见寄》。现将这首诗抄录于此：蔽野旌旗色，满山笳吹声。功名早晚就，裴度亦书生。

中国的十大元帅十大将包括57个上将谁都知道，这些人当然都是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开国功臣。有一场战役，十个元帅上了五个，十个大将上了四个，五十七个上将上了三十个！打开《庆阳地区志》，小小的《庆阳地区行政区划图》左上角可以看见两个小字：山城。因为有几条线穿过，所以看不太清，得仔细辨认。上面所说的那场战役叫“山城堡战役”，当年就是在这个地方打响的。《庆阳地区志》的“大事记”很有意思，手头资料欠缺的，一笔代过，惜墨如金；手头资料充足的，一五一十细说端详，也顾不上什么“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了，比如这个山城堡战役，书中就说的比较详细，即便如此，也没提到十大元帅十大将有几人参战的事，最具看点的这几个字被省略了。

打仗这事，武器只是一个方面，人才是关键因素决定因素！“兵者,诡道也,故而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中国的老一代将帅都没有太高文化，但对兵法运用之娴熟已是炉火纯青。塔山之战，国军十几个精锐师拿不下一个小村子就是例证！双方将领都是黄埔高才生，杜聿明就说过，大家都一个老师，能有多大差距？但为什么就是打不下来呢？还是人的因素！山城堡战役，共产党拿上去这么多精英，一看就是拼了的架式！本来都是兵法运用的高手，再加上拼，没有打不胜的道理！世界上的任何事，当你下定决心要拼了的时候，事就一半成色了！

《庆阳地区志》的“人物索引”是按姓氏笔划排列的，你如果想查查《人物志》中有没有“解长春”这个人，得翻到“十三画”。解长春之于甘肃的道情皮影戏，恰如常香玉之于河南的豫剧，是个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以前，道情皮影戏在甘肃尤其是庆阳，就如豫剧曲剧越调在河南，非常有群众基础。以前的庆阳环县，每逢三月三都会有“一大两小”，就是“一台大戏、两场道情皮影戏”，但由于道情皮影戏的道具、唱腔、乐器及舞台装饰比较简单，无法与舞台大戏一较高下，观众流失就在所难免。百年前的解长春也曾经遭遇此境，但他马上着手改革，很快就扭转了局面。宁夏有个王爷府，曾让解长春连演百场不重样。这是另外一个传说了，《庆阳地区志》里没提，咱也不班门弄斧了，打住。

志书中的《人物志》，一般都以卒年为序，《庆阳地区志》没有这样，他是以生年为序，但也并没有给每个立传人物标注生卒年份，有标的，也有不标的。扬州的《广陵区志》非常较真，他们会把每个立传人物的草稿寄给传主后人校对，追求精益求精，这个做法估计很多地方做不到，因此也就不免会出现立传人物生卒年份的“政出多门”。比如解长春这个人，关于他去世的日期，百度上有一个说法，《庆阳地区志》中有一个说法，纪录片《黄土大塬》中又是一个说法，究竟哪个是正确的呢？一般的读者，不会为这些事情较真，但作为志书编纂者，应如“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别人可以不较真，你不可以。

甘肃庆阳有一位史志系统的老师，看了我关于甘肃地方志的朋友圈以后说：“感谢您对甘肃庆阳的研究”，“您这个朋友圈，算是宣传了庆阳，要不有人一听我们是甘肃人，以为都骑着骆驼在寸草不生的沙漠行走呢！”其实外省人说起甘肃，最最客气的话莫过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或者“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还是“大漠戈壁”和“飞沙走石”，但实际上，甘肃有的地方，人居环境丝毫不逊江南。前几天在研读甘肃某市的志书时，我还为这个城市拟了一条广告语：“不是江南，胜似江南，宜居还是陇南；不是九寨，胜似九寨，抬头可见九寨！”听出来了吧？这个城市就是陇南。

　　冯唐在他那个著名的《在江湖上混必须养成的十个习惯》中说的“第三个习惯是学习。一年至少要念四本严肃书籍。严肃书籍的定义是，不是通常在机场能买到的，不是近五年出的，不是你看了能不犯困的。”志书恰好符合要求，机场买不到，一般人看几行就犯困，但他确确实实算是一种值得一看的严肃书籍。这种书为什么要非常严肃正襟危坐呢？因为他是官方史书，不可能弄成小说散文那样的笔法，你能让市长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用评书的语调吗？所以象陇南这样不折不扣的江南城市，他在《陇南市志》中的表述也不能过于浪漫，只能一本正经的说，本市“地理坐标为北纬32度35分45秒～34度32分00秒，东经104度01分19秒～106度35分20秒”，当然了，最后还是忍不住挑明：我们陇南是”甘肃省唯一属于长江水系并拥有亚热带气候的地区。”记住：唯一！[呲牙]

网上有个热门话题，说复旦教授王德峰说过，“一个人到了40岁还不相信有命，此人悟性太差。”相信命并不意味着消极颓废，而是对无可改变的一种现实的承认。比如，我们这里的人要想去趟九寨沟可不是一天半天或者说走就走的事，而陇南人就不一样了，陇南市的文县人如果想去九寨沟，可以抬腿就走，早饭后去转一圈中午还不影响回来吃饭！毕竟才二三十公里嘛！这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你天天用“条条大路通罗马”来宽自己心，哪里会想到，人家的大产权房就在罗马市中心，怎么比？[偷笑]

很多地方（主要是市，不含省）的首轮书，动辄十几卷几十卷甚至上百卷（比如甘肃某市，市长在首发式上说，本轮志书计划70卷，市志办公开承认说，这轮书共出了58卷，但你去孔网一查，发现有63卷，你想找人确认一下吧，好像又都对此讳莫如深欲言又止），看起来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卷帜浩繁著作等身，实际上是把各部门编纂的志书串起来冠名“市志”，有人说这是变着法的偷奸耍滑，是另一种形式的“贪天功为己有”，说这话欠妥，但这种“分头编纂、分头出版”的结果很不好，不仅仅是不利于“存史”不利于“资治”，也起不到“教化”的作用，几乎没有看到过有哪一家方志馆收藏有这种地方志的“大全套”，因为太散乱了，谁也不知道“一共几卷，啥时出齐”，不但传播方志文化成了一句笑谈，还人为造成了本该成套的志书支离破碎天各一方（这方面河南做的真好！全省三级志书没有一家这么玩的）。《庆阳地区志》没有这样，虽高达900多万字，却始终“生死相依”，紧紧的抱在一块，真应了以前逃荒人的那句话：死也死一块！[强]

看《庆阳地区志》的总目录发现，他也是由很多部门志组成的，比如交通志邮电志税务志财政志物资志林业志金融志物产志工业志农业志人口志等等，勿庸讳言，这些部门志也应该都是由各个部门分头编写的，这很正常，也必须这样。和某些地方的做法不一样的是，庆阳人没有让这些部门志（或称专业志）各行其是分头出版单独成书，而是让他们统一在《庆阳地区志》中呈现出来，出版时间只有一个，书的封面只显示《庆阳地区志》。

《庆阳地区志》还有一个设计是在其他地方志中少见的：彩版并不全部集中在首卷前端，而是散插在书中各部门志的前端，内容与该部门紧密相连！这不但使彩版总量数倍于一般志书，同时也开扩了读者视野，当然也缓解了阅读疲劳审美疲劳。创新并不都是不顾一切的大拆大建，有时候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就能让人耳目一新，同时也感觉到了编纂者的用心良苦和匠心独具！

有些地名，虽然最后一个字听着不怎么“高大上”，但他是一个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比如门头沟、瓦房店、景德镇、石家庄等，你必须把最后那个字带上，这个词汇才有意义，否则的话，单单说“门头”、“瓦房”、“景德”、“石家”，还有什么意思！甘肃的一些县区改名，肯定也是事出有因实属无奈不改不行，比如酒泉市的安西县，天水市的秦城区，不改行吗？安西县的新名字叫瓜州县，秦城区的新名字叫秦州区，都说得过去，让文化人从历史上扒拉出几条无可辨驳的理由也不是什么难事。但天水人把原来的北道区改称麦积区就略显别扭了。

“麦积山”也好，“麦积山石窟”也好，都是一个完完整整的词汇，代表有特殊含义，你现在把“山”字去掉，单取“麦积”二字，无疑有几分不伦不类。但天水人也难，单取“麦积”二字不合适，如果完完整整的借用吧，就成了“麦积山区”，折腾半天白折腾了，又成“山区”了！[呲牙]咱不能和人家瓦房店石家庄比啊，人家是市，咱是区啊，区前面怎么可以加“山”呢？[呲牙]

秦城的事，不再啰嗦了，国人心目中的“秦城”就是秦城监狱，天水人能不知道吗？“秦城区”不改名能行吗？全中国的监狱都归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唯有“秦城监狱”直归公安部！这是“出事”的高官们最后的特权最后的面子。有些名人还把在秦城监狱呆过当成可以显摆的“爆料”。刘晓庆第三本自传叫《人生不怕从头再来》，在书封底，她写了这样几句话：“回忆非常痛苦，几乎要了我半条命”、“我的这段人生，相当于活了好几辈子”、“我不后悔”。在这本自传中，她毫不避讳地回忆了在秦城监狱422天的生活，将她从人生最高峰跌到最低谷，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细节首次坦白。

讲话，交待事情，说多说少看对象。对方如果是个文化程度较高且领悟力极强的人，你就不需要啰哩啰嗦面面俱到，点到为止即可。如果对方文化程度较低且思维迟钝，那你就需要使用他能听懂的语言和语速娓娓道来，并在最后请他复述你的意思以确认他已听懂。志书是一种特殊图书，他不但要面对业内专家也要面对普通大众，不但要面向当代也要面对后人。所以他使用的语言体系和篇幅的长短就必须慎重考虑。现在看，使用的语言体系已不成问题，只要粗通文字，任何人都可以看得懂一般的地方志。但在篇幅控制上，至今争论不休众说纷纭。志书是要给后人交待事情抖漏家底的，虽不可能面面俱到细致入微，但也不能挂一漏万蜻蜓点水。《庆阳地区志》共五册932.8万字，在所见到的《地区志》中，这个体量应该可以“独占鳌头”了，说他是“地区志中的战斗机”应该恰如其分。还有没有字数超过900万的《地区志》呢？目前没有见到。

目前所见，村志中字数最多的是《凤凰村志》，231.3万；镇志中字数最多的是《新泾镇志》，264.2万；县志中字数最多的是《萧山市志》，1005万；市志（地级市）字数最多的是《宁波市志》，1330万；省会城市的志书，字数最多的是《广州市志》，2400万；旧志中字数最多的是民国《鄞县通志》，550万。省志没法说，那种把众多部门志拼接起来就算是自己地方志的做法值得商榷。有的虎头蛇尾，有的神龙见首不见尾，最终搞得谁手里都没有一套完整的“大全套”。有些城市也曾经这样做，最终不了了之，最后还是出版了一本综合的志书“以飨读者”。

虽然字数的多少与志书质量没有直接关系，但毕竟是给人留资料的，“翔实”还是应该放在首位。如果你的县志二三十万字（这种县志不在少数）、市志（地级）不足百万字，你说你有多翔实有人信吗？“地区”是一个过往的行政区划（现在还有，不多，基本都在新疆西藏），绝大部分的《地区志》都是一本或者上下册，甘肃的《地区志》大都比较厚重，一般都是三卷本（上中下册），《庆阳地区志》是全省乃至全国唯一字数近千万的《地区志》，乍看上去确实有点“过份”，但你如果真能拿到这套书并用心看下去，就会发现庆阳人的聪颖与睿智，你能想到的词汇只有一个：肥而不腻！[偷笑]

决定搜寻《庆阳地区志》时，先上网查了一些关于庆阳的资料，也因此记住了三个事：一是，1970年9月26日，庆阳打出的第一口油井正式喷油，消息传到中南海，毛主席也很激动，说，这地方还真是个聚宝盆啊！第二个事，1934年11月，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庆阳的南梁召开，决定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21岁的习仲勋当选为主席，21岁呀！第三个事，1906年，也就是清光绪三十二年，英国著名探险家C·D·布鲁斯经过艰苦行进，来到了古庆阳府城 ，他惊叹于古庆阳城的宏大和构思的精巧，认为这一座城池可以和世界上现存的任何一座古城相媲美，他把庆阳古城和英国的爱丁堡进行比较，给予了庆阳城极高的评价。

拿到《庆阳地区志》后，首先翻找这几个事，目的是想看看这些事在庆阳人眼里算不算是个“大事”，结果是，油井这个事有，但不如我的记忆丰富，《庆阳地区志》中沒标注具体日期，总共就十个字：长庆油田第一号井出油！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这事也有，但没说当时习仲勋才21岁。英国探险家夸庆阳这个事，书中只字未提。

志书体例有七种，述、记、志、传、图、表、录，其中的“记”就是“大事记”，这一点地球人都知道。但究竟什么事才算是大事，“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谁也无法强求划一，创始人曹叔远没说清楚，徐无党虽制订过“五项原则”，也只能算是“参考消息”，志书的编纂者大都有三分傲气，说你算你就算不算也算，说不算就不算算也不算！其实在读者心目中，编纂者再怎么挖空心思，他也觉得挂一漏万，原因还是那句话：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呲牙]

《敦煌市志》中收录了几篇关于鸣沙山的文章。

一直想去一趟鸣沙山，亲身感受一下她的神奇、魔幻与曼妙。遗憾的是，十年一梦，至今未成，括弧，不全是因为疫情。还好有书。德国哲学家康德给意大利人批讲意大利，让意大利人听得一愣一愣的，以为康老师一定是走遍了意大利的山山水水，其实，康德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出生地，他所有关于意大利的知识，全是通过看书知道的，区别仅在于他比一般人花了更多的功夫研究而已。喜欢鸣沙山却又不能成行，所以就很注意关于鸣沙山的文字，这次看《敦煌市志》，意外地读到了两个名家关于鸣沙山的游记，一个是贾平凹的，一个是张抗抗的。贾平凹的文章题目是《敦煌鸣沙山记》，张抗抗的文章题目是《沙之聚》，两个人的文章紧挨着。

接触贾平凹和张抗抗的文字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当初关注他们并不是因为文章，而是因为名字好玩。从杂志的目录中看到这样的名字立马来了兴致，翻看他们的作品便顺理成章，看来，名字还是有某种特殊作用的。现在的家长给孩子起名一改前几年的港台风格，转向了搞怪，其中之一就是喜欢生僻字。生僻字本身对孩子并无多大益处，还有人特别喜欢多笔画，三个字的笔画加起来过百了，殊不知这更害人。原《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说过，他受够了多笔画的害处，所以给自己儿子起名时，毫不犹豫选择简单字，大儿子叫一才，二儿子叫又才。[呲牙]

关于沙子，关于沙漠，最经典的文字来自三毛：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每想你一次，天上就掉下一滴水，于是形成了太平洋！文字这东西真是神奇，有人一生的荣誉、成就、声望，可能就是十几个字给的，比如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他来寻找光明”，比如徐志摩的“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先进一步叫先进，先进两步叫先烈，先进三步叫什么？先驱！[偷笑]研究新方志和方志史的人都认为新中国第一次编修新志是在八几年，其实不对，八几年的修志只能说是全国大面积开始修志，但不是首次，在这之前，五几年的时候，就掀过一次小高潮，著名的《怀来新志》《石首方志》就是这时候问世的。还有一种志书，不是诞生在早期的五十年代，也不是诞生在全国大面积修志时期，而是在稍早前的七十年代末，比如甘肃省华池县的首本《华池县志》，七九年开始编纂，八二年定稿，八四年出版。要知道，家大业大的河南省，直到1986年7月，全省首本新县志才闪亮登场，晚甘肃两年多哩！

早期的新志，大都是32开本，不但《华池县志》是这样的小开本，《长沙市志》也是，《河南省志》也是，全国统一16开是在国家作出统一规定之后的事。小开本的早期志书，现在看略显寒酸，但在当时，已是竭尽所能了。牛顿曾经说过：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志书的编纂也是这样，如果说我们现在编志书有点得心应手，那得感谢早期的史志工作者留下的珍贵资料。新的《华池县志》出版时，老县委书记在作序时还专门谈到此事，说先前那本薄薄的《华池县志》“填补了华池县无志的空白，其编修者功不可没。”

志书中的《人物编》，各有各的收录原则。有的只收录本籍人士，有的本籍客籍兼收。《敦煌市志》中的《人物志》中称本籍以外的人为“旅居流寓”，张大千不是敦煌人，当然归到“旅居流寓”这一栏。于右任在这个栏目才占了710个字，张大千却占了1100个字，这待遇，可以了！志书中的人物，小传也好，简介也好，基本都是互相转抄摘抄，零零碎碎东拼西凑，当然没多大意思。比如张大千，这人不但与敦煌有着特殊关系特殊情结，且有许多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敦煌市关于他的资料肯定不少，但你看《敦煌市志》中关于张大千的条目，平铺直叙中规中矩且大多是众所周知的东西，找不到一丁点一惊一乍的感觉，可惜了。

日本有个大收藏家，号称收藏有许多中国的古代名画，尤其是石涛的作品，他号称日本第一。有一次，张大千登门拜访，这个人拿出了他最得意的藏品，是石涛的一套山水册。张大千看了一眼便哈哈大笑，说：这个是我二十年前的练习！收藏家大惊失色，连声说“不可能不可能”，张大千说：你去找个装裱师，揭开第四页的右下角，背面有我张大千的私印！收藏家听完，一屁股坐地上，哭天无泪。还有个事：张大千病危时嘱咐家人说，趁我还活着，还有几分人情，把家里放的我的画，尽量都卖了吧！张大千怎么会想到，他才过世四十年不到，他一张画的价钱就超过了五千万。照此说，日本那老头也别哭了，你那册页的价钱，和石涛的东西比，也差不了多少。

以上这些活灵活现有鼻子有眼的事，你能在《敦煌市志》中看到吗？看不到。[偷笑]

《定西地区志》有三篇序言。

翻看一本志书，当然少不了要看看序言。看《定西地区志》的序言前，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只当是“例行公事”，但没想到有意外收获：一篇令人鼻酸，一篇让人莞尔！先说第一篇吧，是原甘肃省委常委韩正卿先生写的。一般情况下，这类文章都有人捉刀代笔，官员审阅后签名即可，偶尔有文才飞扬的官员援笔立就，也不算啥稀罕事，“听、说、读、写”，本来就是官员的基本功嘛！但韩先生这篇有点特别，全文1368个字，不但全是韩先生亲自撰稿，而且还由韩先生自己用毛笔小楷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在你见过的志书序言中，有官员这样做过吗？韩先生在文中说：“我已年近八旬，恐难看到《定西市志》的面世。”如果是他人代笔，会这样写吗？

让人莞尔的这篇，在三篇序言中排最后。之所以说他“让人莞尔”，并不是因为文章中的“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没加引号（白居易又提不成意见），而是因为文章署名是三个人！一篇文章署名三个人应该说也不算稀罕（学术文章中常有的事），稀罕的是，这三个人是定西市的三个市长。注意，是三个市长，不是三个副市长，也不是三个正副市长，而是三个不同任期的市长。文章的时间落款为2013年6月7日，而署名中排第一的市长许尔锋，任职时间为2008年3月至2011年2月。也许有人说了：这有毛病吗？没有！但觉得别扭。

看《三国演义》之前就听说过“西凉马超”，还一直以为“西凉”就是现在的平凉，这次看《平凉地区志》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这个典故细说太绕嘴，一言以蔽之，东汉时全国划有十三州，其中有个“凉州”，因为地处西域，人们平时就习惯称其为“西凉”。西凉在三国时期，按行政级别来说属于省，而平凉在那时是县，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两者不是一个概念。

看甘肃的志书得较真，不较真就会误解误读误会。比如《武威市志》。现在的武威市是甘肃的一个地级市，但你现在能看到的《武威市志》记述的不是现在的地级武威市，而是以前的县级武威市，2001年5月，武威撤地设市，原来的武威地区改称武威市（地级），而原来的县级武威市则改称凉州区了，现在的《凉州区志》是现在《武威市志》的续志，地级《武威市志》还没出来呢，但有一套珍贵的《武威地区志》。

长葛市的东转盘很有名，那是因为转盘中央有一个“马踏飞燕”，这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标志啊！这个东西就是1969年从武威出土的，不过这东西现在不在武威，在甘肃省博物馆。这东西是国宝中的国宝啊！1983年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86年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国宝级文物；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珍贵文物。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仔细想想还真是。比如甘肃，虽然说不上有多少名山大川，但能够拿得出手的还是不少，比如麦积山，比如崆峒山，这些山给当地带来的经济收入虽不至于撑起半壁江山，但也举足轻重不可小觑。按理说，甘肃人对“山”应该是有感情的，不说是一往情深至少也是“相看两不厌”。但实际上，甘肃人似乎总是对“山”有所忌惮，比如，天水市北道区改名叫“麦积区”而不是“麦积山区”，平凉地区的平凉市改名叫“崆峒区”而不是叫“崆峒山区”。“山”字能随便去掉吗？北京的“石景山区”能叫“石景区”吗？宁夏的“石嘴山市”能叫“石嘴市”吗？

中国人的文化认知里，“山区”总与“贫困”联系在一起，所以人们总是在有意无意的回避和躲闪，包括“郊区”也是这样，本来很美好的一个词汇（《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多好啊），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把他同“城乡结合部”，同“脏乱差”，同“贫民窟”联系到了一块，于是大家纷纷改名，以前几乎每个地级市都有一个“郊区”，现在几乎找不到一个了，人间蒸发的速度如迅雷不及掩耳！人们太相信名字的魔力了，总以为改一个名字就会“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尽管大家都知道这种意念的荒唐，但“宁可信其有”的文化理念最终还是战胜了“辩证唯物主义”。[呲牙]

第一次看到“崆峒”这两个字，还真是念不出来，因为在其他阅读中基本碰不上这两个字。刚开始觉得是读“空洞”，认真一查才发现，不是，应该读“空同”，Kongtong.

中国书协有个规定，大奖赛上的所有入围作品，只要从中发现有一个错别字，这件作品就必须淘汰，不讲条件！其实这种看似“严以自律”的苛刻要求实际上属于无可无不可的作茧自缚！中国书法史上的许多名家名作中，错别字如影随形，几乎从不缺位，影响他成为名家名作了吗？没有。相比书坛，史志界就宽松多了，差错率只要不超过万分之一，就不影响你参加任何评比！但又出现新的问题了：一部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字的志书，仅仅是错别字少就是优秀了？比如一个领导讲话，哇哩哇拉几个小时，没念错一个字，这就算有水平了？北大校长把“鸿鹄（hu）”念成“鸿号”就说明他不配当教授了？史志名家陈泽泓在2006年第十期《中国地方志》上有一篇文章叫《关于志书质量标准问题的思考》很客观的畅谈了这个问题，强调这事不能概念化不能绝对化不能一刀切！

《敦煌市志》中的“敦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涉及到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为了把两任主任都得以显示，他们在两个人的名字后面都加了一个括号，括号里标注的不是这个主任任职的起止年月日，而是“前期”和“后期”。（昨天看一本志书，还有在名字后面的括号里注明“聘”字的，还有本杂志，在某编辑名字后面加括号注明“资深”的，真是花样百出）。《华池县志》出版时，编纂者请原任县委书记写了一个序言，编纂者没有按贯例在文章末尾标注该人任本县县委书记的起止时间，而是在文章题目下面堂而皇之的标着“中共华池县委原书记”。以上这些，该怎么看待呢？这就像听某个领导讲话，让你挑毛病确实也挑不出来，既没念错字也没说错话，但你就是打不起精神去听，觉得乏味、枯燥、别扭、味同嚼蜡！

任何事情的“对”与“错”都没有绝对的分界线，也不象人脸上的痦子那样容易辨识。世界上的药品有195130种，可以为同一种疾病开出上万个处方，你说用哪个是正确的？黄埔的“埔”在蒋介石之前从不发pu（普）音，统统念bu（布），但经蒋一念，这个字从此多了一个音，你说什么是错对？还是冯唐所说，疾病这事，“偶尔治愈，常常缓解，总能安慰”，好在，生命的伟大之处在于，人类百分之八十的疾病会自愈，我们需要的是耐心，而不是匆匆忙忙“上手段”。

《嘉峪关市志》印了3257本！地级市的志书印数精确到个位，你手头还有这样的地级志吗？疫情肆虐的日子里，一丁点有趣的东西就能让人精神一振！

曾经听说过一句网络流行语，叫“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一开始不在意，也没有细究，这次翻看《嘉峪关市志》的时候又想到这句话，于是就上网去查，于是才知道这句话来源于王尔德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这小说当然没看过，但王尔德这句话却是“英雄所见略同”。梁启超说过，做人做学问，有趣才是根本。一个人的顶级魅力其实就是“有趣”。有人还给“有趣”开列了四条标准：一、对生活热爱且投入。二、有强大的阅历储备。三、交谈气场引人入胜。四、总能有点不同于常人的小举动（《嘉峪关市志》占了这一条[呲牙]）。

一本书和一个人一样，不需要浑身闪闪发光，有那么一丁点有趣的地方或者让人回味无穷的地方足矣！有些人的无趣并不是因为他沒学问或不漂亮，相反，有些人的有趣也并不是因为他学问大或人漂亮。就象这几天的世界杯，有些人的点评确实很专业，但于我如耳旁风，听完看完也忘完了，真正记住的点评就一句：你踢那是个球啊！

今天这篇是本系列的第二十八篇，也是本系列的最后一篇。本系列原计划是三十篇，但因疫情，已经下单的《张掖地区志》和《金昌市志》被隔在千里之外，“君问归期未有期”！所以原定计划被迫调整。疫情肆虐的日子，很多事情都不确定。最近，在“静默”之外，郑州又出现一个新词叫“流动性管理”，具体啥意思还不清楚，这年头的新词，不能凭主观想像去理解，耐心等待官方解释就是了。

有句老话讲“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意思是说,水平再接近的武林高手,总可以通过比赛较量分出输赢,而同样优秀的文章,却很难决定谁更胜一筹,因为没有公认的清晰明确的可以量化的评价标准。比如地方志，近年来常常听到“超过”二字，最著名的是《中国地方志》上刊登过的一句话：“仅仅50年的时间，年轻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所创造的成果，远远超过古老中国2000多年的旧方志的数量和质量。”史志工作者一向以“文字工作者”自居，更以表述严谨而自豪，但这句话似乎有点让人心生疑窦！抛开语法上的讲究不说，你“远远超过古老中国”的依据何在？先不说虚无缥缈的所谓“质量”，数量的依据呢？明确的起止时间和种类呢？

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宁波市志》中。1989年元月，《宁波市志》的主编找到史志名家陈桥驿讨教，陈说，“新编《宁波市志》要继承、要超过《鄞县通志》。”听见没有，又是一个“超过”，而且出自业内名家之口！那，下文呢？后来陈先生看到书以后，又是如何呼应他当初的“超过”之说呢？陈先生说，“现在新修的《宁波市志》，不仅在篇幅上可以与民国《鄞县通志》相颉颃（多委婉啊，不再说“超过”了，因为没有超过），而且总体之新，宏观之近，均有过之。”这话算是给别人也给自己找了台阶，“总体之新”啥标准？“宏观之近”啥标准？谁说了算？唉，这就好比“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自己想去吧，哈哈！

毛泽东曾说过：“《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陈丹青说过：“我不太在乎看书多，我在乎看的遍数多。”志书不是小说，也不是政治理论书籍，一字不漏的反复阅读很多遍，既没必要也不可能。但好的志书给人的感觉还是不一样，他匠心独具的地方不一定很多，但只要有那么几处让人觉得有嚼头，你就会爱不释手，甚至置于案头时常摩娑反复把玩。《宁波市志》（首轮）就是这样的一套书。

最初拿到这套书的时候，急于翻看的是他《人物编》中关于蒋介石的条款，这毕竟是个特殊人物啊，世面上关于他的传记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我就想看看他老家的人是怎样用千儿八百字概括他一生的（大人物进地方志毕竟是有争议的，章学诚就不是很赞成啊）。但在粗略浏览彩页时发现了几个百岁老人的照片，不由得仔细端详起来，差点忘了查阅下卷中的老蒋。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原来有个高官曾经发表过一篇题目叫《我有一个梦想》的文章，我反复看过多遍，他的梦想也不是一个，有五六个之多，其中之一是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在地方志里寻找到自己最精彩的芳华时代。”这可能吗？当然不可能，其码三五年内不可能。为什么看到《宁波市志》把百岁老人收录其中就怦然心动呢？因为本人一直倡导把“五种人”收入年鉴（当年满百岁、当年新婚、当年出生、当年考上大学、当年故去），尤其是县市区一级的年鉴。志书一二十年编一次，普通百姓想“入志”目前还难，但让普通百姓的“人生大事”进入官办年鉴应该可行，真能如此，或许地方综合年鉴真会有洛阳纸贵那一天。[呲牙]

一向认为，地方志不但要向公众提供“众所周知”的东西，也要有本事提供一点公众“有所不知”的东西，如果通篇尽是“人尽皆知”的东西，你还编个毛啊编！“毛主席来过宁波，很多宁波人可能都不知道。”这句话是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处处长刘士岭在2019年9月说的，也就是说，2019年的时候，还有很多宁波人不知道毛主席去过宁波，但这不能怪《宁波市志》，因为早在1995年10月出版的《宁波市志》中，史志人就明白无误的告诉过你：毛主席来过宁波！

一般情况下，毛主席去过的地方，都会被地方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你看《绍兴市志》，毛主席的专列仅仅是在车站停了停，《绍兴市志》就滔滔不绝，何况毛主席还在宁波市遛了一圈呢！宁波人会不好好说叨说叨吗？比如宁波的灵桥，宁波也算是江南水乡了，桥应该不少，为什么单单挑出灵桥在《宁波市志》珍贵的彩版上显摆一下呢？宁波人没有特意说明原因，我们局外人猜度的原因是：毛主席来过！毛主席不但来过，还向人打听这桥叫啥名，嘴里还喃喃自语：灵桥，灵桥！当然了，《宁波市志》里没记这些细节。

其实，关于宁波，毛主席还有一句更重要的话，如果经考证属实，这句话就应该置于《宁波市志》扉页。据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在毛泽东视察宁波时负责警卫工作的王芳，后来在《王芳回忆录》中写道：“我陪毛泽东主席视察宁波市容后，毛主席说：‘宁波是个英雄的城市，总算到了五口通商的地方了。’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浙江首轮志书的《凡例》中，少见“适当收录反面人物”这句话，即便是必须要提起“三为主（也有说四为主的）”的时候，也没有“以正面人物”为主这句。什么是正面人物？什么是反面人物？谁划的界线？遇有“剧情反转”怎么办？遇有“平反昭雪”怎么办？面对人生的起起伏伏一波三折，志书追求“盖棺定论”的意义何在？

《奉化市志》特设《国民党高级职官表》，收录奉化籍国军高官101人，立传73人，包括“蒋家王朝”中的许多人，以上种种，不知道在史志编纂者的心目中，算是正面人物呢还是反面人物呢？

“人物”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区分“正面”与“反面”的呢？没考证过，只知道，一向标榜“述而不论”的史志人在“人物”这个概念上多少有点阳奉阴违“口惠而实不至”，既然“述而不论”，何来正面反面？“国军将士”是正面还是反面呢？孔老二是正面还是反面呢？史志人奉为“开山鼻祖”的司马迁似乎一开始就没有“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他把刺客列在吕不韦之后李斯之前，这是“反面”人物的待遇吗？对了，忽然想起一句话叫“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就是一个刺客说的，司马迁对此人推崇倍至，还反复引用这句话。这个刺客的名字叫：豫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