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母亲的故事

胡文红

我出生在济南，但基本是在青岛长大，父母大学毕业以后，也落户在青岛。母亲年轻时非常喜欢看电影，用现在的时髦词形容，大概称得上是“电影发烧友”。她是有条件要看，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看，为此，在我的记忆中很是留下了一些有趣的、深刻的、甚至影响了我性格的片段。

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上半期，成立才十几年的新中国亟待建设，却又被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拖得步履艰难，刚刚从三年灾害中挣扎出来。有那么一两年政治环境突然有点宽松，电影院挂起了明星的大幅照片。其时，母亲还不到30岁，虽然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但却没有放弃自己的爱好。弟弟一两岁时，怕带到电影院吵到别人，就留父亲在家里看孩子，带我去看电影；弟弟三四岁时，父亲下乡搞“四清”，母亲就抱着一个拖着一个去看电影。我那时虽然很小，也就刚刚到入学年龄，但由于经常跟随母亲出入电影院，居然记住了那几个大人们津津乐道的明星，脑海里至今还留有王丹凤、王心刚、谢芳、王晓棠、赵丹等电影明星的倩影。

这是60年代的电影明星，当时那些大大的黑白照片都挂在那些电影院里。

记得7岁那年夏天（当年9月我开始上小学），天气有点怪，白天晴空万里、艳阳高照，晚上却会下一场倾盆大雨。

一天晚上，母亲要带我去看电影，父亲提醒她天气有点怪，还是带把伞为好。那时没有现在的这种绸布伞、折叠伞，是那种笨重、不结实的油纸伞。而且很多家庭根本买不起伞。我家因父母都是大学毕业，一个做医生一个在大学任教，工资比一般人略高，尚属于买得起伞的家庭，也属于看得起电影的家庭。那时的一张电影票只有一、两角，却是很多家庭一天的菜金。对那些有四五个孩子还要赡养老人的大家庭来讲，看电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特别是还要坐车去。因为电影院在离母亲工作的青岛台西医院很近的地方，估计是她利用工作间隙抽空去买的电影票。

母亲抬头看看黄昏晴朗的天空，自信今晚不会有雨，其实她是不想带那又笨又重的油纸伞。

油纸伞就是长这个样子，其实很多人一看，噢，这不是公园里常用来做装饰的那种伞吗？长得模样都是差不多的，但是现在这种伞的骨架可能已经不是竹子的了，伞面🌂也都是漂亮的绸布做的。但那时的油纸伞☔，伞面儿就是用纸涂上了桐油做成的，很不结实。

油纸伞合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由于是纸和竹子的骨架，又粗又长又沉。

电影散场出来果真没下雨，母亲很高兴自己的预测是对的，但下车时却真的下雨了。雨点由小到大，很快变成每晚都一样的瓢泼大雨。那时的公交站没有遮雨棚，马路两边仅有的一两个商店也早早下班，我们除了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家没有其它办法。

我们家住在父亲工作的青岛医学院的后墙根，正常路线是绕过学校围墙从正门口进去再走到后墙，但是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平时为了少走路，都是爬墙去到那条有车站的“商业街”，这样只走四分之一的路程就可以了。以前有几次看电影回来我建议过母亲爬墙，可以少走很多路，母亲当然不会接受这个建议。一个美少妇翻墙头，无论被认识不认识的人看到，都是很尴尬的。但是今晚母亲接受了我的建议。一是雨太大，她也急于回家；二是这样的夜晚，估计不会被人看到。

到了墙根下，我哧溜一下就翻了过去。可怜的母亲，比我高那么一大截，却怎么也爬不上去。我只好又翻回来，在下面使劲顶着母亲的脚，终于让她坐到了墙头上，然后又翻过那边，托着母亲的脚让她慢慢溜下来。

进了家门，父亲很诧异，何以这母女俩被雨水浇的湿淋淋的不说，还搞得一身脏兮兮的？听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父亲笑得前仰后合。

三年级那年的六一儿童节，是我记忆中最深的一个儿童节，因为那一天，母亲特意陪我看了一场电影，作为送我的六一礼物。以前，都是由于父亲去不了，才由我陪着母亲去看电影的，电影票也都是提前买好的。其实那一天我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一双摆在商店橱窗里的红皮鞋，我不知多少次驻足在橱窗前，想象我穿上后的情景，当然它的价格要比两张电影票贵了不知多少倍。

母亲那天是调休，把弟弟送进幼儿园后，大概回来的路上看到很多白衣蓝裤的红领巾，意识到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突然童心大发，说要送我一个六一节礼物，我马上想到的是商店橱窗里的那双红皮鞋，但是我不敢提，因为我知道我们家虽然看得起电影，但买不起皮鞋（不过后来我翻看我托幼时期的照片，发现都是穿着小皮鞋，可能那是因为父母都在读大学，花的是国家给的补助包括我，没有什么经济压力吧），父母都还没有穿上呢，我根本不敢提这个茬。母亲说我陪你看电影去。

那一天电影院里放映的全部是儿童片。虽然没有得到红皮鞋，但母亲能陪我去看一场不是她喜欢的儿童片，使我在尚不太懂得感动的年龄里突然明白了什么叫感动，并将这件事定格在了我的记忆库里。

那天看的电影是《花儿朵朵》。半个世纪过去了，电影的内容早就就着饭吃了，但片名却永远记住了。

这是1962年的《花儿朵朵》电影海报。

“四清”开始了，父亲参加了工作组下乡了，母亲又要照顾弟弟，又要工作，忙忙碌碌仍不忘看电影。为了能及时看上电影，母亲有时会很“奢侈”，带我们去“下馆子”，当然弟弟是由我接回来的。那时做饭既没有煤气炉也没有电磁炉，连曾经风靡一时的煤油炉也没有，生炉子做饭实在是一件费工费时的“浩繁工程”。为了能节省出时间看电影，母亲只有采取这种“浪费”的方式。尽管吃的只是最便宜的馄饨就火烧，但偶尔跟同学说起来，还是馋的她们直叭唧嘴。每次“下馆子”不仅意味着改善一下生活，更意味着有电影看了。

那一段时间，留在记忆中最深刻的是看越剧电影《红楼梦》。

我那时已经读小学三年级，由于识字比同龄人多很多，从一年级开始就定了《小朋友》杂志和《中国少年报》，因此早就能流利地阅读当时的通俗小说了。越剧听不懂，字幕看得懂。弟弟早就在母亲怀里沉沉睡去，我却随着剧情渐入其境，看到黛玉夭折、宝玉痛不欲生的那段时，居然也抽抽搭搭跟着掉泪。母亲低声呵斥我：那是演戏，你跟着哭什么？真没出息！

一句话，敲醒了我。是啊，人家在演戏，我跟着掉什么泪？一句呵斥，坚强了我的神经。从那时起，再看电影我不会跟着掉泪了。记得后来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电影院里抽泣声此起彼伏，看完电影，女同胞一个个红着眼睛，我却跟男同胞一样面无悲色。不仅看电影不哭，生活中也变得难得掉泪了，因为我心目中已经把掉眼泪归到“没出息”那一类里去了。

由于十年动乱，母亲与电影的记忆便戛然而止，虽然不久又有了那些“样板戏”电影，但显然已经提不起为了与“臭老九”划清界限而热衷于“造反”的母亲的兴趣。十年动乱结束后，我亦步入青年人行列，陪母亲看电影的“重任”完全落到了老爸的肩头。再后来，电视机占据了母亲的业余生活，几十元一场的电影母亲也接受不了，于是母亲便告别了电影院。

青岛早期的位于中山路上的中国电影院。

后记：电影《红海行动》上映那年，我从深圳回青岛探亲，那天突然想到要带老妈去看个电影。一是回忆起早年母亲爱看电影；二是我也想看这部电影；三是想让母亲看看现在的电影院长什么样。于是，查了一下这个电影在哪个电影院上演，在网上买好了票，又叫了一辆网约车带母亲前往。谁知那个电影院位于一个大商场里面，离商场大门很远，而商场因又不提供轮椅服务，有严重腿肌的老妈走路跟蜗牛一样。我们到达商场的时候，已经差五分钟要开演了，可我们找到电影院又进去坐下的时候，已经都开演20分钟了。这20多分钟的路程，着实把那年已经85岁的老妈累得不轻，而且导致了腰腿很痛。坐定以后，那眼花缭乱的立体大屏幕，那四面八方都有声音的立体声，使老妈非常非常的不适应。她老人家时而用手捂着眼睛上的立体眼镜，时而用手捂着耳朵，让我感觉她不是在享受而是很遭罪。仅仅看了十分钟，我就说算了算了，不看了，咱们走吧，那几十块钱就算扔掉了，以后有机会我自己去看。这是我老妈最后一次看电影的经历。以完全不适应，而从此彻底告别电影院。

老妈最后一次看电影，只留下了几张在那个大商场拍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