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拾贝 （之二十）打架

孙为健₂₀₂₂

在崇尚暴力的年代，没有什么矛盾不可以通过一场打架来解决。我们下乡的时候，正是崇尚暴力的年代，农场打架斗殴事件层出不穷。

有一场发生在我身边的打架，我目睹了整个过程。虽然打架属于“负能量”一类，但毕竟是真实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往事，记录在此，以防遗忘。

打架的双方是“黄毛”和“赵明”，而引发这场冲突的导火索竟是为了一把修剪果树的剪子。我们冬天修剪果树的剪子质量参差不齐，质量好的剪子用起来省力、锋利耐用。赵明偷偷摸摸地把黄毛的一把好剪子拿走，把一把破剪子扔在了床底下。其实换把剪子本身并不算什么大事，就像我们黄队长的剪子，也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被人“借走”，悄然更换。

可事情的恶化，坏就坏在了黄毛身边那一帮“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人身上。在他们的挑拨、挤兑、怂恿下，黄毛觉得自己受了欺负，一定要挽回面子给大家看看。

那天，我们正在地里修剪果树，黄毛看似若无其事地走了过来。他手中握着一根铁棍儿，那铁棍儿是焊铺凳用的钢筋，农场里的人都再熟悉不过。他用报纸将铁棍儿精心卷起，一半藏在袖口里，一半露在外面，轻轻敲打着另一只手，那姿态，轻巧得像是拿着一把扇子。黄毛走到赵明身边，赵明瞬间明白了来意，嬉皮笑脸地应付着黄毛。黄毛大声质问：“你丫为什么偷我的剪子？”没等赵明争辩，上去就是几棍子。

黄毛下手极重，赵明身上虽然没有很明显的伤，但打得赵明几乎晕了过去。待众人围过去的时候，赵明已经靠在土坡上喘着粗气……

我是我们班的副班长——虽说官职不大，但好歹也算个头儿。见有人打了我们班的人，自然不能袖手旁观，我上前理论道：

“黄毛，你为什么打人？”

“他偷我剪子！”

“偷剪子你就打人？”

“这孙子欠揍！”

“黄毛，你下手也太狠了！”

……

就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赵明迷迷糊糊地站了起来，抄起一块石头，猛的向黄毛砸去，刹那间，黄毛的脑袋也开了花，鲜血汩汩地流了出来。

打架至此告一段落，当务之急的是要把瘫坐在地上的赵明送到医务室。

找车已经来不及了，我仗着自己身高力大，蹲下身子，背起赵明就往医务室走。平日里，背个人对我来说不在话下，可此时被打晕的赵明毫无意识，根本不知道搂住我的脖子，一个劲儿地往下出溜儿。没走出多远，我就汗流浃背，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幸运的是，我们班的驴车及时赶到，总算是把他弄到了医务室。

在那个被暴力裹挟的年代，农场打架频繁，打架受了伤都往医务室送，医务室的大夫也都司空见惯。那位家住在抬头村，长着一颗虎牙的男大夫，刚给赵明包扎完毕，黄毛自己捂着脑袋也闯了进来。

大夫接着给黄毛处理，大夫用半瓶盐水冲洗了脑袋上的伤口，用一把剪子剪干净了头发。在这个过程中，黄毛坐在凳子上，按照大夫的吩咐，自己举着个白瓷托盘，接着溅落的血水和头发。开始缝针了，大夫用夹子夹住了弯针上去就缝……

大夫：“可能会疼一点。”

黄毛：“嗯，没事儿。”

我说：“大夫，不给打点麻药？”

大夫：“不打麻药，我缝打架的，都不打麻药。”

要说黄毛，也真算是条汉子，整个过程一声都没哼！……

处理完毕，大夫对我说：“去找地儿打破伤风针吧，农场没有，他们俩都得打破伤风针。”

我们先后回到队里，俞队长看着我，无奈地说：“大孙，你领他们去打破伤风针吧。”我虽满心无奈，却也只能照办。我又找了两个人帮忙，小简开着他那辆速度跟自行车差不多的手扶拖拉机，我们一行人上了路。

上车之前，为了防止他们俩再闹事儿，我大声警告他们说：“打架的事告一段落，往后谁再动手，罪加一等！”

附近哪儿能打破伤风针？谁也不清楚，我们只好先奔温泉镇，温泉的小医院在周围算是稍大点的医院。

一帮身材魁梧的壮汉和两个浑身是血、头缠纱布的人走进了温泉医院。刚一进门，一位中年女大夫便快步走了过来，她看我像是管事的，急忙把我拉到一旁，紧张地问道：“打架的是不是他们俩？”我点了点头，得到肯定答复后，女大夫恐慌地拉住我的手，急切地说：“哎呀，你千万别让他们再打起来呀！”女大夫说话时那惊恐的表情，像照片一样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结果令人失望，温泉医院也没有破伤风针，我们还得继续寻找别处。

不出大夫预料，再上车的时候，赵明一脚把黄毛踹下了拖拉机。我怒不可遏，大声斥责赵明：“你要是不愿意打破伤风针，现在就下去！”听了这话，赵明老实多了。

我们一路颠簸，历经波折，最后终于来到了海淀医院，总算是打上了破伤风针。可就在这时，赵明又捂着胳膊说：“我胳膊还疼呢。”于是，我们又重新找大夫，拍了片子。

X光片取出，外行人一眼都能看都看出来，胳膊上那根骨头骨折了。在X光透视机下，两个大夫拉了拉、捏了捏胳膊，算是给骨头正了位。我们在屋外，清楚地听到里头嗷嗷的叫声，我不敢肯定，正骨要不要打麻药？海淀医院遇见打架的是否也不给打麻药？

医生处理完毕，打了夹板绷带，没打石膏，得到的答复是这样就可以了。

处理完伤病，天快黑了，黄毛和赵明都表示要回城里的家。我思索了一下，觉得不妥，我态度坚定地说：“不行，打架的事没处理完，你们谁都不能回家！”

在夜幕完全降临的时候，我们终于平安地回到了农场，我那颗一直悬着的心，也总算是落了地。

那天，治病所有花的钱都是我垫付的，幸亏临出门前，我回宿舍拿了点钱。在车上的时候，我问：“你们俩带钱了没有？”赵明理直气壮地说：“我没钱。”他的理由似乎很充分，我是挨打的，不该我出钱。黄毛也说没钱，甚至还翻开兜让我看。那时候大家都不富裕，身上不带钱是常事，所以我也没再追问。

我垫付的钱，迟迟还不到我手里，连俞队长都过意不去了，说：“要不你先跟队里互助会先借点？”我从来没借过钱，更不愿意为别人的事借钱。

那笔钱，很久之后才还给我，其中的一张，说是没盖公章的收据，两边都不认账。时间长了，我也记不清，懒得再去海淀医院盖章。他们打架，还让我搭上了钱……

这场架，最终以把黄毛送去“强劳”而画上了句号。“强劳”的全称叫“强制劳动教养”，是当年对违法人员的一种惩戒措施。在农场，知青犯了错，只要场领导觉得够“强劳”的格了，跟北安河派出所打个招呼，派出所一般都会同意。

抓走黄毛的审判大会是在机务队召开的，面色惨白的黄毛头上缠着绷带，孤零零的站在前头。我看着白色的绷带，心里总觉得和我有些关联，那天如果不是我跟黄毛说话，分散了他的注意力，黄毛不至于挨那一石头。

赵明就住在我隔壁的宿舍，胳膊折了，生活中有很多的不便。赵明跟他同宿舍的人说：“铁柱子，帮哥们儿解开皮带，我要拉屎。”



我们在农场修建的白塔水库。

农场冬天的“凤凰岭”摩崖石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