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申先生文章有感》

杨安忆

文章最先吸引我的地方，是副标题中“阮籍”这名字。记忆瞬间拉回20多年前，高中阅读余秋雨《遥远的绝响》的情景，霎时间浮上脑海，如在目前，清晰可见。

余秋雨的文章好不好且不去说它，至少这一篇，在我看来是很不错的。余秋雨的文章好不好且不去说它，“竹林七贤”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实在令人神往。

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七位稀世大学者，隐居乡间，淡泊名利，做纯粹的自己，也是真实的自己，一股“风流、风姿、风韵、风度、风情、风味、风神”飘然而出。

嵇康隐居乡间纵情打铁，阮籍母丧期间喝酒吃肉。山涛推荐嵇康做官，嵇康写下著名的“绝交信”——《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去世后，向秀故地重游无限感慨，写下《思旧赋》。

在反对礼法和对抗朝廷上，嵇康比阮籍更决绝也更彻底，“个性太刚，容易折断”，因此，他比阮籍短命。因早年间受冷遇，钟会向司马昭进谗言，美男子嵇康被司马昭处死，留下一曲《广陵散》，余音袅袅，不可名状，不绝如缕。

回到申先生文章，初看标题和第一段，我以为会是一篇质量上乘的论文，通读完毕掩卷沉思，却原来是一篇针砭时弊的杂文。想必作者写的时候过足了瘾：快意恩仇，直抒胸臆，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恣意挥洒，酣畅淋漓，怎一个“爽”字了得！“爽”太粗俗了，换一个词吧，叫做：“快哉”！

这里有一个问题——这等妙文，适合三五好友，私下扎堆，三杯两盏淡酒，畅所欲言，无挂无碍，逸兴遄飞，身心激荡。在媒体，纸媒或网媒，是难以发表的，实是遗憾，令人扼腕。

中国的文学，是政治的文学；中国的媒体，是政治的媒体。文学，可以无关乎政治，写花鸟虫鱼，或风花雪月，像梁实秋。文学，也可以巧妙地迂回，像王安忆，写烈士张志新，含蓄、隐晦又深沉，极尽曲笔。

当然这与个人审美有关：外部世界风云变幻波云诡谲，作者笔下的主人公在“围炉夜话”“躲进小楼成一统”——再惊心动魄的大事件，在王安忆笔下，自有一份从容不迫，波澜不惊；她有一种“细水长流”的本领，大道不动干戈，已臻化境。

正面强攻是危险的。余华小说《活着》，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由葛优和巩俐主演，播出没多久，成为“禁片”。优秀作家阎连科，也许是作品成为“禁书”最多的作家，一部作品，新鲜出炉，还没赶上购买，就买不到了，成为“禁书”。

莫言是个难得的例外，属于“极少数的”幸运儿，可遇而不可求。许多人批判莫言，说他为了迎合“诺奖”西方评委口味，故意“抹黑”中国。问题是，莫言不仅获得了“诺奖”，也获得了“茅奖”——顺序没搞错，如果批评家说的对，获“茅奖”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时间上好像是先获“茅奖”，后获“诺奖”。

不管怎样说，莫言是个特例，也许运气使然，也许其他因素，总之，莫言批判现实，而且还不是含蓄的、隐晦的、曲折的，而几乎是正面的、直白的、赤裸裸的，与此同时，还能得到主流媒体和政府当局的认可，着实难能可贵。

发表与否也不是衡量作品的唯一尺度，能否发表，也许不是第一要紧的事情。现在已经不是文学的黄金时代，文学的春天当在不太遥远的八十年代，那时候我刚刚出生，那时候余华苏童这批“60后”作家崭露头角刚刚成名。今天，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为了缥缈的，遥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那一点点发表的机会，瞻前顾后，违背内心，患得患失，曲意逢迎，才是缘木求鱼，得不偿失。

余华说，“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自私和他的高尚有多么的突出。内心让他真实地了解自己，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世界。”虽然，我们只是浅薄的微不足道的一名“文学爱好者”，但是，“从内心出发”，始终是第一需要，无可更改。

鲁迅写过一篇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申先生字里行间透出的风骨，直逼民族脊梁和文化骑手鲁迅先生，承其衣钵，继其豪志。或者，由鲁迅逆流而上，一直追溯到魏晋名士“竹林七贤”那里，申先生此文，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大人先生传》——经过1700多年的迢迢时光，两个时代的价值谱系和精神坐标一脉相承如出一辙，两篇文章“遗世独立”的风情景致遥相呼应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