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米高墙，半米日子

修蝉

题记

在攀比的浪潮里垒砌高墙，于虚妄的热闹中耗尽时光。可真正的尊严，从来不在他人的目光里，而在沾满泥土的手掌与心底的方向。

风从村庄东边的老榆树梢掠过，卷走几片去年余留的干枯叶子，也卷走了张茂家媳妇新烫的卷发梢上廉价发胶的香气。她攥着刚从县城买回的反季节大甩卖的假貂绒大衣，塑料扣子硌得掌心生疼，站在村口碾麦场边，看王三树家儿子开着二手轿车扬尘而来。车喇叭声惊飞了麦垛上的麻雀，车屁股后还挂着不知从哪捡来的红绸子，在风里扑棱得像面破旗。这时候，面子的工程就无声无息地开工了。

在村里，面子的根基埋在每家每户的院墙根下。李二胜家新砌的砖墙比邻家高出半头，青砖缝抹得笔直，像是故意给路过的人看。墙头上还嵌了碎玻璃，在阳光下闪着冷光，不光防贼，也防着邻人的目光随意翻越。老辈人常说：“墙有多高，面子就有多高。”

可墙里头呢？李二胜扶着酸痛的腰杆，在月光下数着存折上的数字。儿子从一线城市大学毕业后，领回个南方姑娘要结婚，开口便是在城里买房。他起早贪黑攒了半辈子的钱，加上这堵墙耗尽的全部积蓄，却连城里新房一个卫生间都买不起。结婚证藏在儿子行李箱夹层里，不敢拿出来——女方父母嫌他家拿不出彩礼，嫌他儿子没房没车，这场婚事就像挂在墙头的碎玻璃，看着锋利，实则扎得全家心窝子生疼。



这面子工程的根，扎在土里，也扎在人心坎上。村里地方小，日子就那么些，东家的鸡飞到西家院里，西家的狗刨了东家的菜畦，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谁不想让人高看一眼？早些年，谁家劳力多、粮食囤子满，就能挺直腰杆子。后来外头的世界变了，城里来的花花事儿像风一样吹进村子，电视机里演的、打工回来的人说的，视频号上五花八门诱人的赚钱门路都让村里人眼热。大家慌了神，不知道该怎么证明自家过得不比别人差，只好把钱花在看得见的地方，盖高墙头、摆阔酒席，以为这样就能把面子挣回来。

日子是把锋利的瓦刀，慢慢垒砌着面子的工程。婚丧嫁娶时，这场工程最是热闹。王四民家大儿子要娶媳妇，可小儿子在城里卖石头饼交房租都困难，这桩婚事却不得不办得体面。在村口摆了三十桌流水席，碗里的肉块切得比往年谁家都大，肥肉片子颤巍巍堆成小山。宴席上，几个婆姨一边夹着菜，一边小声嘀咕：“你说这王四民家，摆这么大场面儿，得花不少钱吧？也不知道能不能收得回来本儿。” “谁说不是呢，听说他家小儿子在城里租着房卖石头饼，那可能赚几个子儿？还在这充阔气。” 到了半夜，王四民家老婆数着账本直抹泪儿——这场面钱，够小儿子在城里三年的房租了，也不知道小儿子打多少饼子才能把今儿这场面撑下来。



送亲的队伍浩浩荡荡，新娘的金镯子在阳光下晃得人睁不开眼，不知情的还以为是王四民家底儿厚，只有自家人晓得，那是用五头羊换来的，不然儿媳妇不乐意嫁给他家那木讷又没上过几天学还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大儿子。宴席散了，地上狼藉一片，剩菜剩饭喂了村里的野狗，倒是狗吃得肥了，人却瘦了面子工程背后的里子。

院子里的老枣树记得，每年腊月，李建华都要开着租来的好车回来。车停在门口，他故意不熄火，发动机的轰鸣声惊动了半条巷子。他叼着平时舍不得抽的好烟，皮鞋尖上沾着城里大排档的剩菜痂子，也成了见过世面的标志。可等过完年回城，车还回去的时候，他又换上了那双开胶的旧布鞋，走在结冰的村道上，一步一滑，像是走在面子工程摇摇欲坠的房梁上。

村里唯一的酿酒厂，是刘家善一辈子的心血。三十多年前，三十几岁的他揣着攒了十几年在黑煤窑赚的钱，带着几个后生，在村西头的荒地上愣是埋地缸、搭棚子盖起了一个小型酿酒作坊。那时他年轻气盛，脾气硬得像块石头，谁要在作坊里偷奸耍滑，他抄起铁锹把子就撵着人骂。

可从血气方刚的汉子熬成六十多岁的老头儿，原来的作坊扩成了正规厂子，这面子工程，生生把他的脾气磨成了一摊稀泥。上头来检查，说厂里卫生不达标，得装修。刘家善咬着后槽牙，贷了款把整个厂房、办公室粉刷一新，外墙还装了亮堂堂的大玻璃罩子。没等喘口气，又说设备得更新，要搞什么“无菌式现代化蒸馏车间”。他蹲在厂门口的槐树下，吧嗒吧嗒抽着芙蓉王，烟头的火明明灭灭，像极了他心里没个头的账。尘土在阳光里打着旋，混着烟灰扑在他脸上，呛得他眼眶发红。厂里的工人都劝他别折腾了，可他把烟屁股往蚂蚁窝里一塞：“不行！咱厂在县里挂了号的，不能丢这人！”

风又吹过，卷起地上的尘土，也吹乱了刘家善那熬成地中海的灰白自来卷枯发。他的心思，和村里那些砌高墙头的人一样。他总觉得，厂在县里挂了号，就是村里的脸面。领导来检查，就跟亲戚串门子似的，得把家里拾掇得利利索索。他忘了，这厂子从三十年前的小作坊熬到现在，本来是靠酒香立住脚的。那些花里胡哨的装修、华而不实的设备，就像给庄稼地盖了层塑料布，看着鲜亮，却捂得庄稼喘不过气来。

后来上面来参观，刘家善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准备。让工人把厂区里里外外扫了八遍，连墙角的蚂蚁洞都拿水泥封上。那些天，厂里静得瘆人，只有扫帚划过地面的沙沙声。参观当天，他穿着崭新的西装，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可脚上却被磨出了好几个血泡儿。领导们来的时候，他弓着腰，脸上堆着笑，比迎亲的新郎官还殷勤。有人随口说了句“刘厂长啊！厂区绿化可是不够规模哈”，第二天他就叫人把厂门口两边的菜畦全铲了，种上了娇气的景观树。那些树哪经得起村里的风沙，没几天就蔫头耷脑，就像这场面子工程，表面光鲜，却经不起一阵穿堂风，可他还得雇人天天浇水，跟伺候祖宗似的。



为了撑面子，厂里进的那些华而不实的设备，钱花出去不少，生产效率却没见涨。厂里老会计本家三哥刘家润捧着账本直掉泪儿，说：“家善啊！再这么下去，咱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可刘家善看着墙上挂着的各种“先进企业”铜牌奖状，硬撑着说：“没事！等熬过这阵就好了！” 夜里，他独自坐在厂长室，月光透过新装的玻璃罩子斜斜照进来，映得奖状上的金字泛着冷光，倒像是给厂子钉上的一块块封条。

村里人都知道，现在六十多岁的刘家善，脾气早就没了当年的棱角。以前他敢跟收税的拍桌子，现在见了来检查的小年轻，都得陪着笑脸递烟，不然但凡找个理由都能让你停工整顿。吃多了面子工程这碗夹生饭，肚子里翻江倒海，拉稀拉得腿都软了，可只要听说上面来人，立马又能挺直腰板板，屁颠屁颠地跑去迎接，腰弯得比村口那棵被雷劈了的榆钱钱树还低。

有时候，他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厂房里，头顶的白炽灯在粉碎机的轰鸣声中忽明忽暗。机器吞吐着高粱，轰鸣声震得墙面簌簌落灰，却盖不住寂静的回响。他的目光扫过墙上那些新添的奖状，烫金的大字在昏暗中泛着冷光，“非遗传承基地”“乡村振兴示范企业”，这些花里胡哨的名号，与斑驳的砖墙上褪色的“先进生产者”奖状形成刺眼的对比。

记忆突然翻涌。创业时哪有这些虚名？八间土坯房里，木甑蒸腾的热气裹着醇厚酒香，能飘满整个村子。老陶罐整整齐齐码在墙根，清晨启封时“噗”地窜出白雾，连院里的芦花鸡都被勾得扑棱着翅膀凑过来。可如今呢？不锈钢发酵罐取代了陶瓮，流水线日夜运转，酿出来的酒却没了灵魂。上个月合作二十年的成品酒厂退回新酒，说味道寡淡得像掺了水。老陶罐蒙上了厚厚的灰，罐口凝结的酒垢早已干涸成暗褐色的痂，就像被岁月尘封的老手艺，再也拾不起来了。

每年村里大集，村委会都要请来省城的晋剧团，连唱五天连本戏，这唱戏的钱总是村里出一半儿，刘家善出一半儿。戏台子搭在原晒谷场中央，油彩的香气混着爆米花、炸油糕、炒碗秃儿味飘得老远。拄拐杖的老人们提前半天就颤巍巍地来占座，皱纹里藏着难得的兴奋。他们要趁着这热闹劲儿，把远房亲戚都拽来，指着戏台子念叨：“瞧瞧，咱村的排场！”其实大家都知道，这台子搭得再华丽，也填不满心里那份对老日子的念想，就像酒厂墙上的奖状，越贴越多，却再也找不回当年酿酒时的热乎气儿了。

其实，最踏实的面子工程，早就在老辈人的农具里生了根。陈贵儿的锄头把子被岁月磨得发亮，他种出的麦子穗大饱满，不用吆喝，村里人都知道他是种地的好把式。他的面子不在院墙多高、酒席多排场，而在那片年年丰收的庄稼地里。风一吹，麦浪翻滚，那是实实在在的面子，比任何精心搭建的工程都牢靠。

风又掠过老榆树梢，摇落几片枯叶，老枣树下积着陈年的破酒坛，村东头那口被花砖砌成景点的老井，再也映不出当年打水人踏实的影子。人们总在虚幻的面子里追逐，却忘了真正的尊严从不在别人的目光里，而在自己踏实的脚印中。那些垒得高高的砖墙、摆满酒席的空碗、奖状贴满的厂房，终究会像风里的碎叶，飘着飘着，就散了。

这天傍晚，刘家善又一次坐在空荡荡的厂房，看夕阳把蒙尘的老陶罐染成暗红色。风从大铁门里钻进来，急切地掀起他褪色的衣角。他起身，慢慢走到陶罐旁，用布满老茧的手擦去上面的灰尘，指腹触到罐身凹凸的刻痕——那是年轻时和工人们刻下的记号。远处传来晋剧团排练的锣鼓声，混着谁家新砌砖墙的敲打声。他突然想起陈贵儿麦地里翻涌的金浪，喉咙发紧。第二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厂房时，他把那些“先进企业”的铜牌摘了下来，重新搬刷洗尘封地窖的发酵陶瓮，开始按老法子蒸煮高粱。或许，从这一刻起，他和村庄都开始踏上寻找真正面子的路。



等哪天大家不再跟风折腾，把心思都用在过好自己的日子上，这村庄才会真正有脸面。就像老辈人说的，日子是给自己过的，不是给别人看的，可这话，总有人要摔几个跟头才懂。风还会继续吹过村庄，不知道下一次，它卷走的是又一片虚幻的“面子”，还是吹绿了踏踏实实的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