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理想高于天 ‍——岳父曾传桴的革命生涯​ ‍ 作者 夏明明

钟铃造办处

　　2025年4月10日至27日，我与爱人曾玲平暨其哥曾冀平、嫂张瑞华，姐曾新平、姐夫尹蓝天一行，按照早已制定的“巴中之行”计划，前往巴中市的“川陕苏区将帅碑林”，专程祭拜我的岳父曾传桴大人。

曾传桴同志出生于江西省于都县贫苦的佃农家庭，1931年参加革命，193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一军团44团3连排长，红一军团1师供给部粮秣股副股长，晋察冀1分区3团供给处主任，冀东军区供给部部长。某军后勤部部长、某军副军长，山西省军区后勤部部长，山西省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83年办理离休手续。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一、 岳父的身世与为什么参加革命

岳父曾传桴先生1911年9月出生于江西省于都县宽田乡（旧社会是区）一个叫田屋山的小村子里，祖宗几代贫困，以租种地主土地为生，也就是佃农。家中兄弟4人，姐妹2人，每遇旱涝灾年，地里欠收或无收成时，仍要交地主的租子，每担田（五亩）交租百分之四十或五十。因交不起就欠下地主的租子，日积月累，后来欠下了二百多担谷子（每担一百斤），当时谷价每担一元至一元五现大洋。为了还清地主的租子，曾传桴的父母无奈将其卖给了大地主曾育名为儿。那时他才4岁，当时大约卖了四百现大洋，除了还地主二百余担租子外，剩下的一百余元用来添补穷困的日子，但很快也就用完了。

在地主家，刚去时还算好。长到6岁时，让曾传桴上小学，但由于年岁小还贪玩，成绩不太好，地主就不让他上学了。7、8岁时下地劳动，给地主放牛、拔草、拾柴等。9岁时又开始上学，读了4年书后，就到田里劳动，犁地、耕田，什么活都干，直到17岁。

1929年春、秋季节，共产党、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工农红军两次来到了于都宽田乡，宣传打土豪、分田地、救穷人的革命道理，到处张贴革命标语。由于广大贫苦农民深受地主豪绅的残酷压迫剥削，很快就觉悟起来，积极参加打土豪、分田地，掀起土地革命的热潮。如火如荼的苏维埃运动，在18岁的曾传桴心中，好像点亮了一盏明灯，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他看书、学习、接受马列主义宣传教育，并切身感受到，这样的社会愿景是他希望的、喜欢的，很快，他就选择了这条道路，积极投身到贫苦民众的革命运动中，并逐渐成为心向共产党，拥护中国工农红军的青年才俊。

1930年春，红军又回来了，并打掉了一个土围子，俘虏了40余名地主武装组织青卫团的团丁，教育后释放。缴获20余枝较好的步枪，全部交给了宽田区的贫下中农革命骨干手里，作为打土豪分田地的武装力量。从此建立起乡、区、县各级苏维埃政权。

曾传桴同志在党的教育下，在革命实践中，懂得了许多干革命的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下决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积极地投入了土地革命运动。于1931年春，以不脱产和半脱产的方式参加了当地的土地革命运动，成为打土豪分田地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并正式参加了当地的贫农团、互济会等苏维埃革命组织。1933年春，曾传桴同志由村干部曾育藻、曾传春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正式党员，并于1934年春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成为红军战士。

曾传桴参军时，正是第五次反围剿的紧张时期，中央苏区各级政府号召青壮年参加红军，通过“扩红”保卫苏区根据地，保卫胜利果实。红军在宽田乡组成了一个新兵连，由乡主席郭光辉带队并任连长，曾传桴同志在该连任班长。部队开赴前线时，该连编入主力部队，代号为“少共国际师”，师政委是肖华同志。曾传桴同志作为新兵连骨干，得到领导重视，被选调到部队的教导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短期培训，然后分配到少共国际师44团1营任文书。不久，又分配到该团1营3连任1排排长。

二、 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高虎脑战斗和长征路

1934年春，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战火逼近中央苏区，党中央和中央苏区受到威胁。这时少共国际师由第1军团指挥，开赴前线参加高虎脑战斗。高虎脑地形险要，便于红军构筑坚固的工事，曾传桴同志随部队在该阵地构筑工事，长达1个多月之久。后来蒋介石调动了约4个师的兵力对付红军，在1军团的正面上空，以强大的火力和数十架飞机轰炸红军阵地。在高虎脑战斗中，曾传桴同志所在的这个排固守一个较大的堡垒，周围还有若干小堡垒，并互有通道。这个排有4个班，约50余人，配备有两挺机枪。在战斗中我军顽强奋战，阻击了敌军多次反复疯狂的进攻。一次，敌军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冲到红军排堡垒前面，还嚎叫着要捉活的，曾传桴同志见敌人离我军阵地很近，便急速冲出堡垒，用梭枪刺倒一名敌人，但因敌人火力太猛，不敢恋战，就急速退回阵地。红军排战士个个英勇奋战打退了敌人的数次冲锋，但我军的伤亡也很大。战斗结束时红军排仅剩下10余人，而幸存的干部只有三人，1位副排长，4班长和曾传桴同志，其余都英勇地牺牲在阵地上。

第五次反围剿，虽然红军顽强作战，有力打击了敌人，消灭了蒋介石大量有生力量，但是，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红军处于劣势。历史证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受到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毛主席当时已经被剥夺了在军事上的指挥权，导致红军在军事上的被动、不利的局面，迫使中央红军主力大部撤到石城、瑞金、宁都、于都等地进行整训，并着手进行战略转移。

中央红军主力向敌人势力薄弱的贵州省进军，于1935年1月间，红军主力攻克了贵州省的遵义城，召开重要军委扩大会议，解决了军事问题，即在对军队的领导权问题上，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实际上的领导地位，也部分解决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问题，毛主席等主要领导同志率领红军北上抗日。红军主力部队行进到赤水河，取得了四渡赤水和打土城等战斗胜利。随后，少共国际师番号取消，该师成员编入1军团1师、2师。曾传桴同志分配到1师供给部任粮秣员，跟随着前卫部队2梯队搞部队粮食给养工作，供给部长是吕磷同志。师部政治部设有民运科，由他们负责在沿途摸清地主、土豪的情况，甄别无误后，没收他们的一切财产。胜利果实除供给部队外，还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

中央红军主力经过藏族、苗族、回族、僮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在毛尔盖、松潘地区持续活动2个多月之久。毛儿盖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西部。松潘县地处青藏高原东缘，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北部，在四川省西北部。松潘县是历史悠久的古城，在军事、交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红军过草地、爬雪山，先后经过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于1935年10月间到达甘肃省吴起镇集结。随即到达陕北根据地与陕北红军会师，长征宣布胜利结束。

　　1935年冬季，红1军团一部分主力，在直罗镇战斗中，打垮了东北一个师，其中消灭了一个团的兵力。随后部队进行大的整编，将各军团取消，编为若干个师。红1师的师长是杨成武同志，政委是邓华同志担任，供给处处长是董永清同志，曾传桴同志在供给处任粮秣员，股长是徐春华同志，并在甘肃境内驻训。

1936年春，红军主力东渡黄河，打进了阎锡山统治了20余年的独立王国山西境内经浑、石楼等地，消灭了阎匪军13000多人，吓破了阎锡山的胆子，只好向他的主子求援。随即蒋介石急调了5个师兵力，并亲自到西安指挥，阎蒋勾结策划反共阴谋，这就是历史上的西安事变前夜。

三、 曾传桴同志的抗战足迹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我党为了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抗战力量，对蒋介石作了一定妥协，迫使蒋介石在全国抗日舆论的压力下，与我党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心不死，继续网罗反动势力，伺机挑起内战。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根据国共合作的协议，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8集团军），下属3个师，即115师（红1师为该师特务团）、120师、129师。曾传桴同志在115师特务团担任粮秣员工作，同年冬季东渡黄河开赴晋察冀抗日前线。

115师主力的一部参加了闻名世界的平型关战斗。在平型关战斗中，曾传桴同志自始至终都参加了，直到最后打扫战场。平型关战斗后，曾传桴同志一直在115师特务团供给处工作。

1938年春季，奉军委令，以红1师为基础成立晋察冀军区，由聂荣臻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先后组建了1、2、3、4个军分区。第1军分区杨成武同志任司令员，邓华同志为政治委员，供给处长是董永清同志，粮秣股长是徐春华同志，曾传桴同志任副股长兼粮秣员，是徐的助手。随后又调曾传桴同志到1分区3团任供给处主任，并在团司政供卫支部任委员。

　　1938年夏季，奉军委令由1分区的3团、与宋时伦同志由晋西北带千余人组建成宋、邓（邓华）支队，即第4纵队。曾传桴同志任该支队供给处处长，同时部队开赴平西。大队相当于团，即30、34、35大队，还有若干个县支队。同年的6、7月开赴冀东，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青纱帐起来时，配合冀东地下党组织发动冀东人民群众共20多万人参加的革命大暴动，以工人农民为基础包括进步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都参加进来了。但由于敌强我弱，9、10月间，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主力部队撤回平西整训。冀东地区留下了1个连即某团3连和若干地方县支队坚持冀东的游击战争。到1943年武装力量扩大到4千余人时，建立了冀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建立了乡、区、县三级人民政府。

在1940年春，由邓华同志带第3团到晋察冀军区，建立第5军分区，即雁北军分区，曾传桴同志在该分区任供给处任副处长，肖处长1941年反扫荡时牺牲。1942年夏季该地区撤消，邓华同志去延安学习，调曾传桴同志到晋察冀军区工业部工作，工业部长刘再生，曾传桴同志任供给科科长。

1944年春奉军委命令，抽调县团以上干部五百多名又开赴冀东，建立冀热辽军区，其中冀东军区下组建12、13、13、15、18军分区，曾传桴同志任15军分区供给处处长兼党委书记。15军分区司令员是任昌辉同志，1945年15军分区和18军分区合并为15军分区。该分区驻遵化西北部的马兰峪山区村，玉田县的少林口、林南仓、小洼村，以及宝坻县的张格庄、杨木庄等处。

四、曾传桴同志在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时期

1945年“8.15”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蒋介石继续反共反人民企图吞并抗战胜利果实，继续进攻解放区，挑起内战。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解放区军民又坚持了4年反蒋自卫战争，消灭了蒋介石800万军队，解放了全中国。

1947年秋，组织上调曾传桴同志到冀东军区供给部任部长，并任党委书记职务，驻遵化城东的大寨村，司令员是潘峰同志，参谋长是彭寿生同志。

1949年冬季全国解放，主力部队整编，各军分区仍在。晋察冀部队编为19、20兵团，辖63至68军。曾传桴同志所在冀东军区的部队整编为67军的201师（67军下辖3个师，即199师、200师、201师），201师长由彭寿生同志代理，曾传桴同志任该师供给部部长。不久，调曾传桴同志到67军任后勤部部长，并兼党委书记。副部长是郄博南、马伦、尹鸿儒、包斌同志；政委是任达之同志。201师驻唐山西北的开平镇。

1950年奉军委命令，20兵团下属的66、67、68军，先后入朝参战。曾传桴同志在1951年春随67军赴朝，军长是李湘同志（后牺牲在朝鲜战场），政委旷伏兆同志，后勤部马金福同志任政委并副书记，曾传桴同志任后勤部部长兼党委书记，副部长是郄博南、马伦同志。

1951年7月份，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但美方无数次中断谈判，连续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金城阻击战时，美军企图突破我军坚固的防卫阵地，经过了10余天的激烈战斗，终于打垮了美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胜利完成了金城阻击战，迫使美帝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

1952年秋，曾传桴同志奉命回国到解放军后勤学院的组织系学习三年。并于1955年二次入朝，在朝鲜进行短期实习。同年回国后被授予大校军衔。1956年第三次入朝，曾传桴同志奉命到24军任副军长，并为24军的军党委常务委员。24军当时在朝鲜，24军回国后，曾传桴同志随部队回到唐山地区驻训。

五、忠心耿耿 一心向党

50年代，24军的军长和政委搞不团结，山头主义影响到部队建设，曾传桴同志不愿意把旧社会那套以人划线的作风带入革命队伍，反而遭到排挤，不再担任副军长，于1958年10月被调到山西省军区任后勤部长并兼党委书记，为省军区党委常委。曾传桴同志为党为我军辛勤工作的立场和态度坚定不移，一心投入到工作和建设上，团结同志，带领军区后勤部全班人马，全心全意做好山西省军区的后勤工作。

1965年到1966年，曾传桴同志在地方搞过一段“四清”，由张一波副司令带队，共一百余人到晋东南地区的屯留县，曾传桴同志到西贾公社东贾大队蹲点。

在文化革命期间，山西省军区领导层的正常工作也受到派性斗争的扰乱，用曾传桴同志的话来讲，叫“把山西搞得乱七八糟”，致使山西广大人民深受其害。曾传桴同志自认为经党教育几十年，不愿参加派性斗争，所以哪派也不参加。不巧得是，原来在24军的领导，把不团结之风又带到了山西省军区，他在山西省军区掌权时整过曾传桴同志，但他仍旧不吃那一套。受派性影响，1969年12月他们借口要安排曾传桴同志去“支左”，实际上是想方设法排挤不给他们递交投名状的正派干部，免了曾传桴同志后勤部长职务，仍然居住在原太原市坝陵桥军区后勤部领导小院中。一位忠心耿耿为党工作了38年的“长征干部”，在58岁的当打之年，就被莫名其妙的安排“休息”了。至此，曾传桴同志在山西省军区任后勤部长11年。

被免职后曾传桴同志觉得在“休息”期间感到极其无聊，但是，一心向党的信念支撑着他的精神，他不计个人得失，坚持认为自己尚能工作，于是，1973年曾传桴同志奉命到铁3局支左，由张一民同志带队，从1973年春到1974年10月，在铁3局支左1年多后，曾传桴同志回到山西省军区机关。

曾传桴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不公待遇，完全是文革乱局造成的。曾传桴同志仍旧坚守着共产主义信仰和共产党员的操守，洁身自好，两袖清风，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他身心健康、坚定，相信总有一天上级党组织是不会忘记一位自1931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的。

1978年秋，中央军委任命曾传桴同志为山西省军区后勤部顾问。

1979年，中央军委任命曾传桴同志为山西省军区顾问，并给予正军职待遇。

曾传桴同志担任省军区顾问之后，坚持按规定到军区机关上班看文件，认真学习、领会党和军委机关下达的文件及其精神，与党中央和军委主席保持高度的一致。曾传桴同志听党话、跟党走，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会上还是会下，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人当中，都听不到他对党和军队讲过任何消极的话。忠心耿耿一辈子，这就是曾传桴同志。

曾传桴同志休息期间，仍然关心改革开放事业，严守党的机密，执行党的指示，严格要求子女和所有亲属，言传身教，清正廉洁，德高望重，赢得了山西省军区广大干部、战士的尊重和爱戴。

1983年，曾传桴同志时年72岁，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在山西省军区休干二所休息。

上图为1981年，曾在63军服过兵役的两位女婿尹蓝天、夏明明和他们的爱人与两位老人合影

　　岳父生前一直关心着我的专业工作，我每次回太原，或出差或探亲，他知道我在大钟寺工作，便经常给我提示和介绍山西的文物古迹，甚至细致到在哪个文物保护单位有古钟，记得他告诉我“在山西太原文庙入口处有一口铜钟”，他还叫了车领着我去了太原五一广场附近纯阳宫，陈列有山西侯马编钟，并去了晋祠，拍摄了大铁钟。我在这几个地方拍摄的古钟照片，于当年10月大钟寺文物保管所首次对外开放的“大钟寺文献资料图片展”陈列中，都上了图版，在全国各地古钟单元的展板上进行了展示。我对山西文庙的清代铜钟也情有独钟，在90年代通过文物交流，把这口很有山西地方特色的青铜钟，按照《文物法》规定的程序，置换到了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现在，每当在大钟寺“九亭钟园”见到这口青铜钟，我就想起了岳父大人，他的一生，便生如洪钟，顶天立地，传诸久远。

图为原悬挂在山西文庙入口处的清康熙戊申（康熙七年，1668年）铜钟（程成摄影），现悬挂于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九亭钟园”。

　　1993年1月2日，曾传桴同志因患肺心病医治无效，这颗全心全意为我党我军奉献了一切的心脏，难以置信的停止了跳动，享年82岁。曾传桴同志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精神却永远的激励着我们，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记得当年举行告别仪式之际，省军区会堂大门悬挂着巨幅挽联，诉说着这位老红军的革命生涯和坚定信念。山西省军区和太原市委600多名干部群众前往省军区会堂送别，人民永远怀念他。

曾传桴同志一生奉献，兢兢业业，革命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作为江西于都的红军老战士，为人正派，办事干练，尽其所长，尤对数字概念敏感，从红军的粮秣员、粮秣股长、科长，到处长、后勤部长、副军长、省军区正军职顾问。为我军的后勤工作做出了毕生的贡献。

六、对我们的启示

曾传桴同志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这个问题具有典型意义和历史意义。他出身贫苦，但自幼聪颖，卖给地主家之后虽然有了学习机会，但是，极富正义感的曾传桴并没有忘本，他一心惦记着赤贫的父老乡亲，所学到的文化知识，反而让他更容易了解和学习到当时已经在于都家乡老区广为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革命理想高于天，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穷帮穷的理念很快在他的思想里扎了根。唯有跟着共产党，才能翻身的解放。唯有参加这支以工农群众为基础的革命军队，才能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大无畏精神拯救中国。这条曾传桴之路，就是千千万万红军战士走过的道路，也是被历史证明了的，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曾传桴之路的启示，也回答了西方社会学者反复通过社会试验去研究的一个问题：究竟是穷人更具有利他精神，还是富人更具有利他精神？从中国工农红军创立那一天起，组织起来的工农红军战士就更懂得分享，穷苦百姓人多势众，他们的集体行为的社会实践往往更加丰富，加上了阶级意识和共产党的领导，无论是相关的科学实验，还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都已经证明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更具有社会担当和人类担当。而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多年的曲折、光荣、伟大的历史，早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最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局意识的政党。记住历史，就会永远坚定跟党走，不会迷失方向，永远有大局观，永远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而以上这些思考，恐怕就是我们此次前往位于四川巴中“川陕红军将帅碑林”的最大收获。

曾传桴同志参加过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和高虎脑战斗，并随红一军团长征，参加过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攻打直罗镇、红军东征等战斗。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和冀东反扫荡，为建立冀东敌后根据地做出了贡献。解放战争中参加了平津战役，抗美援朝战争中曾经三次赴朝，被朝鲜人民共和国授予二级自由独立勋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保持和发扬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和上级命令，具有坚强的党性和丰富的后勤工作的经验。曾传桴同志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曾传桴同志的生平履历和光辉业绩之所以能够入选“川陕苏区将帅碑林”，一是得益于巴中地区在历史上曾是中国工农红军“赤化全川”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贡献了强大的“川军兵力”，并且，“巴中将帅碑林”管理方非常具有大局观，现有的建设规模和碑林名录，业已面向全国的老红军开放。我们在前往巴中南龛山“将帅碑林”的途中，网约车司机曾对我们讲：“四方面军虽然出了张国焘这个败类，但是，广大的红军指战员是听党话跟党走的。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时，兵力大减，是我们四方面军的几万兵力驰援，才使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很快得到了实力补充，从而度过难关。”这话不无道理，红四方面军和红一、红二方面军从来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一个整体，是中国革命历史上荣辱与共的战略力量，是整个中国革命的一杆大旗。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之后，所有的阴谋论之说都是无稽之谈，甚至是对毛主席的污名化，根本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巴中的“将帅碑林”，是面向全国建立的一座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也是证明历史真相，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非常重要的教育基地。

其二，我的第二故乡——山西太原有个“红军后代联谊会”，这个联谊会的负责人把巴中筹建“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的信息和规划，告诉了曾传桴的长子曾冀平。曾冀平曾在太原育英学校读书，成绩优异，爱好广泛，动手能力强，自学科学技术本领，子承父业，1968年赴陆军第38军当兵，后来又曾在太原工学院学习，成为栋梁之才。曾冀平同志扎实肯干，技术精湛、工作态度好，深受领导的肯定和赞赏，曾任山西省军区“军队指挥自动化工作站”站长。因为工作机缘，曾冀平同志还为山西联通的筹建倾尽全力，他先后担任山西联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山西联通公司计划规划处处长，山西联通公司长治联通公司第一任总经理。曾冀平同志大局观强，很有远见，在听闻巴中筹建“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的信息后，他认为参与到巴中红军将帅碑林建设中来，对于继承前辈革命理想、弘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传承红色基因，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意义，所以，他和全家人商量之后，下定决心参与到这一慎终追远的事业中来，这一步，走对了。

上图为曾冀平近年的照片

　　我们这次亲赴巴中红军纪念碑林，正值巴中高级中学在其纪念广场举行大型活动，“川陕苏区将帅碑林”讲解员动情的讲述着红军战士周广才亲历的《半截皮带》的故事（见视频1、视频2）

巴中川陕红军将帅碑林碑林讲解员在讲述红军过草地时《半截皮带》的故事

巴中川陕红军将帅碑林碑林讲解员在讲述红军过草地时《半截皮带》的故事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正在沼泽地中艰难跋涉，这是他们在长征中第三次过草地。部队早在几天前就断粮了，大家只能捡拾草根作为食物。红31军93师274团战士周广才含泪解下自己的皮带交给班长，让班长把它煮进锅里给战友们当食物。这一年，他年仅14岁。

这是周广才在战场上缴获的第一个战利品，一直被他视为珍宝。看着皮带被切成细丝浮在汤水里，周广才眼中噙满了泪水。当要切到皮带最后一个眼时，他忍不住哭道：“我不吃了，同志们，我们把它留着作个纪念吧，带着它去见毛主席。”

就这样，怀着对革命胜利的憧憬，他们忍饥挨饿，将剩下的半截皮带保留了下来。长征结束后，周广才在半截皮带上烫上了“长征记”三个字。到陕北去见毛主席。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着年轻的红军战士，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走出茫茫草地，创造了奇迹。在随后的长征途中，周国才的6位战友相继牺牲，只有他随红四方面军胜利到达了延安。为了缅怀牺牲的战友，他用铁筷子在皮带背面烫上了“长征记”3个字，并用红绸子包裹起来。1975年，周国才将这珍藏了几十年的半截皮带捐赠给国家。

“半截皮带”浓缩的，正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仰，是战胜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的精神力量。“半截皮带”的故事，已成为激励红军传人继承优良传统、“铁心跟党走”的生动教材。

——习近平2016年1月5日在视察第

十三集团军时的讲话

　　2025年4月16日上午，我们一行在巴中将帅碑林入口处合影。自左至右分别为：张瑞华、曾冀平夫妇，尹蓝天、曾新平夫妇，曾玲平、夏明明夫妇。

巴中川陕红军将帅碑林中曾传桴墓碑的位置

巴中川陕红军将帅碑林中曾传桴的墓碑

七、太原双塔寺烈士陵园迁址东山牛坨寨

2025年4月16日下午，我们离开巴中后，随即穿越大巴山又去了汉中。而在4月20日，我们抵达山西太原后的第一天，我们一行人加上曾冀平、张瑞华的儿子曾天，来到了位于太原东山的牛坨寨“双塔寺烈士陵园”，到这里祭拜我们的前辈曾传桴和孙席珍大人。前辈孙席珍（我的岳母），河北遵化人，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中共党员，太原市委离休干部。2009年2月因病去世，享年83岁，两位革命老人都入葬太原市“双塔寺烈士陵园”。2017年，因为城市改造和规划建设需要，双塔寺烈士陵园整体迁至太原东山牛坨寨，这里是仰望的地方，海拔高度959米，该烈士陵园建筑更加宏伟、壮观。

　　人生如七彩花，身后择仰望地。二位老人的骨灰永久入藏重建的烈士陵园“光霁堂”，光霁堂由山门、正殿、北殿、南殿、角亭、连廊等组成。正殿是核心区，二楼正中为骨灰堂的1室，这是专门入藏山西省的省军职领导干部的骨灰堂，我的岳父、岳母合葬一龛，革命生涯，相濡以沫，又永久长眠在一起。

太原东山牛垞寨“双塔寺烈士陵园（公墓）”

曾冀平大哥在太原东山牛坨寨“双塔寺烈士陵园”中央大厅一室。

岳母孙席珍大人

　　后记：《革命理想高于天——岳父曾传桴的革命生涯》一文，于5月6日晚上在《美篇》发出之后，昨天（5月8日）下午的阅读人数已达13000人，真金白银，不会有假。人间自有真情在，老百姓心里有杆秤。曾传桴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跟党走的一生。本文主要是在曾传桴同志所著《小传》（口述历史）的基础上完成的，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也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老百姓有责任担当，同甘共苦，懂得分享的真实写照。这是历史，也是现实。

作者夏明明，又及。2025年5月9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