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之殇(一）:“家臣”与“国士”的角色错位引发的杀身之祸

半老玩童

昔者，晁错生逢汉世，志在匡扶社稷，然其悲剧收场，令人扼腕长叹。细究其因，盖“家臣”与“国士”之撕裂、角色错位所致也。此一历史教训，恰似明镜高悬，映照古今，警示后人，角色认知与定位，关乎个人生死、家国兴衰。

晁错者，少学申商刑名之术，以其才思敏捷、见解独到，得汉文帝赏识，常伴君侧，参赞机要。彼时，晁错不过帝王案牍间一谋士，为君分忧，解一时之困，行“家臣”之事。汉文帝仁厚，晁错虽锋芒毕露，却未遭大祸，得以施展拳脚，上《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切中时弊，展现其卓越见识与治世之能。然晁错不满足于此，其志在天下，欲成“国士”之业，此为其悲剧之始。

汉景帝即位，晁错骤获重用，迁为御史大夫。位极人臣之际，晁错不念时势之艰、人心之固，贸然提出削藩之策。此策虽出于公心，欲强汉室中央集权，却忽视各方利益纠葛与现实阻力。削藩令下，诸侯震恐，吴王刘濞联合七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晁错未察危机四伏，仍以“家臣”思维，将责任归咎于己之外的各方，一味催促景帝出兵平叛，却不知自己已成众矢之的。

“家臣”之责，在于忠君事主，顺上意而行；“国士”之任，在于权衡利弊，谋万世之安。晁错身兼御史大夫之重位，本应心怀天下，以“国士”之姿，审时度势，调和各方矛盾。然其在削藩一事上，行事刚愎自用，既无安抚诸侯之策，又无团结朝臣之谋，将自己置于孤立无援之境。他只知迎合景帝加强集权之愿，却未思此举引发的动荡会危及社稷根基，更未虑及自己的安危。晁错之错位，恰如操舟于惊涛骇浪，既无导航之明，又缺掌舵之智，倾覆乃早晚之事。

当七国之乱汹汹而来，景帝慌了阵脚。袁盎进言，称只要诛杀晁错，赦免七国之罪，恢复其封地，便可平息叛乱。景帝竟听信此言，将晁错腰斩于东市。晁错至死或许都未明白，自己一心为国，为何落得如此下场。他的悲剧，正是“家臣”与“国士”角色撕裂的必然结果。若以“家臣”之道，当懂得迂回婉转，察君心、顺臣意，避免树敌过多；若以“国士”之谋，当深思熟虑，权衡利弊，徐徐图之，而非操之过急。也许，晁错至死都不明白，皇帝和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既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又是刘姓皇族的内部矛盾，是国事，又是家事。所以汉景帝一方面想削藩，另外一方面又不想在刘氏家族中落下一个不义的名声，所以，他要找个背锅的人。而晁错正是这个“背锅者”的最佳人选。

历史长河滚滚，晁错之事非孤例。古有赵括纸上谈兵，将兵书当剧本，把战场当戏台，四十万赵军成了他的陪葬品；近有洪承畴自诩“大明脊梁”，转身便向清廷叩首，将气节踩在马蹄下。今时今日，身份错位的荒诞剧仍在上演：有人端着公仆的饭碗，却把自己活成了“土皇帝”，在办公室里摆起“官威谱”，审批签字要走“八道跪”，把“为人民服务”的标语贴满墙，却把百姓的诉求当耳旁风，最终东窗事发，沦为阶下囚时还在哭诉“初心未改”，这般掩耳盗铃的滑稽戏，堪比戏台子上的跳梁小丑！

更有甚者，本应守着科研净土，却把实验室变成名利场。论文抄袭、数据造假，拿着国家经费搞“学术生意”，把“国士”的头衔当作敛财的招牌。他们穿着白大褂指点江山，实则是戴着伪善面具的“学术蛀虫”，啃食的不仅是科研成果，更是国家的未来。还有些所谓的“意见领袖”，披着为民请命的外衣，实则为境外势力递刀，把流量密码建立在抹黑祖国的基础上，将“公知”二字从褒奖贬成了骂名，这般数典忘祖的行径，连古人看了都得拍着棺材板喊晦气！

职场之中，错位闹剧更是精彩纷呈。本应专注业务的技术骨干，偏要学官僚搞权术，放着代码不敲，天天琢磨办公室政治；本该冲锋陷阵的营销主管，却躲在办公室写“宫斗剧本”，把精力耗在拉帮结派上，最后业绩一塌糊涂，还美其名曰“战略调整”。这些人就像闯进厨房的木匠，拿着锯子炒菜，拿着刨子炖汤，自以为跨界创新，实则贻笑大方！

于个人而言，明确自身角色，方知进退取舍，在其职谋其政，方能有所成就；于国家而言，用人当察其才，更观其德，辨其角色定位，使能者居其位，各司其职，如此则国富民强，长治久安。别学晁错拎不清自己是改革家还是孤勇者，也别做那些把“人设”当饭吃的跳梁小丑。毕竟这世上最可笑的，不是身份错位本身，而是错位者还在沾沾自喜，直到摔进现实的大坑，才发现自己不过是时代的弃子，连当反面教材都嫌不够格！

晁错的杀身之祸，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它告诫我们，角色认知不可模糊，行事之道需合时宜。唯有在“家臣”与“国士”之间找准平衡，既不失忠诚担当之初心，又具高瞻远瞩之谋略，方能在人生之路上行稳致远，不负时代、不负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