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情系越溪河畔》（上集）知青50周年纪念

雷云

　　父母都是学校的公办老师，父母教书在哪里，我读书就在哪里。上初中的时候，由于当时公社只给学校9元的补贴，这样低的工资根本请不到炊事员。父母就叫我勤工俭学当炊事员，我欣然答应。因为这样的话，我就能每顿比他们多吃一两米，可以吃上4两米的饭了。我一边读初中，一边给20多个公民办老师当炊事员。两年之后的1973年，我在宜宾县花古公社带帽初中毕业。

为了躲避下乡，父母让我去给表兄学泥水匠。与其说是当了两年的徒弟，还不如说是当了两年的普工（重体力劳动）。1975年5月15日，父亲找人带来一张纸条叫我回家有事商量。晚上我回家后，母亲含着眼泪对我说：“这两年为了不让你下乡，我们想尽了办法。但我们这次实在扛不住了。今天公社书记又把我和你爸叫去，很严肃地给我们说，要是这次还不马上办理下乡的手续，起码要停职。由于我和你爸的家庭出身都不好，所以听书记的意思还不仅仅是停职反省这样简单。”父亲一言不发，坐在一旁使劲地抽着兰花烟。我给母亲擦着眼泪，说：“妈，明天我就去办手续！”

1975年5月17日（农历4月初7）是我20岁生日。这天一早，没有锣鼓，也没有鞭炮，更没有送行的人。父亲和我从花古出发，到达隆兴公社街上后，沿着越溪河畔的下游走去。由于天气炎热，我们匆忙赶路，一路上无暇顾及越溪河的景色。下午，终于看见下游河边的越溪公社所在地。父亲在公社姚秘书那里帮我上了户口后，又把我送到了公社所辖的916茶场（落户在越溪公社越溪河旁边的高峰大队云华生产队）。比我早2天到达茶场的还有宜宾上纸厂和宜宾下纸厂的一百多名知青，队伍中还有两个纸厂派来分管这些知青的仁师傅和龙师傅。

这个茶场是由每个生产队出3至5个劳动力集中组成。整个茶场有300人左右，其中一半是知青。分为5个排驻扎在不同的山坡上分别吃住分别劳动。我被分在了2排，这个排有60人左右，其中有一半都是知青。

我们去的时候，茶场已经有近千亩茶园。我们在茶场的劳动是在忙时给茶树松土、除草、剪枝、施肥、杀虫、採茶、制茶等；在闲时就把整座整座荒山里的原始森林全部摧毁，然后又把它们全部开垦成一座座新的茶山。

白天劳动很辛苦，大家都盼望下午六点下班，因为晚上才是大家的娱乐休闲时间。一到晚上，有的下棋，有的听样板戏，有的搞乐曲，有的喝酒聊天，有的打纸牌。但有近一半的人是习以为常地围坐在一起，迫切地等着我去给他们讲故事，而我总是故意要比他们慢到一步。他们给我泡起茶场自己生产的茶，是冬天的话还要点燃篝火（因为开山毁林，柴火任意取用），并争先恐后的给我递烟，还把煤油打火机给我把烟点燃。只要是我抽完半支烟，喝下半杯茶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要打开话题了：“上回说到…….”由于每晚我最多讲两回，因此听众总是意犹未尽。第二天劳动时想到晚上还要听下一回合的惊险刺激情节，劳动再苦再累都不在话下。他们听完了《西游记》，又听《水浒》，再听《三国演义》。到后来还听了《薛仁贵征东》、《三侠五义》、《封神》、《聊斋》等故事。他们还喜欢听近代的诸如《苦菜花》、《烈火金刚》等故事。只要他们想听的小说故事，我知道多少就满足多少。

我们在茶场的劳动要计算成劳动工分，茶场把每月的工分计算好后，要返还回生产队办决算分粮食。上纸厂的回族知青苏中秋和我插队在同一个生产队，也同在茶场的一个排。我俩每个月都要一起回生产队的保管室去拿分给我们的稻谷，然后打成米后，挑回茶场交给伙食团换饭票吃饭。我们生产队的劳动工分单价每10分0.28元，相对其他生产队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到年终决算时，我和苏中秋劳动一年的工分除了粮食钱以后，每个人大约还能分到将近20元钱。

茶场里自己养猪种菜，花生大豆蔬菜由各排自己处理。猪才归场部统管，每月杀一头猪，每人能吃到多少肉与被杀的猪的大小有直接关系，每月大约能吃到4两到5两猪肉不等。偶尔还能吃上半斤黄豆的豆腐。我们都翘首盼望每个月吃肉吃豆腐的这一天。但凡这一天，人们在山上劳动时的嗅觉都非常敏感。当空气中飘过来烹饪猪肉的香味时，没有哪个不流口水。有次在酒醉肉饱过后，我和上纸厂的知青苏中秋、刘德云、顾全以及越溪当地街村的知青范洪，趁着酒兴跑到茶山上，在一弄弄的茶园里你追我赶，面对前方的山峦齐声高唱革命歌曲，引起的阵阵回音，在茶园的上空久久盘旋。

1975年9月20日这天是中秋节。下午下班后回到厨房排队称饭打菜，看见吃的是红烧豆腐。我分到我的那份后，看着这碗冒着热气香喷喷的美味，突然想到我都有3个月没有看到父母了，十分想念。于是舍不得吃这碗豆腐。马上将其密封好，立即从茶场出发，沿着父亲送我来时走过的路往回走。这晚的月亮又圆又亮，我在越溪河的岸上走，月亮在水中和我同行。我借着月光沿着越溪河畔逆流而上，到了隆兴，再奔花古。回到家里时，已经是晚上12点了。我把父亲从睡梦中喊起来，说这豆腐是我今晚分的，都还是热的，你和妈快吃吧。然后我又急忙赶回茶场时，看见大家才刚刚起床。

1975年冬天的大雪下了好几天。很久都没有吃肉了，为了能吃上一顿肉，我主动请求争挑重担，把因恶劣天气而囤积的红茶挑到越溪公社街上交给收购站。由于道路崎岖又湿又滑，我打着光脚把一百多斤茶叶挑到街上后，一个人坐在馆子里买了两份红烧肉。我看了看冻得通红有点麻木的双脚，再看看热气腾腾的红烧肉，心里觉得挺值得的。 在茶场由于表现好，茶场党支部赵书记（现已去世）还随身带我去参观黄山茶场和汉王山茶场，学习制茶的工艺。当时越溪茶场是根据毛主席在9月16日说过的一句话“以后我们的山坡上要多多地种植茶园”，因此而命名为916茶场。这个916茶场当时在宜宾县乃至宜宾地区都很红火、很出名。1975年底的宜宾县茶叶现场会就在越溪茶场举行，我有幸担任了这次会议的服务人员，因此打了3天的牙祭。会议后不久，我被推荐到越溪公社，后又推荐到蕨溪区评选为优秀基干民兵。但是我写的入团申请书，却多次都批不下来。茶场的副党支书杨兴国（现健在）找我谈话，叫我不要心灰意冷，说我的表现很好这是有目共睹的，但由于我的父母都是地主子女出身，因此还要对我进行长期的考察。不久又到了招兵的时候，来我们茶场招兵的那两个解放军战士特别喜欢赏识我，但当我给他们说我父母出身不好时，他俩摇着头说爱莫能助。

1976年冬天，我和几位知青被调到了越溪公社所辖的刚刚创建的林场去上班。林场还包括果园，大约共有30人。这里距离我插队的那个地方更近，回去挑粮食就少走一半的路。林场吃住都是借用越溪公社安靖小学剩余的废旧房屋。由于林场是新建，一切从头开始，生活和劳动的条件都非常艰苦。前几个月没有菜吃，炊事员赵秀怀每顿煮好饭后，就把食盐放在锅里炒一下，把米汤倒下去烧开，这就是我们几十号人每顿的菜。大米饭泡在炒过的盐米汤里，嗅起来很香，吃起来很快。由于没有菜吃，更没有油荤，再多的饭都能吃进去。有天中午，我吃了3瓷碗6两米的饭，刘德云在旁边对我说：你要是再吃2两，下午正常上班，而且晚上还能吃4两的话，今天中午的饭票由我出。果然，我又吃了2两。总共吃进去了5斤重的饭。我立刻跳进门口的堰塘游了几圈，下午还和他们一起到荒山上去，一溜一溜地从山顶到山下铲草并种植油茶树的种子。晚饭后我看见刘德云依依不舍地拿出2斤饭票给我的样子，我不忍心地只收了他一半。

1977年8月4日早晨，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很多知青都请假回到城里找资料找老师复习迎考。越溪公社传出话来，只要是不上班请假回家复习的人一律不予批准。但还是有好些人不听这个而回到城里准备。因为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按照以前的政策肯定轮不到我。就连我最向往的入团和当兵不是也没有我的资格吗？可我又想，这次要是真的凭考试成绩而不看家庭出身就能上大学的话，那我就有一线希望。虽然我是初中毕业，但我从小就酷爱学习和阅读课外书籍，成绩很好。在初中时，每次考完数学等学科，老师都叫我监考其他的同学继续考试，然后老师就去办自己的事去了。我喜欢写作，每次作文我都要写大半本，每次语文老师的评语都是相同的12个字：重点突出，中心明确，文章冗长。由于安靖林场与学校同在一起，学校的女老师梁贞荣的老公是宜宾师范的员工叫郑四海，此人很喜欢学习，尤其是数学。于是我就经常向他请教，在林场期间，我学习了高中的数学和大学的微积分知识。我想，文化***以来，虽然在读书无用论的思想指导下，但我喜欢读书学习，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于是我没有请假回家，而是在上班之余，抓紧时间复习。每天晚上独自坐在学校临时铺上稀疏楼板的楼上点燃煤油灯看书复习，很多时候都是半夜后三四点才睡觉，还没有睡热乎就天亮了，又起来上班。

1977年10月21日，中央正式宣布恢复高考。各地都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很快就到报名的时候了。由于已经有12年没有高考了，报名的人挤满了公社的院坝，真的是人山人海。报名人群的年龄从十多岁到四十岁不等，有的一家多人报名，甚至父子同时报名。报名后我在焦急的等待，等待那几道审批关口，特别是政治审查那一关。终于，我得到了准考证，可以去参加考试了。 1977年冬天的12月上旬，我和12年来都没有机会参加高考的人们一起从越溪河畔沿河而下，到了岷江河边的小镇古柏，与对面的考试地蕨溪中学隔江而望。小镇上到处都集聚着来自四面八方去考试的考生们，大家都在等着岷江的横渡。我和一些人坐在一家茶馆里，里面十分喧哗。突然，有个男青年大声说：“有哪个晓得lg2+lg5=？”顿时茶馆里鸦雀无声。隔了几秒钟后，那个人的脸上显示出了自豪。这时我说：“lg2+lg5=1。”茶馆里顿时一片茫然。此时此刻我感觉到，知识对于我们这一代是多麽的匮乏和急需！

考完后，我和参加考试的学子们又陆续回到了原来劳动的场所。要是林场没有人看管，大塔公社的农民和附近的农民经常都要进去砍柴伐树，林场难以发展。这年冬天过年，我申请看护林场。在这个寒冷的春节，我一个人在林场巡逻，每当巡逻到有房子的时候，看到别人家正在为过年忙碌时，就想到我的家和我的父母；嗅到别人家酒肉的香味的时候，想吃的感觉难以言表。除夕的下午，我巡逻到越溪公社和大塔公社的分界处时，坐在一块凸出的大石头上，俯视低洼处的大塔好似一个盆子。远远望去，屡屡炊烟正从盆底冉冉升起。我想，那应该是辛勤了一年的人们正在准备丰盛的年夜饭吧？

春节一过，冬天终于过去了，这是我当知青的最后一个寒冷的冬天。

转眼到了1978年的4月20日，这天清晨骄阳似火。我和同事们像往常一样，沿着清澈见底的越溪河撑船顺流而下，到了一个叫码头的地方，这次装的是磷肥。中午时分，我们又撑船而上。由于是逆流而上，河水又浅，有时还要跳进河水中去推船前进。阳光照射在越溪河底，能看见每一块河底的石头和每一条时而穿梭而过的小鱼儿。

这天是我当知青三年最累的一天，身体的劳累很其次，主要是我的精神更劳累，更疲惫。因为录取的时间早已接近尾声，可我还没有得到录取通知书。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十分的颓废，呆呆的站在船头，无声的汗珠和泪水情不自禁地滴入了越溪河。当我在泛着小小涟漪的水中看见一个只穿着内裤、全身黢黑、剃着光头的非洲黑人的影子呈现在我眼前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到了下午日落西山之时，我们都很饿、很累、很热、很渴。终于，越溪街上的昏暗灯光已依稀可见。

当我们回到林场时，天已经很黑了。大家狼吞虎咽地吃过晚饭后，我便无精打采地睡在床上。突然，听见窗外在喊：“雷云，你弟弟雷雨给你送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坚信自己的耳朵没有听错，从床上一跃而起。接过信一看，果然是一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因为学校没有邮寄到我现在所在地，而是邮寄到父母所在的家庭所在地花古公社。而当地政府暂扣了这份录取通知书，有个领导说，这样多的贫下中农子女都考不上，他一个地主子女居然还能考上？先放一下，看看再说。父亲在很多天后才听说我的录取通知书在公社，立即去找公社的有关领导说了很多好话，终于拿到这份珍贵的录取通知书。然后立马派人给我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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