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三步路

水手

　　人生是一条不断前行的路，时而平坦，时而坎坷，曲折宛延，关健的几步必须走好。

我父亲就是在人生前行的十字路口，没有选对方向，错行了三步，迷茫自己的前途，影响了幸福的家庭，最终断送的自己的生命。

　　父爱如山，孩子们提起父亲都充滿祟敬和恩念，可父亲在我的心目中却是一片空白，照说父亲去世时我已快七岁，应该会记得一些和他生活的情景，但在我的回忆中只有短暂的五次相聚。

　　父亲是一个有学识、有地位，有身份的人。他生前是武汉市第一届政协会议科付科长。他的文笔功，速记法，甚称国内一流。解放前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培训过三年，曾在两次会议中给蒋介石做过会议记录。

此生与父亲的五次聚会。

1，匆匆的离别

　　我出生在汉口金业里，街内闹中取静的仿欧民居，是市府政协家属区。幼儿时的我，喜欢跑到巷口去看穿流不息的汽车。

　　第一次对父亲有概念时是1957年，我己3岁多了。记得那天我正在巷口玩耍，拉着刺耳警报声的消防车呼啸而过，吓得我跑到家门，双手掩耳躲在妈妈身后。此时一个男人从街边进巷，当母京看见走近的人，惊奇对我说：“你爸爸回了，这就是爸爸，快喊爸爸！”

父亲并无兴奋，只是紧紧的抱我一下。看到他那双忧郁而严肃的眼神，我更惶恐了，钻进了母亲的围裙下哇哇大哭。

父亲这次回家，好象有烦心和重要的事要办，没来得急多看下房间玩耍的儿女，和母亲说了几句话，夹着一个文件袋就匆匆离开了。这我第1次见到父亲。

　　后来才知道，本来有历史问题父亲，在“大鸣大放”运动中，对时政发泄不满，被划为了右派。

　　父亲被劳动改造，母亲不愿住在那个让她伤心小区，怀有身孕的她，带着3个幼小的孩子搬回了汉阳爷爷奶奶居住的祖屋。

2，掉地上的糖

　　再次见到父亲是一年以后。那天，母亲把几个正在玩耍小孩喊回家，高兴地告诉我们：爸爸回了！那次爸妈的心情很好，父亲的问题不很严重，提前释放了，只是工资降了一级（每月83元降到了74元）。

父亲不断逗乐着不满一岁的小妹，从口袋里掏出坨坨糖分发孩子。不知是受宠若惊，还是紧张，我把糖掉地上了。拾起正要剝开喂嘴，就被父亲一把抓过去，扔进了垃圾桶。“掉在这么脏的地上还能吃吗！？〞他边说边从口袋掏出一粒干净的糖，剝好放在我嘴里。

 他与包办婚姻的母亲没什么共同的语言，和爷爷奶奶似乎话要多些。母亲看到他进了奶奶房，赶紧从垃圾桶拾起那粒糖，剝开放到自己嘴里，边吮边说，“糖纸都没开，有什么脏呀！”

3，难得的抚摸

　　在孩子当中，父亲不喜欢好哭的我。每次回家，我总是躲着他。

 入冬的一天，父亲回了，那次他看到满身泥沙的我，没有训斥，而是带我去洗澡。

　　他坐在澡堂水池边，一手搂着我，一手撮摸着我的脖子和背，虽然他手有点重，我还是感觉挺舒服。这是父亲第1次抚摸我。几十年过去，我还记忆忧新。

4，久违的笑容

　　接下来元旦节前夕，父亲把我带到了他们单位参加联欢会。在路上父亲对我说：“见到人一定要喊叔叔伯伯好！〞“知道吗？要大声！要大声！！”他非常严肃，反复叮嘱。

　　到了市政协办公的景明大楼，看见一个守门的叔叔，我赶快大声喊：叔叔好！父亲满意的盯着我。走在大厅，我逢人就大声喊，叔叔好！我也分不清楚谁是叔叔谁是伯伯，反正见人就喊。最后碰到一个阿姨，我也喊叔叔好，搞得满堂大笑。父亲也跟着一起大笑起来。

这是第四次和父亲相聚，原来他没有那么可怕。

　　我上小学了，看到别的家长接孩子，期待爸爸也能接我。

可他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先是一月一次，后一个季度也难回一次。有点想父亲了…一天我问妈妈：“爸爸这么久没回家，去干什么了？〞母亲呆呆的看着我，好半天才回答说，“凡是国家搞运动，你爸爸就会参加〞。“什么是运动？”我不解的问。没文化的母亲，好象比我更茫然。

5，最后的拥抱

　　暑假都快过完了，父亲还没回。直到有一天，家里聚满了人。全家乱成一团，原来农场来人告知，父亲失足淹死了。我抱着妈妈嚎淘大哭，悲痛至极，全身颤抖，当时还从口里吐出一条大蛔虫。

由于我高烧生病，第二天都没能到火葬场送父亲最后一程。

　　两天后，母亲和我送父亲的骨灰到乡下老家安葬。那天我们半夜起床，赶乘清早5点的头班船到阳逻，再走15里的乡间小路到韩湾。

母亲双手紧抱红包布裹着的骨灰坛，艰难的前行…我头扎白带，紧随其后。不知走了多久，母亲气喘吁吁的靠着大树休息。我说：〝妈妈让我抱一下吧”接过骨灰坛，我紧紧的抱着，害怕摔坏。这是我第一次主动拥抱父亲，也是最后一次，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

父亲走了，就这样走了。

父亲的三步路 父亲人生道路的第一次选择

　　我的父亲也有过朝气蓬勃年青时代。1938年延安和西安都是抗日的中心，二十几岁的父亲和大多数有志青年一样激情投奔。通往延安的道路坑洼不平，路途艰难，充满危险。而通往西安的道路相对平坦而宽阔，沿途还有接待站。

　　去延安还是去西安？在十字路口，他犹豫过，纠结过。但最终还是随波逐流，选择了平坦的通往西安的道路。如果他当时选择的是延安，那他就是我们党的革命先驱，三八式的老干部了。

在平坦和坎坷面前，父亲选择了平坦。

　　如果，对父亲的这次选择，我们没有理由进行指责，但是接下来的错行的一步路。就是父亲自身原因所至。

他人生的第二次选择

　　1949年父亲所在的国民党军队整部投诚起义，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南下追敌路过武汉时，回家探望生病的父母。奶奶看到面黄肌瘦，身上长满虱子的儿子，紧抱不让走。是随部队冒生命危险南下追敌，还是留在家中照顾父母？他又犹豫了。父亲没能抵住家庭温情，选择了长假离队回家。如果那时，他选择随军战斗，就成了现在的南下的老干部了。

在安逸和艰辛面前，父亲选择了安逸。

　　父亲运气似乎很好，在家呆着不到一年，就被民盟的朋友介绍到政协会议科工作。由于他的历史问题和中途离队，以后的历次运动，都是被审查的对象。

他人生的最后一步路

　　三年自然灾害，干部下放劳动，象父亲这样有问题的右派，首当其中被监督劳动。

　　听父亲同事说：他们干的活又苦又累，周一到市府拖一车粪到农场，周末从农场拖一车菜到市府，根本都不能回家休息。东西湖农场有很多水塘。大家休息时就会坐在那儿闲聊，可父亲不合群，总是走到很远很远的池塘边呆坐。

八月底了，还有三个月劳动改造期就结束，大家都可以回到原单位工作。可为什么他就等不了这三个月呢？淹没在那深深的水塘里…。

　　我们不相信父亲是轻生，他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可爱的儿女，劳动改造期结束，就可以回家团聚了。

但不管是逃避劳改，还是失足落水。父亲错迈的这一步，永远无法退回了。

　　父亲就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当时结论是：历史不清，死因不明。以致我们以后招工，入党，提干都受到影响。

1979年平反冤假错案，我向市统战部，市政协写了一封信，要求给我父亲做一个最后的结论：哪怕是畏罪自杀，也比“历史不清，死因不明〞要好。三个月后，我们收到380元抚恤金和一份《革命工作人员正常死亡通知单》。

那天，在老家南岸嘴，我跪拜西天，焚烧了这张迟到的死亡证明，以此告慰离世的多年的父亲，更含泪告慰忍辱负重，终生操劳而病逝的母亲。

　　43岁的父亲魂归故里，没留下任何遗产，甚至没留下一句话，一个字。但他在人生路口错行的三步路，却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