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改变我命运的贵人

lydia皖晴的秋天

朱道娴老师

在人生的道路中，能遇上改变自己命运的贵人实属难得，而我在最艰难的时刻遇上了。每每想起这位贵人，我眼前便会浮现出那个久远的画面——在陕北黄土高原下坎坷不平的川道上，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用力踏着一辆旧自行车，向着县城的方向奔去......
她就是西安话剧院的知名演员朱道娴老师。那时的她，自身正遭受着文革带给她的苦难，留学前苏联的丈夫葛瑞五导演，被造反派批斗，并让他在剧院的开水房烧锅炉。为了儿子，她和丈夫不得不分开。而我直到去了话剧院才得知，她那时把亲人的遭遇埋在了心灵深处，却给了我一个知青莫大的希望和帮助。

1956年，朱道娴老师在话剧《蔡文姬》中扮演蔡文姬 1959年在话剧《柳枝记》中女主角的扮演者朱道娴老师。 1964年叶剑英元帅接见赴京演出话剧《山花烂漫》的演职人员，（朱道娴老师位于第二排右起第三） 正在执导话剧《牛虻》的导演葛瑞五（中）和扮演女主角的朱道娴老师（右）

1970年冬，朱老师受剧院革委会指令，去在延安举行的知青运动会上挑选话剧演员。我那时的身份是黑帮子女，在宜川县的乒乓球选拔赛中打了个冠军，代表县知青前往延安参加比赛。只要拿下前八名，就会被招入延安工厂当工人。我知道自己的家庭背景终将会成为障碍，与其是最终让我的出身满城皆知，还不如去输了比赛，无人知晓地回到生产队。因此，我在比赛中十分放松。就在那时，我的贵人出现了。她与我身高差不多，美丽端庄，正与另一位男演员在比赛现场寻找目标。

我（前右）与知青伙伴及村里的女孩合照

我那时吃杂粮，还饥一顿饱一顿的，体重居然是我此生再也没有过的130斤，加之1米7的个头，被他们认为符合高大的工农兵形象。当我得知选我当演员时很是吃惊，因为我连那时最时兴的“忠字舞”都没跳过，更确切地说我没有资格跳。让我从事演员工作，虽然这不是我的理想，但能因此结束知青生活，去西北的最大城市西安。这样的好运居然从天而降到我的身上，可是一想到我的家庭背景就有些丧气。当他们问到我的父母是干什么的，我没敢说明，随口说在五七干校。他们以为我父母是五七干校的一般干部，就没再问下去了。
朱老师让我去一趟西安，说那里正在进行第三期学员的招生考试。我说我没路费，再说我马上要去位于河南的某兵种干校探亲。我们互留了通信地址，朱老师说春节后等她的信，让我同她保持联系。
在干校我与朱老师通过几封信，同她谈了自己在农村的生活和劳动，但决不涉及家庭背景。我希望她了解我，我不想让我父亲的遭遇影响到我。就是这些信让朱老师发现我的文笔很好，于是更加地看好我。春节一过，朱老师来信，要我立即赶回宜川县，他们要去为我办理调离手续。我当时的心情既高兴又担忧，他们如果知道我的背景还会要我吗？

陕北黄土高坡（图片来自网络）

我赶回陕北没几天，朱老师骑车二十多里地来我们生产队，了解我在农村的表现，并告知大队书记我的调动问题。当朱老师离开我们村时，让我随后去县城，等他们再挑选几个男演员，然后一起办理调离手续。我看着骑车远去的朱老师，心情格外地好，我相信她不会在意我的家庭背景。
我收拾了一下就步行前往县城，二十多里地没多久就到了。朱老师没让我去县安置办公室住，她让我在招待所跟她住在一个房间里，这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接触。直到那几个男演员招满，她去给我们办手续。哪知县安办的负责人说，如果带走我是要承担责任的，因为我父亲的问题是挂了号的。朱老师一时不知怎么办了，她无权决定是否带我走。但又不愿意放弃，她让我先回生产队耐心等待，她回西安找剧院工宣队和刚刚恢复工作的老导演为我努力争取。
第二天一早，朱老师带着三个新招的男知青，坐上了回城的长途汽车。在汽车发动的那一刻，我的泪水止不住了，几天的朝夕相处，我与她已是难舍难分了，我不想就这么被丢在这个我或许永远也走不出去的黄土高原了。我不由自主地跟在向前奔驰的汽车后拼命奔跑，直到汽车离我越来越远，拐过了一道山梁，再也看不见了。

如今陕北的川道已是平展的马路了

我以为这一切只是一场梦，梦醒了，我不得不回到现实中。在我时常重温那场美梦的一个春日的下午，县邮递员交给我一封信，是朱老师写来的，要我立即赶往延安，与剧院的一位名叫万一的导演见面。前途未卜，但我一刻也不敢耽搁，乘上汽车立即赶到延安。

与延安工厂工作的知青朋友合影

在一个招待所里，我见到了万一导演，我们自始至终都是在拉家常，快吃午饭时，他吩咐身边的一个年轻人：“下午，你去把她的调令给办一下。”当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么快就决定要我了！看着面前的万一导演，他那慈祥而又真诚的面孔使我不能不相信这是真的。
这一切源于我的贵人朱老师，她一直没有放弃地在为我的事奔忙。刚刚被结合到剧院领导班子的前院长万一导演，是位延安鲁艺毕业的“三八”式干部，得知我的情况后，非常同情，竟敢在那个非常年代说出了“给她办手续，有问题我担着！”

位于新城广场的西安话剧院剧场门口 训练班的学员在剧院干校的打谷场上练功 话剧院第三期学员与工宣队领导、院长导演及老师们合影

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成立的西安话剧院，在西北五省乃至全国，可谓小有名气。我在七十年代，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了那个令我终生怀念的地方。倘若未曾邂逅这位贵人朱道娴老师，我实难知晓会在陕北农村蹉跎多少岁月，我的父亲直至文革结束前夕方获解放，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才得以彻底昭雪平反。摆脱了出身的桎梏，我遂开始为自身的理想奋力拼搏，最终我披上了军装。

借穿部队文工团演员的军装照相

朱道娴老师后来在剧院担任党总书记，她除了编写剧本和导演剧目，很少上台表演了。她终于能和被平反的丈夫在一起生活了，他们的儿子非常有出息，在美国取得了博士和两个硕士学位，如今是上海一所名校的资深教授。
二十年前，我曾带着女儿去西安探望过朱老师，她请我们吃饭，我们一起畅谈当年的往事，说到情深处，我竟止不住泪水。没有她，我的人生将会走另一条路，肯定要比她领我走的艰难很多。
去年朱老师度过了她的九十岁大寿，虽然多年前患过癌症，但她闯了过去。每年春节我都要给她打电话拜年，偶尔她也会给我打电话询问我的生活。从电话那边传来她那话剧演员特有的洪亮声音，让我感到她依然硬朗、健康。祝贵人朱道娴老师一生平安，长寿！

(写在西安话剧院建院七十二周年之际）
（部分图片来自西安话剧院资料室和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