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贵阳的官学教育

赵应书多彩贵州

清朝时期贵阳的官学教育

清廷入关以后，兵锋南指，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基本上平息了贵州的抗清力量，控制了贵州政局。在战后的重建工作中，清首任云贵总督赵廷臣、巡抚卞三元均较重视“文治”。赵廷臣在上清廷的《抚苗疏》中提出，为了巩固清王朝的大一统事业，应乘此遐荒初辟之机“首明教化，以端本始”。于是，随着清朝政权系统在贵州的建立，各地的儒学校逐步恢复。到康雍乾时期，贵阳的学校教育进入蓬勃发展阶段。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田雯任贵州巡抚，乾隆《贵州通志·名宦志》记：“在任四年，励官方，严武备，抚戢苗蛮、威惠并行，捐俸积谷备荒，尤加意学校，爱民养士，惟恕不及，时人比之郭子章”。田雯巡抚贵州，政声卓异，而他最大的功绩就在于发展贵州的学校教育。田雯认为要开发贵州，必须从教育入手，“黔省穷荒固陋，必崇文治而后可以正人心，变风俗”，向清廷上《请建学疏》，建议请修举学制以隆文教。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贵州巡抚王燕上《添设学校以弘教化疏》，建议推行教化：“黔省苗民杂处，非弦诵诗书，无以化犷悍之心，使之庠序登进，亦化要荒之道也”，请求在民族地区兴设学校，贵阳共创办府州县学7所。

按照清廷规定，贵州省教育管理事务的行政长官，初称督学道，由于其掌握一省教育选举大权，一般由中央高级官吏，即各部郎中进士出身者充任。其职“掌学校政令、岁、科两试。巡历所至，察师儒优劣，生员勤惰，升其贤能者，斥其不师教者。凡有兴革，会督抚行之”。雍正四年（1726年）改称学院，亦称学政。学政在其三年任期内，巡视省内各府州县学，对每所学校的生员进行岁、科两试，以检查教学质量，选拔人才，送国子监学习和参加科举考试。各府学、州学和县学均设有教官：“有清学校，向沿明制，各学教官，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皆设训导佐之”。各类教官的职责是“训迪学校生徒，课艺业勤惰，评品行优劣，以听于学政”。据统计，清代贵州各学校有教授12人、学正14人、教谕30人、训导60人，总计有学官117人。

贵州官学的学生人数由官府规定，按清制，将府州县学依人数的多少为大学、中学、小学。大学40名，中学30名，小学20名，大、中、小学之名是按学生人数而定，而不是按学生学习程度的高低而定。无论在哪一类的儒学校，学生和程度均是秀才（即生员）。顺治十六年（1659年），一般卫学都逐渐并入了府学和州学。府州县学的学生，沿袭明制，仍称生员。生员入学前称“童生”，童生必须经过知县、知府举行的预考，再参加由提学官主持的入学考试，三级考试合格后取得“秀才”称谓，才有资格进入府州县学学习，成为“生员”（秀才）。凡新进生员“如国子监坐监例，令在学肄业”。儒学生员按入学考试成绩的优劣分为三等。第一等称廪膳生，每月可从官府领取廪馆银4两；第二等称增广生（增生），虽不领廪饩银，但可以补充廪生的缺额；第三等称为附学生，为初入儒学的生员。廪膳生、增广生均有定额，以岁、科两试等第高者补充，附学生员无限额，经过岁、科两试后，成绩优秀者可递补增广，廪膳生员。

据有关资料统计，贵阳府及所属罗斛厅、定番州、广顺州、开州、贵筑县、贵定县、龙里县、修文县学额廪生210名，增生210名。清代的地方儒学的主要任务是举行各种各样的考试，主要有月考、岁考和科考。月考由学校教官主持，主要课试“八股文”，生员除丁忧、患病、游学等原因外，若不应月考3次者戒饬，无故终年不应者除名。试卷必须送学政审核。岁考和科考由省学政巡回各校主持，即在其3年任内两试诸生。岁考在于检验学生学业，依成绩区别生员为六等，奖优罚劣。科考是对岁考列为一、二等的学生进行复试，它既是地方儒学的毕业考试，又是学生准备科举的预备考试。科考优秀者获乡试资格，可以参加国家举行的科举考试，进而步入仕途。

【选自《贵阳通史》（全三卷），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