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少年时代——姚登山

姚励成

我是山西襄汾县陶寺乡陈庄村人。一九一八年五月九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从记事时起，父亲兄弟四人，全家十口人生活在一起，共有三间破旧房屋和一间角房， 三十多亩贫瘠的土地，负债三百多银元，每年付利息就得几十元，生活难以维持，只好分家。我家分得一间半房，十亩多地和一百多元的债务。父亲以务农和编制苇席为业，母亲操持家务。我不到十岁就得下地帮助父亲干活，不能正常上学。父母终年劳累，却不得温饱。 麦收时，一边打场，一边是拿着口袋逼债的债主。 加之苛捐杂税，不几个月就得借粮。 一冬吃的棒子面糊糊、窝窝头也靠借贷。到了过年（春节）更是一大难关。 在一般人家早早磨好面、搭锅炸油食、欢欢喜喜迎接新春的时刻，我家（还有其他贫苦人家）都仍在为借粮而奔波。大年初一吃上顿胡萝卜饺子就算好日子，从不知肉食为何味！

‍更使人难以忍受的是债主的逼债。 除夕，家家“迎神”的爆竹已响成一片，而债主祁树江还在紧逼。 难堪的脸色和难听的语言，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由于无力还债，父亲只好忍气吞声地继续蹲下编苇席，默默地忍受着。 春天，青黄不接，穷日子进一步难熬。 外债是年年还，却又年年长，利滚利，息上加息，劳动所得，不够付息。 由于这种重压和折磨，父亲得了便血病，日子更加艰难。在这种折磨日子里成长的我，在幼小的心灵上，很自然地埋下了对旧社会的不满情绪。

‍一个村的外祖父，没有儿子，只有从小就买来的一个女儿-----我的母亲。老人年过古稀之后，把他的一所牛院（场院）和十亩多土地给了我们。这样，我家就卖掉原来那间半房子，而搬到这个牛院居住。房屋虽然破烂，背墙靠椽撑、锅台通天空，毕竟房间多，宽绰些。

‍当我十三、四岁时，已开始懂事了，向父母提出卖地还债的建议，说还清债，就不出利息了，劳动所得， 不论多少是自己的，不再白白给人了。 旧社会，穷人本受人轻视，对出卖“祖业”的人更是看不起，背后说长道短，议论纷纷。 但在权衡利弊之后， 父母终于硬着头皮接受了我的建议，把债主早就觊觎的十亩多地“卖”给了他。 可是经过七折八扣，仍未还清，还剩下四五十元{债务}，直到土改时，才结束了这笔阎王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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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三岁时， 由于外祖父尚能接济一点， 才上了高小，邓庄三高录取新生三十名，我名列第十八。 因为在本村小学时不能正常上学，所以成绩不算好。 但在高小则不受家务、农活的影响，可以专心学习。因而三个学期的考试成绩先后名列第四、第三、第二名。同时逐步受到新思想、进步书籍的影响，知道了红军在南方打土豪分田地等等，因而开始懂得了要革命的浮浅道理。 在第三学期考试刚刚完毕，尚未放假之际，我们几个同学在高年级进步同学李吉泰、贾增鸿（即邓？宇）等鼓动带动下，带领全班同学闹学潮，要赶走大家极为不满的一段姓教员。在发动过程中，我被全班公认为主要头头。 我们号召同学们捐款买纸。 写好标语，打好浆糊，在一切准备就绪，当晚就要行动的关键时刻，却被一财主公子同学于当天向校方告密。 于是，在我们行动的前几小时，学校当局却先下手了，把我们几个同学（类似领导小组成员）禁闭起来了。 他们被关在一间舍房内， 我则受到“优待”---- 单间关起来， 不能和任何同学见面。 经过审问，最后把我一个人，以“害群之马”的罪名，挂牌开除。 同学们虽表示同情难过，有的甚至落泪，但学潮败局已定，无法挽回。这样，我只好回家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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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三、四月间，正值清明节之际，红军东渡黄河来到我县。这对于早就盼望红军到来的我，自然格外高兴，立即和贾增鸿同学一起，跑到夏梁村去找红军，要求参加革命。 哨兵把我们带到东门内路北一院内。 根据室内情况，现在分析可能是一连部。经过讯问后，派人把我们送到驻在有名老财“夏梁老四”家院内的上级机关，很可能是团政治部。红军为了弄清情况，以防敌探奸细混入，因而我们二人被分别单独谈话询问。 谈话后，我们受到非常热情的接待，让我们和大家一起吃午饭----面疙瘩加红白糖（老财家的两麻袋糖）。饭后，给我们交代任务----先回去贴宣传品，进行宣传，号召穷苦人参加红军，说红军要继续东进，希望那时有更多的青年参军，等等。 最后，分别给予我们每人一卷苏维埃的宣传品，我们即返回。 到家后，向父母和邻居穷苦人们做了宣传，揭穿了阎锡山宣传的“共党杀人如割草，穷富都难逃”的谎言。 当说到红军带领穷人到土豪、分田地、不再给老财出利息、好日子就要来了时，都喜笑颜开，高兴极了。 印象最深、永世难忘的是祁保成的老祖母的反应。 她说：这可就好了，早就盼着这一天哩。 穷了一辈子，总盼能过上个好日子，这会儿总算盼到了，等等。同时，母亲给我打好了浆糊，连夜把宣传品贴在大街和村门上。 第二天一早，人们围观议论纷纷，说红军已到过咱村了。安李村有人路过我村西门，看到后，又把消息带到安李，说红军已到了陈庄。 这个宣传品对穷富的人们都有很大震动。 穷人们喜笑颜开地在等待着红军，而财主们则恐慌万状，收拾细软，逃往东山，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三天，红军到了陈庄、张相一带，把老财的浮财分给穷人。人们高高兴兴地拿上分到的衣服、家具等物，一路笑着、看着、议论着。 红军说这次行动是在驻地附近打土豪，接着就要驻到这一带，而且还要东进。 但是，红军突然西撤，回师陕北，我们也就从此失掉联系，实属大憾事!

‍红军走后，阎锡山进行反攻倒算，财主们追回被分的浮财，反动当局到处捕杀红军。身上有节红绳，或一块红布， 就被认为是红军。 而能抓到一个红军，就有若干银元的赏金。结果，许多叫化子被当作红军杀害了，真正的红军，自然一个也没有抓到。

正在好心的家人们劝我还是外出躲避好、以防不测的时候，友好的同学给我以极大的关怀，尤其是李吉泰同志，亲自骑车把我带到临汾六中，并带我上六中暑期补习班学习。一个多月后，又凑路费，又串联李虎鳌同学，叫我们一起去太原设法投考学校。 到太原后，人地两生，又没钱投宿，这时只好去找曾到过我外祖父家传教的耶稣教天召会长老陈元喜（闻喜县人）。他叫我们住在教会，也吃在那里。虽然条件很坏，从未吃过细粮，但不要紧，对我们来说已经相当满意了。 我们二人天天东跑西奔，投考学校，结果考上并州中学。 但又因无钱交学费而作罢。又投考汽车司机之类的技术学校，可是没有门路，白跑。 身为阎锡山参议、新编步兵第九团团长的陈元喜对此一点也不给予帮忙。 两三个月后，他不愿意叫我们再继续白吃白住下去，表示“关心”我们， 给我“出路”了----叫到他那个团“学生连”当“学兵”，后来甚至给了每个学兵以“副小队长”（副班长）的名义。但实际就是当兵，陈是设法招兵，又不花钱。我们则受新兵训练、出操、拔慢步。 而军官们的拳打脚踢、挨板子的味道，也都尝过了，所幸还未挨过军棍，但亲自目睹过这种皮开肉绽的惨状！ 就这样熬了一年，到七七事变后，太原失陷前，阎军向南撤退，我到临汾后跑回家，才结束了这一吓死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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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家中呆了一个多月后，在求学和抗战救国心情的驱使下，我约高小同学段廷献（即段续祖，崇实庄鸭儿沟人），一同去曲沃县考入由共产党人杨献珍、董天知等领导的山西民大四分校。 学习约一个多月，晋南形势吃紧，日寇轰炸临汾。杨、董等负责人动员学生参加山西新军决死队抗日救国。我们二人和另一高小同学乔绳祖及一大批青年学生响应号召，参加了决死三纵队（也有不少人西渡黄河逃往西安）。在临汾即将失陷之际，我们从曲沃出发，经过翼城，到达浮山。 三纵司政机关驻在三交镇，杨献珍任纵队政委、董天知任纵队政治部主任。 我被分配到政治部宣传队当宣传员，经常到附近村庄宣传抗日。

就在这个时候，即一九三八年的二、三月间，有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朱德总司令来到三纵! 一天，身穿灰军装、打着绑腿的朱总司令给机关人员讲话，讲解坚持抗战、游击战、持久战和我必胜、敌必败的道理。 讲毕，我们这一批年轻人把朱总司令团团围起来，要求签字留念。朱总司令十分和蔼亲热，微笑着答应了我们的要求，用钢笔一一签字。 在我的小日记本上写着：“学习、学习、再学习”，并签名“朱德”。 这个珍贵的日记本，很长时间我一直带在身上。但后来在战乱中丢失了，实在可惜!

在朱总司令讲话后不久，三月的一天，董天知主任找我谈话，说日寇南侵，临汾失陷。动员我利用本地人的条件，返回本县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活动，等等。 我欣然从命，即刻背起背包，穿着系纽带的灰色军装，返回襄东。 随即到处活动，找人联络，寻找枪枝。先与刘洪元（邓庄人）在东张湾里一带活动， 后又到临汾游击队找元宝芳（谷震）队长取经，寻求援助。 接着听说有人召开龟山会议，与地方抗战有关。当即冒失地跑到东泰山。 刚进到庙院内， 我这个不速之客惊动了正在东房内开会的地方士绅，当即由郭元清出面把我挡在门外并撵下山来。 原来是地方士绅在日寇尚无力旁顾交通线两侧，地方官吏又逃之夭夭之际，趁机建立他们的政权。 我这个“害群之马”，他们当然不能容纳。但是这一切，地方党组织看得明明白白。 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 先经乔贤五同志和我谈话，接着，李明同志于六月介绍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我以一个党员的身份接受党的教育和分配工作了，并于一九三八年七月被送往乡吉特委党员训练班学习，而后被派往二一三旅去工作。

到二一三旅和临汾县，直至十二月政变

一九三八年七、八月，我在乡吉特委党员训练班学习。特委驻在乡宁上章关，赵守攻来接替武光任特委书记。 训练班由特委领导人等直接教授，此间结识了北沙、胖大姐（周云，现在北京）和小苏等同志。

一九三八年九、十月间，学习结束后，我被派往二一三旅工作。到汾城盘道村旅部后，组织关系直接交给旅政治部主任程国栋同志，与他单线联系（当时旅的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他决定我任中队长。到任前，先去襄陵汾东接替张号同志改编红枪会武装的工作。随即东渡汾河，到东郭村找到张号同志。不多时，根据具体情况，张号决定我们二人一起于十一、二月间返回旅部。 到后，程国栋同志说组织上调我到临汾县工作。年底，我到了临汾枕头村。 县委（不公开）书记王金林、县长李从文、公安局长元宝芳（谷震）、忠救会主席田均分、妇救会主席霍仙菊（苏磊，参加县委）、牺盟特派员是郭松如。 县委决定我参加县委， 担任青委， 并到公安局一个公安分队任工作员，后接任巡官，即分队长。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蒋、阎为了消灭在我党领导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山西人民抗日武装，在山西西部集中六个军的兵力向新军进攻，同时残杀地方政权和牺盟会我方人员。 后来人们称之谓十二月事变或晋西事变。在这种战云密布、形势紧张的情况下，领导决定把几位妇救会干部（外地人）立即送往太岳区，并派我护送到汾东再转往沁源。 我和胖大姐，李从文同志的爱人等三个女同志即刻出发，东渡汾河，先到我家住了两、三天，把她们送到临汾有关组织转送。当我返回时， 二一三旅已东移到襄东张纂、东郭、上西梁一带。 我即回到旅部。程国栋同志说我军政机关均已东移，不能再回汾河以西，并派我到二一三旅游击支队任中队长。部队稍事休整后，即向太岳根据地进发。 一九四零年一月三、四日，当进到临汾苏寨、贺家庄一带时，与敌遭遇。战斗并不激烈，也没有什么伤亡，但跑散较多。 二一三旅是由襄汾等各县自己队改编的，不少战士跑回家乡。 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早上，程国栋主任找我，襄陵县长纪锦章（记得还有乡宁牺盟中心区负责人刘舒侠、汾城县长岳文藩等）也在场。程国栋同志对我说，你是襄陵人，决定派你回去，利用本地人的有利条件，发动群众、收集跑散人员、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独立自主地坚持抗日斗争、等等。纪锦章同志诙谐地说: 好啊，回襄陵当土皇帝去呵！我欣然从命，立即出发，当天就回到襄陵汾东地区，开始了创建游击队的活动。

‍一九八三年三月一日写于北京

姚励成整理加注：地名、人名能核对到的都在网上查找过。汾西抗日根据地当年也很厉害，汾城盘道村曾被称为“小延安”。 临汾枕头乡、苏寨、贺家庄都在尧都一带。

程谷梁不是手记中说的程国栋，是213旅的政治部主任。纪锦章名字很熟，忘记见过没见过。李吉泰不用说了，两家父辈联系密切，我们称他李伯伯。李曾为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之一。文革初期四川武斗厉害，李被批斗、全家被抄，夫人被剃光头。夫人逃难至北京，戴着男士帽进家的那晚，刚好我在家，印象深刻。北沙叔叔在北京，生前见过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