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户五道井子

一杯咖啡两块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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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青的文章太多了，但多为个人的、生活片段回忆。而扎旗北京知青集体户简史却不同，是以集体户的视角来叙述那段历史，这也像是一份份社会调查报告。当然，这不是出自专业人员之手，不能要求过高。但由当事人执笔，而且各集体户几乎全体成员都参与其中，这样写“史”，太少见了。

　　简史”覆盖全过程：自成立起至最后一名成员离开。“简史”简要概括全程中的重要之事，没有过多注重细节。视角更宽、更全面、更客观。

　　“简史”反映了这批北京知青当年的生活状况、思想变化，也折射了当年农村基层党组织、生产队的管理水平，农村集体经济、文教、卫生事业的状态。

　　知青已成历史，但乡亲们还在那儿。“简史”不仅仅属于知青，也属于扎旗。如入地方志，哪怕是做为附件，也会有价值。

—— ZXQ523

知青专著《集体户简史》封面

五道井子大队知青集体户简史

　　从北京去内蒙古哲里木盟扎鲁特旗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是 1968 年 8 月 26 日从北京站乘火车专列出发的。先到通辽市，后坐解放牌卡车到扎鲁特旗政府所在地鲁北镇，8 月 31 日再坐马车到各公社大队。去五道井子大队的学生共有 30人，其中男 21 人，女 9 人，主要是北京八中和北京二十九中的初高中学生，还有个别投亲靠友的其他学校的学生。

插队落户五道井子的部分男知青

　　当时五道井子大队的书记是苏贵，大队长是王琦。一队队长是赵山，二队队长是常有财，三队队长是王宗义。

　　分在一队的知青有刘家放、谭晓春、吴福生、陶纪东、李明讷、陈幼新、陈燕林、庞桂英、王美荣和孙敬安，李明圻后来投奔哥哥李明讷来到一队。分在二队的知青有王玉生、祁卫东、易铁恒、秦恒久、高希生、李宝通、杨秀云、赵淑绵和马九申，高希贵后来也投奔哥哥高希生来到二队。分在三队的知青有连方虹、李达、郭平分、洪学熙、尹续利、席红、徐萍和徐坛，冯树德和谢明明后来也随李达到了三队。

五道井子村位于香山公社最南端，西面是起伏的罕山余脉丘陵，东南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没有村落，只有一些散布的牧场。这里属于半农半牧地区，村里绝大部分农户都是汉族人，田地分布在东南部平原和西部的山坡上，农民以种玉米、谷子和高粱等粮食作物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村里的土地不算富饶，但也不算贫瘠。由于土地较多，所以在风调雨顺的年景，收获的粮食还是很多的。除了上缴公粮和把余粮卖给国家外，各户分得的口粮基本够吃。

当时农村实行的是在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领导下，各生产小队统一劳动、统一核算的管理体制。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有少量的自留地。农民是人民公社的社员，农忙时都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根据劳动强度大小，一天记 8 至 10 分不等的工分。秋天各生产队依照卖余粮和搞副业的收入情况，核算出 10 个工分（即 1 个劳动日）折合多少钱。

在当时的体制下，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不高，许多社员出工不出力，生产效率低下。加之农民没有外出打工的自由，收入甚微，所以生活比较贫苦。以二队为例，除 1970、1971 和1973 年一个劳动日折合 1 元多以外，1968 到 1978 年的其余年份都是 4 角多钱，这就相当于一个壮劳力从春干到秋 9 个月，多数年份只能挣到一百多元。扣除口粮等项开支后，仅剩下几十元钱，还支不出现金来，因为还有许多劳力少的农户欠队里的钱。

就这样，30 个北京知青加入到五道井子大队之中。

辛勤的劳作

知青刚落户五道井子，就投入紧张的秋收割地劳动中。这儿用的镰刀把儿有一尺多长，刀口磨得很锋利。割谷子时一人割两垄，需左手拢住谷穗，右手握紧刀把前伸，贴着谷子秆根部向后一挥割下来，然后把谷子摆放在身后，再向前割，最后把割下的谷子捆成捆儿。高粱、苞米成熟时都有一人多高，站在地里看不见人。割高粱、苞米也是一人两条垄。需要把高粱、苞米一棵一棵地割下，堆放在身后。谷子、高粱要运回场院去打，苞米棒子有时是在地里掰下来，然后再运回村里。

　　成捆儿的谷子运到场院，先由妇女用小镰刀把谷穗削下来，叫“捎（shào）谷子”。然后把谷穗摊成圆形，用马拖着石磙子在谷穗上转着圈儿辗轧，同时用木杈子来回翻，直到把谷粒轧下来，再用木耙子搂去大的秸秆，把谷粒堆积在一起。

最后是扬场，就是用木锹铲起谷粒顺风扬，谷粒在空中形成一道扇形，饱满的谷粒、不饱满的谷粒以及杂草会分开落下，落成三堆。不饱满的谷粒叫秕子，不计在产量内，生产队可以分给社员食用或喂猪。扬场的多是有技术的老社员，他们会看风向使巧力。

一开始知青们干活不如社员们，割地时经常落在老乡后面。大家休息了，他们也不敢歇一歇，赶着完成任务。但经过一些天后，多数知青就掌握了割地、打场的干活儿技巧，凭着互相帮助和坚持努力，能很好地完成任务。陶纪东同学割了几天地，手累得肿了，什么都攥不住，休息一下又坚持上阵。祁卫东同学由于腿脚不好，干起活儿来比较吃力，王玉生同学干完自己的活儿总是去帮助他共同完成任务。

扬场之后，谷粒堆放在场院里，等候分配或入仓。为了防止有人偷窃和牲畜偷吃，要在谷粒堆上盖满特制的印迹，派人整夜看守。知青在当地没什么亲戚，不怕得罪人，所以这工作就大都由知青干。一般大家用两个空汽油桶并排挡住场院门，防止夜里猪来偷吃粮食。那时经常有社员夜里故意把猪放出来，偷吃队里的粮食。看场虽然不累，但内蒙古冬季夜里气温常常降到零下20多摄氏度，看场的知青需穿上老羊皮袄，戴上狗皮帽子，在场院里的谷垛上掏个洞，躲在里面看夜。第二天上午，队长来查验谷堆上的印迹，完整无损才给记工分。

春天主要的工作是播种。一年之计在于春，春播撒下的是农民一年的期盼。老社员扬鞭扶犁，轻声吆喝，牛慢慢腾腾拉着犁杖，犁铧翻起一道道黑浪；点籽的女社员轻轻敲打着灌满种子的葫芦头，把种子均匀撒在犁沟里；跟随其后的未成年小社员牵着驴，拖着石磙子碾轧垄沟保墒。当时的集体所有制管理方式不能够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社员们的劳动质量不高。特别是一些年轻社员干活儿只图快，不管质量。一队曾经在拖拉机的后面横拴一根长木杆，并排牵上五副犁杖，拖拉机开起来，由后面的社员扶犁。犁铧翻起的垅沟有深有浅，点籽的人一溜小跑，种子撒进垄沟很不均匀。小社员干脆骑上驴拖着石滚子碾轧。这样的播种质量，秋收时结果可想而知。那时候，集体田地的粮食亩产量，通常只有自留地的一半。

知青在夏天常干的一项活儿叫薅地，就是间苗，把草和多余的弱苗拔去，按合理的间距留下强壮的苗。薅地是个苦活儿，需要人长时间蹲下，不但手要灵巧，手疾还得眼快，一人两条垄，长长的，一眼望不到边。大多数女知青都薅过地，一些男知青也干过这活儿。长时间蹲在地上，会使人腰酸腿痛，其实就是医学上说的腰肌劳损。知青们累了就跪着干，连滚带爬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坚持一段时间后，大家总算过了这一关。

每个生产队都饲养着耕地拉车用的牛和马，圈养的牲口都喂草料。知青常干的活儿还有铡草，就是用铡草机把各种秸秆铡成一寸长，再和苞米粒或豆饼搅合在一起，作为牲畜的饲料。铡草没什么技术，只要有臂力就行。铡草时一般四个人，左右各一人摇动轮把儿，带动中间 4 把滚刀转动；一人把秸秆沿木槽不断送进滚刀；另一人把出口铡好的秸秆拨出装进口袋。摇轮把儿的两人使力要大小一致，摇速均匀，累了就和另两人换一下。以前在学校注意锻炼身体的男知青，都能胜任这项工作。

知青在村里时还参加过一项特殊工作 ——“举重”，就是出殡抬棺材。刚到村里不久，一队的社员纪连春去世了。农村的老人一般生前都准备好棺材或做棺材的木料，所以人一死，家属马上找木匠连夜做好棺材。队长第二天就召集队里的劳力，连同村里其他帮忙的人，一部分先去事前选好的墓地挖坑，深浅、朝向都有讲究；一部分人负责抬棺材；一部分人在家做饭。出殡的时候，棺材要绑好木杠，由人抬到墓地。根据远近和重量，棺材有的要八人抬，也有的要十六人抬。中途不能落地，由两拨人轮换“举重”。起棺时，逝者家里人有打幡的，有摔瓦盆的。瓦盆摔碎了，抬棺材的人就同时起身，抬着棺材一溜快走。到了地方，棺材摆正，放入坟坑。有人打开棺盖，把逝者摆正，放上一点儿陪葬的东西。开始钉棺材盖了，家里人齐喊：“躲钉，向东躲，向西躲。”最后开始埋土，坑浅的土堆的高些，坑深的土堆的低些。送葬回来后，出殡的人家做饭，招待帮忙的人大吃一顿。农民管出殡叫“白事”，结婚叫“红事”。所谓“红白喜事”，指的是婚事和高寿老人的丧事。

插队期间，知青们还干过趟地、耪地、脱坯、打板墙、打井等活儿；还有外出修水库、搞副业的，干挖土、和泥、垛墙等活儿。只经过一年左右的锻炼，绝大多数知青们都学会了主要的农活儿，成为了合格的农村劳动力。

也有个别知青长期就干一种活儿，一队的知青陈幼新下乡期间几乎全在菜园干活儿。在园子干活儿比下地要轻快一些，因为园子有个小屋可供休息，下雨时不被雨淋，而且可以烧开水沏茶喝。但种菜比种庄稼技术性要高，需要人耐心，细致，勤于思考。经过几年锻炼，陈幼新同学很好地掌握了种菜技术。刚下乡时，队里只有很辣的尖椒。知青回京时，特地去北京农科院要了一些大柿子椒种子带回去种。可是在五道井子结出的大柿子椒，吃起来还是有点儿辣，可能是和当地尖椒串了花粉的缘故。

实际上，如果身体适应了，掌握了技术要领，当时在生产队干活儿并不太累。每天生产队长一敲钟召集上工，至少需半个多小时才能把人聚齐。队长派完活儿后，大家走到地里要先休息一会儿，开始干活儿后还要歇两次，多数情况下，一上午也就在地里劳动三个多小时。

从 1971 年前后，陆续有北京知青从事别的农村工作。李明讷和秦恒久在五道井子学校当了民办教师；高希生当了拖拉机手；王玉生先当了二队保管员，后来也当了民办教师。这些工作比纯农业劳动要轻快些。

农村的生活

知青下乡第一年吃国库粮，粮库供给每月 41 斤成品粮。从第十三个月起在生产队跟社员一起分口粮，知青是每人每年 650 斤毛粮（原粮），并有自留地分粮 100 斤毛粮，还有秕子粮。虽然粮食不算少，但因缺乏油和肉等副食，所以头一年吃不饱，经常饿肚子。秋天分了秕子粮后，知青曾经把这些不饱满的秕子加工成碎米和糠熬粥喝。人饿了时，喝掺了糠的粥也觉得很满足。第二年可以吃饱了，但吃油和肉基本上要靠自己养猪。夏天生产队有菜园，可以去买些新鲜蔬菜，秋天队里分给知青一些萝卜、白菜和土豆，结算时扣工分。

　　和在北京时相比，知青的生活确实是比较艰苦的。插队第一年，菜里没什么油水，干活儿又特别累，老是想吃的，家长们有时会寄些食品来。有一次刘家放的家里给他寄来了一个包裹，打开后看到里边儿有奶粉和洗衣粉，由于寄的过程中这两种东西的包装摔裂，奶粉和少量洗衣粉混在了一起。当时食物匮乏，馋得要命，几个知青舍不得扔，抢着把奶粉冲了吃。喝着掺了洗衣粉的奶粉，大家说话时一个劲儿满嘴吐泡泡。有时队里的马死了，每家分马肉，知青也分了一份。用水煮了，加些咸盐，尽管马肉很粗，肉有点酸，但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队里掰玉米时，老乡在地里点一堆火烤玉米，知青也跟着吃，吃得嘴都黑了。队里菜园收胡萝卜，知青们也学着老乡，用手“摩挲摩挲”胡萝卜就吃，也顾不上讲卫生了。每次打场，为避免雨雪造成损失，需要抢时间夜战，队里总会做些荞面条之类的夜宵吃，这是改善生活的好机会，老乡们来得格外整齐，知青们也能跟着饱吃一顿。

五道井子大队还是比较照顾这些北京知青的。每当长时间没有肉吃的时候，知青们就去找大队书记苏贵批一张条，到大队牧场抓一只老弱病残的羊，自己杀了改善伙食。也是结算时扣工分，不用付现金。

刚到五道井子时，一部分知青住在一队队部，其余的住在老乡家。第二年国家拨发了木料，三个生产队各给知青盖了六间土房。内蒙古农村的土房，是把土和草混合加水成泥，再分几次垛成墙体，上面搭上檩木，铺上高粱秆，再抹上泥，安上门窗。如果是黏性好的黄土，也可以用夹板干打成墙体。这种房屋每年必须在房顶抹一次碱性的泥，否则一下雨就会漏水。

这里人们睡的都是烧火的土炕，外屋烧火做饭，里屋住人。冬天多烧些火，被窝里不冷，但室内温度很低，早上起来湿毛巾常常冻硬了。国家给下乡知青配发了烟筒，但没有拐脖。知青自己截开烟筒，做成拐脖，又从铁匠铺要了一些废铁条，用土坯搭成泥炉子。那时缺乏燃料，冬天只能断断续续烧些打过了玉米的棒子核（hú）和拣的牛粪来取暖。

刚下乡时，知青是由大队找的二队社员王振国师傅给做饭。大家向他学习如何使用农村的锅、灶烧火做饭。学会了淘米，再加上水，用大火烧开，再用小火把水耗干，撤火，饭就焖熟了。不久知青们就会自己做小米饭、苞米碴子饭、贴玉米面饼子了。第二年知青们有了自己宽敞的房屋后，依照自愿原则，主要是二队知青组成一个伙房，一队和三队知青组成另一个伙房，开始自己轮流做饭。大队给做饭的同学开一份儿工分。

知青自己做饭，自己养猪、喂鸡、种菜，伙食比刚来时好些了。每次杀猪，把板油和肥肉都熬成油，加上盐，存在坛子里，留做一年的炒菜用油。那会儿只有过年时，队里才按人头分几斤白面。知青们包饺子，按每人一斤面、一斤肉、一斤菜的量，最后大家能把饺子都吃干净。

但困难依然存在，主要是冬天的寒冷考验着知青们。九月底水井边上就开始结冰。外屋是厨房，十月底也开始结冰。一个大水缸本来能盛三挑水，可屋里的水缸却冻得只能放一桶水，因为缸周围全是厚厚的冰。开饭了，发现碗都冻得连在一起了，不加热碗都分不开。好在冬天干完农活儿后，多数知青都回家过年，开春才回到村里。

生活中常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困难，但五道井子的老乡朴实而热情，待知青如亲人一样。下乡第二年的秋天，庞桂英同学突然得了阑尾炎，肚子疼得不行。一队的李队长马上找马车连夜把她送到了扎旗医院。到医院已是凌晨三点了，折腾得队长、车老板和孙静安同学一夜没睡。待病情好些后，队里又借钱让孙静安把庞桂英送回了北京，在北京做了阑尾手术。庞桂英同学病好后回到了五道井子，队长看她身体弱，又安排她到菜园劳动。当时好多同学都去宣传队了，集体户只剩她一个女生单独住。二队原来给大家做饭的王师傅知道了，就让他二闺女王彩云来跟她做伴。天有不测风云，冬季的一天，庞桂英把炕烧上后，去碾道推碾子。等回来一进门就发现被子在冒烟，原来是炕塌了，把褥子、被子都烧透了。大队干部得知此事赶紧来看望，还带来了布票、棉花票和钱，帮助她渡过了难关。

当时北京知青有一件事惊动了国务院：北京市革委会报告说，许多知青回京后去莫斯科餐厅吃西餐，问如何处理。据说周总理做了批示，大意是：不要管，让他们去吃吧。吃西餐确有其事。莫斯科餐厅的红菜汤、冷酸鱼和罐焖鸡等菜，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人均 4 元左右就可以聚餐一次。知青连方虹、王玉生等人就曾经多次光顾过，这也是知青身处贫穷落后的农村时，对文明幸福生活的一种向往，毕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做饭取暖，需要大量的柴火。队里打完场基本上没活儿可干了，知青们开始准备来年的烧柴。主要是刨疙瘩、砍枝子和搂草。刨疙瘩就是用镐头刨出山杏树的树根，砍枝子就是用镐头把山杏树的树枝砸下来，装上牛车往回拉。为了保护山林，附近有林场看山的护林员骑马巡视。有一次知青刨疙瘩被护林员发现了，先教训了大家一顿，然后看在是知青的份上，没把杏树疙瘩扣下。以后知青基本上就不去刨疙瘩了。

取暖做饭用的柴火主要还是靠搂草。首先要准备搂草用的大耙子，把两根两尺长的小木楞从两边等距钻上十二个小孔，用六根四尺多长的粗钢丝（又叫豆条）弯成“U”形，穿过相临的洞孔，固定在木楞上，再把一根六尺多长的木杆钉在两道木楞上，一把大搂耙就做好了。然后，要用荆条编成大小与耙子相配套的簸箕形帘子，挂在搂柴大耙的下面，这样就可以搂柴火了。内蒙古的冬天很冷，男知青们凌晨三点起身，吃了饭，把贴饼子揣在怀里防止冻硬，动身走二三十里，才能找到柴草厚的地方开始搂柴。草厚的地方，走十来米，就能搂满一耙子柴草。把柴草轻轻抖下，卸在帘子里。等帘子满了，就近找个平坦好装车的地方，把一帘子草扣在地上。草少的地方，要走上几百米才能搂满一帘子柴草，然后把它拖到装车的地方摆好。过了中午，大家掏出怀中的贴饼子吃，虽然咬在嘴里还能感到有冰碴，但吃了以后，人就有力气了，又接着搂柴。上山搂柴火的七八个知青，每天要走近百里地搂一两车柴火，确实很累。但是看到院角像三间房屋一样大小的柴垛，一年做饭、取暖的问题解决了，可以放心地回北京了，心里也感到很欣慰。

知青们有了自己的房子后，为了生活方便，还垛起了院墙，打了一口井。那时五道井子的地下水位较浅，知青屋前挖下一丈多深就出水。费工的是要准备砌井的石头。男知青们走二十多里到石虎山，把松动的石块撬下来推到路边，再找车拉回来。知青们事先把井挖到一定深度，然后队长叫来队里的壮劳力，安装好柴油机和水泵，大家轮流下井，边挖边抽水，挖到水线下三四尺深时，把石头一块块放到井下砌好，一口井就打好了。这口井的水质很清澈，知青都走后，社员们还用了很长时间。

　　知青的院墙是全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的。当时一个壮劳力自己挖土、挑水、和泥、垛墙，一天至多能筑成两丈多墙。知青们齐心合力，筑起了几十丈长的院墙，连社员都称赞北京知青真能干！

插队二年以后，知青们逐渐适应了当地生活，工余时间开始有了政治文化生活。当时谭晓春利用从北京带来的油印机办了几期《红卫兵万岁》小报，转发一些与知青生活有关的文章，由大家邮寄发出。他还参加了扎旗知青自发召开的广新堡会议并撰写了给扎旗革委会领导的信。大家开始传阅从北京带来的书籍以及手抄的小说、诗歌，听收音机所谓“敌台”的节目。苏联华语台播放的歌曲，很快成为知青的口头曲，也有人跟着美国之音学习《英语九百句》。香山屯的张兆丰带钢琴插队，农闲时我们会走十几里山路去听他弹琴，他总能给我们很大的满足。有人从家里带来了半导体留声机，可惜唱片有限，记得大家最爱听的是从破四旧中侥幸留下的郭淑珍演唱的《茶山新歌》和《蝴蝶夫人咏叹调》，几乎人人能哼唱。冬天杀了猪，会请其他村的知青来玩，吃肉、喝酒、唱歌、打桥牌甚至篮球比赛。也有人步行几百里路去牧区看望同学体验生活。五道井子的八中知青多是老初三以上的，没有学过汉语拼音，有一阵兴起学拼音热，住房、食堂、仓房到处贴着汉语拼音，补上了这一课。

文化的传播

北京知青的到来，并未使田地增产出更多的粮食，却实实在在地提升了当地农民的文化水平。从 1971 年起，陆续有秦恒久、李明讷和王玉生等知青担任了五道井子学校的民办教师。这些北京高中毕业生介入学校教育，大大提升了当地的教育水平。当时五道井子学校有的教师只能教到四年级，因为不会分数运算，教不了五年级；本地教师没有人会解一元二次方程，初中的课也开不齐，教学质量可想而知。知青们到来后，开齐了语文、数学、体育、物理、历史、地理和农业生产常识等课程，使农村学生能接受到完整的初中教育。

　　1978 年正式放开高考后，五道井子北京知青教过的学生有多人考上了大学和中专，如郭敏杰考上了通辽师范学院（今内蒙古民族大学），苏文秀考上了省电力学校，邢景云和许瑞祥考上了卫生学校。郭敏杰曾经多次对人说，如果没有北京知青的到来，他是不可能考上大学的。

没有当民办教师的知青也主动地参与普及文化的工作。当时村里文盲不少，尤其妇女多不识字，于是刘家放与李明讷商量，在村里办了识字夜校，仿照《千字文》的形式自编了课本：四字一句，合辙押韵，内容涉及中国历史、地理、自然知识及爱国主义思想。晚间在村小学教室上课，前来听课的人很多，当时在村里也是件轰动的事。

陆续离开了第二故乡

随着时间的流逝，知青们陆续离开了五道井子。第一个离开的是一队的王美荣同学，由于个人和家庭的特殊原因，她在 1968 年来到五道井子当年的冬季回家过年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第二年冯树德和郭平分同学转到外省的五七干校投奔亲属。以后马九申、孙静安和李宝通被招工去了通化钢铁厂，陶纪东参军入伍，李达去了黄石工厂，谢明、刘家放、谭晓春上大学，祁卫东、吴福生相继病退回京。后来陆续有人被招工到扎旗的煤矿或其他地方工作，五道井子的知青越来越少。1978 年 6 月，由于旗里急需教英语的老师，最后一个知青王玉生被调到扎鲁特旗鲁北一中代课，同年考入通辽师范学院数学系。至此，所有北京下乡知青都离开了五道井子，结束了这段插队的历史。

感 慨

几十年后回顾这段经历，知青们各自都有颇多自豪、遗憾和感慨。

　　上山下乡使知青从学校进入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村，亲身感受了底层社会的真实生活和历史变迁。下乡前，在知青脑海中，贫下中农都是“大公无私的革命领导阶级”的正面形象，而地主富农则是“好吃懒做、贪婪自私、仇视革命”的负面形象。但实际情况却要复杂的多，远非宣传和想象的那么简单。

村里的富农胡氏家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恰巧在土改前分家另过，因分得的土地较少，土改时被定为贫农，后来是大队干部；三儿子读书到小学毕业，土改后政府动员农民参军，共产党急需知识分子。他参军作了营教导员的秘书，我们下乡时他已任西安空军某部团政委；老二和老四在家务农，因家里土地较多，被定为富农分子。同一家中，两个人属于革命的领导阶级，两个人属于专政对象。其实，四个人基本上都是老老实实的百姓，品德上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相对比的是二队有一个土改时的积极分子，贫雇农老张三，知青下乡时他已六十多岁了，以此推算，土改时他应该是四十岁左右。据老乡们说，他年轻时不务正业，不爱劳动，还经常和个别有夫之妇发生不正当关系。老张三没什么土地财产，光棍一人，土改时积极揭发、斗争地主。他揭露的地主的罪行，主要是经常吃荞麦饺子，并且与一户雇农的女儿乱搞男女关系。最后该地主被镇压，地主的老婆给了老张三作媳妇。事实告诉大家，人性是极其复杂的，有的人勤劳节俭致富，有的人巧取豪夺敛财致富，人性的善恶和他们财产的多少并无直接的关联。

下乡使知青们深切地体会到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生活的贫苦。社员刘子玉春天断粮了，四处求借也借不到粮食，只好求助于生产队。队里也没有粮食，只剩下仓底有些发霉的高粱，是用来喂马的马料，队长批准借给他三十斤马料，秋天分粮食要扣去他三十斤好粮食。社员孙海清的小孩生病了，虽然当时大队有赤脚医生，但医生只管看病，患者需要自己抓药，孙海清没钱买药，队长批准，最多借给他五元钱买药，算是应急。社员刘奇辅得了肺炎，没钱看病，想挺几天看看，没想到三天就病逝了，时年五十岁。下过乡的知青，都能深切地感受到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英明伟大。改革开放使农民获得了自由，大大提高了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为国家发展工业和科学技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下乡劳动这段经历，培养了知青们吃苦耐劳的精神。能在远离亲人和家庭的环境中，互相照顾，穿着朴素的衣装，吃着粗粮和咸菜而生活下来，对每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来说都是一种磨练。有些初一年级的下乡同学，如李明圻，也就是十五六岁的年纪，就要学会自己打柴、做饭、烧炕、缝补衣服、拆洗被褥。经过下乡锻炼后，绝大部分知青在以后的工作中都能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地做好本职工作。

文革下乡使知青中断了学业，多数人没有系统地完成初中、高中教育，绝大部分同学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五道井子插队知青为例，只有谭晓春进入天津美术学院学习，刘家放和谢明明进入吉林医科大学学习，王玉生进入通辽师范学院学习。如果没有文革和下乡，知青中的很多人都能考入大学，能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下乡把知青和农村、农民联系起来。五道井子的知青终生也不能忘记他们的第二故乡和帮助过他们的乡亲们。后来一队队长李文学来北京治病，曾任北京中医医院外科主任的刘家放，经常帮助五道井子的乡亲联系在北京看病。一位扎旗的乡亲被汽车撞伤，第一次手术不成功，来北京做第二次手术，托王玉生找到积水潭医院创伤外科主任医师谢明求助，谢明立刻联系安排病人住院治疗，帮助他解决了困难。

知青们在四十年前自己居住的土屋前留影

近年来，许多同学都回过五道井子，探望那里的老乡，看看自己曾经生活、劳动过的土地。如今的五道井子早已旧貌换新颜，几乎是家家住上了宽敞明亮的砖瓦房。现在发愁的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何时出售余粮才能获得最大收益。

　　由于人口增多，村子南面的大草原现在全都开垦成了田地，又建成了新的村落，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土地沙化、草场退化、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生态环境远不如以前。这也是许多内蒙古农村面临的共同问题。知青们只能在心中默默地期盼：

愿五道井子的乡亲们能够在水草丰美的环境中，生活越来越文明富裕！

撰稿人：王玉生 陶纪东

（ 2018 年 4 月 14 日 ）

本文选自

内蒙古扎鲁特旗北京知青集体创作的

《 集体户简史 》一书

图文编辑 / 一杯咖啡两块糖

2025 . 05 . 06 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