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诞辰一百周年

邓方平

父亲邓希森1925年农历四月初十生人，距今整整一百周年。

父亲生于河北省束鹿县(今辛集市)中曹家庄，祖上世代为农。祖父邓五经，其父邓均华。家中有田地28亩，农具齐全，和叔伯一家共养一头耕牛，1949年土地革命农村划分阶级成份时定为中农。

父亲一生坎坷，幼年失学参加儿童团抗日，14岁参加八路军半个月被劝退。17岁一23岁离家到天津北京当学徒8年学生意。24岁天津解放前四个月与本家合伙开缝纫加工厂当经理。30岁1955年公私合营后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运动员。

父亲一生忠厚勤奋，是农村人的基本品性。同时又好学上进具备城市人积极进取的精神对争取美好生活有强烈愿望。

父亲只上过三年私塾，从他的字迹和写的材料可以看出后来的自学是下了功夫的。我下乡前时常看到父亲下班后掏出巴掌大小两三页的文摘印刷品，就象现在折叠的说明书。字很小密密麻麻的，都是古文欣赏一类的内容，我看的似懂非懂，好象是三联出版社，价格有2分的有3分的。这对我后来喜欢古典文学帮助很大。

父亲沉默寡言，不苟言笑。记得小学时夏天邻居们在胡同口乘凉，也许我没有和叔叔大爷们打召呼，父亲说这孩子不爱说话，只听大人们纷纷说，不爱说话好，省的惹事。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反右运动人们总结的经验教训。

我从来没有看到父亲对我们兄妹五人发火或大声训斥，每天匆匆忙忙骑车上班，估计从红桥区估衣街骑到河东区十一经路天津针织厂至少要四十分钟。

还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有一辆外国自行车，深红色，车把上左右各有一个后视镜斜支着特别漂亮。后来母亲说那年你奶奶来天津，你爸要带你奶奶去北京转悠就把车卖了。所以节粮度荒期间父亲两次带我去杨柳青捡白菜邦子和到河沟里摸鱼，我都是坐在二八大杠后面。

国庆10周年时，父亲带我到天津针织厂参加庆祝活动，印象特别深刻。

一进厂好几处冒着热气，还吱吱的发出声响，大院子大厂房非常宽广。先是领我到二楼看的电视黑白的，侯宝林的相声醉鬼，爬手电筒光柱那段。还有梅兰芳的京剧。晚饭在大礼堂，一排排的长板凳。我在长凳子坐着父亲端来了稀饭和包子，前一排的凳子后面带有平板可以放饭碗。大礼堂的舞台上演出的京剧真假李達，我回头看到礼堂最后面有几张圆桌，父亲和一些人在那里围坐吃饭。

天津针织厂有职工五千人是当时亚洲第一大针织厂，著名品牌白玫瑰内衣年产3000万件，利润3400万被认为一年挣回一个针织厂。后来呢？没有后来了，承包，拆分，散架了。

我现在还有几件白玫瑰的老头衫，天热了穿一穿很凉快。

公私合营后父亲曾红极一时，是天津市河东区政协委员，被共产党誉为红色资本家。每年去参加两会带回一兜子材料，不知是区级的还是市级的。

现在分析父亲应是当时最年轻的资本家，年龄不大，当资本家的时间短，合营时资产少，是个资方代理人。容易被改造，再加上父亲积极靠近党组织，想当然是我党政治正确，政策正确的潜在典型，重点培养对象。

公私合营后父亲的月工资是150元。这在当时是很高的，1955年军队授衔时元帅500元，少将才200出头，150相当于中校县团级。可见那时上层还是重视工商业者要发展经济的。

不过好景不长，运动一来减50，再来减25。直到文革前父亲的工资条是75.6元也比一般职工多不少。到了文革，均贫富就彻底体现了农民起义夺取政权的口号意义。

余华有一个中篇《活着》，老谋子1994年拍成电影。男主葛优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男主角，为亚洲第一人获此大奖，影片在香港英美也获得奖项但至今没有在大陆公映。

作家余华说，他的爷爷49年前，祖上留下两百亩地。他爷爷好逸恶劳，吃喝嫖赌，典型的浪荡公子哥。每次在外面赌博输了钱，就把祖上留下的田一点点低价卖给邻居变现以充赌资。到49年，两百亩地都被他爷爷败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债。等到解放，邻居家被划为大地主，而余华的爷爷却划为贫农。后来，余华的父亲还担任过村上的干部。所以，余华说，他和他父亲都感谢他爷爷不是个正经人……

电影里的福贵就是他爷爷土改时定为贫农，赢钱买他家地的被划为恶霸地主枪毙了，儿女被歧视受到许多不公正待遇。

我当初听到余华这一段时，心里也是五味杂陈。父亲当的这个资本家也有很大的偶然性，或者说是一次倒霉的遭遇。

1948年辽沈战役已结束，在沈阳开粮铺的本家叔叔变卖资产带着几十个大洋来到天津还想作买卖赚钱。那时候的人们和70多年后现在的人千差万别，但有一个相同点就是要赚钱。古人都知道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但现在是不择手段，没有底线。过去是本钱不够就合伙开买卖。本家二叔等三个人出资，聘请学生意八年，熟悉本地情况年青又有文化的父亲当了经理。买了几台缝纫机包缝机雇佣六七个人给大厂加工缝纫某道工序半成品，起名永兴加工厂。

四个月后，天津解放(1949年1月15日)。五年后公司合营，父亲成了资本家。

父亲清楚记得天津解放的日子，当我1963年升入115中学时父亲说这是天津解放的日期。我记忆深刻是因为平型关大㨗，林彪的一一五师，我们的校徽就是林题写的，八开纸的墨宝不知落入何人之手。

　对于父亲的资本家成份文革前没有印象，一是年龄小，二是没有填写过任何登记表。我在文革前已经加入了115中学的共青团，团徵还在衣服上别了几个月。后来在学校填写家庭成份时，老师说填写爷爷那辈土改时的成份，就填了下中农，当时的环境氛围是出身越穷越好，越穷越光荣！

1966年文革爆发，参加红卫兵组织没有被批准，说我是资本家出身属于另类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群要好的同学还涌入教导主任办公室去替我求情。当时自尊心受到狠大打击，产生了自卑感。

1968年8月下乡内蒙呼盟，填写登记表问公社书记填什么，他查了档案后说填下中农，后来就一直下中农了。在那个年代家庭出身就是政治生命，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也可以是一个儿戏，在悲剧喜剧之间转换。那是一个荒唐的时代。

下面是父亲亲笔写的文字，应是向上级组织写的汇报材料。也可以说是交心臣服的检讨自责，我一直保存着，现在有了语音转换文字，很方便作为电子文档保存。这个汇报材料70年了，保存了当年父亲一类人的际遇和他们的真实想法是值得后人思考的。如兰亭集序所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我由1岁到6岁，(1925年到1930年)。在外祖母家生长。7岁上学才到本村曹家庄村。我家是中农，父亲是在外面经商，在我10岁时他才回到家里种地。7~16岁是帮助父亲种地，因父在外经商多年，对地里活儿不熟悉。13岁时地里活儿大半是我来种。

吾父是买卖人出身，教育了我很多买卖中的各种规则，将来出去学生意如何学怎样学，讲了如何成家立业的道理，使我知道要想发财还家到外面必须顺从，事事都要忍耐才行的道理。这是家庭的教育。

7岁至10岁上学是由本县相王村穆致瑞老师教学，这几年从课本上知道了一些知识。像鸦片战争，英国用毒品害中国人。

将我国大量的白银抢走，使中国贫穷。八国联军强迫使我国开放口岸等辱国的事情。这时中国在乡间正禁大烟，每到集日都枪毙很多烟鬼。使我更加痛恨英国帝国主义。918事变后，课本上讲到日本鬼子在东北如何奸淫烧杀东北的老百姓，很多人被日本杀害的情景。简直拿中国人不当人。当时我想长大了要为国家报仇，把中国先前的耻辱给消灭光。77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没有看见他抗日就都走了，没有过多少日子，就听说中国红军，八路军来了，当时就知道八路军是抗日的队伍。听到八路军宣传抗日的道理。才知道抗日高于一切，当时号召儿童站岗，青年抗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有一次区队的干部来学校给儿童团讲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中国人怎样才能打倒侵略者的讲话。日本侵略中国，第一，看到中国人不团结，一盘散沙，二看到中国内战10年，国共不合作。三看到中国政治腐败，这是日本要侵略我国的原因。我们如何才能打倒日本？中国人必须团结，国共必须合作，这才是救国救亡的道路。像当时的抗日救国歌，国共合作中国不会亡，两党合作，中国就富强。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抗日高于一切。这些对我的抗日思想很深。在我心中印象最深。

当时日本已经深入乡村，抗日救国的各个部门都在发宣传单。区队时常到学校来教导儿童如何抗日，当时我是儿童团长，有时给区队到日本占的地方数有多少马或有几辆汽车回来报给区队，我村的儿童团时常受到区队的表扬。

当时学校更困难，上学没有固定地方，坟地是常常上学的地方，课文儿就只有抗日读本儿一门儿功课。在这个时期给我种上了中国人必须抗日的思想。在我14那年，1938年秋后我参加了八路军的385旅。可能是这个番号己计不甚清。有我两个本村，一是申丙炎，一是同学崔大考，他们都是当年夏天参军。现在申在河南专署，崔大考还在部队陈再道的队伍上。我当时为什么要参加八路军？是因为抗日中国人必须打倒日本才能过好日子，才能太平。至于八路军的马列主义三座大山，三大敌人。那时候我就没有听见说过，光听见穷人跟八路军是朋友。我在部队半个月，当时参军没通知家里，我当时个儿很小，部队要往山里去，家里人找到部队问指导员这么点儿小孩儿跟着你们上山不麻烦吗？当时还有同学是11，12岁的听说我参军，也都要来参军，有四五个，部队看我们太小，怕路上不行队伍走失，指导员把我送回来，告诉我部队回来了再让我去。直到现在，有时想起我只是参加八路军半个月的情景。这时日本扫荡更厉害了，学校不能上，每天跑好几次，因日本来讨伐。

16岁，1940年。家里不能读书，就让我本家邓景川在天津东车站大马路和济工厂来学生意。邓景川是北京前外布巷子庆力升布庄经理。在和济工厂共8年16一23岁。刚到天津市看到日本随便打中国人，看着生气，看见有人坐人拉的洋车也看不惯。光知道为什么都是人，你就让他拉着，你不许不拉他吗。以上的想法看法，几年后因学生意和社会环境。慢慢的忘掉。我记着在学生意刚两年的时候，一天晚上我在旧报纸上写着玩儿抗日到底，让副经理看见要解雇我。说要给他们找祸，这个让日本看见还了得。

在刚到天津一年时，和济与日本商人来往，当时学生意的得给日本端茶。心中不愤认为是耻辱。可是当时学生意的都要是顺从经理的指挥，几年后连给日本人端茶也感觉不出什么来了。在和济8年学的一脑子的买卖经，根本不知什么是剥削，经理给多少就认为不少。

在和济同事有任金平，(现在河北中山路恒大抜丝厂工人)尚恒山(现在河北中山路渔场大街国营拔丝厂工会主席)。学生意8年前4年都是邓景川来扶养。我穿衣花零钱。都是他给，因为他是买卖人，给我讲说很多学生意的道理。在日本投降前后和济也就关门儿了。和济在北京有分号也关门儿了。

有同事赵恒乾高庆轩领东开德顺兴五金行把我找去当职员。这时国民党来不久，那时我想中国人可把日本打败了，中国人可出口气吧，当时中国是什么四强之一了，当时我心中很痛快。好景不长。黑云又布满中国，看到报纸上美军也已在我国沿海城市登陆，帮助我们接受(收)日本。东北俄国出兵也帮助接受日本，当时我想我们刚把日本打败，还没有走，又来了这么多狼。

紧跟着国民党吃私无能，弄的物价一日三涨，接着就是解放战争。当时给我印象很深，知道长春战争死很多人，四平战争死人更多，当时我回忆童年，在学校时情景。区干部讲话又在我脑中回忆，像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两党合作不会亡，枪口对外，为什么现在两党又打起来，这不是中国人的不幸吗？根本不是解放战争，是为什么当时我连名字都改了，我原名叫希森。改为中立，主要原因是两党打起来是中国人的灾难，我谁也不随着谁来也好，老老实实当个买卖人算了。

天津解放前4个月，有我本家邓新民合伙开永兴工厂。将德顺兴工作不干，就在永兴当经理。这时我走资本主义道路理想最深可到学生意学徒当上经理了，我这以后就可能成家立业。脑子里只如何赚钱做买卖，其他别事完全不闻不问。国家事更不用说了，几个月后就解放了，对解放来说我没有什么感觉，反正买卖人做生意，谁来给谁纳税就行，别的没有什么。

解放后各项运动和我的感想。

我对抗美援朝的看法，当初刚抗美援朝时，我认为政府刚成立没有多久，这不是自找其祸吗？不管这些事情自己顾自己国家多好。打起仗来准行吗？以后知道志愿军打到38线以南直到停战协议才知道，如果不抗美援朝要打到中国来不是更有损失吗？

三反五反运动和我的感想。

刚开始的时候说资本家偷工减料，偷税等我不愿听。认为偷工减料那是加工家应得的，为什么说偷呢。根本不知道五反是改造企业改造资本家。经过加工订货慢慢的知道偷工减料是不对的，也明白资本家只有唯利没有别的观念是错误。

镇压反革命及镇压恶霸运动。

这个运动。是我脑子里印象共产党领导的好处最深。像镇压反革命是对的，反革命的主义是另一回事儿，你不应该将人民用血汗新建起来的工厂矿山给破坏了。能说你破坏那建设是对人民有利吗？我认为镇压是正确的。

这些恶霸，多少年来恶霸都是骑在老百姓的头上，无恶不作。天津的恶霸最多，买卖人口，开设娼妓，拦路要钱，打群架。共产党来了把这些坏东西取消，把这些坏人教育成好人，这几年小偷儿少了，国民党在时连土筐都不能在门口放着。最明显消防队救火。国民党时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国民党是消防队救火拿水龙头的人给钱后才往火上冲水。他们比放火都厉害。

国民党时警察都养着小偷，土匪，土匪抢来了警察都有份儿。国民党的警察比土匪不厉害吗？解放几年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把一切对付人民有害的势力推翻，我认为镇压是正确的，同时使我也知新旧社会的好坏。

全行业公私合营

经过近年来新社会教育，认清私营工商业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监督，个人才有出路，回想旧社会资本家唯利是图剥削是可耻的，什么也不干，到时候就拿钱知道不劳而获是不行的，也就是无耻的。那时我想做买卖剩下几个钱。让孩子们上学，可是小孩子现在上学连大学都不用家里花钱都由国家供给。将来他们是有前途的，再说公私合影后也能用实际劳动锻炼自己为劳动者，也没有失业的可能，你自己工作买卖也有关门儿的时候，资本家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对的，这样工商业是有前途的，我现在回想一下，不干活儿就拿钱是不行的。邓中立

材料所说的民国警察不就再现了！某火车站的派出所不就是如此吗。其实何止区区一种现象，从1955年到1985年，三十年河东不是又河西了。私营企业在中华大地如雨后春笋般快速生长成为执政党不可或缺的经济支柱。你说这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如今社会笑贫不笑娼，不再以穷为荣，天翻地覆了。什么主义不重要了，从上到下各行各业只认一个字：钱！有权的以权捞，无权的黑心捞。何以如此？一贪官说，穷怕了，从小就对金钱有强烈的愿望。

父亲最后的签名 邓中立，说明他这个红色资本家并不是真红！父亲口服心里不服。

史料载49年那会儿，好友劝沈从文南下。沈说我一个靠写字养家糊口的又没有骂过共产党，为什么要跑。我谁也不反对，谁也不拥护。结果被郭沫若打成右派，郭说不拥护就是反对，没有中间道路。还好后来被周送到科学院研究古董去了。

想起母亲曾说你爸常到红旗饭庄叫菜和工人一块吃饭。(北马路和估衣街是邻街)还带他们去北京逛公园，等合营时落个资不抵债。父亲的所谓工厂是一个小院有六间平房和一个只有一个蹲坑的茅房。胡同上方有砖雕的纯德里三个字，是估衣街归贾胡同内的江叉胡同12号，我家14号是一个20多户的大杂院。

父亲身材高大健壮是因从小干农活。年轻时英俊潇洒，想他骑洋自行车时一定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感觉。那几年应是父亲最美好的时光。

父亲16岁离家学生意当学徒，谨小慎微，战战兢兢侍候老板八年。好容易有机会自己当老板了，几辈子的理想刚刚实现，还没等光宗耀祖就破灭了，可想对他的打击有多大。郁郁不得志让父亲患了高血压病，人祸天灾那三年腿上一按一个坑，营养跟不上又得了肝炎。

1987年夏季父亲在天津二中心去世，享年62岁。呜呼，哀哉！不能称享年啊！

父亲去世了，留给我们的财富是他的基因，他的品行。父亲待人和善，一辈子没和人红过脸。奉行安分守己，吃亏是福的处事信条。父亲多年在商人周围生活，没有沾染不良习气，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父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福报在他孙辈身上，1997年邓家祖辈第一次出现的大学生就进入了清华大学。

父亲的在天之灵护佑着他的子孙，相信父亲看到五个子女和孙辈欣欣向荣的生活状态定会感到非常的欣慰！

写此美篇怀念父亲诞辰一百周年

写此美篇告慰我亲爱的爸爸！

2025年5月7日农历四月初十

完稿于唐山石油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