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舍与鞍钢的这份缘——鞍钢日报

紫石毫光

不舍与鞍钢的这份缘 鞍钢日报/2021年10月13日 一 我与鞍钢的缘分，还得从我父亲说起。 我的父亲智育民，1906年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1936年9月参加牺盟会，1937年2月参加革命，长期在晋察冀军区四分区工作。1946年晋察冀军区各机关从张家口撤退，父亲于当年10月到了东北。1947年7月以后，先后任合江省（现黑龙江省）政府民政厅战勤科科长、省政府荣军管理处主任、省政府农业厅秘书主任兼厅党总支书记、佳木斯市委委员等职。1949年大军南下，父亲随合江省干部团由佳木斯出发经哈尔滨到达沈阳，接到东北局调令，到鞍钢工作。 1949年的鞍钢刚刚恢复生产，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对父亲来说，因为没有在工业企业工作的经历，不知道自己能否胜任，内心充满忐忑。1949年7月，由于当时鞍钢党的组织还没公开，仍处在保密状态，刚到鞍钢的父亲担任的是鞍钢选矿厂（烧结总厂前身）不公开身份的党支部书记。当年9月，由于党员人数增加，父亲被任命为厂党总支书记。1950年6月，鞍钢党的组织开始公开化，选矿厂成立党委，父亲被任命为选矿厂第一任党委书记。此后，父亲又历任鞍钢房产福利处处长、中型轧钢厂厂长、鞍钢安全处处长、鞍钢党委视察室主任等职，1956年至1958年还曾在苏联学习。 　　母亲是天津塘沽人，1946年在张家口参加革命，曾任晋察冀军区合作总社会计。由于父亲当时是合作总社主任，因此与父亲相识，他们于1946年结婚。父亲调往鞍钢工作后，母亲被组织上安排担任当时的鞍钢职工总医院（鞍钢总医院的前身）幼儿园园长。1952年幼儿园统一划归鞍钢房产福利处后，母亲一直在房产福利处工作，直至离开工作岗位。 1956年智春山与父亲在台町合影 　　当年，鞍钢不但需要大批的工人以及技术力量参与到鞍钢的恢复建设中来，党的领导干部也严重缺乏。于是，中央决定从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四大区调动大批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支援鞍钢，很快形成了全国支援鞍钢的大好局面，其中地县级领导干部从1949年开始至1954年底来鞍钢的就有500余人。这些从硝烟中走来的老同志不但在鞍钢恢复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为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合理布局与发展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被称为“鞍钢五百罗汉”。我的父亲就是“五百罗汉”之一。1949年7月，我们全家来到鞍钢的时候，因为父母带着两个哥哥，家里人口比较多，鞍钢秘书处就把刚刚维修好的台町35号独院小楼分配给我们家居住。 智育民戎装照 　　新中国成立之前战事不断，导致台町里的房屋破损十分严重，整个台町一眼望去空空荡荡，到处是一人多高的野草，山鸡、野兔、野狗、猫头鹰更是随处可见。随着鞍钢开始恢复建设，台町住宅的维修被提上议事日程，由鞍钢秘书处组建的维修队作为当年最基本的建设队伍，利用有限的条件，对台町一带的房屋进行修缮，将屋顶的瓦、木制的门窗、地板、破损的玻璃一一进行修理，室外的院子也进行了平整，经过简单的维修算是具备了居住的条件。 　　我们家刚搬进台町的时候，里面的住户非常少，应该不超过10户，稀稀落落，都是外来支援鞍钢建设的领导干部。慢慢地，邻居越来越多，台町终于有了生气。1951年，在我父亲来到鞍钢两年后，我在台町35号出生了。可以说，我对台町的亲切感从小就有，房前屋后、各条街道，都留下我跟小朋友们一起玩耍的身影。如果说我对鞍钢有感情，那一定是从台町开始的。这里的叔叔阿姨都是鞍钢第一代的建设者，他们每天都是过着工厂与家庭两点一线的生活，虽然我不了解他们的工作，但是从父亲与母亲的对话中，我常常听到“鞍钢”这两个字，我知道这里是父母工作的地方，未来也应该是我工作的地方。 的确，如我想象的一样，1970年从农村抽调回城后，我也成了鞍钢的一份子，从一名工人干起，一干就是40多年，我也跟父辈一样，两点一线地工作生活在这个城市、在鞍钢、在台町里。 　　二 20世纪90年代初，我当时是鞍钢第一初轧厂机动科科长。可以说，走过懵懂的青春，40岁的我开始从不同角度看待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对我从小就生活的台町。它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什么时候建成的？为什么要建设？甚至当时为什么会选在这个地址？种种的疑问使我对台町充满了极大的好奇。而当我把种种疑问跟熟知台町的人们谈起的时候，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台町的历史脉络，邻居们熟知的只是自家门前的一草一木，却远不是我想要的答案。就这样，我带着疑问和对台町的深深感情开始了对台町历史的探究，几十年从未停歇。 工作之余，我从不同渠道收集了《辽阳史志》《鞍山史志》以及日伪地图，收集并翻拍了大量有关鞍山及台町日伪时期的老照片，查阅并通读了《鞍钢史》《鞍钢志》《鞍山市组织史》《鞍钢组织史》《三冶组织史》等组织史料上百部，电话采访外地的台町老住户，走访仍然在鞍的台町老住户，收获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倍感充实。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只要有空闲我就拿着照相机走在台町的大街小巷，拍下感兴趣的镜头。多年以来，台町的每一栋房屋，或整体或局部，包括每一条街道哪怕是一个历经百年的老井盖我都记录下来，这些过程使我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台町二代”成为一个忠实的台町历史记录者和台町文化守护者，我努力用自己的劳动填补地域历史的空白。 说到对台町历史的挖掘，我还干过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莽撞的两件事——先后给马宾叔叔和李超叔叔打电话了解当初他们住在台町时的情况。那应该是2003年前后，当时马宾叔叔还在国务院工作，我拿着经过几番辗转找到的电话号码把电话打到马宾叔叔的家里，当时正好是马宾叔叔接的电话，我自报家门说：“马叔叔您好，我是鞍钢智育民的儿子，我在研究台町的历史，想跟您了解一下情况……”“孩子，我跟你讲可以，但是切记不能吹牛。”后来我理解，马宾叔叔说的“吹牛”，是说一定要基于事实，而不能夸大其词。那一天，我向马宾叔叔了解他是哪年搬进台町的，住在哪一栋房子等等，他都一一作答，并跟我分享了一些他所了解的关于台町的老故事。当年马宾叔叔的教导，如今我还铭记在心。后来，我又给曾经担任过冶金部副部长的李超叔叔打了电话，李超叔叔是1965年的老部长，他对我这个小辈提出的问题竟不厌其烦地跟我足足聊了两个小时。李超叔叔听说我是鞍钢人，特别热情，不仅跟我聊台町，还聊了许多他在鞍钢、包钢以及在冶金部工作的经历，真是丰富多彩，让人感动又难忘。 这两位前辈都曾在鞍钢工作过，对鞍钢都有深厚的感情，他们也都曾在台町居住过，他们的讲述使我对于台町的历史以及内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1981年智春山与母亲合影 　　在人们的印象中，在台町居住的都是领导干部，其实也有例外。1958年，鞍钢开展学习山西阳泉煤矿经验，领导干部要下到基层与工人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简称“三同”），密切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按当年的规定，凡是在台町居住的厂矿长、厂矿党委书记一律搬入工人房区与工人群众实行“三同”，而台町则作为鞍钢机关房区使用。当时父亲是鞍钢中型厂厂长，属于“三同”之列，因此我们家就搬到了位于立山区太平村的44栋18号的中型厂房区。与我们一起搬走的还有其他厂矿的领导干部。当时的台町住户几乎搬走了一半。而作为鞍钢机关房区，又新搬来了一些鞍钢机关和东山宾馆的工作人员，比如有小车司机、领导秘书、俄文翻译、技术人员以及东山宾馆的管理人员等等。1959年8月，因为父亲离开中型厂到鞍钢安全处工作，属于公司机关范畴，我们全家又搬回了台町。 　　截至1966年，我统计的曾经在台町住过的住户大概在320户左右。在我的记录里，不仅有台町的历史沿革、房屋以及街道的基本情况与变迁，还有这320户人家的基本资料。如果说，台町的历史沿革是我从资料上一点点搜集过来的，那么关于每一栋房屋主人的故事，则是我通过走访、电话采访得到的第一手资料，我希望我的记录生动、鲜活，能够真正反映不同时代台町的故事。为了把这些记录下来，我还绘制了不同时期的台町平面图，并由专业机构按照一定比例绘制出来，这对于展示台町的历史面貌起到了直观的作用。 1991年智春山在鞍钢第一初轧厂参加设备大修 　　2003年，有官方媒体找到我，要使用由我撰写的台町史料，于是在报纸上连续刊发了6篇关于台町历史的署名文章，这些鲜为人知的史料在报上发表后，立刻引起了读者的关注。我身边的许多邻居、同学都很感慨，说没有想到我们熟悉的台町竟然还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同时，也首次揭开了台町的重重迷雾，告诉人们台町是怎样的历史脉络，更为后来台町成为辽宁省级历史文化街区奠定了基础。 2015年，台町被相关部门批准成为辽宁省历史文化街区，这也使更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了这里。而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台町人，对于这里的感情更是日益深厚。对于台町的研究和保护，已经由当初的好奇心变成了一份责任感。我觉得自己不仅仅是一名台町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更应该成为文物的保护者。 1995年，智春山在台町49号住宅前留影 三 台町的历史与“鞍钢五百罗汉”人物的历史是息息相关的。“五百罗汉”这个话题在鞍钢史志中虽然留下的文字不多，但仅有的文字记载却为鞍钢的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研究台町历史的过程中，我总会将台町的历史与“鞍钢五百罗汉”人物联系在一起，因为台町里绝大多数的住户都是“五百罗汉”中的一员，可以说，台町人物是“五百罗汉”人物的主要构成体。在台町里，我曾目睹老前辈们的日常生活，聆听过与他们有关的故事，加之我的父亲也是其中一员，所以我对于这个群体非常感兴趣。 2004年和2008年，作为组织者之一，我曾经两次参加了新、老台町子女的聚会，大家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了鞍山，就如同当年我们的父辈一样，怀揣着梦想齐聚钢都。这两次聚会虽然每次只有100余人参与，但却使许多失去音讯的老朋友都恢复了联系，这也为后来组织“鞍钢五百罗汉”项目的开展建立起了广泛的基础。在鞍钢党委的领导下，从2015年4月开展“鞍钢五百罗汉”项目至今，我已经跟300多位“罗汉”的子女建立了联系，并且还为“五百罗汉”本人及其家庭建立起了纸质及电子档案，内容以个人简历为基本资料，辅助其他资料，如照片、回忆录等等。 我在收集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常常被这些内容感动，经常泪眼模糊，想着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在项目开始之初，我找到与我志同道合的“发小”——同样是“五百罗汉”子女、从鞍钢实业公司退休的杨伟平，邀请他与我一起从事这个项目的研究，我们一拍即合，决心对这些为鞍钢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前辈们的历史进行抢救性挖掘，填补鞍钢在解放初期相关领域的空白。 　　在鞍钢博物馆的具体指导下，“五百罗汉”项目组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和帮助。2016年12月，我和项目组同志一起去了北京，访问了 “五百罗汉”之一、原鞍钢宪法起草小组成员之一的殷恕阿姨。说起来我与殷阿姨还挺有缘分，在鞍山时她曾是我家门对门的邻居。后来，她随丈夫、原鞍钢政治部副主任张子雄支援水钢去了贵州，再后来又支援宝钢，在上海市委任职。建国初期，殷恕阿姨曾任鞍钢制钉厂厂长，后调到鞍山市委工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她曾任鞍山市委秘书长兼调研室主任，了解鞍钢宪法起草的全过程。那一年，老人已经95岁了，却精神矍铄、耳聪目明，她饶有兴致地跟我们谈起起草鞍钢宪法的往事，让这段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 智春山参与编辑的著作【台町故事】 　　2017年，我与杨伟平受鞍钢党委宣传部委托，去沈阳访问了五百罗汉之一——原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已经97岁高龄的刘异云老前辈。按理说，这个年龄的老人是不方便接受采访的，为此，我先跟他的儿子取得联系，知道老人的身体状况良好。老人家听说鞍钢党委派人采访，更是愿意跟我们聊一聊。那一天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刘异云老人对于鞍钢来人采访十分重视，事先写好了几大页的提纲，兴奋地跟我们讲述他的工作经历。原本计划一个小时的访谈，老人家竟不顾家人的提醒，侃侃而谈两个多小时，能看出来，老人家说起鞍钢的往事特别高兴。在与他面对面的交流中，我也感受到老一辈革命者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我想这就是“五百罗汉”的精神，这就是鞍钢人的精神。 智春山参与编辑的著作【台町故事】 　　这些年，我还与项目组的杨伟平、王帅先后走访了居住在鞍山市区的“五百罗汉”，比如丁耀轩、殷渊、谭福润、郭廷俊、穆景生以及几位“罗汉”的夫人，通过面对面的采访，力求把他们的经历真实记录下来，填充鞍钢波澜壮阔的历史，为共和国钢铁工业的发展留下最真实的一笔。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是与鞍钢的缘分却不会断，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份情感一直延续下去。智春山口述本报记者王颖整理 横屏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