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生平简历” 和生活影像

家和万事兴

□王剑楠

翻阅父亲一生的日历，父亲留给我的是生前的一些旧照片和晚年在家撰写的《我的生平简历》。弹指间，父亲离开我们己有十二个年头。特别是父亲写的生平简历，生前曾一直想让我给他做一下修改，然而我因水平有限，始终未能完成父亲交给我的这个任务，想起来似乎成为了一件憾事。

今日当我重新阅读后，感觉父亲的经历，尤其他的文字功底，岂能是才疏学浅的我能够修改的。当初，我在父亲去世五年之后，曾写过《父亲的自传》，对父亲写的这个简历进行了解读，尤对他的一生进行了简要的回顾，但是我觉仍没有父亲本人写的简历真切、真实，令后辈敬仰。因此，我将原作稍作“整理”，并配上留存的部分生活照片，期望达到存史、缅怀的目的，也权当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吧！

父亲（左）与爷爷的合影

我的生平简历

我叫王乃奇，时年71岁，生于1940年9月15日。

我8岁（1948年）开始在本村上小学，到1952年秋，上到四年级时，父亲（在天津市公安局工作）回家探亲，见我12岁，可以离家，就和全家商量好（可能是因为当时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吧），带我到天津市一区一小上学。

到津后，关于上几年级的问题，父亲几经权衡，认为继续上四年级怕跟不上，因为天津小学的文化水准比农村的高，所以决定重新上三年级，这样我就到了市一区一小三年级五班。当时天津的干部都实行的是供给制（也许刚解放，全国都这样吧），因此，我上学在学校领取补助费，每月十几元，在公安局食堂上灶，睡在公安局。生活挺规律，挺满意。

父亲（右一）在县城上学时的同学照

共度过三个年头后，到了1955年秋，上级突然调父亲去北京政法干校学习，不能带家属，生活出现无法安排的困难，就到学校给我开上转学书将我送回原籍，并将学籍转在了当时的黎城城内完小，分在第32班。

1956年秋，参加了升学考试，顺利考在了黎城一中初中14班，1959年秋又考入一中高中3班。这一时期，从初中到高中，我们参与了学校的各种建设以及社会上的各种劳动，基本上是半工半读。比如，一中的校建，我们抬梁、搬砖，到西水洋烧水泥，到上遥、西井等地练钢铁，我们扛矿石。到1962年毕业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各行各业都在缩减人员，所以高考也在压缩，高考率只占2%，因此高考无望，即返乡劳动，同年8月结婚。

这期间，不少好心的同学，约我同去考教员，我说：“坚决不去，我这辈子就在村劳动算了。”所以我们3班，后来当教员的很多。在村上劳动是很艰苦的，那时没有车辆，所有农活全靠年轻人两肩膀担。春天担粪到地，秋天在地里往回担粮食，总是早出晚归。这年秋后，村上说缺一副会什，就决定让我兼任村里副会计，管出纳。

参加“四清”工作时，在武乡县东良公社出席县级贫代会的合影，后排左三为父亲。

1964年秋,“四清”工作开始，因要到长子县搞大会战，干部不够用，就在农村借调干部。我就在那时被选中，参加了“四清”工作队，月资25元。我随工作队在长治市经过月余集中训练后，年底即开赴长子县参加了大会战，65年又到武乡县搞“四清”，这年入党。

“四清”结束，当时我被分配到县政府任打字员，工作很艰苦，很紧，很累，而那时每人每月只28斤粮票，即每日九两粮，根本无法吃个饱肚皮，整日就是在饥饿中工作，度过。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和当时的许多同事都参加了“红卫兵”，后分为“红联”两派（当时“红”为“革命派”、“联”为“保皇派”），我当然在“红”字“革命派”。

1968年，据说上面有通知，说借干借干，有借有还，我被还回村里为农，又过上了与庄稼活打交道的艰苦劳动生活。1969年遇上了换届选举，我被选，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这一下更劳累了，每日除生活劳动外，还要考虑村上的一些工作和杂事，由于经验不足，晚上总睡不好，总在考虑如何安排下一步工作，计划等等。

在县革委机关的返乡留念照，前排中为父亲。

到1970年冬，听说公社（当时称公社）调来个新书记，姓杨，当我去公社开会时，他说认识我，就找我谈话，问我：“你在村上当支书？”我说：“是”。他说“不要在村上干这个啦，来公社帮助工作好不好？”我略加思考地回答说：“好吧”。就这样我辞去村支书，来公社帮助工作。

说来也巧，不出月余，当时的供销社来了招收“售货员”的指标，杨书记即到供销社给我争取了一个名额，月资33元。这时，我即成了供销社一员，在公社工作。这时期，我感到很高兴，所以非常卖力地工作，可以说不知疲倦地工作，所有公社的材料，我全管。比如，上呈下达呀，简报，典型材料啊，计划总结呀等，没有我不管的，还发挥我打过字的长处，专门去县里通过关系搞来一台打字机。材料写成，打印出来，然后装订好，送上去。

另外，那个特殊时期，在街上贴大幅标语的情况特别多，过节要贴标语，配合形势宣传啊，要贴标语等等，这些标语，口号都是我起草，然后拿上大板刷，端着墨就到街上写。起先是同志们贴，后来干脆先贴后写。还有当公社行政秘书请假不在时，他所管的一切，都归我管，比如上面来人接待呀，结婚、离婚呀，有人来公社问事呀，生气、打架告状呀等等。那时，不过星期，一般住在公社，不能随便回家，晚上要经常开电话会，或开会研究工作，真是不分昼夜地工作。

1979年，父亲（左）和我二叔去天津看望我爷爷时，“五一”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留影。

俗话说，光阴如梳，不觉已过去八个年头，到1978年冬，县财贸部长王省堂来供销社视察工作，在公社门口碰见我，惊讶地说：“你原来还是咱供销社人。”我说：“是”。他说：“县供销社需要人，你愿不愿意去？”我回答说：“去也可以，我愿意，但不知这里能不能走开，再一个是我能否胜任县社这个工作。”他说：“只要你愿意就行，这里能不能走开的工作我去说。”就这时，1978年冬，我来到县社政工科工作。

县社政工科只一人，主要管理人事调动和人事档案的归纳、整理等，此外，大多时间和县人事局、组织部打交道（主要是材料），因此和他们比较熟。一年后，即1979 年冬，县农工部贾部长突然找我谈话说：“县农业局需要个写材料，如果你愿意，调你到农业局写材料怎样？至于说你不是国家干部，还不能调到国家正式单位的问题，我已和组织部交换过意见啦，给你暂定个以工代干就行了。”我答复说：“服从组织调动吧。”因此，1981年初，我由组织部调动，去了农业局报道，当时主要负责典型材料和简报等，大多时间跟随县主要领导下乡采访。

父亲在东阳关公社工作时外出参观的留影

1984年，在提拔中青年干部中，我被选中并提拔，分配到东阳关公社任党委副书记，一下成了副科级国家正式干部。在关上干了四年，离家50里，只蹬个自行车，回家半天，返回半天，请上最多两三天假，光路上就是一天。那时家里又正好分了自留地，孩他妈又在村当民办教员，孩子们都小，地的耕种，我是主要劳动力，孩他妈辅助。一到夏秋天，我就发愁，请假很难，而且时间不能过长，最多三、四天必须返回岗位。试想，短短的三、四天能做些啥，累的很，苦的很，愁的很。无奈向组织要求调到离家近点的公社。

父亲在上遥公社工作时外出参观的合影

1987年从东阳关，总算调回了上遥，路程缩短了40里，误在路上的工大大减少了。在上遥又是4年，（1988年把公社，改成了乡镇）到1990年县里派人来上遥考察干部时，考察组成员认为我的工作还是肯定的，就初步拟我下一届上一个合阶，做乡人大代表主席团主席（当时我正在东社村下乡解决东社问题）但向县里汇报时，县里有人提出，说我在东社问题上没有一碗水端平，支持了掌权派，压制了反对派，因此不能上人大主席。就这样，我被暂挂起来，不予分配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正好是县委常福江书记才调到黎城不久，对黎城的情况还不太熟悉，我赋闲在家，反正也无事做，就去找书记，常书记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就此把东社问题从始至终向他汇报了一遍，常书记听后，当即说：“原来东社问题是这样。”并说：“那么人大主席位子已满，你先在城关等一阵吧，城关正好缺副书记，等有了机会，我再给你安排。”果然在城关工作一年后，调我到柏峪乡任人大主席，成了正科级，半年后，又调到平头乡任乡长。

在平头又是一年后，当时在平头任党委书记的白富奇找常书记要求调到城里工作。因此，常书记和我谈话：“富奇要求调走，那么，他走后，你在这里任书记怎样？”我当即表示说：“常书记，让我上书记，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是您对我的关怀和重用，我深表感谢，但我年龄大啦，不适合再当重任，就让我回城吧。”所以，90年下半年，我调回了县物价局任副局长，直到2001年退休。

父亲（右一）在杭州灵隐寺岳飞庙留影

1984年，父亲和付田同志（时任东阳关公社善叶村党支部书记）在上海大厦前的留影。

父亲在上海外滩留影

父亲（右一）在苏州园林留影

在物价局工作时，同部分校友于黎城一中母校留念，共叙友情，后排左三为父亲。

父亲退休后参加县老干部组织的活动，后排左二为父亲。

父亲的一生是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一生，同样也是他自入党后，积极认真负责地为党兢兢业业工作的一生。他继承了我爷爷奶奶光荣的革命家风，始终坚守无私地为党工作着，进而又影响着子女后代的生活。

我相信父辈们的思想风范将永存于天地间，为后人所追思和学习。唯愿如此吧！今终算“整理”了父亲的生平简历。就让父亲这情真意切的生活阅历——生动的文字和亲切自然的生活影像（虽然没有工作照）去照进现实，走向未来。

2025年于五一假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