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边的北京知青

一盅清茶

我是春节后去北京一个研究所报到的，这时回家过年的北京知青们都在打点行李，准备离开北京的家了。他们要走了，而我来了，在食堂里排队打饭时，都能感受到他们投过来的那复杂的目光。

能在文革中上大学的知青，都是动乱时代中的幸运儿。当我毕业后来到北京，周围的老同志们都这么和我说，很快我也切实地体会到了。

我在的这个研究院，知识分子、技术专家那是一抓一大把，外省人眼中的“高级干部”在这里也不少见。1976，他们的孩子们大部分都还在插队，也有“兵团职工”，分布在黑龙江、陕西、云南、内蒙……。看到与他们孩子同龄的我们分配工作来北京，不由得想起他们遥远的子女。

加工连的老徐工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是老高一的，插队在内蒙。

文革中好好的研究院非得折腾成军队编制，“加工连”其实就是为科研试验的加工车间。加工连的造反派头头是个工人，此刻为了“占领上层建筑”，坐在院办公室搞收发，似乎有权了。徐工是个技术干部，仍然在动手制作试验模型。

徐工工资不高，仍尽全力地为女儿打点行装，装了几罐肉丁炸酱还有许多食品，让她带去内蒙农村，见了我和同事在场，还让女儿以“叔叔”称呼我，搞得双方都脸红了。

和我同办公室的小葛，北京人，从插队的陕西上大学后分配过来的，老婆还在农村当知青。他成天闷闷地抽烟，指甲都是焦黄的。

他是顺义的，老婆还在陕甘边界插队，“天水下了火车再坐汽车，下了汽车再坐牛车。”据说他已经有了女儿，为了不断绝仅有的上调希望，不能把女儿带去老婆插队的地方，只能放在顺义的爷爷奶奶家。

十月惊雷，乾坤大挪移。1977春节过后，食堂里返城知青猛地多了。他们不在食堂和我们一道就餐，而是拿着饭盒打饭回去吃。他们没有工作，而是在家里焦急地等工作岗位来招手。

徐工的大女儿也是打饭队伍中的一员，她的眼神始终躲避着任何人的目光，她户口是回了北京，可是却成了多余的人。他们是我的同龄人，看到新来的知青大学生在大院工作，对比之下更难以接受不同的命运。

坐吃山空的家庭里实在难，后来从北京日报上看到了知青自己在找出路的报道，前门街道的回城知青卖起了“大碗茶”。消息灵通的小彭告诉我，徐工的女儿也在家里给街道小厂描绣花鞋的花样，一张7分钱。不知道她能减轻多少家庭负担，她内心的焦急与失落可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

宿舍里的小姜是上海人，从黑龙江建设兵团上的大学。她的兵团战友经常到我们宿舍来找她玩，从她们口中我才知道了大返城的由来与经过，在“今夜有暴风雪”这部小说中有生动的描述。

“都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待业的兵团北京知青很快融进了我们，每逢星期天我们都在电炉上煮一锅排骨萝卜汤，再去食堂打几份菜买几个馒头等他们。

他们则带我们去玩“恭王府”，那时还是他们父母住的公安部宿舍，不对外开放的。我们看到“怡红院”的长廊里在晒白菜、“潇湘馆”的屋檐下乱拉着电线。有他们导游，恭王府的犄角旮旯都走遍了。

1977年暑假，家里来人到京。那个时代中南海是开放的。我辅导高考的一个学生，家长在警卫局工作，拿来几张票，星期天我们五六个人一道去玩了中南海。

中南海里挂了红横幅在卖茶水，都是国务院工作人员的知青子女，军人在一旁协助。那个年代上山下乡的负担是由全国干部群众共同承受的，现在的人很难想象吧？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大龄知青的婚恋问题就像开闸放水一样涌现出来，徐工的女儿据说与外单位资料室的一个搞复印机的谈上了。当时复印机是台大家伙，复印出来的还要过显影这关，所以要有专人。

这天很晚了，还是小彭过来透露最新消息：“徐工的女儿被打了，打人的还没走，现在还在院子外面闹呢！”原来这个男的是已婚的，瞒着徐家谈起了恋爱，被家里的老婆跟踪过来。她不抓自己家的西门庆，反倒揪住了小徐满口脏话又骂又打。

从此食堂排的队中再也见不到无辜的徐家姑娘了。

冬天，恢复高考的喜讯立即振奋了返城知青和家长，我也把自己带来的“初等数学讲义”和“数理化自学丛书”捐了出去。因为我是师范学院毕业的，还被街道组织去上了两个月的高中数学物理辅导课，周日下午讲课带答疑。义务的，有感谢信送到我单位。

我注意到角落里有个女孩很像徐工的女儿，她包头巾戴口罩，远远地低头写个不停，从不提问，下课便走。

1978年几乎家家都有子女录取的好消息，“包打听”小彭打听到，徐工的女儿录取在北京科技学院。因为响应北京市委书记林乎加的扩招呼吁，校舍紧张，所以暂时不收住校生，只收北京市区的，这样分数降低了一些。

真是个好消息！我知道她一定得提前两个多小时出门，因为要从东边的和平里坐公交到西边的海淀。春天的风沙、冬季的冰雪，都不能阻挡一个经历过苦难的知青求学的决心。“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是上过山下过乡的知青心中的信念！

去看望我的同事时有时还能见到他们的子女，我就会打趣地说：“再叫我一声叔叔。”

全国各地的知青都是共命运的兄弟姐妹，看到他们就想起了自己，大家走过的路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