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中江县的红色暴动

无为

中江县红色基因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在广袤的国土上，中国共产党人引领劳苦大众掀起"吃大户"斗争：党组织发动抗粮、抗捐、抗税、抗高利贷运动，穷苦民众自发聚集到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家中开仓分粮，还押着地方老财亲自下厨备餐，与民众共享"分粮宴"。这种斗争形式在一定区域内此起彼伏，地主老财为求自保，只得笑脸逢迎。

四川中江永太镇文家桥曾爆发农民暴动"吃大户"，为何偏偏发生在六松乡文家桥？源于中江县早期共产党人戴资杰在家乡深耕革命宣传，奠定了深厚群众基础，。

1930年10月25日（农历庚午年九月初四），四川德阳广汉爆发著名的"广汉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掌握革命武装、探索军事斗争的重要实践——在北伐战争、顺泸起义相继受挫后，中共四川省委与川西特委将革命重心转向岷江流域，以广汉为中心策划了这场武装起义。

广汉起义失败后共产党人并不气馁，四川的革命烽火到处燃烧！在与广汉相邻的中江县也相继爆发了中国共产党人戴资杰，文希宇等同志领导的中江县会棚暴动，永太文家桥暴动，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也沉重打击了中江县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有力支援了红四方面军入川及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中江县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一直在中江境内活动，直至解放战争时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解放中江。中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20年的艰苦卓绝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一、永太镇六松乡文家桥红色暴动

现四川省中江县通济镇（原六松乡）文桥村(二00年前属永太区管辖)，小地名水浸垭，歪塔寺，原名称文家桥村，中江县760个行政村中唯一的一个以文姓姓氏命名的行政村，文桥村的来历是因村委会驻地300米处有一座由文姓族人集资修建的一座石拱桥，称之为文家桥。文家桥建在小东河上游同缘河上，长10米，宽4.2米，东西走向的桥两端是河流冲积带形成的平坦肥沃的小坝区，方圆六里许四面环山。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四川人口稀少，清政府鼓励大量湖广民众移民，此时“湖广填川”时一支文氏族人从湖南来到这里繁衍生息。

据尚存完好的文智现的墓碑铭文载：“清康熙年间，入川始祖文福智弃楚迁蜀在此落业。祖籍属江西省吉安府太和县鹅颈大邱发枝处人氏。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年）迁楚南宝庆府西路尘四都，地名高田铺株木桥石洞充承村”。

这里的入川始祖文福智选择这里是有山有水的平坦小坝区，文氏族人丁发展速度较快。就在这块平坦肥沃的土地上，在这片红色区域上，因有共产党人戴资杰及同志早期在这一带宣传革命，赤化六松，有更广为深厚的群众基础，广大文氏族人参与了这场惊天动地的切不平凡的事件——那就是“文家桥暴动”。

二、文家桥风云：中江县共产党人领导一场热血铸就的武装暴动

在 1933 年 11 月中旬，彼时的华夏大地正笼罩在黑暗与动荡之中，反动势力肆虐，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在这艰难的时局下，文家桥这片土地，却悄然孕育着一场即将震撼反动统治根基的风暴。戴资杰、干希宇与县委的其他负责同志，怀揣着解放民众、推翻压迫的坚定信念，精心筹备着文家桥农民武装暴动。他们日夜谋划，组织力量，串联群众，为这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着细致入微的准备，期望能以星星之火，燃起燎原之势，为当地民众开辟出一条光明之路。

11 月 19 日拂晓，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寂静的文家桥被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打破。数十名如狼似虎的保安队队员，如鬼魅般突然降临文家桥，展开所谓的“清乡”行动。在这次突袭中，忠诚的党员文信彬不幸被他们抓捕。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如同一颗重磅炸弹，让县委机关瞬间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敌人的这一行动，无疑是察觉到了些许风声，企图扼杀尚未爆发的革命力量。若不及时采取行动，县委机关很可能遭受毁灭性打击，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面对如此危急的形势，县委当机立断，迅速决定组成暴动临时指挥部，提前发动武装暴动。指挥部下达了一系列果敢而坚定的指令：首先，要不惜一切代价营救被捕的同志文信彬，他是党组织的宝贵财富，绝不能让他落入敌人魔掌；其次，要全力夺取永太团防队的武器，武装自己，增强暴动力量；最后，要一举攻占永太场，以扩大革命影响，给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

随着信号划破清晨的长空，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武装暴动如火山喷发般爆发。手持简陋却充满力量的刀矛、棍棒等武器的 3000 余名暴动群众，如汹涌的潮水般迅速从四面八方涌向文家桥。他们眼中燃烧着对压迫的愤怒，心中怀揣着对自由与公正的渴望，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场伟大的抗争之中。

上午九时，战局迎来了转机。英勇的游击队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无畏的勇气，成功救回了文信彬。此时，戴资杰与指挥部的其他领导迅速根据局势变化，决定改变行动计划。他们深知，战斗的形势瞬息万变，必须灵活应对。于是，戴资杰带领着这支充满激情的暴动队伍，来到了保长曾万一家。曾万一是当地臭名昭著的恶霸，平日里鱼肉乡里，压榨百姓，积累了大量不义之财。

戴资杰等人进入曾家后，在一番仔细搜查中，搜出了众多粮款借约。这些借约，是曾万一剥削百姓的铁证，每一张都浸透着贫苦大众的血泪。戴资杰当众将这些借约一一烧毁，熊熊烈火吞噬着剥削的罪证。看着这一幕，暴动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欢呼声如雷般响彻云霄。他们压抑已久的愤怒，在这一刻得到了尽情释放；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场烈火中，被重新点燃。这场发生在文家桥的武装暴动，虽然面临诸多变数，但凭借着领导者的果断决策和群众的英勇无畏，成为了那个黑暗年代里，百姓反抗压迫的壮丽篇章，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1933年，干希宇被组织调到中江，在中江县委具体负责军事工作。后来，县委负责人罗洪恩被捕，形势变得非常紧张，但是，为了工作的开展，干希宇不顾个人安危，继续肩负起县委工作重担。他带领同志们继续战斗，积极开展农民工作，发动农民抗粮抗捐。不久，省委批准另组中江县委，新县委由七人组成，要求必须有四名工农分子参加，由干希宇任军事部长。在省委指示下，干希宇深入群众，筹集武器，准备组织暴动。这年冬，文家场农民在党组织领导下，手拿锄头、钉耙、大刀开始了暴动。暴动队伍声势浩大的行动，刺痛了反动当局的神经，军阀田颂尧闻讯后，派队伍迅速赶来镇压，由于干希宇指挥得当，暴动群众迅速转移，没有造成伤亡。1934年冬天，由于形势变化，干希宇被迫从中江撤离，转移去了重庆隐蔽。1933年6月，中共四川省委对中江县党组发出发动游击战牵制国民党兵力，支援红四方面军创建新苏区的指示。10月，中江县委召开常委会，决定组织武装袭击反动豪坤，组织农民协会会员和赤卫队员继续开展抗捐、抗粮、抗苛捐杂税、抗高利贷的“四税”斗争。

11月18日，中共中江县委举行第四次常委会，会议决定贯彻“赤化全川”的计划，在中江县内悦来镇、永安镇（牛场）等地开展农民运动，搜集武器，伺机在文家桥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夺取保安队枪支，强攻附近的永太场（现为永太镇距县城12公里），营救抗粮、抗高利贷被抓的群众，到乡保长，乡绅家破仓分粮吃大户。

以武力对抗地方政府和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二师强征的各种捐税；并计划在武装暴动后派人到川内的通江县、南江县、巴中县与红四方面军联系，寻求红军支持将中江县游击大队拉上龙泉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在二十九军心脏地区开展大规模游击战争。当日晚，中共中江县委书记钟炳荣和游击大队长干又素在地下共产党员艾荣清家中研究文家桥农民暴动问题后留宿艾家。

19日凌晨，艾荣清带游击队员巡逻时获悉县团防队包围了共产党员文信彬的住宅，并抓走了文信彬，这威协到县委机关安全。艾荣清及时向县委书记钟炳荣等报告。钟炳荣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县委机关和附近群众向徐家堰（附近一处小地名）转移，在文家桥立即举行武装暴动。钟炳荣命令游击大队长干又素发出武装暴动的信号，调动地藏寺（通济镇境内，现为地桩村驻地）农协会会员赶来支援。

顿时，文家村四周锣鼓四起，文家桥附近（五公里之内）的地藏寺，白庙寺，徐家堰等地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游击队员、农协会员共3000余人，迅速向文家桥集中，文家桥暴动开始了。钟炳荣、干又素、李晓南、向若洋等县委委员组成暴动临时指挥部，并作出发动群众抗粮、抗捐、抗税、抗高利贷，营救共产党员文信彬等人的决定。干又素、艾荣清、张荣昌带领游击队员向团防队追击前进，经过短暂战斗，文信彬等人救回，团防队见势不妙就向中江县城方向仓惶逃去。

指挥部见大量暴动群众涌向文家桥，决定改变原定计划，带领手执梭标、大刀、棍棒的游击队员和暴动群众去找当地恶霸曾万一算账。曾万一（解放初被人民政府镇压）吓得匆忙逃走，游击队员仅抓住县团防队派到文家桥监视群的两个暗探。暴动临时指挥部成员和几个游击队员进入曾万一家，搜出一大箱田契、借约、剥削账。指挥部开会决定立即当众烧毁，游击队员和暴动群众看到一本本剥削账被投入火堆化为灰烬，无不拍手称快。

到了中午时分，暴动群众在曾家正准备开仓分粮吃大户时，远处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负责在县城监视二十九军二师、县警察局、县团防队动向的游击队员跑步前来向临时指挥部报告 ：县警察局、永太民团、二师驻军数百余人全副武装，气势汹汹向文家桥扑来。游击队员捉住的两个暗探趁机制造混乱逃脱，形势万分危急，武装暴动的最终目标难以实现。由于指挥部缺乏经验，未能采取紧急应对措施，仅决定游击大队掩护暴动队伍向安全地方转移。干又素、艾荣清、张荣昌接受暴动临时指挥部命令，率领游击队掩护群众迅速离开文家桥。

在转移途中，暴动队伍被军警、驻军和团防队冲散。妇女会会员文刘氏（文信彬之妻）用棍棒打伤一团丁，被追来的军警枪杀，两个农会会员负伤，其余参加武装暴动的群众未遭受重大损失……，文家桥暴动未能取得最后胜利。

文家桥农民暴动发生后，中江县反动当局和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二师师长曾南夫派军警、团防队数月坐镇文家桥，大规模地“清共”、实行十户连坐，抓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农民运动骨干数百人，中江县的党团员、农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三、六松乡文家桥暴动的经验教训及影响

永太镇六松乡文家桥暴动是中江北部地区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发起的抗粮、抗税、抗捐、抗高利贷为主要内容的武装斗争。虽然党组织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领导暴动的共产党员，农会干部经验不足，指挥不当，暴动的目标未能完全实现，但他们是中江广大农民群众在党组织领导下团结起来，武装反抗国民党蒋介石独裁政府和地方反动统治的一次重大尝试，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斗争热情。

正如中共四川省委会机关报《共产党》载：“成都不远的中江地方有上万的抗捐军……”，成都一带的军阀简直无法镇压，该地方的团正、保甲长、收款委员、发财人多被群众拿获处决，有的打得四处逃窜”。

文家桥暴动也是中江党组织策应红四方面军入川和川陕苏区反围剿战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武装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阀、地方反动当局及其帮凶的嚣张气焰，有力地支授了红军和川陕苏区。

1933年10月12日，中共四川省委在《关于游击战争和地方暴动的决议》中指出：“……三台、中江、顺庆都在升钟寺总结之下停止组织暴动，……发动游击战争，农民暴动和地方暴动是四川党目前工作之一。③ 这充分肯定了中江地下党前期的工作成绩，也是中共四川省委向中江等地党组织明确提出下阶段的工作任务。

文家桥暴动锻炼中共中江地下党党员、共青团员、农会干部和广大工农群众。这次斗争积累的经验，对后来中江及全川的工农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四川省委红五月工作决议》中，中共四川省委号召全川人民“要利用中江抗粮、抗捐的经验，领导群众起来杀提款委员，捣毁收捐收税机关，组织'四抗军’发动武装抗争，领导贫农饥民实行'吃大户’分粮以及抗债斗争等”。④ 这次暴动后，附近的通济镇、回龙镇、三台县的金石镇（原大石缸）、罗安镇（原名观音场）等乡镇与中江相邻的德阳、罗江、金堂等县也相继开展了类似农民武装斗争。

文家桥暴动发生过程中，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从敌人手中救出了共产党员文信彬。由于暴动指挥部的领导缺乏经验，组织指挥不当，加上县城的驻军、警察局、团防队和离此地最近的永太场保安队数百人扑向文家桥对暴动队伍实施镇压，使武装暴动的最终目标难以实现。

在敌强我弱的危急紧要关头，游击大队服从暴动临时指挥部的命令，迅速掩护党团员、农协会的会员，组织群众有组织地向安全地方转移，避免了党、团组织和农协会组织遭到重大损失。游击队的活动也暂时转入地下活动，在中江县北边一带的龙泉山活动。

由于龙泉山脉距中江县城较近不超过40华里，游击活动频繁，相继又发生了会棚暴动使中江县城及周边数县的反动当局异常恐慌。趁此机会，中共中江县委的文信彬、艾荣清、张荣昌等领导率领游击队，在党的领导指挥下与敌人展开周旋，昼伏夜行、出其不意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他们时而割断电话线，时而炸毁敌人的交通设施，时而袭击县城驻军和团防队的驻地，时而载击敌人的运输队；时而惩罚恶霸地主开仓放粮，……搞得驻军和地方政府疲于奔命，且一无所获。

在艰危的形势下，文家桥暴动临时指挥部一班人员，接到了中共四川省委和中江县委的通知 ，让参加过文家桥暴动的农会会员和民众积极分子统统登记造册，编为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游击大队，有组织地居住在中江县城西北的龙泉山、西眉山一带的深山丛林中，继续坚持“四税”斗争。从1933年6月到1934年2月，持续半年多时间的文家桥暴动这才真正结束。

文家桥暴动结束后，中共中江县委对此非常重视，一个月内连续召开五次常务委员会议，做出了《关于政治、组织路线和群众斗争的总结》。

⑤ 于1934年2月28日呈报给四川省委。重点强调了“文家桥斗争后的组织工作，组织路线（五次常委会议通过）经过文家桥斗争的客观形势，更进一步地促进了群众经白色恐怖的压迫和改良主义的欺骗，而仍就是热烈的要求继续斗争。游击大战爆发在即，证明革命危机的更加成熟。因此，应抓紧每一政治事变，从而不断发动群众日常生活斗争，从加紧扩大政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