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江城武汉在吴官正主政下,率先打破桎梏,开鱼市之先河。一时间,长江汉水鲜味涌向市井,其影响如涟漪般扩散全国。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至今难忘改革者披荆斩棘的胆识。今将这段鲜活的改革往事细细道来。</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i>一,体制之困:统购统销的“两条线”枷锁</i></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改革前的武汉水产体系,是计划经济时代典型的“两条线”管理模式:*生产端:由市水产局统管全市渔场生产,下达指令性养殖计划,鲜鱼捕捞后需全部上交国家调拨;*销售端:市商委下属的水产公司独家垄断流通,按计划将冻鱼配给各菜场,市民凭票购买。这种体制导致荒诞现象:如洪湖渔民清晨捕捞的活鱼,需先运到水产公司冷库冻僵,再配给到仅隔一条江的汉口菜场。“活鱼变死鱼,鲜鱼变臭鱼”成了市民的顺口溜。1983年统计显示,武汉人均吃鱼量仅6.3公斤,不足广州三分之一。</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i>二,吴官正决策背后的多重考量</i></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吴官正同志在推动鱼市放开的过程中,展现出了极具前瞻性的战略思维和务实作风。他的决策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关健因素:</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一)民生为本:解决群众“吃鱼难”问题。吴官正常说“改革不是为改革而改革,而是要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他多次微服私访菜市场,亲眼看到市民排队抢购冻鱼的场景。一位太婆的话让他印象深刻:“市长啊,我们武汉人守着长江,却吃不到活鱼,这是么道理?”在市府会议上,吴官正反复强调“'菜蓝子'工程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武汉作为千湖之省的首府,市民们吃不上活鱼,我们这些当领导的脸上无光。”</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二)经济考量:打破体制束缚,释放生产力。吴官正敏锐地意识到,统购统销体制严重制约了渔业发展:*生产端:渔民没有积极性,因为无论产量多少都只能按计划价格卖给国家;*流通端:层层审批和运输导致效率低下,损耗率高达30~40%;*销售端:国营菜场垄断经营,缺乏竞争,服务质量差。他算了一笔帐“如果把中间环节砍掉,让渔民直接对接市场,不仅市民能吃到更新鲜的鱼,渔民收入也能提高,国家还省去了巨额补贴,这是三赢。”</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三)政治智慧:在改革与稳定之间寻求平衡。吴官正深知,放开鱼市涉及利益格局调整,必须稳妥推进:*策略上,采取渐进式改革,先在个别区域试点,再逐步推广,避免引起大的震动;*表述上,将“市场经济”等敏感词汇替换为“计划调节下的市场补充”,引用陈云的“大计划,小自由”的论述,减少改革阻力;*方法上,注重数据说话,用价格下降,供应增加等实际效果来说服反对者。他曾私下对我们说“改革要讲策略,不能蛮干。我们要让事实说话,让老百姓的满意来说服那些保守的人。”</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四)个人经历的影响。吴官正早年在江西工作时,就深刻体会到计划经济的弊端,他后来回忆说:“我在农村看到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因为统购统销卖不上好价钱,心里很不是滋味。这种体制不改,老百姓永远富不起来。”这种基层经历让他对市场调节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也成为他推动武汉鱼市放开的重要动力。</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i>三,吴官正的破局之道</i></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一)凿开体制裂缝(1984年9月)。在计划单列市获批后,吴官正召集水产局与商委开联席会。商委的代表拍桌子:“统购统销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吴官正突然问:“优越性就是让群众吃臭鱼?”他当场展示两份文件:*水产局的《鲜鱼运输损耗报告》(损耗率40%);*商委的《冷库维护费清单》(年耗电费相当于20万斤鲜鱼价值)。“两条线变成扯皮线,必须砍断!”他当场拍板成立“产销直通专班”,由市水产局负责对接渔场与菜市场试点。</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二)迂回战术(1984年12月)。为规避“取消统购”政治风险,吴官正创造性提出“双轨制过渡”:*计划轨:国营渔场仍上交30%产量保军需和特供;*市场轨:充许集体渔场将70%鱼获直卖给个体贩子。他在方案上批注:“这叫‘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符合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该表述成功获得省委默许。</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三)决战时刻(1985年3月)。当商委向省里告状“破坏社会主义统一市场”时,吴官正带着市府办和市水产局的同志连夜整理三组数据:*价格对比(放开后鲫鱼零售价下降18%);*供应量对比(日均活鱼上市量从4吨增至27吨);*市民投诉量对比(下降92%)。报告直送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最终促成国务院特批武汉为“水产流通体制改革试验城市。”</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吴官正后来总结这段经历时说:“改革就是要敢于打破不合理的条条框框,只要对老百姓有利,再大的阻力也要闯。武汉鱼市的放开证明,市场一活,满盘皆活。”</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i>四,市水产局的作为</i></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市水产局作为市政府职能部门,始终勇立改革潮头,坚决落实吴官正同志推动的“放开鱼市”改革。主动作为,打破计划经济思维,率先在全国推行水产品市场化改革;深入调研制定方案,协调部门建立调控机制,培育市场主体激发活力,做好政策宣传引导。这一改革开创了全国大城市放开鱼市先河,既丰富了市民“菜蓝子”,更推动了渔业市场化转型,展现了政府部门在改革中的担当与作为。</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与此同时,笔者在局党组及高士荣同志(主持工作)直接领导下,就落实吴官正“放开鱼市”改革,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985年7月,撰写“武汉市放开水产品市场”通讯稿发表在《中国水产》杂志。随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该通讯稿,并配发短评。该通讯稿后被《中国水产》载于年度大事记予以记载。湖北省水产局将该通讯稿编入《湖北水产文集》。随后,笔者撰写的《养鱼专业户》一文,编入当年《武汉经济年鉴》,并评为三等奖。</span></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i>五,尾声</i></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江水汤汤,流过年年岁岁。而活鱼,终究是要游的……</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凡尘倦客乙巳立夏于武汉</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