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普济圩

梅子

离开欢送的人群，大卡车载着我们一百多位青年，一路颠簸到了安庆。由于要搭乘第二天一早的大轮，我们在码头附近住了一晚，具体什么地方现在已经记不清了。父亲带着少不更事的弟弟，亲自驾车护送我们到安庆，次日凌晨码头上就此别过，此刻，心中顿然泛起丝丝不舍。

14日清晨，我们搭上“东方红”号大轮，顺流而下抵达铜陵港，又换乘机帆船到铜陵对岸的白埂码头。在这里，我们将被分配到二分场的九连或三连。六安当年是地县制，父母属地区管辖的子女分到九连，父母是县政府管辖的子女分到三连。我们父母同在一个单位的17位，本该分到九连的，为了平均人数，最终被分到了三连。于是，拖拉机又载上我们一路尘土飞扬来到了位于红阳河畔的三连。至此，我们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兵团”战士。

大约半个小时到达连队，扔下行李下了拖拉机，不见彩旗飘飘，更未闻锣鼓喧天，连长和指导员简单地致以欢迎后，我们女生被安排到了连队的大礼堂。空荡荡的礼堂，一道道残光透过墙壁上高高的窗户射进来，几页快要脱落的窗叶时不时地吱呀作响，仿佛是在以这种方式欢迎我们的入住，黄泥地面上事先铺好了厚厚的稻草，几十位姑娘打开铺盖席地而睡。这一晚，由于连日的舟车劳顿，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只剩下我们与这片土地的初次相遇，踏踏实实地感觉美梦终于成真。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当年参加工作是先发工资后干活，15号前报到领一个月工资，15号后报到只能领半个月工资。我们是14号到连队报到的，所以领了全月的工资20元，农场粮票40斤，另外还有几角钱的粮差补贴。第一次领到属于自己的工资，战友们别提多高兴了，忘却了不适和疲惫而欣喜若狂。

第二天清晨，连长便召集我们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主要宣布班排人员的分配情况。我被分到了三排某班，班长是比我早两年来农场的上海知青吴秀英。她气质温婉身形娇小，没有上海女人的嗲里嗲气，和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待人真诚心灵手巧，不仅农活做得好，而且裁剪、编织、刺绣样样精通。在与她相处的日子里，耳闻目染中我也学会了绣花和织毛衣。

农场地处长江沿岸，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5月中下旬正值早稻扦插的季节，编入班组后便跟着老战士们下田劳作。第一次赤脚踩在田埂上，杂草上的小刺扎在脚心，疼痛难忍，我弯腰望着脚下，深一脚浅一脚，不知所措。吴班长见状笑着对我说：“挺起腰板，两眼向前看，大胆地快速往前走。”这一招果然见效，没几天我便能在田埂上健步如飞。

农场的前身是省公安厅劳改农场，这里除了原来的管教干部，就是早我们来连队的上海知青，协助干部搞管理的是刑满就业人员，俗称“三老板”（他们中不乏冤假错案的受害者，是特殊年代的牺牲品）。其中有两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负责田管育苗的广东人，身高体壮，性情豪爽，人称“大力士”，播种育秧技术娴熟，他扒蛇皮吃蛇肉，那种野蛮劲让我们望而生畏；另一位做统计的安庆人，博学多才，气质儒雅，为人谦卑，做事细腻，每天负责分配各排的工作，记录作业进度，是连队领导的好帮手。

由于我父母所在单位也属公安系统，从小目睹的都是他们的卑微，不能说在这些人面前多么的趾高气昂，最起码也轮不到他们指手画脚。没想到，来兵团却要甘拜于他们的领导与指教，心理的落差可想而知。但在长期的相处中，关系逐渐融洽，潜移默化中他们多人成为知青亦师亦友的好兄长。

春耕在日复一日地进行着，拔秧插秧的重复劳作让我们感觉枯燥乏味，梦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渐渐磨平了初来时的那份激情。每天面对无尽的田野，梦想似乎被这片土地吞噬，只剩下疲惫和对家的思念。

10天后，终于盼来到连队的首个休息日，我们10余位战友相约来到长江边，望着江面上来往穿梭的大轮，感觉我们是被它遗弃的孩子。这时，不知道谁低声吟唱：“啊，南京，我可爱的故乡，啊，南京，何时才能回到您的身旁……”，歌声如导火索，想家的情绪迅速被激发，战友们终于忍不住，相拥在一起嚎啕大哭。

远航的大轮捎不去我们的问候，

滚滚长江水带不走我们的思念。

良久，我们擦干眼泪彼此交换着眼神，极力掩饰着各自内心的不平静，伫立在江边久久不愿离去……

这就是我们初入普济圩时最真实的感受——对家的思念和对未来的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