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黔北大山五十年——上海72届三线知青的青春与使命

在水一方

2025年是航天十院（前身〇六一基地）“上海72届”职工进山五十周年。这段历史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特殊政策背景。

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正经历着内忧外患的严峻考验。国际局势的紧张与国内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催生了“三线建设”这一国家战略。1964年，毛泽东主席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决定在西南、西北等内陆地区建立战略后方工业基地，以应对可能的战争威胁。

贵州，这片“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黔北大地，因其特殊隐蔽的地理环境，成为国防工业三线建设重点区域之一。

上海，作为中国工业的摇篮，承担了支援三线建设的重任。1970年11月随着“上山下乡”政策的调整，上海对初中毕业生实施以兄姐去向为依据，决定“四个面向（到工矿、农村、外地或本地）”的分配政策。

1972年，为支援三线建设，上海安排1.8万名大（小）三线招工指标，其中，大三线1.1万名。

大三线的1.1万名招工指标，统称“外地工矿有去向培训学徒工”。其中，贵州省〇六一基地4000名。

从档案资料获悉，1971年9月上海市劳动局与市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办公室从贵州回来，联合向上海市委和上海市革委会呈报《关于安排“〇六一”基地招收知识青年的情况报告》。该文件建议市委主要领导约请〇六一基地负责人赴沪，专题协商贵州插队上海知青招录事宜。

该报告中说，贵州省认可招录方案但存顾虑。全省在黔上海知青约9000人，少量招录易引发群体思想波动；单一招上海知青存在政策解释困境（建议酌情吸纳本地知青）；农村劳动力调配需统筹研究。〇六一基地（军管会）意见：上海包建〇六一基地计划支内技术工人1.5万名，现到基地近7000人。强调这次4000名招工指标系补充上海包建单位支内技术骨干缺额；上海知青分布27县，就地招工面广量大、力所不及。

上海市委领导阅批：该事项需与空军司令部（时管辖〇六一基地）及第三机械工业部协调处理。

上海68届知青梁丽珠保存至今的〇六一基地1971年5月的招工录用通知书。

上山下乡“一片红”运动，使得动员支内工作遇到困难；贵州插队知青，生活难以置信，需要想法予以解决。1971年基地根据要求开始招贵州当地上海知青，不仅工作量大，而且新的招工，无法满足基地生产需求（缺有技术的工人和配套工种）。于是有了空军（军管会）与三机部要求上海按照包建要求支援（培训）技术工人和配套工种。这就是4000名“上海72届”招工指标的由来和进山的使命。

（注：上海支内人员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技术工人、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

1972年12月，我们静安区分配到〇六一基地的十六七岁的知青在区革委会的会议室，听军管会领导的情况介绍。当提到“贵州每年有长达五个月的雨季”时，台下顿时响起一片惊呼。领导急忙解释：“瓢泼大雨是没有的！”但我们心中仍充满忐忑。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从未离开过上海，对贵州的认知仅停留在“穷山恶水”的传闻中。

根据内地三线建设的需要，1975年上海4000名72届，在完成上海学徒培训任务之后分批奔赴贵州黔北。

出发前，每个家庭都在为远行的孩子准备行装。当时计划经济，物资紧缺，计划配额的一只三夹板木板箱、一个纸屑板被头橱，成了大家支援三线建设仅有的家当和标配。

1月28日，3417和3427医院的38名医护人员在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山卫校和上海市第二医学院瑞金卫校完成两年学习任务之后，作为首批赴黔知青，踏上了开往贵州的列车。当火车驶离上海站时，站台上哭声一片。有人回忆：“我们挤在车厢里，没人说话，只听见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

4月6日第二批，主要是后勤部门的技术工人。乘坐增开的专列，全部挂的是当时的“工农兵车厢”，即全部是坐铺，但晚上座椅翻下，就是上下铺位。专列经湘黔线，辗转整整4天多，于晚上9点抵达遵义。

当晚的遵义火车站灯火通明，人山人海。大家跟随接站的领导，纷纷登上各自单位的厂车，离开火车站。

厂车，借着夜色，沿着崎岖的山路一路前行。到了厂里，望着漆黑的夜晚，零零星星的灯光，大家相互对视，满脸疑问，“这就是军工保密工厂？”

12月，大批一线技术工人分七批离沪。各厂由主要领导带着工作组，赴沪接人。各厂赴遵义的新职工每10人为一组，每组配2张卧铺票。

新开通的湘黔铁路，使沪黔路程缩短，但还是要两天两夜。

大批青工进山到厂被安排至宿舍或临时仓库。冬季，山里寒冷，厂里为每个人配发了一床草垫。有的人回忆：“第一次见到草垫子，我们怕有虱子，全扔了。结果半夜冻得发抖，又偷偷捡回来。

夜深思乡，女工宿舍里，哭声在深夜回荡。但天一亮，随着嘹亮的军号声在山谷中响起，新的“航天三线人”，擦干眼泪开始迈向了新的未来。

1976年，061基地共青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贵州凯山”这个代号，逐渐成为我们心中的荣耀。

在首批三线创业建设者引领下，我们扎根黔北，刻苦钻研，为航天事业奉献青春。

我们见证了中国国防工业的崛起，亦书写了自身不平凡的篇章。

1984年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第35个国庆节。这一天，中国第一次公开展示了自己制造的各种型号的导弹。当电视镜头扫过导弹方阵时，我们不少人激动地指着电视大喊：“看，这就是我们的‘凯山红旗’！”

半个世纪过去，当年的上海知青大多已白发苍苍。有人选择扎根贵州，有人退休后回到上海、苏州木渎，但“三线人”的身份始终刻在骨子里。

虽然原来的基地机关大院、办公大楼和一些工厂企业已被列为了文物保护单位和工业遗产，但它们仍然在那里无声诉说着那段激情燃烧的三线岁月。

五十年，黔北的群山记住了我们的脚步，黄浦江的波涛见证了我们的远行。从“备战备荒”到“航天强国”，从“三线建设”到“中国制造”，我们这群人用青春在深山里书写了一部共和国的工业史诗。

我们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跌宕，更是一个国家在艰难中崛起的缩影。

今天，当“贵州凯山红旗”的导弹直指苍穹，当上海的霓虹照亮夜空，这段山与海的对话仍在继续——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但有一点没变——航天精神，永远要扎根在最需要的地方，永远值得奔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