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秦代的“义”，在理念上更是上升到了人的道德标准和治国的基本准则这样一个高度，从先秦的萌芽、发展到这时候才是真正奠基，形成了一整套的思想体系。当时的《吕氏春秋》在《孝行览第二·义赏》《离俗览第七·高义》《慎行论第二·无义》这三篇里，反复申明“义”是治国和处世的一个核心价值观。“义”是“百事之始，万利之本”，智慧高明的君子自然懂得“动必缘义，行必诚义”的道理，一言一行都要根据“义”的原则来，无论命运穷通都不会背离道义的准则。因此，孔子谢绝了齐景公赐给他的廪丘这块食邑，墨子不接受越王答应给他的吴国故地阴江边上三百社，其主要原因就是齐王和越王都没有采纳他们两人的主张，不会真正施行他们的治国方略，而只是看中他俩的社会声望和文化地位，就开出了具有诱惑力的聘用条件。孔子和墨子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都认为我并没有对你们国家做出贡献，如果接受这些看似丰厚的条件，就与“义”不合，所谓的“无功不受禄”，做人不能因为贪图利益而损害道义。</p> <p class="ql-block"> 而智慧平常的人认识不到“义”的重要价值，所以不明事理，不明事理就只知道追求私利，追求私利就会损害公义，损害公义就不会被人信任，这样的话，人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生活变得不可依靠，也无法持久。秦国的公孙鞅因为欺骗、诱捕了自己的好兄弟好朋友——魏国的公子卬，所以在卸任之后举家逃到魏国而不被接纳。赵国的续经跟着好朋友李欬投奔到卫国，却向卫国告密抓走了李欬，后来续经在赵国做官一路升迁，做到了五大夫，但人们不屑于和他同朝为官，他的子孙后代都交不到朋友。背信弃义、卖友求荣，在那个时代为人所不齿，被人看不起，是难以在社会上立足的。因为那是违反人性的做法，在伦理道德上是要受谴责的。</p> <p class="ql-block"> 不妨以自然现象做类比，自然界春荣秋枯的背后，有一种支配的力量“道”在持续运行，所以才有月落日升、花开花谢。同样的道理，天下老百姓扬善去恶的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也需要赏罚分明的国家制度去引导，而其中赏罚的准则就是道义。只有建立起道义的准则，并且不断地去彰显它、弘扬它，老百姓才会把道义当作人的本性一样去固守它，转化为内在的自觉性，成为生活的一种习惯和习俗。从前晋文公与楚国交战的时候，分别咨询了舅舅狐偃（字子犯）和大臣雍季，舅舅子犯主张用兵不厌诈的方法来打仗，而雍季认为诈骗可以暂时成功得到利益，而不是长治久安的根本策略，就像竭泽而渔、焚草而猎一样，第二年就捕获不到鱼和猎物了。晋文公采纳了舅舅子犯的建议打败了楚人，却在回国之后重赏了雍季，认为他的功劳远在舅舅子犯之上，因为百世之利总是胜过一时之计。孔子听到这件事后大为赞赏，他认为晋文公重重奖赏尊崇道义的贤能之士，表明他治国理政是将“义”作为最高准则的，就凭这一点，足以称霸诸侯。《吕氏春秋》的叙事模式，明显渗透了“议论”抒怀的成份，直接表达编撰者的观点和看法，这虽然是延续了诸子散文举例、譬喻说理的传统，但也为文学叙事创新方法提供了一种可能，为后来的“全知视角”和“复调叙事”打下了伏笔。而在叙事内涵的深化上，《吕氏春秋》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典型历史事件，实际上都在强调一个道理：如果治国理政时，君臣都在“义”字上做谋划、做文章，那么就非但会得到大臣们的认可，而且还会赢得全天下人的认同与拥戴。</p> <p class="ql-block"> 这也就是汉代司马迁对“仁义”所下的定义：解救别人的危难，而坚守做人的信条，决不背信弃义。他在《游侠列传》中塑造的郭解形象，写得十分精彩，我个人的体会是，在关公出现之前，郭解就是社会上排难解纷一言九鼎的“郭大侠”，他是“义”的代表，“义”的化身。这篇人物传记中有三个片段，如同立体之三维，折射出郭解这位侠义之士的高风亮节。应该说郭解行走江湖，很有威望，很有人脉，也很有势力。他的外甥跟人家斗酒，对方酒量不行，实在喝不下了，他还一定要强行灌人家喝，对方吃不消了，生气起来拔刀杀了郭解的外甥，然后就逃走了。郭解的姐姐愤愤不平，对外宣布，以我弟弟这样的义薄云天，在地方上这样的声望，居然让人杀了我的儿子，还找不到凶手！于是将尸体停在大路上，不安葬，想要以此羞辱兄弟郭解，不是都说你路数广、名头大吗？人家干掉了你的外甥，却连凶手都抓不到！郭解就派人暗中打听到凶手的住处，凶手感到有压力就主动来归案，将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了郭解。郭解对他说，你迫于无奈杀我外甥理所应当，是我外甥理亏。于是放走了那个凶手，收了外甥的尸体将他安葬了。大家听到了这件事，都知道郭解明明有实力但没有仗势欺人，而是明辨是非，秉承公正的立场处理亲外甥的事情，更佩服他讲道义不徇私的做法，追随他的人更多了。</p> <p class="ql-block"> 不仅如此，郭解曾经在自己的家乡碰到一位“箕倨视之”的怪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个刺儿头，见到郭解非但不回避，反而叉开双腿像簸箕，傲慢地注视着郭解，这是一种极不礼貌的行为举止，带有一定的挑衅性。郭解手下的人准备灭掉他，郭解说，千万别，别动手。我自己家乡的人都不尊重我，这是我的道德还没修炼好，不是他的错。郭解不准手下人为难他，并且暗中叮嘱官府照顾他，免除他的劳役，不要激化他对社会的仇恨感。当这个傲慢的人了解到，自己多次免除劳役都是郭解帮忙的事情真相后，主动到郭解那儿负荆请罪。年轻人听说后更加仰慕郭解的豁达大度、侠义心肠了。在这里，《史记》的文学叙事特色有了充分的表达，白描手法、细节刻画和间接描写（少年追随），使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融为一体，令郭解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栩栩如生，过目难忘。这才是教科书级别的文学叙事。接下来的故事情节，是郭解为洛阳的两户仇家调解了矛盾，却不居功，当夜离开，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将调解的功劳归于乡里的贤士大夫，给当地人面子，送给当地社会名流一个大大的人情。这样一种急公好义、排难解忧、不计名利的做法，颇有“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侠义风范。在郭解的身上，确实有一种之前没有过的明是非、宽容人、淡名利的侠义文化内涵，有一种个性气质的辨识度，有一种令人肃人起敬的侠义大哥的精神气度，在关公出现之前，郭解应该是侠义道上的精神领袖。</p>